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自人民網
三件大事與兩大理論成果
三件大事：一種全球化視角的解讀
黃葦町：“三件大事”是我黨長期執政的資格所在
劉峰：三件大事是邏輯遞進關係 需依靠人民才能完成
中國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析“三件大事”、“三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回顧黨走過的光輝曆程，我們深切懷念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懷念他為黨的事業所建立的不朽曆史功勳。
胡錦濤指出：中國共產黨創始以來，在長期的奮鬥中，“緊緊依靠和緊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幹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第二件大事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第三件大事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大幅度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在世界上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這三項偉大的事業，都是同毛澤東的名字分不開的。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黨的早期的重要活動家。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始，在將近42年的時間裏，他一直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黨所幹的第一、第二件大事，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勝利完成的。第三件大事，也同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正如十七大報告所指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具有崇高的、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曆史地位是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以無可置疑的基本事實為依據的，是為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所共同確認的。
下麵，從四個方麵對毛澤東在黨的曆史上的偉大貢獻作一些簡要的論述。
近代以來，中國麵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樣兩個根本性的曆史任務。隻有首先經過革命，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創造前提，開辟道路。由於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由於經濟政治發展極不平衡的中國的國情十分複雜，因此，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不能不是一個偉大的，同時又是長時期的、艱苦的、曲折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運動，在此基礎上實現了與國民黨的合作，參加了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於黨當時還處在幼年時期，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在後期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權，特別是放棄了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這次革命遭到了失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調查研究中國的國情，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逐步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在總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深刻教訓之後，又衝破“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束縛，創造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革命道路；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製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綱領和相關的方針政策；創建了新型的人民軍隊，建立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加強了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中國革命由此走上了複興和勝利發展之途。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摧毀代表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製度的反動政權，創建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大革命之後，中國人民經過10年土地革命戰爭、8年全國抗日戰爭和4年全國解放戰爭，即經過22年的艱苦奮戰，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誕生。
中國人民革命的曆史表明，毛澤東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說：“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基礎上，領導人民全麵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事件。毛澤東不僅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而且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奠基人。這是他為黨的事業做出的最重要的曆史性貢獻之一。
（一）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
中國人民政權的創建走過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農村區域建立，而後經過長期鬥爭，逐步擴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國的。毛澤東不僅開辟了創建人民政權的正確道路，而且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政權建設的經驗，對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等問題做出了科學的闡明。這些主張為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接受，形成了有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確規定。
第一，關於國體。所謂國體，是指國家的性質，即國家的階級性，也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毛澤東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它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從當時的實際出發，它還應當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新中國的國體。
第二，關於政體。所謂政體，是指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毛澤東提出：我們政權的製度是采取議會製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製？他的答複是：“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和三權鼎立等”；而應當“建立民主集中製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製度”。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就是新中國的政體。
第三，關於國家的結構形式。所謂國家結構形式的問題，是指國家的結構是實行單一製還是複合製（如聯邦製、邦聯製）等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同蘇聯國情不同，不宜實行聯邦製。理由是：（1）蘇聯少數民族約占全國總人口的47％，與俄羅斯民族相差不遠。我國少數民族隻占全國總人口的6％，並且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幾個少數民族之間往往互相雜居或交錯聚居。（2）蘇聯實行聯邦製是由當時的形勢決定的。本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主張在統一的“單一製的”國家內實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區域自治，隻在例外情況下允許聯邦製。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成為不同的國家，不得不采取聯邦製把按照蘇維埃形式組成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作為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中國的情況不同。在籌建新中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一步確認，單一製的國家結構形式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利於民族平等原則的實現。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向政協代表報告時指出：今天帝國主義想分裂我們的西藏、台灣甚至新疆。“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製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這就是新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
第四，關於政黨製度。所謂政黨製度問題，是指實行蘇聯式的一黨製，還是西方式的兩黨製、多黨製，或者是有中國特點的新型政黨製度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協商共事的關係。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而奮鬥。同年春，毛澤東指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參加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參與了新中國的創建工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這就是新中國的政黨製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新中國的這一新型政黨製度的形成和確立。
以上四個方麵，構成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而其中的國體，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具有最根本的意義和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製度即人民民主製度在中國的確立，使得廣大人民擺脫了幾千年來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了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它為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創造了政治前提；它保證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它並且具有高度的效能。與舊政治製度比較，它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務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創造了政治條件。
