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的博客
朝聞道夕死可也。
追憶這位中國公民的理想
玄野
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 ……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劉曉波（1955－2017.7.13）
本周四下午，劉曉波走了，帶著一個不與任何人為敵的期待，也帶著許多顯赫人物依然以一位平民逝者為敵的遺憾。古訓道：逝者為大。倘若我們不再懦弱不再恐懼，便能淡看先生在政治方略層麵的偏執，而珍惜先生思想中可參日月的光輝，景仰先生以生命踐行的勇氣。
政治的本質是大家共同去做屬於大家並利於大家的事業，政治的運作必須由眾人的代表來執行。所以，雖然從操作層麵看政府必須唯一政令必須一貫，但是所有人都有討論政治的權利也有關心政治的義務。先生的理想與期待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政治的必然趨向。
現代政治多以左右劃分派係，而長期以來中國政壇上無法看清這樣的譜係。一般而言，確立了某種政治理想，以分析的思路自上而下地設計規劃政治方案的派別當為左；而以現實利益和實際效果為根本，以綜合的思路自下而上地摸索政治綱領的派別當為右。所以，各國政壇中理想主義者皆居左，務實主義者皆居右。美國的民主黨在左，共和黨在右。中國的趙紫陽為左，鄧小平朱鎔基為右。現實隻有一個，所以右翼務實者一般同流；而理想可以多種，理論可以各持一端，所以左派往往多頭。不同左派之間因為理念的差異也因為各自的執著而互相攻擊甚至迫害。
政壇左派中往往有十分偏執的人物，其與其他派係的鬥爭往往慘烈。為防止派係傾軋所造成的損失，也保留不同意見所能代表的不同價值，政治左派首先需要堅守的必須是政治討論的自由。從政治氣候上看是派係鬥爭，而從人生看卻是個體的人對體製的關係。“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麽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麽量器量給你們。”你如何操控著體製針對他人，不遠的將來就會有其他人如何操控著體製來針對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政治討論的自由並非是執政者對反對派的仁慈，而是從政者對待自己的態度。
中國政壇中習慣被稱作極左或者毛左的派係，在改革開放之前主宰著中國。發展到現在，這一派已經如探空氣球了，外界看去極其龐大，內心卻極其空虛。真正信奉極左理念的人隻有那些普通民眾，而掌握極左政治資源的人物並不信奉這些理念，其政治行為局限在沿襲以往的僵化教條了。數年前曾經的衣局長提出了為中共十分自賞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顯然這經濟騰飛了，也必然證明其政治製度的優越性了。其實，中國騰飛的真正原因卻非如此，而主要是因為民族的勤勞，其次在於製度的不自信。
謙受益而滿招損。一個政體，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製度自信所帶給它的不是前進的勇氣，而是改革的枷鎖。成長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再轉到歐美發達國家生活時，總會有些許不適應，發現那些明顯不合情理的愚蠢規定時總是不解為什麽歐美人不願意改變。根本上說這就是製度自信的惡果。美國人在出現事故後，即使是人命關天，他們也總是第一時間問，所有相關人員的行為是否符合既定流程。符合流程了就萬事大吉，人命和良知在哪裏卻不是當事人應該考慮的。因為這個思維，美聯航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暴揍自己的顧客。可以想見，美國人的製度自信到了什麽程度。唯有這樣的經曆，才使得我明白中國經濟騰飛的一大根本在於對製度的不自信，一直有改革的意願。小平先生做了經濟改革，同時也許多次對內對外公開暢想著政治體製的改革。如今這衣局長一張牛皮吹成探空氣球的體積，把小平先生的實踐與規劃遮蔽得黯然無光了。
