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張藝謀接受央視《麵對麵》采訪時談到了小說《山楂樹之戀》，認為小說有局限性，不深刻，然後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個作品不深刻，基本上這個作品已經死了一半。”
嗬嗬，看到這句話，我實在忍不住笑場了。
（我說藝謀兄弟，你玩個啥子深沉嘛？啷個搞得那樣子沉重？累不累撒？）
在我看來，那些愛談“深刻”的人，或者以追求“深刻”為己任的人，很像那些掉進兒童遊泳池淺水區的成年人，因為不會遊泳，便以為自己有沒頂的危險，在那裏掙紮呀，喊救命啊，嚇得尿了褲子，但旁人已經笑到不行：淺水區，兄弟，站起來就行了。
據說張藝謀已經多次說過，他不是思想家。就我所知，他也不是文學家，更不是文學評論家，幹嘛在這裏煞有介事地談作品深刻不深刻呢？這不是文壇那幫人的業務嗎？
不過咱們中國就有這麽一個特點：人不在文壇，心在文壇，人人都是文學評論家，哪怕是寫作文連“文從字順”都做不到的人，談起人家的作品來也愛評論評論寫作手法，愛談“文筆”“深刻”之類。
也是哈，那衛星上天、嫦娥奔月、開頭顱、換心髒之類的事，誰敢亂插嘴？跟科學技術沾了邊的，都是專家內行們的事，咱不懂，插不上話。音樂美術也是精英們的事，咱雖然從小被父母逼著敲鋼琴鋸提琴，塗西洋畫抹東洋畫，但倒騰出名堂來的畢竟是少數，這個咱們心裏還是有數的，不敢亂插嘴。
但文學這事，那就不同了，不就是把字碼成堆麽？簡單！是人就識幾個字，識幾個字就能把字碼成堆，能碼成堆就能評人家碼成的堆。那什麽“中心思想不突出”“沒有曆史厚重感”之類的說法，以前作文老師常掛在嘴邊，咱聽也聽會了。
我把這類人叫做“窯洞幫”，蓋因他們是從延安的窯洞裏走出來的，當然我這是比喻用法，因為毛澤東在某窯洞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時候，有些人還在門旮旯裏扒雞屎（太奶奶語，意為“還沒出生”“還沒孕育”），但他們在文學價值觀方麵，跟那些從窯洞走出來的老前輩們是一脈相承。
也許藝謀兄弟不知道“窯洞幫”鼻祖毛澤東那著名的講話，那沒大礙，因為他是解放後讀的書，是在毛澤東的光輝思想照耀下長大的。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也不是什麽新玩意，是咱們中國老早就有的東西，叫做“文以載道”。
那麽什麽是“道”呢？這個就比較含糊不清了，我們中國的權威人士一向說話含糊，不愛下定義，往往都是搞得民間紛爭四起了，權威人士才出來解釋一下。
比如這個“道”字，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釋，有的覺得是道德的“道”，有人認為是天地之道，當然什麽是“道德”，什麽是“天地之道”，又給你搞得模模糊糊的，又要等到民間紛爭四起的時候，權威才出來給你解釋，但他一解釋，必然又搞出一個和多個新的模模糊糊的詞來。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這就看解釋權在誰手裏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對“道”的解釋是“無產階級政治”，所以“文以載道”就變成了“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也就是說，“文”隻是一個載體，本身沒什麽意義，一定要載了“無產階級政治”這個“道”了，才算有意義。
張藝謀拍了《三槍》，絕大多數人都在罵他，罵他的人當中絕大多數是在罵他不該拍這麽無厘頭的東西，而不是像我評張藝謀的新片《山楂樹之戀》那樣，一條一條地把硬傷什麽的列出來。
也就是說，他們是在指責張藝謀選材不對。你一個堂堂的電影大師，怎麽可以拍《三槍》這麽無聊的東東呢？你想說明什麽？你載的是什麽道？
從這點來講，我還是很同情張藝謀的，他想搞點entertainment（娛樂），但“窯洞幫”老是認為他必須搞education（教育），雖然這兩個詞都以“e”開頭，但在文藝界卻有天壤之別。
如果周星馳拍了《三槍》，我敢擔保沒多少人批他，因為他是笑星，香港的，笑星不拍搞笑片還拍什麽？而在“窯洞幫”心裏，香港的嘛，就是那麽淺薄無知的，怎麽能跟我們大陸比呢？咱們多深刻啊！咱們的大師絕對不會拍那些無厘頭的東東。