進行經濟建設，首先是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但是，怎樣才能發展經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呢？從世界曆史上看，主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這是歐洲許多國家、美國和日本走過的，而且走通了；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這是蘇聯走過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國是歐洲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由於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成了歐洲第一強國，與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
近代以來的曆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從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以來，由於受到外國壟斷資本的壓迫和本國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始終處於舉步維艱的境地。獨立以後的中國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就難以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獨立，中國就會成為外國壟斷資本的加工廠和單純的廉價原料、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就像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那樣。由於經濟上依賴外國，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連已經爭得的政治獨立也可能喪失。在帝國主義時代，中國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已經喪失。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新中國應當選擇社會主義製度，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當時中國之所以需要進行和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它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不可能成為中國工業起飛的基礎；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保證工業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個必要條件；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使中國選擇社會主義。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確立了自身的主體地位。繼建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之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也建立起來了。中國勝利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中國經濟在20世紀“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並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曆史的全局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遲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經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備多大程度上應有的靈活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
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開始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麵臨的基本的曆史性課題。毛澤東及時提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他指出，我們“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他把這個“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稱作是“第二個革命”。他說，20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搞建設”。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主要是：
（一）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我國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
1956年4月初，毛澤東即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製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這個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導原則，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二）闡明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幹重大理論原則
一是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鬥目標和發展戰略。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是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中國的發展所遵循的是“兩步走戰略”，即首先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而後全麵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國全麵實現“四個現代化”，大約需要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二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同時又指出，這些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從而為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他還明確地說：“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誌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三是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這就是說，在一個長時期裏，中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提出的這個觀點，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四是提出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1957年，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以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並且盡可能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五是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斷是非的標準。毛澤東在論述兩類矛盾的學說時，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是非的六條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的領導兩條。堅持這六條標準，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政治保證。我們今天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可以說是對這六條標準的繼承和發展。
（三）製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重要指導方針
在經濟建設方麵：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個命題，指出要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工作，並且“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主張實行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中小企業、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等一係列的“同時並舉”即“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闡明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對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進行探索，提出了若幹重要思想，如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主張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主張試辦托拉斯；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等等。
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麵：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主張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堅持人民民主，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主張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讓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權利；提出社會主義法製要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社會生產力；要求處理好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提出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若幹意見和設想（如國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黨代表實行常任製等）。
在文化建設方麵：指明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提出要向科學進軍，不能走世界各國發展科學技術的老路，而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曆史任務。
（四）論述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思想
毛澤東十分重視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高度警惕黨在執政以後可能產生的種種消極現象，要求采取堅決措施加以防止和糾正。他最早覺察到帝國主義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號召共產黨人提高警惕，同這種危險作鬥爭。為此，他提出：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各級領導幹部必須自覺地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依靠人民群眾行使這個權力，並且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平等待人，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幹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堅決反對共產黨內和幹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必須切實解決好“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軍隊和國防建設、在國際戰略和外交工作等方麵，毛澤東也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戰略思想。這些富於獨創性的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這為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基礎。毛澤東等在探索中取得的積極成果，已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所繼承，成了這個理論體係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胡錦濤指出：“我們黨能夠在新時期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理論基礎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繼承。”習近平也指出：“毛澤東同誌帶領我們黨在艱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重要思想來源。”
