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風景，漂泊的萍
一個隨緣漂泊的女子，一片不斷行走的風景……
51 【人，有時候就需要無情的鞭笞，才能激發自己的潛能。所以說，蒙受羞辱或受到打擊有時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為鞭笞自己的動力的話。快馬也需要加鞭，何況人呢？】
受歧視，幾乎是每個進城打工的外來工們司空見慣的一種城市表情了。
在服裝廠裏，多數上海本地人一提到我們這些外來妹，眉眼和神態之間都會流露出高高在上的優越和蔑視。“你們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頭禪。
我學會了忍氣吞聲，那是一種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無奈。廠裏有位管質檢的老師傅，是退休後返聘的，大約六十多歲了，他對我的工序檢驗得格外認真負責，哪怕縫線有0.1毫米的誤差，也會讓我拆了重做。最讓我惡心的是，每次他總是一邊噴著滿嘴的煙臭味對我說該怎麽修改，一邊用他雞爪樣的老手在我的手背上摸來摸去，讓我渾身發抖、汗毛倒豎。我有時根本不聽他說完，趕緊抱起產品就跑。而他對我的反應自然十分不滿，於是使出他的殺手鐧——扣分罰款。而同樣的小毛病，如果是上海人所做的工序，那麽隻需返工修改即可，不會遭罰。
在廠裏，我有個比較要好的女友，是來自四川南部縣的女孩小瓊，小瓊和我在一個組，我倆都屬於好強性格，不甘落於人後，每月的工分基本上旗鼓相當，所以也惺惺相惜，成了好友。小瓊被叫去質檢科挨批的次數也很多，自然，她的手背也經常遭遇“狼爪”的襲擊，但也和我一樣，總是敢怒而不敢言。氣憤的小瓊私下對我說：“他們這些上海人就是欺負我們這些外來妹，看不起我們，總有一天，我們要超過他們，讓他們看看我們的厲害。反正他們都老了，我們還年輕著呢，有的是機會。”我和小瓊有著同樣的想法。但要想讓上海人尊重我們，首先我們要尊重自己。
1991年“五一”勞動節，廠裏舉行文藝晚會，工會主席一再鼓勵大家踴躍報名，毛遂自薦表演拿手好戲，廠裏的很多女孩都報名唱歌跳舞，我也報了名，表演的節目是朗誦。工會主席問我朗誦什麽作品，我說我自己寫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應了。我有我的想法，我想這是個機會，在上海人麵前展現一下外來妹的才藝。你可以看不起外來妹，但並不說明外來妹沒有自己的思想。
晚會是在食堂大廳裏舉行的，三四百人擠滿了偌大的食堂。鎮裏、區裏的部分領導和上海市服裝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都來了，和廠裏的大小領導們興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沒給任何人看我寫的是什麽。直到輪到我上台表演時，我念出的標題才讓台下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我朗誦的題目是《你的歧視我不懂》。
“我們是一群外來妹，我們來自遙遠的窮鄉僻壤，如一群背井離鄉的飛鳥，棲落在這片土地……我們雖然出身低微，但我們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我們是用辛勤勞動換取報酬、改變命運的，我們並非來此乞討，請尊重我們，一如尊重你們的兄弟姐妹……”
如今看來，與其說這是一篇文藝晚會上的散文朗誦，不如說是借機對上海人看不起我們的質問。寫得那麽咄咄逼人，又是那麽幼稚可笑。站在台上的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台下前排的大小領導們都齊刷刷地看著我，他們的目光比較含蓄深沉，我讀不懂他們目光中的內容。但我看到前麵幾排的外來妹們的眼中都淚光閃閃，她們用崇拜的眼光看著我——因為我大膽喊出了她們的心聲，並且在這樣的場合下。朗誦結束後，我在掌聲中紅著臉走下台，感覺頭是暈的，腿是軟的。其實，我從來都是個怯場的人。
文藝晚會結束後，潘洪珍廠長將我叫到辦公室，笑眯眯地鼓勵我：“小趙，你好好幹，廠裏會有你的用武之地的。公司總經理特別欣賞你，他特意讓我把這個送給你呢。”潘廠長遞給我一樣東西，是一個如名片盒大小、隻有三毫米厚薄的太陽能計算器，外麵還有一個精致的皮套包裝著。這個禮物我一直保存使用至今。二十年了，絲毫無損。
這次朗誦，也讓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裝廠裏一下子成了“名人”。後來，這篇《你的歧視我不懂》發表在了《寶山報》副刊上，我的寫作欲望也開始蓬勃起來。經《寶山報》一位記者的介紹，我認識了鋼鐵研究所的劉金國老師，他把我寫過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後在他主編的《鋼研報》上發表，雖然每篇文章隻有幾元錢稿費，但我卻感到了不小的滿足和極大的自信。從此之後，一份心情或一個生活細節，都能成為我的寫作素材。即使買一條鰱魚做晚餐，我也會寫一篇《紅顏殺手》。看到每一篇手寫的文章變成了鉛字，那種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資還令人鼓舞。但與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線上縫紉工比起來，寫作隻能算是業餘愛好。那時候的我，依然和第一次找到餐館服務員的工作一樣，發誓一定要好好幹，在廠裏幹一輩子！一個來自農村的小丫頭，又沒文化又沒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穩腳跟，即使做一名縫紉女工，也已經值得全家燒高香了。何況在當時，這家服裝廠的前程看起來無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裝廠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資，正式更名為“上海熊田時裝有限公司”，所有服裝加工後全部返銷日本，以生產童裝為主。廠裏所有人都歡欣雀躍，這就至少意味著，工廠的前景會越來越好了。
