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風景，漂泊的萍
一個隨緣漂泊的女子，一片不斷行走的風景……
76 【初到《知音》的兩年，我就像一隻上滿發條的鬧鍾般疲於奔命。因為我太清楚不過，在這個“以實力爭地位”的地方，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無論是在武漢市東湖路16號的老《知音》大廈，還是現在的東湖路169號的新《知音》傳媒出版集團，在前台大廳的牆上，無一例外地鑲嵌著12個浮雕一樣的金色大字——“以實力爭地位、以創新求發展”。這不僅是一本雜誌的宣言，也是我們每個員工的座右銘。
初到《知音》的兩年，我像一隻上滿發條的鬧鍾般疲於奔命。在這個“以實力爭地位”的地方，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編輯部每三個月統計一次發稿排名，實行末位淘汰製，優勝劣汰，殘酷而公平。有一天夜裏，我夢到定稿了，卻沒有一篇是我的，我急得大哭，最後被自己的哭聲驚醒……從噩夢中驚醒的夜晚恐懼而淒涼，枕邊是空的，被子是涼的。此刻，多麽希望有個強勁的臂膀，攬過我瑟瑟發抖的肩，輕拍我的背，告訴我：“別怕，一切有我。”這是多麽普通的一句話，但是卻不可遇、亦不可求。
我也知道，這是我的咎由自取。我完全可以向自己的男人示弱，什麽都不會，什麽都不做，什麽都不爭……安心做一個小女人，躲在他的臂膀下，毫無主張地依賴他，逼迫他強大和強壯。隻是，上帝沒有賦予我那樣的秉性。
沒有退路，才能絕地反攻，才能發揮最大潛力。
為了盡快建立起自己的作者隊伍，我堅持每月都出差。每到一地，人生地不熟，我總是先買來當地的所有報紙，一邊尋找新聞線索，一邊記下報紙上寫特稿的記者的名字。然後再按圖索驥，打電話到報社找這些記者。一般情況下，這種做法十分有效。新聞界的同行基本相通，然後我再通過這些記者的介紹，認識其他記者。通過如此滾雪球般的介紹，我漸漸地在全國有了自己的作者隊伍，有時即使我有一個月不出差，也能通過長途電話約到稿件，我的編輯工作就這樣一點點開展了起來。
除了組稿，我還親自采寫。在我的采訪經曆中，有一次最為刻骨銘心，那也是我去得最遠的一次——隻身跑到青海湖，采訪一位在青海湖鳥島上研究黑頸鶴的生物學家。當初，我是為了核實一個作者提供的新聞線索的真偽而去的。沒想到，當我乘飛機到達蘭州，再從蘭州轉車趕到西寧時，卻發現，作者提供的那個新聞線索根本子虛烏有。而且，我怎麽也聯係不上那個作者了。打手機不通，打傳呼不回。我又惱火又慶幸。惱火的是：千裏迢迢來到如此偏遠的地方，一個熟人、一個作者都沒有，如何完成此次出差任務（我們單位有規定，如果出差沒有拿回當地的稿子發表，出差費用不報銷）。慶幸的是，我幸虧親自來了一趟，如果我聽信作者的一麵之詞，編發他胡編亂造出的稿子，那後果將不堪設想！
既來之，則安之吧！我這樣安慰自己，隻好沉下心來尋找新的素材。我想，青海這麽大，珍稀動物那麽多，難道在保護和研究珍稀動物的生物學家中，就沒有一個感人的故事發生過嗎？
我在西寧賓館住下，然後買了一份西寧地圖，回到房間就撥“114”電話，查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省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等單位的電話。沒想到，幾個電話打下來，居然打聽到了一個十分感人的故事——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有一位長年在野外研究鳥類的生物學家，名叫李來興。李教授為了研究我國獨有的珍稀物種黑頸鶴，在青海湖鳥島生活了十二年，他的妻子因為寂寞難耐，與他分道揚鑣了，但李教授依然癡情不改，獨居鳥島，研究黑頸鶴，無怨無悔。後來，一位同樣深愛黑頸鶴的紅顏知己來到了他的身邊，與他結緣……
我心頭一亮，多好的素材啊！如果不親自來一趟，如果不大膽地向各個單位打電話詢問，這種鮮活而感人的素材就會被埋沒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登上了前往青海湖的班車。顛簸了三百多公裏，才到達青海湖。我果然不虛此行，我順利地在鳥島上找到了一臉黝黑的李來興教授。在青海湖畔，在鳥島，我的采訪機中錄進了成千上萬隻鳥兒的鳴唱，也錄進了李教授五味俱全的回憶……
後來，這篇題為《青海湖，我無悔而永恒的黑頸鶴之戀》發表在了2000年第9期《知音》上，感人肺腑的故事加上優美浪漫的文筆受到了讀者的好評。甚至有些我並不相識的作者，也主動跟我聯係，給我題材和稿件。有些作者還把這篇文章當成了寫愛情故事的範文。中央電視台某欄目組也因此稿，向我聯係李來興教授，拍攝了他在青海湖鳥島的紀錄片。
對我來說，找作者和線索都不難，難的是去采訪名人，有些名人十分親切隨和，有些名人則相反。