總之，毛澤東是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創者。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頂住來自外部的各種影響和壓力，堅持不懈地進行這種探索。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創者的曆史功績，將永遠記載在黨和共和國的史冊上。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毛澤東去世的27年間，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他是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進行探索的，他又直接把在探索中取得的成果應用於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
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夜，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長時間裏，他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事業，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奮鬥。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曆過兩次嚴重的挫折；但是整個說來，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依靠以他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依靠全黨同誌、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後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 “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由於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係，許多重要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
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和建設，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訊、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4956.43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麵，也有明顯的進展。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地區工業布局。
在毛澤東生前，中國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同時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中國還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製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有力地顯示了中國在科技方麵整體實力的增強和在若幹尖端國防科技領域取得的突破性進展。這不僅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且有效地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在國際上的發言權。這些成就，使全世界為之震驚。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鬥，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成就。
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在贏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後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增強國防力量和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中國以後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為中國與外國包括發達國家在平等的原則下發展經濟往來創造了前提。
（二）中國經濟從總體上得到了相當快的發展
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
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來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13.52萬輛。
從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穀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後退外，穀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三）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進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這就是說，全國總人口增加了近4億人，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這4億人，而且還在總人口大大增加的情況下使人均糧食占有量增加了近200斤。這確實又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骨幹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
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20世紀50年代後期，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年代又在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解放前，全國人口的死亡率為25‰，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僅35歲。這個時期，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206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壽命隨之顯著延長：1975年，男性提高到65.34歲，女性提高到67.08歲。中國人不再被譏笑為“東亞病夫”了。
在毛澤東領導時期，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曆史性的巨大進步。鄧小平在1979年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些進步，是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的成果，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顯示。
對於這方麵的情況，一些公正的西方人士也是承認的。比如，美國曆史學家莫裏斯?邁斯納就說過：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獲得的”。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現代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
毛澤東領導時期取得的這些進步，不僅在當時已經使中國極度貧弱的麵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變，而且為中國以後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1998年12月26日，即毛澤東105年誕辰的那一天，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在美國任教的印度經濟學家加阿瑪蒂亞?森說：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後更加成功成為可能。”他說，中國在進行市場改革時，得益於受教育的人口和深入到農村地區的隊療保健製度。中國的改革後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政策。這個認識，是很有見地的，是符合實際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仍然麵臨著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嚴重任務。毛澤東始終是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捍衛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光榮旗幟。他提出了正確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外交工作的方針。
毛澤東主張，新中國必須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係；同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強調，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製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根據這樣的原則，他曾經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的戰略眼光和非凡的革命膽識，果斷地處理了一係列複雜問題。
1950年，當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並派海軍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直接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時，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決定派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給了帝國主義者以必要的教訓，使它們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提出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建議，顯露出在軍事上控製中國的意圖。毛澤東當即嚴詞予以拒絕。之後，他更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同蘇聯的大國霸權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
努力捍衛民族獨立、國家安全和為國內和平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努力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的進步事業，這是毛澤東為新中國製定的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方針所要達成的根本目標。為此，他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積極發展同各國、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他主張，新中國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國家加強團結和合作；要把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看做是美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後來，他把這些國家稱作第二中間地帶，而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稱作第一中間地帶），爭取同它們發展關係；對於美國，在反對它對中國的威脅的同時，也要爭取同它和平共處。毛澤東在晚年也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
