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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主的原罪（一）
玄野
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精華，自百年前世界上的幾大老牌專製帝國如中國，奧斯曼，德國，俄羅斯以及哈布斯堡等崩潰的時刻起，民主成了政治上正義的代名詞，任何國家，無論其政體本質如何，總要冠之以民主二字。但是，民主在人類曆史中的誕生卻沒有如此榮耀，古代的原始民主並沒有得到思想家們的讚賞。雅典的民主製度被城中最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定義為各種政體中最劣等的一個。現代民主政治體係是人類通過探索而逐漸發展完善出的政治體製。但是，這個體係中的民主元素卻並非發展得來，而是某個地域某種文化所決定的必然，唯有那個地域的那種文化才會有民主製度的出現。
眾所周知，民主是古希臘雅典城邦政治的重要元素。民主的誕生並非象希臘雕塑和理性主義那樣充滿著人類的智慧結晶，更可能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這從蘇格拉底對民主的態度可見一斑。從多利安人入侵到巴爾幹半島南部那個年代起，民主就成為人們一同解決公共事務所采取的必然模式。在公元前六世紀，古羅馬人剛剛開始文明建設時，也就是佛陀和孔子等聖人在文明的發達地區構建人類價值體係的軸心時代，他們用以解決公共事務的方式也基本是民主方式。平民出身的士兵因為不滿貴族和元老院在執政上的自私，可以集體罷工，躲到城外的山上要求考慮平民的訴求。在中國古代，軍隊罷工是不可接受的，屬於大逆不道的行徑，另一方麵中國政治解決各社會階層的矛盾也是從價值理念頂層開始，其原則被定義成執政為民，民為神主。民主不是中國等文明古國解決公共事務的方式，這些國家也不可能通過自己的智慧發展出民主製度。民主是希臘和羅馬文明與生俱來的專利。明確一點，在君主專製製度中，民主不存在，但是民眾表達民意影響國家決策的渠道卻一直存在。這種渠道暢通時，國家就蓬勃發展，這種渠道閉塞時，國家就陷入危機甚至崩潰。同時，在民主的古希臘古羅馬，君主德政元素同樣扮演著極其關鍵的角色，這兩個文明的巨大發展都是在偉大的政治家和偉大的君主的推動下完成的，正因為這些充滿智慧並且願意為民獻身死而無悔的內聖外王的人物的出現，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才有了逐次跳躍式的進步。關於此，我們可以列出一個比較長的名單，典型如希臘的聖人梭倫，羅馬的功勳卓著的馬略和不憚為民舍命的格拉古兄弟。在羅馬已經稱霸地中海的時刻，龐培，凱撒和奧古斯都的相繼出現，尤其是最後這位詭計多端的偉大政治家的出現，導致專製獨裁體製在羅馬帝國的形成。於是，民主製度就神隱一千八百年，消失於國家政體，隻在更基層的民眾生活中和文化曆史中延續。
民主是許多人心中的神聖名詞，本文的標題對此衝擊很大，本人必須嚴肅直麵這個話題。民主為什麽與罪惡聯係在一起，甚至將其與罪惡同列。民主本身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但卻與某種罪惡相伴誕生到這個世界上。這種共生不單是曆史經驗上的，同時也是邏輯思辯上的。
下麵的分析並不複雜，但是可能因為顛覆了大家頭腦中既有的知識而造成理解困難。所以在分析之前，先介紹一下基本思路。首先說，奴隸社會並非人類社會的普遍形態，這種社會形態隻存在於古羅馬和古希臘中。奴隸製度是羅馬希臘的那個文化和那個地域所決定的。與奴隸製度的發生相似，民主元素也是羅馬希臘的那個文化和那個地域所決定的。這種共生並非巧合，而是有著經驗上和分析上的雙重一致。在分析奴隸製度和民主元素的聯係之前，我們先來砸碎唯物史觀對中國同胞們的思想桎梏。
我覺得民主是必須的。同時我覺得破除民主迷信也是必須的。民主是好東西，但是神化民主就錯了。
基督教崇尚的是宗教權威，原本與民主格格不入，隻不過因為時代不同人心所向，才勉為其難地做出一些調整。其實基督教隻是擔心世俗的權力會淩駕到它的頭上而已。但既然有上帝，有審判，末世很快來臨，你隻需堅定心誌麵壁禱告就是，管它世俗政治幹什麽，是不是？
多謝轉載。
劉宗坤
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與二十世紀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名字似乎連在一起。不過，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傳統卻源遠流長，它深植於《聖經》對人性的理解之中。隻是，二十世紀人類經曆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政治災難後，對於尼布爾闡述的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的智慧有了更深的體會。
立足點
