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的公正評價將在何時？

趙紫陽的公正評價將在何時？

玄野

趙紫陽對中國未來的主要貢獻有兩個，第一是倡導民主自由思想，第二是良知底線。當代海外人士和歐美政壇對趙紫陽的認識主要集中在第一點，而這也是中共比較忌憚的一點。實際上，趙紫陽對中國政治界的長遠影響主要在於第二點。對這一點的堅守也是鄧趙矛盾最終沒有調和的核心原因。鄧對務實底線的堅守保證了中國的經濟穩定。然而，所謂逆取順守，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戰爭時期用幾百人的生命來換取戰略空間是無可厚非的，而和平時期這樣做就有問題了。鄧趙政治決裂多被世人解讀為民主與專製的路線之爭，其實那些政治路線都是可以調和的，唯有涉及到信仰層麵的東西不可調和，也必須有人以生命為代價來堅守。

因為人們對這兩點的認識不甚均衡，再加之當代世界政治哲學偏頗於民主政治，導致了普遍的誤讀。人們都以一種世故的心態結論說，在中共體製下趙紫陽不可能平反。然而，愚竊以為趙紫陽在中共體製內平反與其說可能，不如說是必然。趙紫陽所堅持的理念是中國政治所必需的，中共不溯源到自己的前總書記去獲取政治資源，反而尋找其他來源，舍近求遠不說，就政治先進性這名頭也就從自己的前總書記那裏奪下而奉送外人了。一般來說，中共不會吃這種虧。現時看，中共還沒有明確跡象要公正評價趙紫陽，原因何在？主要是因為開明政治在中國政府中還沒有完全恢複，而完成六四事件的利弊分流尚需時日。首先要從當時鄧小平的決策開始分析。

鄧小平是改革派，當年為何他要自斷臂膀而免掉胡趙二人呢？這是頗令人玩味的事情。其實，老鄧當時也是迫不得已，正處於兩難境地。中國的前途在於務實，而當時對於中國前途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兩個派係，一是馬列教條派，二是激進民主派。何去何從？所謂東和孫權北拒曹操，兩線作戰肯定是不行的，那樣鄧就成了敗走麥城的關雲長了，必須先聯合一個抵製另一個。鄧小平的選擇是聯合教條派而壓製民主派。為什麽？以愚下猜測，鄧的政治生涯貫穿了與教條派的明爭暗鬥，從井岡山到最後的主導改革開放，無時無刻不是這樣的勾心鬥角。可以說，鄧已經將教條派玩弄於股掌之間，完全沒有任何可擔心的。而對於民主派呢，鄧毫無把握。如果壓製教條派，支持民主派，雖然以趙紫陽的秉性不可能聽命於西方，但下層民主勢力被西方愚弄卻是可以預見的。鄧自知沒有毛的手腕，跟西方民主世界過招也隻有毛澤東能勝任。當年老毛在自己百姓都為吃飯穿衣發愁的時候還能輸出革命，將如日中天的美國蘇聯鬧得雞飛狗跳牆。召見了一下自己的粉絲特魯多，特魯多回去以後就上任總理而把加拿大經濟搞得像打了雞血賽的強勁。沒有跟西方周旋的招數，老鄧就選了一個簡捷的招兒，不惜自殘而明確拒斥西方的指手劃腳。民主派這方消停了，教條派那邊周旋起來也就遊刃有餘。這一選擇對中國二十幾年的經濟穩定還是至關重要的。

保守派教條派雖然沒有造成中國政治經濟的翻盤，但是二十年來對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卻依然巨大。對精神追求的禁絕和對物質追求的吹捧導致中國當代舉世無雙的物質主義。應該說，這是鄧小平顧此失彼的問題。

中國最忌諱的是國外勢力插手。私以為這是明智的原則，應該是毛鄧等總結的精華與血淚教訓。國外勢力操縱對於某些小國可能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但對於類似中國這樣的大國就決不是好事。當年六四事件可能會有國外勢力的影子，但是趙紫陽那邊卻完全不可能有什麽國外勢力問題，而中共當時的定論也沒做過分地誣陷。所以中共所抵製的是外國的政治操控，或者說顏色革命之類，趙紫陽的下台也主要是因為對這種潛在的政治風險的態度不明確。由此看，平反趙紫陽沒有難以清除的障礙。