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與同自己接壤或臨近的多個亞洲國家，如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妥善地解決了邊界問題。中國堅決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和抗美戰爭。對於當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地區出現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國也給予了有力的支持。
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971年10月得到恢複。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終於被打開，中國與日本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西方國家出現了同新中國建交的熱潮。中國的外交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1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並不是要閉關鎖國，走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澤東提出，應當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他強調必須建立的自主的民族經濟，必須自己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必須獨立地決定經濟建設的方針；等等。同時他又明確地講過“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他主張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分析地借鑒外國發展經濟的經驗；並且有條件地利用國外的資金；等等。還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曾經設想，獨立的新中國可以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接受外國投資。由於美國糾集一些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企圖在經濟上扼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這個設想在當時沒有實現。鄧小平說過：“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即使如此，經過努力，我們還是在若幹方麵取得了一定的進展。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們就從西方國家引進過若幹先進技術設備。1973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批準從西方國家引進價值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隨後即付諸實施。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麵開始被突破。
這個時期，在毛澤東製定的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的直接領導下，新中國的國際交往日益擴大，並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並促進國際形勢朝著有利於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同時，也為後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時，鄧小平講過：“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誌的功績。”
毛澤東是一個世界性的偉人。他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胡錦濤曾滿懷崇敬和自豪的心情說過：“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這些話，表達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共同感受。
當然，曆史總是要前進的。像很多站在正麵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一樣，毛澤東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這是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我們是馬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主張割斷曆史。鄧小平反複強調：“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對於黨的這樣一個重大原則表示任何懷疑和動搖，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
文章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1年第7期
三件大事與兩大理論成果
三件大事：一種全球化視角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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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峰：三件大事是邏輯遞進關係 需依靠人民才能完成
中國一定要走自己的路——析“三件大事”、“三大成就”
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之際，回顧黨走過的光輝曆程，我們深切懷念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懷念他為黨的事業所建立的不朽曆史功勳。
胡錦濤指出：中國共產黨創始以來，在長期的奮鬥中，“緊緊依靠和緊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幹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第二件大事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第三件大事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大幅度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這三件大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在世界上產生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這三項偉大的事業，都是同毛澤東的名字分不開的。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黨的早期的重要活動家。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始，在將近42年的時間裏，他一直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黨所幹的第一、第二件大事，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勝利完成的。第三件大事，也同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係。正如十七大報告所指出：“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具有崇高的、不可動搖的地位。這種曆史地位是在長期的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是以無可置疑的基本事實為依據的，是為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所共同確認的。
下麵，從四個方麵對毛澤東在黨的曆史上的偉大貢獻作一些簡要的論述。
一
近代以來，中國麵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樣兩個根本性的曆史任務。隻有首先經過革命，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創造前提，開辟道路。由於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反動勢力極其強大，由於經濟政治發展極不平衡的中國的國情十分複雜，因此，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進行的鬥爭不能不是一個偉大的，同時又是長時期的、艱苦的、曲折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運動，在此基礎上實現了與國民黨的合作，參加了廣東戰爭和北伐戰爭，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於黨當時還處在幼年時期，不善於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在後期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權，特別是放棄了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這次革命遭到了失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調查研究中國的國情，總結中國革命正反兩方麵的經驗，逐步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正確地結合起來，在總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深刻教訓之後，又衝破“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束縛，創造性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革命道路；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製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綱領和相關的方針政策；創建了新型的人民軍隊，建立和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加強了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的自身建設。中國革命由此走上了複興和勝利發展之途。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摧毀代表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製度的反動政權，創建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
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在大革命之後，中國人民經過10年土地革命戰爭、8年全國抗日戰爭和4年全國解放戰爭，即經過22年的艱苦奮戰，終於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誕生。
中國人民革命的曆史表明，毛澤東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說：“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
二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基礎上，領導人民全麵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製度，這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件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事件。毛澤東不僅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而且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的主要奠基人。這是他為黨的事業做出的最重要的曆史性貢獻之一。
（一）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
中國人民政權的創建走過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農村區域建立，而後經過長期鬥爭，逐步擴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國的。毛澤東不僅開辟了創建人民政權的正確道路，而且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政權建設的經驗，對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等問題做出了科學的闡明。這些主張為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接受，形成了有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確規定。
