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近年成功發展建基於“改革開放”。談論“改革開放”的曆史，似乎沒有甚麽人會想到毛澤東。
在大部份人眼中，毛澤東代表的是“自力更生”，“閉關自守”，和“改革開放”完全對立。但若大家細心思考到底70年代出現了一些甚麽國內及國際上的有利條件，令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能順利推展，和研究毛澤東在其晚年近乎獨排眾議地推行的一些影響深遠的國內和外交政策，便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改革開放”的成功其實很重要地建基於在毛澤東一力主催下，文革前夕開始實施，其後一直推行的普及基礎教育政策。而領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複出掌權，其實離不開毛澤東的決定。
毛澤東晚年的外交政策，到底有否，或如何，為其畢身追求的中國現代化革命事業在其身後得以繼續發展埋下伏線?
中國文革期間高調反美，反資，反帝。而毛在文革時故意將年青紅衛兵以群眾運動把當權派拉下台的消息發布至外國，導致中國和許多西方國家都關係緊張。(因西方政府害怕“文革”的傳播會為60年代西方世界左翼年青人示威浪潮火上加油。)但毛後來卻於1972年突然和依靠打擊美國國內親共份子上台的大右派尼克鬆總統握手言歡。曆史資料顯示，毛澤東和周恩來當時是抵擋著國內的強力反對而和美國開展合作關係。到底毛這些十分矛盾的行動背後真正動機為何?
不少評論說中美當時開展接觸主要是因為中國麵臨蘇聯入侵威脅而有求於美國。但他們忽略毛文革間高調反美時，美國卻反而開始拋棄過去敵視中國的態度。1966年2月，美國國務院表示準備容許中國記者訪美。1967年7月約翰遜總統更表示願意和中國討論核不擴散等重要問題。尼克鬆亦早在當選美國總統前的一年，1967年10月在“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中便表示要和中國加強聯係。而毛澤東似乎為回應美方示好，在1968年三月要求中國有關機關不要把革命訊息傳到外國。
另外，1972年尼克鬆訪華為期八天，是當時曆史上美國總統離開本土為時最長的一次訪問。中國在六，七十年代物質基礎十分薄弱，綜合國力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天差地遠。若非美方當時有求於中國，美國總統是絕不可能在未有中國領導人到訪前對中國作出曆史性訪問。
對美國來說，除因為從越戰中順利脫身需要中國配合外，還有什麽重要原因，促使其積極拉攏中國?若果是為了要中國在美蘇對立中站在美國的一邊，為何美方不在五十，六十年代積極拉攏?是什麽事情出現了變化，令美國需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如此巨大的轉變?
“改革開放”中的“開放”是指中國對以美國為首西方陣營在投資上開放。所以正如詳細研究當代中國曆史的曆史學家莫裏斯. 邁斯納所說“開放”的突破其實始於尼克鬆訪華。在‘大阿哥’開始主動向中國示好後，其它西方國家便爭先恐後地與中國建交，進行貿易, 及後為來中國帶來現代化所需的先進技術.
毛澤東這位傑出的策略家，到底是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下，以弱勝強，充分利用大國間的矛盾，為中國爭取到難得的政治及經濟戰略利益，現代化所必需的發展機遇?