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的立足點在於：正視人類本性的缺陷。用神學語言講，就是人的罪性；用哲學語言講，就是人的局限性。任何政治學說都與對人性的理解分不開。比如，孟軻講性善，人皆可為堯舜，聖人修齊治平，這自然就有了聖王政治論；韓非講性惡，人人天生叛逆，所以需要高壓政治，嚴刑峻法。而《聖經》對人性的理解既非單純的性惡論，也非單純的性善論。上帝創造世界萬物，人類有上帝的形象，一切均為美好，這似乎傾向於人性為善。但是，始祖的淪落改變了這一狀態。上帝的形象即使沒有在人類身上完全喪失，也已經千瘡百孔，支離破碎。人既淪落到罪的狀態，故無法繼續生活在非政治的伊甸園中，必須通過政治手段組成社會，因而有了法律，有了強製，有了政治暴力。
奧古斯丁神學的看法
奧古斯丁以降的主流基督教神學家認為，盡管世俗體製有其存在的正當性，但它畢竟是人類罪性的後果，是人陷於淪落狀態之後的權宜安排。在曆史上，基督徒可以容忍世俗社會中許多不合理狀況，比如奴隸製、暴力、強製、壓迫等，但這並不意味基督徒認同這種種不良狀況。一方麵，人類因淪落所造成的混亂和罪惡必須受到扼製。在世俗領域，國家便承擔起這項任務。國家要維護最低限度的和平與正義，使人類在淪落狀態中不至於弱肉強食、徹底毀滅。就此而言，國家法律無異於上帝對人類淪落所做的補救。國家既是對罪性的懲罰，也是對罪性的補救。另一方麵，基督徒也必須看到，人類無法借助政治手段達到完善狀態，建立人間天國。上帝的國度是非政治性的。
在奧古斯丁的神學中，這反映在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的分立。世俗國家本身不具終極目的，而成為向另一更高目的演進的環節。她的本質不在別處，就在於其政治性。這意味國家不能以神聖價值的承擔者自居，國家權力不能超出世俗事務的範圍，而進入信仰領域。屬靈事務乃在國家的許可權之外。因而，在人類淪落的狀態，國家權力在世俗事務方麵仍然能起積極作用，這是一種消極狀態中的積極，是一種否定狀態中的肯定。
「淪落」成為人類存在的基本現實，也成為奧古斯丁思考人本性和命運的出發點。人類社會的一切建構、一切法律和學說都必須從這一基本現實出發，否則便會導致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不過，盡管他承認國家法律及其所維護之社會秩序的合理性，但是他卻不認同強權邏輯。換言之，盡管奧古斯丁在世俗範圍內容忍強權的存在，但是強權永遠不可能成為真理，建立在強權之上的國家和社會也永遠不可能成為正義的國度。奧古斯丁的政治現實主義之所以具有這種特征，其奧秘就在於他所闡發的人類淪落與救贖的生存圖景。這一圖景把人之生存分為截然不同的兩種形態，即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世俗之城並非以信仰為生命，它隻尋求地上的和平。其自身的和平目的，及臣民之間權力與服從的和諧關係，都當出於自願，而限度則為：能夠共同獲得並維持有限生存所必需的物品。而上帝之城——就是有限的人生中以信仰為生命和聖潔的那一部分——必須利用地上的和平，直到我們那需要地上和平的有限生命終結為止。”
新教對世俗權力不同的看法
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的張力，構成了後來基督教國家理論的特征。盡管隨著教會權威的起落興衰，人們對於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所代表的空間有不同的解釋，但是二者之間的張力，卻從沒有隨著曆史上種種世俗政治運動或宗教運動而消解。比如說，改革宗的《比利時信條》就重申，國家、君王和官吏均是人類淪落後的產物，上帝因人類處於淪落狀態而賦予世界以法律和製度。世俗權利由此出現，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但是世俗權力之許可權隻限於關注世俗國家的福祉和保護聖職，卻永遠不能取代聖職。
不過，在國家和政治問題上，新教改革卻存在著不同的走向。路德宗更多強調保羅所講的世俗權力來自上帝的觀念，把世俗秩序看作是上帝的安排。因此，在路德的神學中，遵守世俗秩序便成為基督徒的義務和美德。國家權力賦有神聖性質，它不容質疑，更不容摧毀。即使對於不義的世俗權力也是如此。不過，路德宗並沒有取消國家法律之上的上帝的律法。比如，《奧斯堡信條》就明確指出，上帝的律法高於世俗律法，若二者相矛盾，則信徒應當選擇順從上帝，而非順從人。
加爾文恢復了人的罪性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在加爾文看來，人類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之所以平等，乃是因為在上帝麵前，人人皆是罪人，人人皆要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之所以不平等，則是因為上帝讓一部分人服侍別人，另一部分人則統治別人。這與人類始祖的犯罪無關，而是人類社會自身所具有的性質。就此而言，上帝的意誌是人類靠理性無法把握的，人永遠不可能知道上帝為何會做如此的安排。加爾文派據此而以人的罪性作為社會學的出發點，即人不是因上帝所造才處於平等地位，而是因皆犯罪才有了平等。沒有人可以逃脫這種犯罪的命運，掌握世俗權力的統治者更是如此。因而，加爾文反對路德神學中把世俗權威神聖化的傾向，他更多承襲了奧古斯丁神學的政治現實主義傳統，把理性的個人主義與非理性的權威主義聯係起來。