第一，關於國體。所謂國體，是指國家的性質，即國家的階級性，也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毛澤東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它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從當時的實際出發，它還應當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占主要的地位。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新中國的國體。
第二，關於政體。所謂政體，是指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毛澤東提出：我們政權的製度是采取議會製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製？他的答複是：“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製和三權鼎立等”；而應當“建立民主集中製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製度”。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這就是新中國的政體。
第三，關於國家的結構形式。所謂國家結構形式的問題，是指國家的結構是實行單一製還是複合製（如聯邦製、邦聯製）等的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中國同蘇聯國情不同，不宜實行聯邦製。理由是：（1）蘇聯少數民族約占全國總人口的47％，與俄羅斯民族相差不遠。我國少數民族隻占全國總人口的6％，並且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狀態，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幾個少數民族之間往往互相雜居或交錯聚居。（2）蘇聯實行聯邦製是由當時的形勢決定的。本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主張在統一的“單一製的”國家內實行地方自治和民族區域自治，隻在例外情況下允許聯邦製。俄國經過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許多民族實際上已經分離成為不同的國家，不得不采取聯邦製把按照蘇維埃形式組成的各個國家聯合起來，作為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中國的情況不同。在籌建新中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一步確認，單一製的國家結構形式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利於民族平等原則的實現。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向政協代表報告時指出：今天帝國主義想分裂我們的西藏、台灣甚至新疆。“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國家的名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叫聯邦。”“我們雖然不是聯邦，但卻主張民族區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權力。”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在單一製國家中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這就是新中國的國家結構形式。
第四，關於政黨製度。所謂政黨製度問題，是指實行蘇聯式的一黨製，還是西方式的兩黨製、多黨製，或者是有中國特點的新型政黨製度的問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協商共事的關係。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號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而奮鬥。同年春，毛澤東指出，民主黨派應“積極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參加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參與了新中國的創建工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這就是新中國的政黨製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誌著新中國的這一新型政黨製度的形成和確立。
以上四個方麵，構成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而其中的國體，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製度，具有最根本的意義和決定性的作用。
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製度即人民民主製度在中國的確立，使得廣大人民擺脫了幾千年來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了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它為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創造了政治前提；它保證了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和社會的穩定，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它並且具有高度的效能。與舊政治製度比較，它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二）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務基本完成，這就為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創造了政治條件。
進行經濟建設，首先是要把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但是，怎樣才能發展經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呢？從世界曆史上看，主要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這是歐洲許多國家、美國和日本走過的，而且走通了；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這是蘇聯走過的，而且也走通了。十月革命前，俄國是歐洲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由於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成了歐洲第一強國，與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超級大國之一。
近代以來的曆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從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產生以來，由於受到外國壟斷資本的壓迫和本國封建生產關係的束縛，始終處於舉步維艱的境地。獨立以後的中國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就難以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獨立，中國就會成為外國壟斷資本的加工廠和單純的廉價原料、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就像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那樣。由於經濟上依賴外國，在政治上就挺不起腰杆，連已經爭得的政治獨立也可能喪失。在帝國主義時代，中國通過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已經喪失。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新中國應當選擇社會主義製度，走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當時中國之所以需要進行和有可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力量相對來說比較強大，它是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主要基礎；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發展困難，不可能成為中國工業起飛的基礎；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保證工業發展、實現國家工業化的一個必要條件；當時的國際環境也促使中國選擇社會主義。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確立了自身的主體地位。繼建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製度之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也建立起來了。中國勝利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
中國經濟在20世紀“五十年代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並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曆史的全局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遲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份，經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備多大程度上應有的靈活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
三
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開始進入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麵臨的基本的曆史性課題。毛澤東及時提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任務。他指出，我們“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他把這個“產業革命或者說經濟革命”，稱作是“第二個革命”。他說，20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現在的中心任務是搞建設”。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主要是：
（一）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我國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
1956年4月初，毛澤東即提出：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製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這個思想，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導原則，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二）闡明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若幹重大理論原則