趙紫陽的平反是肯定的，而六四以來的海外民運所期待的六四平反卻基本是不可能的。首先說海外民運所宗就是西方民主自由，更嚴重的是六四以來海外民運的資助方主要是西方政府。本身這個問題並不致命，因為這都是彼此彼此的事情，當年中共是如何起家的？最核心的問題是民運人士的目標所在，他們總想著自己和當年事件的曆史定位，而不是考慮自己能為國家和民族前途做點什麽貢獻，也不考慮當年那個悲劇到底如何能讓中國吸取經驗教訓，從而更穩健地發展。

那麽公正評價趙紫陽的主要障礙是什麽？其實就是明辨趙紫陽的主張是政治理念上和人文信仰上的東西，而不是政治運作方麵的手腕。在政治運作層麵上，倡導民主自由必然少不了西方政治勢力。而作為政治理念，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不是哪國那族的專利產品，理性上究得清楚，文獻上查得明白，你需要民主自由，請教別人可以，卻不需別人指揮。隻要明確了這一點，將隱約附在趙紫陽身上外國政治勢力幻影清楚掉，公正評價趙紫陽將指日可待，因此民主自由法製等理念走到中國政治的前台也就順理成章了。

[楊非羊]

頂博主。下麵是李進進以前的一片類似的文章：
趙紫陽的請辭是開啟中國民主政治楷模行為

李進進

在1989年當趙紫陽與當時事實上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等對如何處理如火如荼的學生發生根本性衝突時，趙紫陽曾要求辭去中國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並拒絕出席“5.19”宣布戒嚴的黨政軍大會。趙紫陽的這種請辭行為是對傳統的專製體製下以“君臣”關係為基礎的解決衝突的政治行為的否定，為開啟現代民主政治作出了典範。

趙紫陽的請辭行為是對傳統政治的否定。在中國傳統的一君臣關係為基礎的政治中，當君臣或當權集團之間發生重大衝突時，解決問題的方法有三種，即服從，逃跑或政變，以及以死相諫。在現代中國政治中，周恩來和劉少奇是服從的典範，林彪是逃跑和搞政變的一方英雄。以死相諫在現代政治中的範例尚不多見，但自古有之。所有的結果都是悲哀的，不是個人的悲哀就是國家的悲哀。趙紫陽在1989年處理學生運動或民主運動中，既不服從也不逃跑，更不是以死相諫。趙采取了“政不合不與謀則去”的請辭行為，這是對傳統政治的否定。

趙紫陽請辭是具有現代民主政治意識的行為。在民主政治中僅僅承認一般的民主原則是不足以創建穩定和持久民主政治的。在一般的民主原則之下必須有一些可操縱的政治規則，否則民主政治無以建立。平等的選舉權，分權與製衡，司法獨立，多數決定等是基本的民主原則。但如何處理在選舉中各政黨的關係，如何處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關係，如何防止司法獨立不至於發展成司法武斷，如何在執政黨或一黨內處理不同政見，是民主政治是否能真正建立的關鍵。好在現在的人們在政治運作中找到了一些可操作的政治原則以保證民主政治的正常進行，如在大選中，尊重對手尊重選票，即有認輸的勇氣和意識；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中尊重對方的權威的多權威分治規則；在司法中法官與律師等規避規則等。

趙紫陽請辭的行為是現代政治中解決執政黨或某一個黨派解決重大政治衝突、保持政黨團結和承擔責任的重大政治規則。辭職不僅是為了保持黨內團結和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要那些多數派或權威者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比如毛澤東對中國人犯的錯，周恩來和劉少奇都要負責。但鄧小平在“六四”中犯的錯，趙紫陽不必負責。不僅如此，在正常的民主政治中，趙紫陽可以通過正常的程序恢複權威，而不必學林彪那樣試圖用非正常的程序打破之。

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政治人物的辭職司空見慣，但在中國卻為稀罕。上述的一些政治規則，在西方民主政治製度下的中國異議人士也沒有學會運用，主要是沒有那個意識。1993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民運聯合大會的失敗，就是不知道或不會用那些規則來解決糾紛而造成的。不適用這些政治規則，結果隻有打破公平規則，走向了分裂。由此可見，趙紫陽的請辭行為對中國政治中重要示範作用，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