那麽，對於加爾文而言，人的罪性和淪落，在社會政治方麵到底意味著什麽呢？簡單地說，這導致了現代民主製度的一個基本原則，即製約權力：“從人的墮落這一原理中，加爾文所引出的第一條結論是，統治者必須受到統治，換言之，應該施行某種‘控製與均衡’係統（簡稱製衡係統）。……在政府之中對政治權力的行使實施‘製衡’，這在加爾文看來無論如何都不會貶損上帝的主權；事實上，它是對統治者內在悖逆上帝、自命不凡傾向的永恒控製，是對壓迫人民之專製暴虐的永恒羈絆。”2顯然，就人性淪落的現實和製衡權力的必要性而言，加爾文的思想對於現代民主政治理念更具有實際的意義，更具實踐性和現實主義精神。加爾文派的政治學說之所以能成為近代憲政民主革命的濫觴，並不是偶然的。
近代神學家重新闡釋
近代以降，人類進步的觀念風行，許多人相信人性的罪或缺陷可以借助社會進化或政治革命來克服。基督教的政治現實主義似乎被知識精英所遺忘。不管是盧梭還是英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其政治學說中，均不太正視人類的罪性。及至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和納粹運動先後興起，席卷全球，造成史無前例的政治災難，人們方覺察到近代各種樂觀主義政治學說的悖謬。一些有遠見的基督教思想家在現代政治的背景中，重新闡釋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傳統，並以此為憲政民主製度辯護。比如，尼布爾在闡述基督教人性論與民主的關係時就指出，人行正義的能力使民主成為可能，但是人行不義的傾向則使民主成為必須。3
同樣，英國思想家魯益師（C.S.Lewis）在為民主憲政論辯護時，也曾經求助於基督教政治現實主義所依據的人性淪落觀：“自盧梭以來，很多人熱衷於民主，因為他們認為人類是如此賢明，如此善良，以致每個人都配得在治理國家中占一席位。這種維護民主的論據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根本是錯誤的，一旦這缺點暴露出來，讚成暴政的人便會利用這事實來支援他們的論點。我不需要觀察別人，隻需看看自己，便知道這論據是錯謬的。我不配去參與治理一個雞場，更遑論治理一個國家。至於其他大部分的人，就是那些對廣告篤信不移、根據口號來思考、散布謠言的人，也是不配。支援民主的真正論據恰恰相反，乃是因人類如此墮落，以致我們不能把駕馭別人的絕對權力托付給任何人。亞裏士多德說，有些人隻配做奴隸，我並不反對這看法，可是我反對奴隸製度，因為我認為沒有人配做主人。”4普遍的淪落狀態使得沒有任何人有理由做別人的主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人們可以舉出無數的理由為民主製度辯護，但這無疑是最有力的理由。
注：
1.Augustine, City of God,New York:Image Books,1958,頁464。
2.列奧·施特勞斯主編：《政治哲學史》，李天然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上卷，1993，頁386。
3.Reinhold Niebuhr：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Charles Scribner’s Sons,1944,頁xiii。
4.C.S.Lewis：Present Concerns，見羅秉祥：《認識應用教義學》，校園書房出版社，1991，頁85。
原載《恩福》雜誌
謝謝仁兄的耐心。其實我寫這些東西的更重要目的就在於拋磚引玉，能夠和大家分析探討，誰對誰錯並非目的。真理是公共的。
讚同“林中閑坐”君的評論，玄野兄的開篇有些立論不明，俺讀了兩遍，仍然對民主到底有啥大不了的原罪不明就裏，盼玄野兄下篇文章，解釋清楚。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的，人類告別弱肉強食的蠻荒年代，一步一步走向平等。
1. 實行一夫一妻製，交配繁殖權利得以平等；
2. 廢除奴隸製，實行封建主義，人身權利得以平等；
3. 實行資本主義，政治權利得以平等；
4. 實行共產主義，經濟權利得以平等；
5. 將來全球一體化，國家消亡，世界人民得以平等；
6. 如果將來實行工廠化優生優育，智力，體力上將得以平等。
民主不是“一種”製度。古希臘民主建立在奴隸製之上，而當代全民民主否定奴隸製。民主不管是作為政治機製還是意識形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不要說希臘羅馬，美國立國時候和現在就不同了，因為林肯，因為馬丁路德金和其他很多人。將來也還會有改變，因為當代民主問題也很大。
Changing 'causality' to 'co-relation' in the argument doesn't help your case much. For co-relation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you need to have enough examples(sample points), and include false positives and false negatives. The author fails to show that.
