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唐朝無疑是中國古代最開放的國度，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十分活躍，也包括相對其它朝代而言的性開放。唐朝之所以性開放的原因很多，愚以為唐朝皇帝的“亂倫”失德是其中一個重要誘因。正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當皇帝的都不講究禮法道德，朝野上下不拘禮法、不重貞節之風便油然而生，並漸成氣候。
當皇帝的如此醜態百出——奪弟媳、淫庶母、霸兒媳……就難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的禮教束縛鬆弛，帶來中國曆史少見的不拘禮法、不重貞潔的性開放或曰性自由。其具體表現有：
狎妓淫樂成風
唐代是中國古代妓業繁榮期，宮妓盛行不衰，地方官妓崛起，家妓普及，市妓發達。朝野上下狎妓淫樂之風盛行，“猶自笙歌徹曉聞”。
唐代宮妓之盛，絕不亞於隋朝，並正式形成教坊妓製度。唐太宗之初宮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時卻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後宮佳麗三千人”之說。玄宗時長安內外共容納在冊教坊妓一萬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宮妓級別最高，因為她們常為皇帝表演，被稱作“內人”。
上之所好，下之所趣。在李唐最高統治者的影響下，社會上淫佚成風。無論是官府迎來送往、宴賓典禮，還是官員們聚會吟詩、遊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樂助興，於是官妓迅速崛起。故北宋張瑞義《貴耳集》說：“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隸屬於各級官府，又稱“官使婦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時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縣級衙門。崔顥《得體歌》詩序曰：“先是民間戲唱得體歌，及新潭成，陝且尉崔成甫乃翻此調為得寶歌，集兩縣官伎女子唱之。”
官僚貴族們普遍蓄養家妓。白居易“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之詩句，便是對唐代這一世風之真實寫照。朝廷還依據官員品級對蓄養家妓規模作過規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人。”唐玄宗則下詔：“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如此荒唐之詔，便使官吏們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樂。
唐代的市妓十分發達，規模可觀。如長安的平康坊，時有“風流藪澤”之豔稱。從史料及唐詩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吏、文人、學子大都不拘泥於禮法，經常出沒於妓館青樓，還常用豔詩新詞來描繪自己狎妓之風流韻事。連許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煙花柳巷之常客。
性自由度空前
從史書和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都不難發現，唐代民間男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事較常見，這應該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娼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既覓同心侶，複采同心蓮。”“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這些詩歌都寫出了女性自由的愛情生活。
唐人對女子婚前貞操並不十分計較，失身而又另嫁也視為常事。婚前性行為、婚外戀較為普遍。如當時的才女晁采與鄰生文茂時常以詩通情，並乘機歡合，晁母得知後並不過分譴責，而是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於是為他們完婚。女子與情人私奔之事也時有發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與進士王玄宴相戀，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
唐人對婚外性行為並不認為是奇恥大辱，反而當作風流韻事。維揚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詩，一少年入門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幾何，豈如偷頃刻之歡。於是孟氏就和他私合。長山趙玉之女一日獨遊林藪，見一錦衣軍官十分英武，便說：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軍官說：暫為夫可乎？趙氏說：暫為夫亦懷君恩。於是二人在林中歡合而別。
唐代的傳奇小說中有不少是寫男女追求愛情、自由結合的故事。令人發笑的是，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織女的故事也加以改編，說織女丟下牛郎，夜夜到人間和情人幽會。情人問她怎麽忍心丟下牛郎獨自下凡，織女卻說：關他何事？何況河漢相隔，他也不會知道。這個故事雖然純屬虛構，但卻反映出當時唐人的性開放觀念。
另據敦煌資料顯示，當年的敦煌少女可以親自選夫、問夫，直到滿意為止。據文獻記載，男女在結婚前還可以試婚，試婚時要簽一份協議。
女性不重貞潔
唐代是一個婦德嚴重失範的朝代，女性亦可不重貞節，不守貞操，並獲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女子離婚或喪夫後再嫁，是唐代的普遍風氣，不受社會輿論譴責。據《新唐書8226;公主傳》載，唐代公主再嫁的達二十三人：計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肅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四人。這說明當時的朝廷對此不以為怪。
此風不僅存在於朝廷帝王之家，官僚貴族的女兒改嫁的也很多，庶民的妻子，夫死後亦可改嫁。有的甚至提出離婚，還有夫妻不合協議離婚的。