2000年冬天，我出差北京，經一位朋友介紹，去采訪音樂家蔣大為先生。那天，我冒著漫天大雪，捧著一束鮮花，找到了蔣大為先生的家，很順利地采訪了蔣大為先生。我在蔣家呆了兩個多小時，和蔣大為先生聊得十分愉快。他感動於我的執著，還特意揮毫潑墨，為我題了一幅字。後來，我寫的那篇《蔣大為細說父女情》一文在《知音》頭條發表後，我特意給蔣大為先生寄去了幾本雜誌，他閱讀後十分滿意。
那天，采訪完蔣大為先生，我又央求他給我介紹其他明星采訪，他便給我介紹了一位蒙古族男歌星，並把男歌星的電話號碼給了我。回到旅館，我首先打電話到那位男歌星的家裏，男歌星的女朋友告之我，男歌星在長春演出，讓我打他的手機。我撥通男歌星的手機後，首先自我介紹，然後告訴他：我正在北京出差，想借機會采訪他一下……可我還沒說完，男歌星便打斷我：“我現在很忙，在排練。”我連忙說：“那我不打擾了，我晚上再聯係您吧！”
晚上9點多鍾，我又撥通了男歌星的電話。誰知，我還沒開口，男歌星便不耐煩地說：“你怎麽又打電話來啊？煩不煩啊你，管你什麽破雜誌，我不想接受采訪……”說罷，“啪”地關了電話。可我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也是一個很在意人格尊嚴的人。於是，我又撥通了男歌星的電話，我說：“某某老師，您怎麽不聽我把話說完呢？這樣，好像不太禮貌吧？”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名男歌星居然破口大罵：“你是什麽東西？我為什麽要對你講禮貌？去你媽的！”
“啪”——電話又掛了。那一刻，我真的氣得渾身發抖，手腳冰涼，心怦怦跳著。剛剛涉足記者生涯的我怎麽也沒想到，這個在屏幕上那麽風度翩翩、那麽受人敬重的著名蒙古族男歌星竟然如此粗暴無禮，缺乏教養。本來，我完全可以到此為止，把對方的電話號碼刪除了事，可我偏偏不能容忍別人的粗魯無禮。我想了想，決定以其人之道換之以其人之身。我深吸一口氣，再次拿起電話，撥通之後，我沒等對方開口，就說：“某某某，我尊重你，才決定采訪你！可你是個沒素質、沒教養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接著我加重語氣回了他一句“去你媽的！”“啪”，不等對方說話，我先把電話掛了。好歹出了一口惡氣，心裏多少有些暢快！
可是，第二天，經過一夜反省，我便覺得自己太衝動了。如果對方沒禮貌、沒風度，而我以牙還牙，那麽我和對方的素質有何區別？譬如，對方是一隻狗，它咬了我一口，我也去咬它一口，那麽我和狗又有何區別？
還有一次，我衝動之下，打了一個無恥之徒的耳光。那個家夥是中央電視台軍事頻道一個資深編導，我和他相識於1998年那場特大洪水的采訪，一起吃過飯，也算是朋友，他給了我一張名片，讓我去北京時一定要找他。那一次，我去北京出差時，便聯係了他，客氣地請他幫忙給我介紹幾個采訪對象，他一口答應，並說晚上來接我去和幾個朋友見麵。
可是，當我晚上坐進他的吉普車時，他居然想在車裏對我非禮，我情急之下，賞了他一耳光。這家夥被我打愣了，也許他沒想過我會如此反應，也許他從來沒吃過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對我說：“還從來沒女人敢對老子這樣！臭娘們，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采訪到名人！”麵對如此無恥的嘴臉，我氣得咬牙切齒。但理智告訴我不能再得寸進尺了，畢竟在人家的地盤上。我下了他的車，屈辱和委屈的淚水這才掉下來，我才知道，這份看似風光的職業背後，也隱藏著難言的辛酸。但我不後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嚴、人格比起來，能不能采訪到名人、發不發稿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給他臉，他不要臉，那就給他耳光吧！
好在，這種遭遇並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組稿還都是比較順利。每個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樣，有二十天在編輯部裏編稿子，有十天在外組稿。像鳥兒一樣，有規律地出去覓食，再返回來交任務。每隻鳥兒都那麽勤奮，爭先恐後。
從1999年開始，我的發稿量趨於平穩，每期保持在兩篇左右，在編輯中屬於中上，偶爾也會發一篇或三篇，極少被剃“光頭”。偶爾被剃一次“光頭”就會痛苦不堪，倒不是因為影響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覺得對不起主任，對不起主編，更對不起自己。
現在的婚姻好，最重要。
沒品味的名人很多很多，，，
有時，人教養和他的地位名聲完全不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