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風景，漂泊的萍
一個隨緣漂泊的女子，一片不斷行走的風景……
63 【借錢和騙錢本是兩回事，但欠錢不還和騙子又有多大區別呢？】
時間悄然滑過了1996年的門檻。電腦、網絡、E-mail等新鮮而陌生的詞匯一天比一天熱鬧起來，各種文化補習班也如雨後春筍一樣在街頭巷尾掛起了牌子。我也漸漸惶惑不安起來：我連26個英文字母都不認識，如何去接觸這些洋玩意？雖然我天天寫服裝流程工藝單，把字練得像模像樣、龍飛鳳舞，但是，僅有這些是不夠的。我越來越感到知識的匱乏，越來越感到自己慢慢地變成了一口枯井，當然這和自己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有關。如不趕緊充實自己，也許很快就要被飛速發展的時代淘汰了。
我經常和川討論這個話題，我們都對未來深感憂慮。此時，下崗的浪潮在全國各地此起彼伏，聽說他們單位也正在考慮裁員，他們那批農轉非的幸運兒，此刻個個人心惶惶，川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多年的“溫水煮青蛙”的效應，早已在他們身上種下了可悲的惡果——他們這批農村孩子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跟不上改革形勢的需要，也沒有後台，如果下崗，他們將首當其衝。
那時候，由於工作需要，川經過專業培訓，拿到了電工中級證書。但我覺得這還遠遠不夠，應該再多學點其他知識，可他除了對健美一往情深，對其他事情都不感興趣。他的最壞打算是：大不了去街頭修自行車。
可我是個不安於現狀、也不允許自己落後的人，我想要把曾經沒能讀過的書補回來。我打聽到複旦大學設立了“新聞專業”的成人自考夜校，立即去報了名，然後把12門課的課本全買齊，花了200多塊錢，卻一點都不後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書抱回家，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國通史》、《新聞概述》什麽的看得我頭昏腦脹。川說：“你隻讀到小學畢業，現在直接讀大專課程，能跟上嗎？”我也知道困難重重，但我還是想試試看。
白天要上班，晚上要聽課，我的時間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每天下午五點半一下班，我便風風火火地騎車回家，拿上書就往車站趕，一路走一路啃從單位食堂買來的饅頭。複旦大學在上海楊浦區的五角場，我住在寶山區的月浦鎮，間距近兩個小時的車程。學校晚上七點半開課，如果順利，剛好可以趕上聽課。晚上九點半下課後，再坐車回家，往往已經11點多。回家後還要整理筆記，還要見縫插針地抓緊時間背書。那幾個月，就是這樣熬過來的。
第一次考試，因為沒把握，我先報考了兩門課，沒想到《新聞概述》我隻考了63分，勉強通過。還有一門課隻考了59分，沒拿到及格證。有個同學為我抱不平：“評分的老師也真是過分，差一分都不幫你。”我心裏也很沮喪，僅一分之差，就要從頭再來了。難怪有人說走自學考試的路，簡直要脫一層皮。但我依然為自己成功地過了第一門功課而欣慰，畢竟是一個良好開端。即使我每次考試隻過一門課，那麽一年兩次考試就能過兩門，12門課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我依然信心十足。
1996年夏季的一天，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海納百川》欄目的編導陸蘭亭老師輾轉找到我，邀請我去電台做一期直播節目。她是從《新民晚報》的夏連榮老師那裏知道我的故事的。可我從來沒有做過直播節目，怕自己緊張，言不達意，影響節目質量，因此猶豫不決。但陸老師不斷鼓勵我，說主持人會引導我，與我對話，我隻需一問一答，不會有問題，我這才鬥膽去了。
於是，我硬著頭皮去電台做了一期《海納百川》的直播節目，沒想到，這期節目做得非常成功。半個小時的直播時段內，導播間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無數打工仔打工妹打來電話，與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節目結束後，陸蘭亭老師笑著告訴我：“小趙，今天打來的電話特別多，很多電話都沒能接進去。你的經曆在上海三百多萬的打工族裏，太有典型意義了。剛才，我們電台的老總聽了你的直播，特意打電話給我，讓我邀請你做我們節目的特邀嘉賓，每周日上午來做一次節目，好嗎？”這真是個意外驚喜。我一口答應。
從那之後，每個周日上午10點，我便準時出現在了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海納百川》節目中，通過電波，與上海三四百萬的打工族們傾心交談。正是做這檔節目，使我結識了很多與我一樣飛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鳥們”。如：河南的張旭貴、申明坤，江蘇的毛毛、王健、吳良安，四川的陳靜梅，安徽的張振等人。我的視界驟然開闊。這批打工族裏，也不乏佼佼者。
其中，在寶鋼冶金建設公司上班的申明坤是《新民晚報》的特約通訊員，名字經常在《新民晚報》上出現；吳良安是一位書法愛好者，曾獲得過很多書法獎項，後來自己在上海創辦了一所書法學校；陳靜梅喜歡做生意，之後成了百萬富姐；王健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花木園藝公司，生意十分紅火，身價千萬；張旭貴成了寶鋼進冶金建設公司的建設尖兵，勞動模範……和他們相比，我隻是個非常普通和一般的打工妹。