門第顯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諱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婦薛氏。嚴挺之的妻子離婚後嫁給刺史王琰，後來王犯罪，嚴還救了他。韋濟之妻李氏夫死以後，主動投奔王縉，王納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韓愈，女兒先嫁其門人李漢，離婚後又嫁樊仲懿，可見讀書人家也不禁止女兒再嫁。（摘自唐朝帝王秘史）
當皇帝的如此醜態百出——奪弟媳、淫庶母、霸兒媳……就難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的禮教束縛鬆弛，帶來中國曆史少見的不拘禮法、不重貞潔的性開放或曰性自由。其具體表現有：
狎妓淫樂成風
唐代是中國古代妓業繁榮期，宮妓盛行不衰，地方官妓崛起，家妓普及，市妓發達。朝野上下狎妓淫樂之風盛行，“猶自笙歌徹曉聞”。
唐代宮妓之盛，絕不亞於隋朝，並正式形成教坊妓製度。唐太宗之初宮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時卻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後宮佳麗三千人”之說。玄宗時長安內外共容納在冊教坊妓一萬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宮妓級別最高，因為她們常為皇帝表演，被稱作“內人”。
上之所好，下之所趣。在李唐最高統治者的影響下，社會上淫佚成風。無論是官府迎來送往、宴賓典禮，還是官員們聚會吟詩、遊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樂助興，於是官妓迅速崛起。故北宋張瑞義《貴耳集》說：“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隸屬於各級官府，又稱“官使婦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時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縣級衙門。崔顥《得體歌》詩序曰：“先是民間戲唱得體歌，及新潭成，陝且尉崔成甫乃翻此調為得寶歌，集兩縣官伎女子唱之。”
官僚貴族們普遍蓄養家妓。白居易“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三四枝”之詩句，便是對唐代這一世風之真實寫照。朝廷還依據官員品級對蓄養家妓規模作過規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聽有女樂一部；五品已上，女樂不過三人。”唐玄宗則下詔：“五品已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太守等。並聽當家畜絲竹，以展歡娛。”如此荒唐之詔，便使官吏們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樂。
唐代的市妓十分發達，規模可觀。如長安的平康坊，時有“風流藪澤”之豔稱。從史料及唐詩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吏、文人、學子大都不拘泥於禮法，經常出沒於妓館青樓，還常用豔詩新詞來描繪自己狎妓之風流韻事。連許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煙花柳巷之常客。
性自由度空前
從史書和當時的一些文學作品中都不難發現，唐代民間男女自由戀愛、自由結合的事較常見，這應該是社會的一大進步。“娼家越水邊，搖艇入江煙，既覓同心侶，複采同心蓮。”“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頭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這些詩歌都寫出了女性自由的愛情生活。
唐人對女子婚前貞操並不十分計較，失身而又另嫁也視為常事。婚前性行為、婚外戀較為普遍。如當時的才女晁采與鄰生文茂時常以詩通情，並乘機歡合，晁母得知後並不過分譴責，而是歎曰：“才子佳人，自應有此。”於是為他們完婚。女子與情人私奔之事也時有發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與進士王玄宴相戀，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
唐人對婚外性行為並不認為是奇恥大辱，反而當作風流韻事。維揚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詩，一少年入門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幾何，豈如偷頃刻之歡。於是孟氏就和他私合。長山趙玉之女一日獨遊林藪，見一錦衣軍官十分英武，便說：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軍官說：暫為夫可乎？趙氏說：暫為夫亦懷君恩。於是二人在林中歡合而別。
唐代的傳奇小說中有不少是寫男女追求愛情、自由結合的故事。令人發笑的是，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織女的故事也加以改編，說織女丟下牛郎，夜夜到人間和情人幽會。情人問她怎麽忍心丟下牛郎獨自下凡，織女卻說：關他何事？何況河漢相隔，他也不會知道。這個故事雖然純屬虛構，但卻反映出當時唐人的性開放觀念。
另據敦煌資料顯示，當年的敦煌少女可以親自選夫、問夫，直到滿意為止。據文獻記載，男女在結婚前還可以試婚，試婚時要簽一份協議。
女性不重貞潔
唐代是一個婦德嚴重失範的朝代，女性亦可不重貞節，不守貞操，並獲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女子離婚或喪夫後再嫁，是唐代的普遍風氣，不受社會輿論譴責。據《新唐書8226;公主傳》載，唐代公主再嫁的達二十三人：計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肅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四人。這說明當時的朝廷對此不以為怪。
此風不僅存在於朝廷帝王之家，官僚貴族的女兒改嫁的也很多，庶民的妻子，夫死後亦可改嫁。有的甚至提出離婚，還有夫妻不合協議離婚的。
門第顯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諱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婦薛氏。嚴挺之的妻子離婚後嫁給刺史王琰，後來王犯罪，嚴還救了他。韋濟之妻李氏夫死以後，主動投奔王縉，王納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韓愈，女兒先嫁其門人李漢，離婚後又嫁樊仲懿，可見讀書人家也不禁止女兒再嫁。（摘自唐朝帝王秘史）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