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風景，漂泊的萍
一個隨緣漂泊的女子，一片不斷行走的風景……
50 【第一年，我最多的一個月拿到了268元工資。那是1990年啊，這樣的收入，對我來說已經無比滿足。】
不管你對生活多麽不滿，生活總是要繼續往前走的。就像不管你是否願意長大，歲月總會帶著你轉過一圈又一圈的年輪。
經濟狀況開始一點點好轉，是在我進了服裝廠之後。因為是拿計件工資，每天早晨六點多鍾，我就騎車趕著去廠裏“笨鳥先飛”，等別人來上班的時候，我已經做好一包衣領或口袋了。又因為太過好強，所以每月總要做到成為小組的第一名才甘心。之後，漸漸就卯足勁兒要做車間第一名，全廠第一名……以至於我們的車間主任後來都將車間的鑰匙都交由我保管。我的這種工作幹勁，自然深得組長、車間主任和廠領導的歡心，這也是我後來得以“步步高升”的重要因素。
從進服裝廠的第三個月起，我的業績開始扶搖直上，組長和車間主任都對我另眼相看。每當上新的產品，我總要求做最難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領，褲子的口袋和拉鏈等等，因為工序越難，工分就越多。第一年，我最多的一個月拿到了268元工資。那是1990年啊，這樣的收入，對我來說已經無比滿足。
每月在發工資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月浦鎮郵局，給家裏匯去一大半工資用以還債。月浦鎮上有一家“月楊書店”，我幾乎成了那裏的常客，我買來各種雜誌期刊，研究它們的風格要求，我開始嚐試寫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夢想。
雖然下班回來已經很晚，但我總要在泡腳時看看書，寫幾句詩，每晚總要熬到12點後才睡覺。那時年輕，熬夜根本不覺得很累，反而因為看了書，晚上睡覺都覺得很香。有時候，往往川一覺醒來，發現我在坐在飯桌旁不是看書，就是寫著什麽，他就會催促我趕緊睡覺。但我總是舍不得睡，總認為睡覺是一件非常浪費時間的事情。
因為我經常在廠裏加班加點，所以家裏的買菜做飯、洗衣掃地的活兒基本上都由川包了。這點，他做得比任何男人都好——雖然他做的飯菜的味道不敢恭維，雖然他做飯從來都隻有那幾個花樣。比如做湯，夏天時，他可以連續一兩個月做番茄雞蛋湯，或者連續一兩個月做瓠子或絲瓜湯。如果我抱怨他不會變換花樣做好吃的，他也十分委屈：“菜場隻有這些老三樣賣，我有什麽辦法？”想想自己什麽也不做，每天飯來張口，也就不忍心責備他了。
雖然經濟有所好轉，但我們依然不舍得大手大腳地花錢，那時候肉食比較貴，我們舍不得買肉，就偶爾花1.5元錢買一隻雞架（剔除了雞肉的雞骨架）回來熬湯，裏麵放點冬瓜或絲瓜，相當鮮美。或者買一條鰱魚（這是淡水魚裏最便宜的魚）紅燒，然後分成兩份，做兩頓吃。
每到周日我休息時，自然是我的下廚時間。雖然我的廚藝也並不值得恭維，但至少要比他做的可口多了。我們廠裏雖然有食堂，但為了節約菜金，我總喜歡自己帶菜和飯，用鋁飯盒裝了，放進食堂的大蒸籠裏，中午就可以吃到熱氣騰騰的飯菜了。晚上，去一般會在食堂買個包子或饅頭解決一下，等到晚上十點多鍾回家，再吃點剩飯。而川晚上也經常在食堂解決，或者回家吃點剩菜剩飯，讓後他就去健身房鍛煉身體。周而複始。
川唯一的愛好就是練健美，唯一的奢侈，就是訂閱《健與美》雜誌和買健身房的年票。從他嘴裏，我知道了誰是阿諾·施瓦辛格，誰是史泰龍，誰是亞洲健美冠軍。後來，他更是拜上海的亞洲女子健美冠軍張萍為師，在張萍的健身館裏鍛煉了好幾年。
有一次，他帶我去位於楊浦區大柏樹的健身館。這是我第一次看他在正規的健身館裏鍛煉身體，也才知道原來他堅硬的腹肌和手臂上的肱二頭肌是多麽來之不易，也知道他的毅力和韌勁有多大。30公斤的啞鈴，左右單臂高舉幾十次，50公斤的杠鈴，屈臂彎舉幾十次；150公斤的杠鈴壓肩，深蹲起立數十次；還有俯臥撐、仰臥起坐數百個……每次要練兩小時左右。
尤其他做杠鈴推舉時，我簡直心驚肉跳。隻見他仰臥著，雙手要舉起數十公斤的杠鈴，放下再舉起，如此十多次一組，要做6組或8組。每次看到他吃力地向上舉起杠鈴，滿臉充血、青筋暴露的樣子，真是又害怕又心疼。害怕他舉不起杠鈴，萬一杠鈴掉下來，剛好壓住他的脖子怎麽辦？後來我發現這個擔心是多餘的，首先他心裏有數，知道自己能舉起多重的杠鈴。其次是健身的朋友們是會互相幫忙的，比如他在練杠鈴推舉時，會有兩個朋友站在兩側，萬一舉他不動了，他們就會幫助他把杠鈴抬上架子。