一是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鬥目標和發展戰略。毛澤東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是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中國的發展所遵循的是“兩步走戰略”，即首先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而後全麵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國全麵實現“四個現代化”，大約需要1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二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學說。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正是這些矛盾推動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同時又指出，這些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從而為進行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他還明確地說：“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誌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三是提出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他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這就是說，在一個長時期裏，中國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毛澤東提出的這個觀點，是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四是提出關於兩類矛盾的學說。1957年，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以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並且盡可能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五是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判斷是非的標準。毛澤東在論述兩類矛盾的學說時，提出了在政治生活中判斷我們的言論和行動是非的六條標準，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的領導兩條。堅持這六條標準，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政治保證。我們今天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可以說是對這六條標準的繼承和發展。
（三）製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重要指導方針
在經濟建設方麵：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個命題，指出要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工作，並且“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主張實行工業和農業、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大中小企業、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等一係列的“同時並舉”即“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闡明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對經濟體製改革的問題進行探索，提出了若幹重要思想，如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主張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主張試辦托拉斯；提出在社會主義經濟占優勢的條件下“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等等。
在民主政治建設方麵：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主張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堅持人民民主，盡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中國“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主張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讓人民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強調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最根本的權利；提出社會主義法製要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社會生產力；要求處理好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提出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若幹意見和設想（如國家主席的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黨代表實行常任製等）。
在文化建設方麵：指明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要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又紅又專的方針；提出要向科學進軍，不能走世界各國發展科學技術的老路，而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提出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的曆史任務。
（四）論述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的思想
毛澤東十分重視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高度警惕黨在執政以後可能產生的種種消極現象，要求采取堅決措施加以防止和糾正。他最早覺察到帝國主義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號召共產黨人提高警惕，同這種危險作鬥爭。為此，他提出：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各級領導幹部必須自覺地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依靠人民群眾行使這個權力，並且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平等待人，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幹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堅決反對共產黨內和幹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必須切實解決好“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的問題。
除此之外，在軍隊和國防建設、在國際戰略和外交工作等方麵，毛澤東也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戰略思想。這些富於獨創性的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這為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基礎。毛澤東等在探索中取得的積極成果，已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所繼承，成了這個理論體係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胡錦濤指出：“我們黨能夠在新時期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理論基礎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繼承。”習近平也指出：“毛澤東同誌帶領我們黨在艱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重要思想來源。”
總之，毛澤東是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創者。他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頂住來自外部的各種影響和壓力，堅持不懈地進行這種探索。毛澤東等老一代革命家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開創者的曆史功績，將永遠記載在黨和共和國的史冊上。
四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至毛澤東去世的27年間，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人。他是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進行探索的，他又直接把在探索中取得的成果應用於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
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夜，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要“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後的長時間裏，他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事業，進行了長期的、艱苦的奮鬥。由於缺乏經驗等原因，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曆過兩次嚴重的挫折；但是整個說來，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依靠以他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依靠全黨同誌、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一）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後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 “現在我們能造什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由於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係，許多重要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
從“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和建設，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訊、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4956.43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麵，也有明顯的進展。從1964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地區工業布局。
在毛澤東生前，中國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同時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中國還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製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這有力地顯示了中國在科技方麵整體實力的增強和在若幹尖端國防科技領域取得的突破性進展。這不僅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且有效地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在國際上的發言權。這些成就，使全世界為之震驚。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鬥，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布：“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成就。
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在贏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後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增強國防力量和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中國以後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為中國與外國包括發達國家在平等的原則下發展經濟往來創造了前提。
（二）中國經濟從總體上得到了相當快的發展
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
從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來看：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產量從1955年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13.52萬輛。