張藝謀曾經做過幾次拍娛樂片的嚐試，上世紀80年代，他拍過一部《代號美洲豹》，是關於劫機的，現在回頭來看，其實是比較entertain（娛樂）大眾的，甚至可以說很有超前意識，反恐嘛，可不是比911早了很多年？
但“窯洞幫”不喜歡，說中國哪裏有劫機事件？瞎編了吧？你編這麽一部電影，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你沒載咱們的“道”嘛，不行不行。結果《代號美洲豹》沒給張藝謀帶來什麽獎項，隻有鞏俐獲得了某個電影節的最佳女配角獎。
Entertainment（娛樂）的路沒走通，張藝謀隻好縮了回去，繼續做educationist（教育家），拍《活著》《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等符合“窯洞幫”口味的影片，結果得了一連串的獎。
一直到2003年，商業大潮已經鋪天蓋地了，張藝謀才又開始往entertainer（娛樂家，藝人）的路上溜，拍了《英雄》《十麵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等影片，但都招來惡評如潮，這些惡評仍然秉承“窯洞幫”的主旨，針對他的選材：你這都搞的什麽呀？亂倫？這不成了古代的《雷雨》了嗎？你這片子的中心思想是什麽？拍出來到底想說明什麽呀？
其實就一個問題：你的影片載了“道”沒有？載的什麽“道”？
這種文藝觀被稱為“重大題材論”，也就是說，判斷一部影片或一部小說是否深刻是否成功，首先看它選的題材，如果題材不重大，就不深刻，不成功。而所謂“重大題材”，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標準，但到目前為止，愛情在中國都沒排上“重大題材”的隊，所以中國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愛情片，在《山楂樹之戀》出來前，也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愛情小說。
張藝謀就有點像文革期間很多人一樣，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人。文革當中，該有多少人今天在挨鬥，明天就在鬥別人啊！有時是被逼得沒辦法，有時完全是心甘情願的，哼，你批鬥了我，如果我不找機會批鬥你一下，那我不虧了？
如果一個民族沒有一大群這樣的人，文革就搞不起來。雖然現在不是文革年代，但國人的這種德性並沒多大改變，一方麵是別人假冒偽劣產品的受害者，一方麵又在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害別人。
張藝謀本人是“窯洞幫”文藝觀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窯洞幫”裏的一員，所以他判斷別人的作品“深刻”不“深刻”的時候，使用的是同樣的“窯洞幫”標準：寫沒寫重大題材？沒寫？沒寫那就不深刻。而在他的概念裏，愛情當然是不算“重大題材”的。
他這樣形容小說《山楂樹之戀》：“我覺得這個故事就很像拐到一個角落去隻是竊竊私語地講了一個愛情故事。”
也就是說，在“窯洞幫”張藝謀看來，光講愛情就不深刻，一定要講點愛情以外的東西，那才叫深刻。
為了讓影片《山楂樹之戀》“深刻”一點，張藝謀絞盡了腦汁，給影片加了一個“反麵人物”，那就是由奚美娟扮演的靜秋媽。如果按他的意思，肯定要把老三的死因改成比較“偉大”的東西才過癮，但他知道那樣一改，他會失去數量眾多的山楂迷，那就有點得不償失了，所以他沒改。
但他心裏是虛的，特別怕人問起兩個問題：1.、為什麽要拍這麽一部不“深刻”的影片；2、為什麽要為男主人公設計這麽個死法
而咱們國內那些掌握了“話語權”的人們，大多數是“窯洞幫”，跟張藝謀談起影片《山楂樹之戀》來，忍不住就要提上麵那兩個問題。張藝謀隻要被問到這兩個問題，就急了眼，沒辦法對付了，隻好把自己的眼淚和艾米的小說拉出來做擋箭牌，眼淚回答第一個問題，小說回答第二個問題。
為了表明自己還是很深刻的，記者和張藝謀都把《活著》抬了出來。但我很懷疑這兩人是否真看懂了《活著》的原著，如果原著都沒看懂，那就不用談根據原著改編的電影了。