之後，他再叫我去健身館時，我都不敢去了，不敢去看他鍛煉時的艱苦和殘酷。健身除了殘酷的體能訓練外，還需要大量的營養攝入。當川的健身計劃越來越規範之後，他對飲食也變得“挑剔”起來。一開始，因為沒錢買昂貴的蛋白粉，他就吃雞蛋。每天十幾個雞蛋，最多時二十多個，但隻吃蛋白，不吃蛋黃。而蔬菜也是以番茄、黃瓜、土豆、胡蘿卜或生菜為主。番茄和黃瓜生吃，土豆是整個在水裏煮熟了，剝了皮直接吃。後來，他買了一台便宜的攪拌機，把各種蔬菜放在裏麵攪碎，然後喝下去。炒菜時，也隻能放很少的鹽和油。
我真的很佩服他對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他在健身方麵的執著相當於我對文學的執著。隻是，他從來隻把健美當愛好，而沒想過要作為一份事業來做。
到服裝廠上班一年後，我們終於還清了家裏的欠債，我們開始自己攢錢了。我是個不善於理財的人，對數字天生不敏感。每月，我都按時把工資交給川，他把零頭留下做生活費，整數就存進銀行，存折寫著他的名字。我們有一個抽屜專門放生活費，誰需要用錢了，就到那個抽屜裏去拿，誰也不管誰用了多少錢。當然，花大錢還是要兩人一起商量，比如給雙方家裏寄錢或買台小電扇。
隨著我和川的收入逐漸增加，我們不再為經濟而發生矛盾和爭吵，生活開始相對平靜起來。後來，我們在靠近月浦鎮的地方租了一間大約10平米左右的平房，每月租金30元。這裏恰好位於川的單位和我上班的服裝廠的中間地段，兩人上下班都很方便。之後，我們在這裏住了大約兩年，後來因為拆遷，我們又搬到了馬涇橋一戶菜農家，租了樓下的一間房，在這裏度過了5年時光。房租也從最初的50元，慢慢漲到了120元。我們和房東一家人相處融洽，所以一直舍不得搬走，直到1998年我們自己攢錢買了房子為止。
1992年，我們意外地發了一筆“橫財”——我們中了工商銀行的有獎儲蓄一等獎，獎金7500元！在那時，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們簡直欣喜若狂！可是，接下來，為這筆錢的用途，我們又發生了一次不小的爭執。我主張把這筆“巨款”存進銀行，畢竟我窮怕了，而且我們的存折上也從來沒有超過三位數，也許因為過去的“饑寒交迫”讓我太過印象深刻，所以總是有種危機感，不由自主地居安思危。而川是個典型的安於現狀型，對未來缺少規劃，他想用這筆錢買一輛摩托車。為了說服我同意他買摩托車，他向我描繪美麗的設想：“我買了摩托車後，可以每天接送你上下班，而且我下班後，還可以去拉客掙外快。”可我堅持說開摩托車太不安全，我寧願你不接送我上下班，也寧願不掙外快。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他的固執讓我生氣，幹脆幾天沒理他。
最後，還是我讓步了。不出兩天，他就花了五千多元錢，將一輛紅色的幸福摩托車開了回來。看到他那麽開心地、威風凜凜地騎在摩托車上的樣子，我也沒了脾氣，就當圓他一個摩托車夢吧。之後的幾個月，他倒兌現了諾言——每天早晚接送我上下班。女人都是有虛榮心的，每當晚上加班到十點多，疲憊不堪地出了廠門，看到他倚在大紅摩托車邊等著我時，還是有一種幸福感油然而生。然後，我在同事們豔羨的目光中，跨上摩托，摟著他的腰身絕塵而去時，多多少少有一種翩翩欲飛的快樂和滿足。
但川並沒有開著摩托車去載客，因為我不許他去載客，我考慮的是安全問題。我們租房附近就是一個十字路口，東西向是寶山至羅店方向，南北向是共和新路至盛橋方向，每天車流量非常大，車速也很快。有一天晚上，川去接我下班的時候，正好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輛摩托車和一輛大貨車相撞了！他經過那裏的時候，摩托車主已經被送進了醫院，但地上那一攤濃黑的血跡和那輛幾近報廢的摩托車還是讓人觸目驚心！川在接到我騎車返回的時候，我依然看到那輛肇事的大貨車停在路邊，那輛報廢的摩托車也被交警挪到了路邊，馬路上已經恢複了交通。
那晚回家後，川對我說：“看來開摩托車危險性太大了。”我趁熱打鐵：“所以我從一開始就不希望你買它，幹脆把它處理了吧。”他有些猶豫不決，說現在處理太便宜了，不合算。我說，便宜就便宜吧，總比潛在的危險更讓人安心。他還是舉棋不定，我也不逼他，給他足夠的時間去權衡。
沒過多久，我們又聽房東說起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附近有個以開摩托車載客為生的外地男人，某天夜裏在拉客時，被劫車歹徒殺害了。看來，這兩件可怕事件的影響比我的說教更能打動川。沒多久，他就以2500元的低價處理了那輛他開了不到半年的摩托車。而後，他又恢複了騎自行車上下班的生涯。每天早晨，他向東走，我向西走。就像台灣漫畫家幾米的漫畫《向左走，向右走》一樣。我們像兩隻為生活奔忙的小老鼠，在大上海的角落裏不停地穿梭。日複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