社會發展，物質繁榮，但伴之而來的卻往往是精神空虛，迷失方向。人們似乎未能好好善用提升了的物質水平來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不斷追求物欲，變成舍本逐末，往往帶來更大的困擾。
研究物質基礎薄弱的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曆史，其實可帶來重要的啟發。
麵對巨大的青少年和兒童人口，而成年人相對較少的情況，一方麵成年人難以分散精力應付這麽多的青少年及兒童。另一方麵社會上各種資源(尤其是教育資源)短時間內很難大幅增加以滿足需要，以法國為例，1954年高校約有140，000學生，1961年上升至200，000人，而1968年更上升至500，000人。教育資源的短缺很容易激化天生反叛的年青人不滿。
而再加上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製度下，政府很難短時間內為大量畢業生創造滿意的就業機會。因而更突顯教育資源對他們將來就業的影響。年青人對教育資源的爭奪便很容易演化成示威抗議。所以60年代在西方國家出現的示威浪潮是無可避免的。
歐美的高出生率在1964美國推出口服避孕藥及投入越戰後便大幅下降，因而八十年代初”青年膨脹”便完全退潮，而年青人示威浪潮亦不再出現。
而在六，七十年代年青人同樣占人口頗高比例的計劃經濟國家，由於工作崗位數目由國家隨意增加，就業由國家分派，和學生就讀科目、學校無關。不同崗位工資差異不大，更大大降低了年青人對工作的期望。所以便避免了同樣的危機。
己公開的的曆史檔案隱約顯示，毛澤東當時抓住了西方國家麵對這亂局的機會。
1960年，毛開始對美國政府采取敵視態度。把美國種族問題與對“美帝“的鬥爭拉起來。另一方麵又和蘇聯公開分歧。1963年八月，毛發表了一篇支持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言論，首次公開反對美國介入越南。毛在1965年11月會見日本左派訪客時亦談及其對美國國內反越戰運動和黑人學生示威的分析。而在同年夏天會見法國戴高樂總統特使，文化部長，著名作家馬爾羅時便說自已將要“孤獨地與群眾站在一起”。後來這位左翼的馬爾羅在1967年在法國公開發表當年與毛的這番談話，大大增強了法國左翼青年對毛的崇拜。
研究當時西歐情況資料發現，1967-1969年在意大利，法國等地發生的示威主要由中學開始，然後發展至大學。抗議焦點都在教育改革。示威學生其實都是得到毛澤東，胡誌明及卡斯特羅的啟發。而意大利更陷入連串的罷工，示威浪潮達十年之久，國家弄得四分五裂。參加者包括工人，學生，左翼，右翼等不同階層:
而法國1968年五月更發生了一連串令全國陷入了兩星期癱瘓狀態的示威，這次群眾運動由左翼青年發起，“毛派分子”是主要的發動者之一，其中一句著名口號便是“比毛更紅”。存在主義大師“薩特”就是一位左派，他和毛派份子有密切關係。該示威浪潮間接導致右派的戴高樂總統在一年後下台。
在日本，左翼學生亦要求教育及政治改革，1968年6月便有60間大學被學生占領，其後示威不斷升級。1969年的入學考試甚至因而取消。
浪潮席卷西歐，而東西方冷戰橋頭堡的西德1969年左翼政府上台更是對美國勢力的嚴重挑戰。西德在六十年代因左翼思潮影響而出現了倒向蘇聯的傾向。令美國在全球戰略上麵臨了巨大的困局。在1965年後，德國出現了一個左右翼共同執政的情形，而外交部長布蘭特便開始了一些親東歐的政策。隨著法國在1968年5月出現的示威抗議，歐洲左翼冒起，德國在1969年出現了一個四十多年未見的左翼政黨執政現象，執政的便是社會民主黨(SPD)。總理布蘭特上台後，政策便大幅倒向親東歐及蘇聯，以期東西德早日走上統一。1970年西德便和蘇聯簽訂了和平條約，其後並把關係發展至東歐各國。1971年9月，布蘭特在克裏米亞和布裏涅列夫進行“私人會麵”，事前並未同西德的西方盟友協商。美國國務卿，猶太人基辛格就曾談及當時情況令美國十分擔憂。此情況令人想起1920年代蘇德透過Rapallo的緊密合作. 更麻煩的是71年時北歐國家似乎很有興趣追隨德國。
而在法國方麵，1958年戴高樂總統上台後，即采取和美國對抗立場。1960年，法國成功引爆核彈，1964年法國海軍退出北約艦隊，1966年戴高樂更迫令駐法北約部隊(大部份為美軍)全部撤離法國。69年上台的蓬皮杜雖然沒有戴高樂這麽反美, 但他改變了戴高樂拒絕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立場, 令英國向和西歐一體化踏上重要一步.