我看到的這個版本的《活著》，總共不到十萬字，寫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成立人民公社，大躍進，大煉鋼鐵，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等一連串政治運動，還寫死了一大串人，男主人公福貴的爹從糞坑上掉下來摔死，娘病死，兒子有慶被醫生抽血抽死，女兒鳳霞產後大出血死，老婆家珍病死，女婿二喜搞搬運時被水泥板砸死，孫子苦根吃豆子脹死。
這麽多的政治運動，這麽多的死人事件，平均到每個運動和每個人頭上，能有多少字？就這麽幾個字能深刻揭露某場政治運動的本質？當然不能，因為小說不是總結報告，不能直接寫出深刻點，而是要用人物和事件來形象地表達。
我認為《活著》寫得深刻，但它的深刻不在於揭露文革，也不在於揭露任何一個運動，而在於揭露了中國人骨子裏的那種麻木、卑劣、不懂反省、不思進取。
《活著》的男主人公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愚昧無知，打老婆，打孩子，是個典型的愚昧落後的中國鄉下男人，他失去了全家所有成員，最後隻剩他和一頭牛，但他從來沒有反思過造成自己一生苦難的原因，沒想到過抗爭，沒想到過如何改變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生活，他就這樣混沌地“活著”，像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這其實是個很有代表意義的人物，我們很多人就是這樣逆來順受地活著，沒有思想，沒有目標，苟且偷生，而這個“活著”，隻是自己的“活著”，不是任何別的人的“活著”，隻要自己能活著，其他一切都可以忍受，包括失去尊嚴，也包括失去親人。
我們前不久不是還看到過一位姓陳的女士為了防備大女兒不幸夭折，特地生了第二個女兒嗎？在她看來，失去女兒的最大不幸，是父母難以熬過餘生，如果再生一個，就可以解決父母的後顧之憂，大女兒的死也就可以忍受了。
這跟《活著》的男主人公有什麽兩樣？隻不過未雨綢繆，提前為自己打算而已。
實際上，《活著》和《山楂樹之戀》都不是以揭露某場政治運動為終極目的，而是在描寫人性，隻不過《活著》描寫的是人性中麻木惰性愚昧自私的一麵，而《山楂樹之戀》描寫的是人性中勇敢積極智慧無私的一麵。
同樣是描寫人性，為什麽“窯洞幫”會認為《活著》比《山楂樹之戀》深刻呢？原因很簡單，因為“窯洞幫”腦子裏有個固定觀點：揭露人性中假惡醜一麵的作品，就深刻，而描寫人性中真善美一麵的，就不深刻。
這一點與“窯洞幫”的曆史有關，對最早的“窯洞幫”來說，文藝是一種宣傳工具，要為那時的政治鬥爭服務，要揭露對手的陰暗和醜惡，所以揭露性的作品被認為是深刻的。現在你來寫部真正揭露性的著作試試，我保證你會被禁掉。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在今天的中國，你寫揭露性的作品而沒被禁掉，那就沒揭出真東西來。
當然有人會說：誰說的，《蝸居》不是揭露性的作品嗎？不就沒被禁掉嗎？
《蝸居》不叫揭露性作品，隻能算描寫了醜惡的一麵，但那些醜惡，都是我們當今社會公開的東西，貪汙腐化包二奶，誰個不知，哪個不曉？還能叫“揭露”？不揭就露在那裏。
現在的中國，連道貌岸然都說不上，完全就是一個真惡泛濫成災的年代，“一切向錢看”的，公開“求包養”的，“寧可坐在寶馬裏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我爸爸是李剛”的，“人民算個屁”的，真是應有盡有，全都是公開的，張揚的。
在一個真惡泛濫的年代，描寫人性的醜惡就不叫“揭露”了，也就談不上深刻了，相反，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一麵，才叫深刻。
張藝謀憑著尚未泯滅的良知，被《山楂樹之戀》感動了，想到要拍這部電影，但他那“窯洞幫”的文藝觀卻不足以讓他徹底理解這個故事，看不到這個故事的深刻意義，更經不起其他“窯洞幫”的盤問反詰，結果就拍出了這麽一個四不像的影片，不僅受到“窯洞幫”的攻擊，更受到山楂迷的質詢。
我勸張藝謀向我學習，不要泯滅內心那點對愛與美的追求，別管那些“窯洞幫”嚷嚷什麽，堅持走自己的路，就跟隨著自己的心，拍那些令自己心動的影片，相信能令你心動的東西，也能讓那些跟你同類的人心動，至於那些不同類的，管他們作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