同時，也是到了國外才明白中國一直自我標榜的勤勞勇敢是什麽意思，這種傳統是其他國家無法相比的。對勞動的重視一直是中國傳統政治的高標，因此才有綿綿五千年的一貫文明。如今這極左人物享用著民脂民膏，卻要把功勞貼到馬列腦門上去，明顯是用父老鄉親的血汗來為馬列樹碑立傳，有出賣祖宗的味道了。後來聽說這屆領導實在看不過去，就加了一個文化自信。於是有四自信之說，算是給那飄忽忽的探空氣球係了個繩子捆在磐石上，不至於來陣小風給吹到九霄雲外了。
中國政府在劉曉波問題上是一步步上套並打上了一個個死結。六四時，劉曉波和侯德健等四人以深厚的良知和超常的勇氣勸阻廣場學生撤離以防止無謂的流血。本是人道的義舉，對六四學生和當局雙方同是恩德，當權者卻以怨報德，抓住滯留國內的劉曉波以達成欺世盜名之私。此其一。後來十幾年是曉波的理想主義的坎坷之路，自己的呼喊伴隨著當局的騷擾而前行。此其二。零八年他集合國內外民主力量聯署了零八憲章，政治理論上這昭示了曉波的理想主義，同時某種程度上也凸顯了他的偏執。本是毫無威脅的一個政治童話，當權者卻如臨大敵，半年後拘捕曉波。此其三。曉波入獄時刻，筆者與朋友討論，覺得這諾貝爾和平獎基本要給曉波了，而中國政府為自己的政治自新之路又設置了一塊巨石。一年多之後，果如所料。而中國外交部門也如西方意識形態部門所期待的發出幼稚的抗議，叫喊什麽諾貝爾精神之類。諾貝爾精神是瑞典人和挪威人的事情，向善向惡是人家自己的選擇，中國何緣置喙？簡直像耍猴。此其四。因肝癌晚期不治，而之前並無任何相關消息披露。眾所周知，癌症發展到晚期是個漫長的過程，大部分案例會有明顯而嚴重的疼痛或不適，即使劉曉波如某些少見案例那樣沒有痛感，普通的診斷也可輕易發現異常，獄方及當權者對劉曉波健康問題的漠視是導致他病逝的主要原因。如此對待一位為國家前途而獻身的理想主義者，現代社會是無法接受的。國際社會的一係列批評毫不過分，而尤以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指責為代表：“我們深感不安的是，劉曉波在他的疾病進入晚期前，沒有被轉送到可以獲得適當治療的機構。中國政府對他的過早死亡負有重大責任。”此其五。這樣的五次錯誤政治行為導致中國在劉曉波問題上越套越深，幾成死結。斯人已逝，斯人所愛之國族道路依然坎坷。
生活在海外，我們有機會獲取針對老家的更全麵信息，當然其中也包含著各色人等為達成個人利益而編造的謊言。麵對祖國的負麵問題，我們當取何種心態呢？魯迅先生曾經說起的“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並非是一個應有的態度。中國經濟騰飛了，而政治和精神方麵的發展卻依然緩慢。所以對麵國內的負麵消息，海外的許多朋友往往以清貧的清高傲視奢華的腐朽。當然金錢是生命的附庸，然而傲視你的附庸並不能證明你的高貴與高雅。其實政治的禁錮和精神的匱乏與銅臭並無關係，那些極左人士窮橫時的做法更加離譜。中國經濟的長期發達絕不單純是會掙錢而已，不能以銅臭一詞簡單斥責。這裏麵有一個量到質的問題，當一個國家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無足輕重時，她可以選擇任何手段聚集財富而無傷大雅，可以如海盜般的邪惡，像古希臘前期多利安剛剛南下時的經濟；也可神靈般聖潔，如古希臘後期雅典的文化。然而，當一個國家的經濟行為透入到世界的角角落落而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組分時，她對外必然是有益於其他國家，而對內的社會體製縱然不是完美，也必有其很可觀的合理之處。任何對內對外的嚴重問題都會導致繁榮的不可持續。所以，我以為我們可以批判祖國的政府以促其向善，但不可汙蔑自己的國族。無論國籍如何，無論我們與她曾經有過何等齟齬矛盾，我們依然還是她的一部分。正如曉波所期待的，用生命來換取更加光明的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