英美更完全是 “金錢夫妻”, 大難臨頭各自飛。威爾遜首相不單在越戰中隔岸觀火, 更對美苛索貸款。70年上台的希斯則對歐洲熱情, 和美國關係冷淡, 71年又拿手中30億美元要求美國兌換黃金。 (注1)
在這種情勢下，若西德完全倒向蘇聯，東西德真的統一，北約組織便麵臨瓦解。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利益便受到嚴重威脅。歐洲人口比美國多，工業水平一點都不落後於美國，歐洲若一旦一體化或和甚至和蘇聯結盟，對美國全球利益的影響可以說是災難性的。為了製止這種趨勢，美國便隻有與中國合作，利用中，蘇長達六千多公裏的共同邊界來牽製蘇聯。對其在歐洲的擴張帶來壓力。
其實西歐的 “背叛”和美國這位“印美鈔”的“大哥”美鈔不再值錢有關. 60年代美國由於越戰及社會福利開支巨大, 貿易赤字惡化, 不願意讓法國把手中所持美金依二戰末訂下的布雷頓森林協訂所訂三十五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安排兌換黃金, 戴高樂認為這樣是法國變相支持美國的向外擴張及社會福利, 西歐當時認為美國是向西歐輸出通賬. 後來美國在赤字日益惡化下索性在1971年取消布雷頓森林協訂下的金本位製. 73年後自由浮動。
但在這情形下要維持 “美元霸權”, 美國便必需把部份較低端的國內工業轉到其它成本低廉地方, 而美國本土則轉為發展較高技術產業。美國的貿赤便由歐洲轉到東亞。東亞各國的中央銀行則購入美國國庫券來支持這貿赤。由於落後的東亞及無天然資源的日本得到他們需要的技術及美國軍事確保了石油,天然資源供應, 所以都隻有購買美國的國庫券。其實就是透過這種方法支付了技術轉讓費和“保護費”。以當時的地緣政治情況來說, 東亞分散而欠缺資源的小邦最適合擔任美國的 “分包商”。非洲, 南美, 印度都無這些優點。但美國要在亞洲有對資本主義企業有利的投資環境, 便不可缺少中國的合作。
而68年尼克鬆上台時麵對著西德及日本興起對美國的挑戰，和中國合作便馬上削弱了日本的地位, 西德左翼政府亦因為蘇聯被中國牽製而失卻支持。
實際上，尼克鬆到中國訪問後不久，國際形勢便朝對美國有利的方向發展。73年中東戰爭及石油危機後, 缺少石油的西德及日本經濟更是大受打擊, 貨幣大幅貶值。因美國掌控中東石油, 美元便又重新確立他的地位。
對中國來說，72年開始與美國合作抗蘇為中國現代化帶來必須的外國技術。反映毛澤東善於觀察形勢，把握罕有的重大戰略機遇。其實新中國成立時，毛澤東就提出重要的“一邊倒”理論，意即需在美蘇之間選擇其一為結盟對像，以獲取外國技術。從49年時的地緣政冶角度出發，和中國遠隔太平洋的美國其實比蘇聯更樂於提供先進技術，因獲得技術的中國可有效地牽製蘇聯，而不會對美國本土構成任何威脅。而對蘇聯來說，中國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美國入侵的屏障，所以始終不會願意向這人口比之多超過一倍的鄰國輸出甚麽重要技術。但毛澤東最終決定和蘇聯結盟，除因為同是社會主義國家外，很可能是考慮到當時蘇聯剛從二戰中恢複過來。在這時侯過早地和美國結盟，便完全窒息了蘇聯的發展機會，中國對美國的利用價值亦很快消失。
五十年代暫時和蘇聯結盟，六十年代終止合作但又不和美國結盟，除令解放初期的中國獲得一些基礎工業科技外，其實亦為蘇聯提供了防止外敵入侵的屏障，令蘇聯獲得五，六十年代高速發展的機會，為社會主義陣營在殖民地獨立浪潮中注入動力，推動左翼思潮的迅速冒起，進一步造成美蘇抗衡的局麵。
1959年赫魯曉夫向美國擺出緩和姿態，及要求在中國國內建立供蘇聯遠東艦隊使用的無線電台後，毛澤東便斷然在1960年與蘇聯決裂。這除了基於中國國家安全考慮外，亦因為當時美蘇合作便意味著歐洲被完全邊緣化，而世界勢力便全由美蘇兩國瓜分。歐洲和中國亦會淪為美蘇的附庸。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隻有美蘇擁有能使用的核阻嚇力量，而英國的核武技術是由美國提供。所以美蘇緩和下的中蘇合作，對中國是完全不利的。
