行走的風景，漂泊的萍
一個隨緣漂泊的女子，一片不斷行走的風景……
第五章：
《知音》，給了我光榮和夢想
71 【一棵無根的萍草，能夠逆流而上已經十分不易，如要生根發芽，不僅需要合適的水溫和環境，更需要堅韌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讓河流撲進大海，能讓水滴穿過頑石，能讓人擰彎命運。】
一直以為，“萍”是個十分美麗的名字，又好寫又好看，還好聽。可是，當我回憶自己的經曆的時候，卻赫然發現——我的命運，就是萍的命運，一生漂泊著的萍的命運。從江蘇到安徽，從安徽到上海，從上海到武漢，每個地方都瀕臨長江，我一時逆流而上，一時順流而下，直到人生的“上遊”。這不得不讓我相信，我命中注定離不開水，離不開漂泊。
這讓我想起劉德華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夢》，其中有幾句歌詞特別打動我——漂流已久/在每個港口隻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歡樂都不能由我……
這首歌有點感傷，卻十分符合我的心境。如今，我漂泊到了武漢，這個我一無所知的地方，會是我最後的棲息地嗎？我是否還會繼續漂泊？一切都是未知數。而我最大的優點是，無論漂流到哪裏，都能立即生根發芽。一棵無根的萍草，能夠逆流而上已經十分不易，如要生根發芽，不僅需要合適的水溫和環境，更需要堅韌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讓河流撲進大海，能讓水滴穿過頑石，能讓人擰彎命運。
到了武漢，新的工作和生活開始了。可我並不喜歡這座城市，它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世俗、髒亂、野蠻。除了我喜愛的工作和同事，除了單位門口那一排蒼翠遒勁的梧桐樹，除了一公裏外那一大片碧波蕩漾的東湖，其它的，什麽也吸引不了我。但我必須耐心堅持下去，因為這份來之不易的職業和機會。
5月中旬，隨著中央電視台《半邊天》節目的播出，一個期刊界的奇聞傳遍全國——一個小學畢業生、采石女、打工妹，搖身一變成了著名期刊的編輯、記者！在中國期刊界，這是前所未有的。隨之，我成了所謂的“名人”，全國無數的信件向我飛來，有同行向我約稿，有雜誌和電視台約我采訪，更多的則是普通觀眾對我人生經曆的讚歎和欽佩，也有來自“草根”們的傾訴和求助。
可這不僅沒有讓我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惶恐不安——我剛到《知音》，還沒打開局麵，如此“盛名”對我來說是個障礙。萬一我不能勝任編輯記者的工作，從《知音》落荒而逃，從山巔滾落穀底——我將有何顏麵佇立於世？我有自知之明。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並無區別，隻是又登上了一級台階。編輯和記者的標簽並不會使我在瞬間脫胎換骨，在外界耀眼的光環下，我自認為還是那個腳後跟沾著泥巴的村姑。當務之急，我要在《知音》站穩腳跟。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麵臨的挑戰比我的想象要嚴峻得多。《知音》編輯至少都是大學本科畢業，碩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數。無論是專業知識還是工作經驗，我都一片空白。我以前隻是寫作，不會編輯，也沒有作者，一切都必須從零開始。試用期隻有三個月，我必須在這三個月裏，突破自己。
剛來時，單位一時沒有合適的宿舍安排給我，因為我在所有員工裏，是唯一的外地人。於是，單位斜對麵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臨時宿舍，單位善解人意地幫我付了三個月房費。那時單位沒有食堂，我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在附近的小吃攤上解決。武漢的飲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響，有點偏鹹和辣，還非常油膩。我也許天性是個隨遇而安的命，很快便習慣了吃又幹又硬的武漢著名小吃熱幹麵，在髒兮兮的街頭小攤上吃3.5元一碗的三鮮粉或牛肉麵。
我每天早晨七點鍾便起床，洗漱完畢，到樓下吃早點。然後走上兩分鍾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廈。單位規定8點鍾上班，以簽到為準。中午11：40下班，下午2：30上班。考勤有嚴格的規章製度。所以，《知音》雜誌社嚴格的管理體係在期刊界有口皆碑，經常會有一些兄弟單位慕名前來取經。
在三樓的大辦公室裏，已經安排了我的辦公桌。位置十分理想，對麵就是高高的梧桐樹。在此後的幾年時間裏，我每年都以對麵的一幢大樓為標準，目測梧桐每年又長高了多少。我剛進《知音》上班的時候，從我的座位處，剛好可以看到梧桐樹的樹梢與對麵招待所的房頂平齊。過了一年，它們就超過了招待所的房頂。我看著它們快速而欣喜地成長著，它們也看著我辛勤地工作著。
那時單位還沒配電腦，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後，都必須抄寫一遍，如果主任修改過了，還必須再抄寫一遍，這樣才能方便主編閱讀。有些編輯自己抄不過來，就花錢請一些大學生、退休老師抄寫，兩塊錢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編輯們不知為多少勤工儉學的武漢大學生們提供了輕而易舉掙錢的好機會。