不過，打工族也是良莠不齊。至今我仍刻骨銘心地記得我被安徽老鄉張振騙去2000元錢的事情。我和張振（又名張厚餘）是在上海市閔行區群藝館結識。當時，群藝館館長張老師辦了一份《打工者之家》的報紙，每月一期，專門刊登一些打工族寫的詩歌、散文、小說或攝影等，我也在上麵發表過文章。張老師還在群藝館不定期舉辦文學講座活動，我在一次文友聚會時認識了張振。張振家在安徽金寨縣，由於是安徽老鄉，我們一見如故。張振一再邀請我去他的公司玩，說可以唱免費的卡拉OK，但我因對卡拉OK不感興趣，所以從來沒去過。
有天下午，張振又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們公司當晚有活動，邀請了很多嘉賓，非常熱鬧，他也邀請了張旭貴和申明坤等人，希望我不要錯過這次機會。實在推辭不過，我和同住月浦鎮的張旭貴、申明坤約好，下班後一起去了張振的公司。
誰知道，這個所謂的某電子公司，其實是個傳銷魔窟。可我那時根本沒有接觸過傳銷，也不知道此為何物。張振見我們來到，一邊殷勤地給我們倒茶，一邊將我們介紹給他的主任認識，還讓我們在一個本子上簽名。之後，我們就被帶到一個密封的大房間，裏麵已經聚集了幾十人，台上有人在講著什麽。房間裏空氣混濁，燈光昏暗，我硬著頭皮在房間裏站了一個多小時，漸漸感到頭暈發脹，憑感覺，我知道偏頭痛又要發作了。我想離開，但發現門被鎖住了。
好不容易捱到講課結束，我什麽也沒聽進去，耳朵裏“嗡嗡”作響，出了那個令人窒息的大房間，我馬上就想回家。張振卻滿臉堆笑，鼓動我們三人買一台他們公司的產品——一種類似於卡拉OK機的產品，它當時有個洋名，我沒記住。張旭貴問多少錢？“這是高科技產品，剛從國外進口到中國，原價一萬多，現在買可以打折，才9800元。”張振輕描淡寫地說，“如果你們購買了這個產品，就成了我們公司的會員，以後，如果你們再介紹其他人來購買此產品，每台機器你們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想想看，如果你一個月介紹5個人買了這台機器，每台就可以拿980元提成，980乘以5，一個月就是4900元，比你們的上班收入強多了吧……”
可我們三人依舊沒有購買的意思。申明坤直截了當地說：“我們根本沒帶這麽多錢，存款也沒這麽多，這麽貴的東西，我們買不起。”張振無奈地看看我們，想了想，又提出一個建議：“那這樣吧，要不你們先付幾百塊訂金，以後再分期付款，怎麽樣？”可我們三人依舊搖頭。
一直磨到夜裏11點，我們才得以脫身。一出門，張旭貴就對我說：“這個公司絕對不走正道，以後最好也不要跟張振來往了。”我和申明坤使勁點頭。
又一個周日下午，我從電台做完節目後，直接去了閔行群藝館，參加下午的一個文友聚會。這次，我又碰到了張振。他看到我，就將我叫到一邊，吞吞吐吐地說：“趙美萍，你能不能借我一點錢？我想先自己買一台公司的機器，算自己的業績，不然我就被炒魷魚了。如果熬過了這個月，我就是正式員工了，就有底薪拿……我本來想向家裏要點錢的，但我爸爸又得了癌症，我想趕緊多掙點錢，給我爸爸治病，所以我才這麽著急……”說著說著，他低下腦袋，差點都要哭了。
我吃驚極了，沒想到他遇到這麽大的不幸，家裏再窮不要緊，可怕的是有病。不是有人說過嗎——沒什麽，不能沒錢；有什麽，不能有病。想當年，我母親生病的時候也因沒錢治病，而飽受病痛折磨。可我也沒那麽多錢借給張振，最後我答應借給他3000元，他答應三個月後還給我。“那時候，我應該會晉級到主任了，光底薪就有1500元。”他說。
回家後，我和川商量借錢給張振的事情，但我沒說他是為了買機器，而是說他借錢給父親治病，川沒有異議，將存折拿給了我。取出3000元後，我們的存折上隻剩下三位數了。下一次我再去閔行時，將3000元錢直接送到了張振和他未婚妻的租房。張振的未婚妻讓他給我打一張欠條，我傻乎乎地說：“我們是老鄉，幹嘛還打欠條啊！我相信你們。”張振也沒有堅持要打欠條。我沒想到，我辛辛苦苦掙來的血汗錢，就這麽有去無回。
直到一年後，我因參加《知音》雜誌社的筆會，要去新馬泰旅遊，需要錢用，可我幾次找張振要錢，他都一直躲著我。無奈之下，我去找他的未婚妻小王要錢。小王也很無奈，說她一定會敦促張振盡快還錢。在我鍥而不舍的“追債”下，張振最後還給了我1000元錢。而剩下的2000元，再也沒能要回來。張振後來離開了那家公司，停了呼機，也不再去閔行群藝館參加文友聚會，原來的租房也人去樓空，仿佛從上海蒸發了一樣。很久後，我聽一個文友說，張振回了老家安徽金寨縣，在天堂寨景區承包了一個飯店，至於結果，我至今不得而知。
如果說，騙人者可恨可惡，而被騙者則可悲了。張振的騙術並不高明，他隻是利用了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已。更可悲的是，我並沒有吃一塹，長一智，在以後的日子裏，我還繼續被騙過。每一次被騙錢，都是別人說家中有人患病，急需籌錢救命。因為隻有這個理由，最能打動我。借錢和騙錢本是兩回事，但欠錢不還和騙子又有多大區別呢？
我不知道張振如今在哪裏高就，也不知道他是否還記得欠我2000元錢。但我相信，即使他現在過得豐衣足食、飛黃騰達，在他心裏，始終裝著一筆沉甸甸的良心債——如果他還有良心的話。
善良的人總會被沒良心的騙，吸取教訓就好了。
估計，你現在也那樣，嗬嗬，別再被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