從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穀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後退外，穀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三）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隨著建設事業的進展，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這就是說，全國總人口增加了近4億人，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這4億人，而且還在總人口大大增加的情況下使人均糧食占有量增加了近200斤。這確實又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
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1949年到1976年，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麵的骨幹力量大批地成長起來。
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20世紀50年代後期，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年代又在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解放前，全國人口的死亡率為25‰，居民平均預期壽命僅35歲。這個時期，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1949年的2060下降到1976年的7.25‰。居民平均壽命隨之顯著延長：1975年，男性提高到65.34歲，女性提高到67.08歲。中國人不再被譏笑為“東亞病夫”了。
在毛澤東領導時期，新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曆史性的巨大進步。鄧小平在1979年說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麵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些進步，是在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的成果，是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顯示。
對於這方麵的情況，一些公正的西方人士也是承認的。比如，美國曆史學家莫裏斯?邁斯納就說過：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曆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獲得的”。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現代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
毛澤東領導時期取得的這些進步，不僅在當時已經使中國極度貧弱的麵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變，而且為中國以後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重要的前提。1998年12月26日，即毛澤東105年誕辰的那一天，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在美國任教的印度經濟學家加阿瑪蒂亞?森說：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的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後更加成功成為可能。”他說，中國在進行市場改革時，得益於受教育的人口和深入到農村地區的隊療保健製度。中國的改革後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政策。這個認識，是很有見地的，是符合實際的。
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仍然麵臨著維護民族獨立、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嚴重任務。毛澤東始終是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捍衛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光榮旗幟。他提出了正確的國際戰略思想和外交工作的方針。
毛澤東主張，新中國必須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和發展關係；同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他強調，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製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根據這樣的原則，他曾經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的戰略眼光和非凡的革命膽識，果斷地處理了一係列複雜問題。
1950年，當美國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並派海軍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直接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時，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決定派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作戰。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給了帝國主義者以必要的教訓，使它們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提出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的建議，顯露出在軍事上控製中國的意圖。毛澤東當即嚴詞予以拒絕。之後，他更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同蘇聯的大國霸權主義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
努力捍衛民族獨立、國家安全和為國內和平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努力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的進步事業，這是毛澤東為新中國製定的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方針所要達成的根本目標。為此，他始終不渝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積極發展同各國、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他主張，新中國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國家加強團結和合作；要把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看做是美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後來，他把這些國家稱作第二中間地帶，而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稱作第一中間地帶），爭取同它們發展關係；對於美國，在反對它對中國的威脅的同時，也要爭取同它和平共處。毛澤東在晚年也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
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與同自己接壤或臨近的多個亞洲國家，如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妥善地解決了邊界問題。中國堅決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法戰爭和抗美戰爭。對於當時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地區出現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國也給予了有力的支持。
正是在毛澤東領導的時期，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於1971年10月得到恢複。毛澤東還親自開創了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新階段。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終於被打開，中國與日本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西方國家出現了同新中國建交的熱潮。中國的外交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到197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有111個，這包括了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並不是要閉關鎖國，走自我孤立的道路。毛澤東提出，應當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他強調必須建立的自主的民族經濟，必須自己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必須獨立地決定經濟建設的方針；等等。同時他又明確地講過“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他主張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有分析地借鑒外國發展經濟的經驗；並且有條件地利用國外的資金；等等。還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曾經設想，獨立的新中國可以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接受外國投資。由於美國糾集一些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企圖在經濟上扼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這個設想在當時沒有實現。鄧小平說過：“毛澤東同誌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係，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即使如此，經過努力，我們還是在若幹方麵取得了一定的進展。20世紀60年代初期，我們就從西方國家引進過若幹先進技術設備。1973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批準從西方國家引進價值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隨後即付諸實施。西方對中國封鎖禁運的局麵開始被突破。
這個時期，在毛澤東製定的國際戰略和對外工作方針的指引下，在毛澤東、周恩來等的直接領導下，新中國的國際交往日益擴大，並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並促進國際形勢朝著有利於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同時，也為後來中國逐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創造了有利條件。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時，鄧小平講過：“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誌的功績。”
毛澤東是一個世界性的偉人。他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胡錦濤曾滿懷崇敬和自豪的心情說過：“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這些話，表達了中國廣大人民的共同感受。
當然，曆史總是要前進的。像很多站在正麵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曆史人物一樣，毛澤東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這是要從曆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
我們是馬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主張割斷曆史。鄧小平反複強調：“毛澤東同誌的事業和思想，都不隻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對於黨的這樣一個重大原則表示任何懷疑和動搖，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
文章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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