72年開始中美合作，一方麵由於60年代推行普及教育和文革中出現了重大的權力交替後，中國因“開放”而淪為半殖民地的風險大幅降低。另一方麵國際戰略平衡中亦多了法國這個新興核大國可供結盟，中國60年代獲得的核阻嚇又令蘇聯不敢以發動對華戰爭來妨礙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無需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及支持便能對蘇聯帶來致命的核打擊，意味著蘇聯不可能透過和美國達成秘密協議來保障其在中蘇衝突中免受災難性的傷害。
1972年其實是透過和美國展開合作，開始吸收西方資本和技術的最佳時機。中國經過60年代毛澤東“人多好辦事”號召後，人口己接近九億。由於中國領導層內有親蘇傾向的都在文革中失勢，人口隻有二億四千萬的蘇聯若入侵中國，在傳統戰爭中必定失敗。而美國由於極需中國牽製這在60年發展速度比美國還高，1965年後大量布署ss-9及ss-11洲際導彈, 因而成為唯一能與其平起平坐的蘇聯，和把部份生產基地轉至中國和東亞, 以重建美元霸權及緩解70年代國內高通脹壓力，亦不可能放棄與中國結盟。
從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因而喪失美蘇較量中的利用價值，美國轉而對中國不友善看來，文革間毛澤東排除親蘇阻力及1972年與美國開始合作，可說是令中國坐上現代化的“末班車”。因為若推遲十年，中國便不可能在蘇聯解體前建立起足以吸引西方資本集團，占世界人口20%的市場經濟。而中國90年代及以後的現代化發展便缺少了此一極重要的和平保障。
毛澤東文革間身穿紅衛兵服飾，看似衝動冒進。其實毛是曆史上罕有頭腦冷靜，思想周密，但深懂如何打動群眾內心的策略家和宣傳大師。
討論蘇聯解體，很少人談及赫魯曉夫。其實赫魯曉夫在1964年被罷免，早為91年蘇聯解體埋下引線。當時毛澤東有否預見此一結局?現在無從得知。但1959年赫魯曉夫嚐試與美國合作，肯定令毛提高了警覺，相信俄羅斯終有重新和美國合作的一天，而到時中國的處境便會轉為危險。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的其中一個主因是他希望訂下幹部固定任期製。而勃列日涅夫則因保障官僚的穩定工作而獲支持。主張實行較多市場經濟及幹部定期更替的赫魯曉夫被勃列日涅夫取代後，蘇聯的統治階層人事架構變得疆化，在70年代無法推行必需，但觸動既得利益的改革。
蘇聯的經濟數字顯示勃列日涅夫任內18年間人均收入約增長50%，而約四分之三的增長均是在其任內頭九年間，即1964-1973年間獲得。期間增長率與西歐相約，比美國高，人均國民收入為西歐的一半。但1973年後，蘇聯的增長率便開始落後於西歐。
蘇聯1973年後經濟走下坡的原因之一是可令其在60年代以高投入帶來高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源環境己不再存在(主要因俄羅斯出生率60年代開始下降)。令其在年青勞動力過剩的60年代較美國相對成功的計劃經濟，國家安排就業，在70年代中期後卻變成蘇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中央計劃經濟優點在於粗放性地迅速調動大量而種類較單純的資源(例如原材料，人力，資金)，對應付基本單一的目標頗為有效。但中央計劃經濟對以提高效益來達致“精密性”的增長便很不濟。完全依賴計劃經濟會令個體缺乏主動性，不容易透過提升勞動效率，例如鼓勵創意等來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
由於在七十年代蘇聯已經完成初期資源動員階段的經濟發展，進一步增長便十分依靠提高效益。而在固定價格，國家分配就業，缺乏市場機製的情況下，資源難以很有效地分配到最合乎經濟效益的領域，提高效益便十分困難。另外七十年代後蘇聯工業機械嚴重老化，勞動力增長又因嬰兒潮已過而急劇減慢。但蘇聯卻無法以資金投入來取代勞力投入，便使問題更嚴重。所以蘇聯在體製不改革下1973年後經濟發展便日走下坡。在80年代更和已擺脫“年青膨脹”困局的美國走勢差天共地。
近年美國勞動人口約占總人口46%，但在1964年最低穀時此比例隻為37%。