合資後，廠裏擴大生產線，又招聘了一批外來工，成立了新車間。而我，竟然有幸被廠裏提拔為生產組長。後來知道，這是潘廠長力薦的。當時為了提拔我，也頗有爭議。因為我是第一個外來妹組長，其餘的十多個組長，全都是上海本地人。有些人覺得，我資曆太淺，還有些傲氣（對看不起我的人，我也對他們置之不理），不足以管理和帶領十多個人的小組。但潘廠長力排眾議，堅決啟用新人。於是，我戴上了藍頭巾（廠裏的普通女工都是白頭巾，組長是藍頭巾），成了車間裏的一個小頭目。
廠裏共有四個縫紉車間，另外還有一個裁剪車間和一個包裝整燙車間。每個縫紉車間有四個小組，每個小組有十四五個員工。初次當上小頭目，我每天勤勤懇懇，帶著組員加班加點。在廠裏，小組和小組之間有時也暗暗較勁，比產量和質量。在流水線上，組長並不是個清閑的“職務”，組長不僅要在縫紉技術上“二十四般武藝樣樣精通”，要會獨立縫製任何一件新產品，要教會組員每個新產品的工序，同時還要保質保量。否則，出了生產或質量問題，都要唯組長是問。
與日本合資以後，日方派來了一位專管質量的經理，叫石川光付。這位日本小老頭工作態度十分嚴謹，每天都在滿車間轉悠，甚至會親自坐在縫紉機旁，指導新員工們縫紉操作技巧。我對這個勤勞睿智的日本老頭敬佩不已。
我當上組長大半年後的一天，廠裏接到一批急單，五百套兒童套裝必須在三天內完成任務。正好我們小組上一批的活兒已經接近尾聲，我主動向車間主任要求接下這批急單。我以極快的速度封好樣（先做一件樣品，送交質檢部門檢驗），順利通過質檢後，迅速啟動小組流水線，抓緊時間趕工。第一天晚上，我帶領小組的姐妹們一直幹到11點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幹到11點。到了第三天晚上，還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沒有完成，而第四天上午必須整燙包裝出貨，航空運往日本。如有延誤，便得按照合同賠償客戶的經濟損失。
隻有加通宵了。夜裏，整個車間隻有我們這個組還燈火通明，機聲隆隆。幹到淩晨兩三點的時候，每個人都疲憊不堪，又餓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幾個姐妹實在熬不住，趴在縫紉機上睡著了。我也困啊，連續幾天的疲勞早已嚴重透支了體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隻好搜腸刮肚地講笑話，惹大家發笑，我還要求每個人都講笑話，用笑話驅散疲勞，振作精神。望著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體會我們相依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覺得，世界上並非隻有我不甘安於現狀的，每個走出山村，走出家鄉，走向都市的農村女孩，她們都很勇敢，她們都渴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熬夜的時候才覺得長夜漫漫，隨著手表的指針一圈圈走過，窗外漸漸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縷陽光從窗口照在了一張張蒼白疲倦的隔夜臉上。而我們的任務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圍攏在質檢台前，打著嗬欠，修剪著線頭。
已經陸陸續續的有工人來上班了。令我驚訝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來到車間，他是不放心我們能否完成任務。當他看到質檢台上堆著如山一樣的成品服裝時，臉上漾起了滿意的笑容。接著，他又用手比劃著問我們吃了早餐沒有，大家都疲倦地搖著頭。石川先生轉身就走了出去。
沒想到，過了一會，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譯錢先生提了滿滿兩袋麵包和飲料來到車間，讓我們趕緊洗手，到走廊裏去吃點心。對我們來說，加班趕工是常事了，但從沒遇到過老板給員工買點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動，更惹得其他車間和小組的員工們又羨慕又嫉妒。
後來錢先生告訴我，石川先生之所以這樣做，是他被我們這個小組員工的敬業所感動。他說在廠裏這麽久，第一次發現我們這個小組的員工如此敬業，這是很多上海員工都不願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許就是從那時起，石川先生開始對我這個外來妹青睞有加。
通過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個職場規則：無論做什麽事情，首先要敬業。唯有敬業，才會被人賞識敬佩，更能顯示一個人的職業道德，也更能樹立一個人的人格和尊嚴。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執著和自信在這家蒸蒸日上的服裝廠裏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訴自己：要想出人頭地，機遇是關鍵。而在機遇來臨前，一定要做好抓住機遇的準備。所謂，機遇隻為準備著的人而準備著。
這時，當初我進廠時拿著我縫錯的褲片對我冷嘲熱諷的潘師傅已經退休了，他沒能看到我當上組長，沒能看到我在這個廠裏出人頭地。不過這已經不重要的了，我在心裏依然感激他在我一進廠時，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則，我也許沒這麽快就揚眉吐氣。人，有時候就需要無情的鞭笞，才能激發自己的潛能。所以說，蒙受羞辱或受到打擊有時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為鞭笞自己的動力的話。快馬也需要加鞭，何況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個道理：我們不行，往往不是我們真的不行，而是因為別人說了我們不行。如果我們堅信自己行，就一定會行！
敬業，這是俺在日本學到的人生一大法寶。
人首先要自己看得起自己，別人才能瞧得起你。
是的，川是我這輩子最感激的人。是他將我拉出了苦難歲月，我從來不否認他對我的付出，和對我的愛護。
謝謝你啊，我也祝福你，希望所有人都比我快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