第一個月，我一篇稿子都沒有。編輯部主任關前（現為《知音·海外版》執行副總編）指點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訂本猛讀一遍，充分了解《知音》的欄目、風格、要求，以及了解哪些稿件我們已經發表過，以免犯重複編輯同一稿件的低級錯誤。
於是，我找陳清貧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訂本，一篇篇認真啃讀。其實，我在上海時，基本上每期必買《知音》，都是讀過了的。但現在的讀跟以往的讀不一樣了，以往讀是新奇，現在讀是研究。一邊研究一邊做筆記。同時，我買來大量的哲學論著、文學名著慢慢地“消化”。這些，會有助於我將文章編輯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個月，我基本上是在閱讀和幫別的編輯抄寫稿件中度過的。幫別人抄寫稿件有個好處，就是學習別人怎麽修改文章，包括引言、小標題和編後的製作等等。這是最簡單的“偷師學藝”了。
萬事開頭難，開頭真難。
第二個月，編輯部主任關前帶我出了趟差，到我熟悉的上海與南京走了一趟。關老師給我介紹了不少他的作者給我認識，我見了不少人，逢人就謙恭地喊老師，就談選題。也有兩個作者答應給我稿子。可惜，一趟差回來，我依然沒拿到一篇稿子。後來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放心把稿子交給我這個新編輯的，怕我糟蹋、浪費了他們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長途電話給上海一位在《知音》上發表過不少文章的某老師，向他約稿。某老師先不談稿子的事情，卻婉轉地問我：“小趙啊，聽說你學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編輯不容易吧？”我馬上謙虛地說：“這都是《知音》給我的機會。”某老師話鋒一轉，“你以前從來沒做過編輯的工作，你會編輯稿子嗎？會做引文嗎？會做小標題嗎？”
這時，我依然沒有覺得有什麽不快，這種問題，我雖然聽得不多，但有如此疑問的人一定不少。我說：“任何人都不是天生什麽都會的，隻要肯學，就沒什麽學不會的啊！”這個時候，我明顯聽到電話裏傳來一聲輕笑，那笑與一般的笑不一樣，是帶著鼻音的、短促的、氣聲似的“哼”，是那種讓人一聽就知道是不屑和輕蔑的冷笑。“《知音》這樣下去，能辦得好嗎？”某老師像是自言自語說出了這句話。如果真是他自言自語就好了，偏偏讓我聽到了。我的臉“刷”地紅了，我抑著氣說：“某老師，你忙吧，不打擾了。”我正準備放下電話，某老師的話又傳了過來：“小趙啊，我跟你們那裏的幾個編輯都很熟，他們老纏著我要稿子，你嘛，我就無能為力了……”我說“謝謝，不用了”，迅速掛掉了電話，我怕自己沒出息的眼淚會掉下來了。
難怪我剛來時，關老師就對我說：“好多人都看著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幹。”原來不僅同事看著我，連作者也看著我呢，也許想看看一個小學生編輯是如何出洋相的吧。前所未有的壓力，當頂壓來。
而且，每天從全國各地飛來的來信和來電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壓力，現在不僅是少數的幾個人在看著我，而是全國人都在看著我了。如果我幾個月後因工作無法展開而被《知音》辭退，我顏麵何在？後路何在？
深夜無眠。我咬牙對自己說：你一定要挺住！你沒有退路！你自己的腦袋隻有靠自己的肩膀扛！這個世界上沒有救世主，唯一能夠拯救你的，隻有你自己！
第三個月，我單獨出差去了北京，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兩眼一抹黑。我根本不知道去北京該住在哪裏，單位那時規定的報銷標準是每天住宿150元。在北京，這是住招待所的價格了！我到處打聽，最後打聽到北京宣武區白紙坊東街《經濟日報》社招待所，有120元一間的標準間。北京，對一個陌生人來說太大了，大得感覺自己像隻螞蟻，每天隻能在北京很小的一個角落裏爬來爬去，還一事無成。
我是奔著北京幾位和我同時參加過香港和泰國的筆會的作者們去的。我們在海外又是親密合影，又是談笑風生，還約定我以後有機會去了北京，他們請我吃飯什麽的。但是，我到北京之後，打了那麽多電話，有些人不是說忙，就是說手頭沒有稿子，不好意思……隻有嚴欣久老師（其父是著名作家、散文家、著名兒童文學家嚴文井）給我介紹了十多位北京的寫手。至今還記得，那位可以做我媽媽的嚴老師，在電話裏不厭其煩地告訴我一個個作者的電話，聯係地址等等，還親自幫我一個個打電話跟作者先通了氣。雖然嚴欣久老師也沒有給我寫過稿，但她的熱情幫助我至今難忘。有些人，雖然隻是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許會讓你銘記一輩子。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為沒有經驗，盡管我頻頻出差，依然沒有收獲。有時組回一堆稿子，到報選題時，才發現都是不痛不癢，新聞性、時效性、故事性都不強，跟其他同事的題材比起來，簡直是一堆垃圾。三個月眼看就要過去，我焦頭爛額！
嗯，一定會挺住的！不然就不會有今天了！
嗬嗬，做知音的編輯，很辛苦的，不過也很有成就感。以後你就知道了。
萬事兒開頭難，堅持，努力，挺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