六，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負擔其實很重。60年美國嬰兒潮一代開始就業後，年青人就業市場轉趨惡化。為避免大量青年人失業而引發動亂，必須采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縱使70年代通脹不斷爬升(1979年美國通脹高達23%)，但卡特政府不願利用高利率來壓止，原因是害怕大量失業。卡特年代的美國聯儲局局長伏爾克亦曾在其著作中談及因卡特政府不願堅持貨幣緊縮政策，所以無法控製通脹。近年歐洲國家失業率長期高企，但中央銀行仍是著意於控製通脹，不願以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創造就業，是因為絕大部份家庭隻有一到兩名子女，年青人縱使失業，很容易獲得父母照顧，不會隨便參與動亂。人口中年青人比例比六，七十年代低許多，一旦發生大型示威亦很容易安撫平息。
八十年代美國青年膨脹開始退潮，因大量青年人失業而引發統冶危機的風險已比60及70年代大大降低。演員出身的裏根總統以其魅力“麻醉”國人，忘記劇痛後，便可透過把利率提高至18%來擊退通脹。隨後裏根鼓勵加劇市場競爭及大增高科技國防投資，以帶動新興產業發展。再加上勞動人口比例在青年膨脹退潮下一路上升，經濟便快速改善。
反觀蘇聯，在政冶方麵，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地方官僚享有前所未有的近乎“終身製”崗位保障。除為他們帶來了貪汙腐敗機會，亦令中央難以駕馭地方。另外蘇共中央委員會亦幾乎變成終身製，老的中央委員不離任，隻能靠不斷增加中央委員會委員席位數目來吸收新血。因而蘇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平均年齡在60，70，80年代便不斷上升，在蘇聯解體前接近60歲。造成中央及地方領導嚴重老化。
在人口組成方麵，70年代俄羅斯人約占蘇聯一半。蘇聯解體前俄羅斯出生率如西歐般低，但穆斯林占多數的中亞加盟共和國出生率卻特別高(現在這些國家人口中許多都是年青人)。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曾對俄羅斯人會在蘇聯變為少數表示擔心。在70年代歐洲俄羅斯城市人口減少時，穆斯林人口卻每年以2。5%增長。若蘇聯90年代不解體，相信現在俄羅斯人在蘇聯已變成少數民族。
當時俄羅斯人很害怕人口不斷增加的中亞加盟共和國會對其在蘇聯的領導地位帶來挑戰。為了加強俄羅斯人對蘇聯中央政策的控製，蘇共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在1966年至1981年間的俄羅斯人比例便增加了約20%。但這卻令地方精英份子對蘇聯中央政府更缺乏熱情。
俄羅斯1917年10月革命後與白俄進行了數年內戰，於1922年成立蘇聯，眾多加盟共和國加盟後，俄羅斯人口變得隻占一半多些，到列寧去世後更由格魯吉亞人，年少時曾是東正教修士的斯大林接任。後來成立共產國際，支持各落後國家共產主義革命，其目的都在於為俄羅斯提供實現國家現代化所必須的屏障和與列強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蘇聯中工業化程度最高而資源頗多的俄羅斯要負擔對眾多加盟共和國的補貼及對各盟友如古巴，北韓等經援，解體後便可把這些包袱通通甩掉。實際上，1991年蘇聯解體關鍵時刻，俄羅斯不願意留在蘇聯之內，而加盟共和國普遍是願意保留蘇聯。蘇聯解體特點是“不流一滴血”，完全和基層市民參予無關，反映解體純粹是上層統治階級的一次“選擇”。情況一如已落伍的大企業，員工薪金高昂，生產效益低下，與各供應商及客戶組成的網絡老化。而“售賣”的“意念”又包裝多年不變，缺乏“新思維”，吸引不到新客戶。董事局內的少壯派便索性把公司解散，換過招牌，甚至邀請從前競爭對手“入股加盟”。
俄羅斯統治精英通過放棄共產主義及與美國在意識形態上對抗，迎來西方資本主義集團，順便把其對國營企業工人保障，和對盟國的補貼統統甩掉，同時免除眾多加盟共和國人口超越俄羅斯人而引發的統冶危機，換來對其階層最大的利益和發展機遇。雖然蘇聯的老百姓是這巨變的最大受害者，當時普遍反對，但也無可耐何。
俄羅斯90年代的國會議員中，約有一半為前蘇聯統治階層成員。2000年底葉利欽突然離職，交棒給幾乎毫無政治背景的普京。而普京上台不久，未經任何流血革命，便令俄羅斯社會近似脫胎換骨。和美國建立的良好合作關係令俄在油價及各種原材料價格大漲下盡獲其利。(八十年代美國拖垮蘇聯經濟，除靠挑起軍備競賽外，便是和沙特阿拉伯在國際市場上壓低油價。)，足見普京背後那群官僚在90年代俄羅斯動蕩日子中絲毫無損，權力其實十分穩固。正如撒切爾夫人曾在其著作中透露: “不可忽視俄羅斯”。畢竟前蘇聯留給俄羅斯龐大的核武庫和軍工集團仍保障著其免受入侵和大國地位，工業現代化後的俄羅斯，是否有加盟共和國提供的屏障己不太重要。其實若美國不能繼續為俄羅斯帶來在石油，天然資源等輕易獲利的市場環境，俄羅斯不會繼續在國際事務上和美國采取合作的態度。
俄羅斯摒棄蘇聯，迎來資本主義。對他們來說是打破了冷戰中的三腳凳格局，把資源從軍事轉到經濟發展。亦使各國加速了所謂“全球化”的趨勢。後果是令西方國家統治階層與其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加劇，掏空了西方一些工業部門的根基。
毛澤東當年的政策十分正確，無論蘇聯解體與否，俄羅斯終有重新和美國合作的一天。而中國要做的是先改革自身的官僚體係，以確保在美俄重新合作的一天來到前中國己隱健地踏上現代化的道路。在這方麵，看重曆史的毛似乎從蘇聯吸取了寶貴的經驗，
蘇聯衰落原因是赫魯曉夫試圖改革官僚體係，但遇到龐大反對而失敗下台。不少人提出的是蘇聯官僚集團不願讓位很可能與斯大林於1937-38年以極血腥方法進行“大清洗”，強行換屆有關。當時蘇聯中高層官僚過百萬人被斯大林槍決。斯大林身邊最重要的助手莫洛托夫在1970年曾說過，大清洗是為了在法西斯入侵來臨前清除國內的“第五縱隊”，即一切可能在入侵時投向德國的潛在敵人。( 透過1922年和德國簽訂 Rapallo 協議, 蘇聯獲得許多來自德國的軍事和工業技術, 但在希特勒1932年上台後廣泛的合作便終止.) 可能真的因為這急劇的大清洗，蘇聯後來在極端慘烈，死亡人數高達二千多萬，即超過人口10%的二戰中成功地抵抗了德國的入侵。
但血腥大清洗卻造成極大的後遺症，令官僚們害怕一旦下台便會隨之喪命。蘇聯成立於1922年，而斯大林於成立後15-16年進行血腥大清洗強行換屆，巧合的是身體十分健壯的斯大林在大清洗後剛好15-16年的1953年突然去世。不少人便懷疑斯大林是被當時蘇聯高層毒殺，因為蘇共高層害怕斯大林要推行另一次血腥大清洗，所以發動這樣一場“政變”。
很多人未有注意的是，毛發動文革的時間亦是新中國成立後約16 - 17年。而文革其實亦是一次中高層的廣泛強行換屆。毛是否受到其偶像斯大林的啟發?這點不得而知，但曆史學家比較中國文革及蘇聯大清洗時便發現，文革下台的幹部絕大部份麵對的隻是再教育及體力勞動工作，而且下放期間工資照發，崗位保留，和斯大林時代蘇共中高層麵對的悲劇完全不同。毛有可能是吸取了蘇聯的經驗，以不流血的方法達成強行換屆，大大降低了將來換屆的阻力。
十分有趣，實行一黨獨大的新加坡，獨立約15年後亦在李光耀堅持下1980年開始換屆。李光耀在1979年人民行動黨的刊物中便說:“甚麽是現在最迫切的任務?是自我更新。”人民行動黨的權力核心“中央行政委員會(CEC)”由黨幹部選出，而黨幹部則全由CEC委任，李光耀曾說此製度是啟發自梵蒂岡由教皇委任紅衣主教，紅衣主教選舉教皇的製度。其實，梵蒂岡不隻啟發了李光耀，亦啟發了列寧，列寧式的政黨奉行的亦是類似的選舉方法。李光耀堅持1980年人民行動黨開始換屆是否受到蘇聯經驗或毛澤東的啟發?認識李光耀的可趁他尚還健在弄個明白。
中國能於今天立足世界強國之列，離不開毛澤東當年高瞻遠矚的決策和超卓技巧，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不斷革命”的意識和對祖國和人民的徹底忠誠.。
周恩來在1971年會見一班美國年青學者時便說:“在我們的革命中，我們許多同誌犧牲了生命。毛主席常常說，我們是革命戰爭剩下來的人。那麽，我們應該怎麽做呢? 繼續革命。隻有這樣，我們才對得起我們的先烈，對得起我們的人民。”
對毛的後人來說，可能他們真的不如蔣的後人般幸運。但對現在絕大部份中國人來說，得到毛澤東領導解放後的中國肯定是非常幸運。中國今天的成功是因為毛不關心其家人和後人能否過上風光的生活，而隻關心廣大人民的將來和國家的前途。國民黨當年的失敗是因為其領導層十分關注他們後人的幸福，而非中國人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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