Slavery has been abolished by US. What do you make of that in your theory? Doesn't that weaken the positive co-relat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slavery?
Democratic ancient Athens was beaten by non-democratic Sparta in Peloponnesian War. What would you make of it in your theory? Does that make non-democratic Spartan system better than democracy?
The purpose of democracy is not to make the country stronger. The purpose is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institutionalize a fair process to allocate shared resources. Democracy is not the best possible political system, but it's the least evil one we know so far that sort of works.
你這是稻草人邏輯謬誤。樓主沒有說西方民主和奴隸主有因果關係，隻是說要分析其高度相關性。樹一個稻草人來攻擊，攻擊的不是樓主的本意。
你說得沒錯，民主製度與奴隸製度沒有因果關係，不但沒有因果關係，而且真正的民主製度就不應該有奴隸製，您說是不是？但為什麽西方民主製度來源卻偏偏離不開奴隸製，這隻能說明所謂西方民主製度就是假的民主製度。
古希臘時期，沒有奴隸製的民主城邦是存在的，不過被有奴隸製的雅典城邦打敗了，成為雅典城邦的奴隸了。非洲許多部落也是民主共產主義的部落，不過後來被大英帝國打敗了，成為奴隸了。美洲許多印地安人部落也是民主製度，後來被歐洲民主殖民屠殺了。所以說，民主和奴隸製沒有關係，但是，對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製度貢獻最大的古希臘城邦民主投票，古羅馬共和、大英帝國議會，美國三權分立立憲、這條西方民主政治文明主線開脫不了與奴隸製的幹係。那些和奴隸製無關的民主製度都被與奴隸製相關的民主製度打敗了。
美國首都國會前邊華盛頓廣場堂而皇之地樹立這奴隸主華盛頓紀念碑，奴隸主傑斐遜紀念堂，當代自由世界民主棋手都不忌諱奴隸製嗎。
If democracy leads to slavery, then American democracy would crumble after slavery is abolished. It didn't. So the premise is false.
If slavery leads to democracy, then all civilization with slavery will (eventually) create democracy. As my citation above shows, it didn't. So the premise is false.
Therefore, there is no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slavery.
End of proof.
Learn logic if you can't follow the argument.
華盛頓，任期1789－1797，奴隸主。
傑斐遜，任期1801－1809，奴隸主。有一段時間是弗吉尼亞州最大的奴隸主。
麥迪遜，任期1809－1817，奴隸主。一生擁有奴隸。
門羅，任期1817－1825，奴隸主。
傑克遜，任期1829－1837，奴隸主。
*範布倫，任期1837－1841，奴隸主。隻有一個奴隸，逃跑了，被抓回來，以50美金賣給抓奴隸的人。任內不是奴隸主。
*哈裏森，任期1841。奴隸主，但任內不是。
約翰·泰勒，任期1841－1845，奴隸主。
波爾克，任期1845－1849，奴隸主。
紮卡裏·泰勒， 任期1849－1850，奴隸主。
*布坎南，任期1857－1861，技術上不是。他買了兩個奴隸，然後把他們轉為契約奴仆，一個契約了7年，另一個23年。不娶，同性戀，與參議院威廉·金同居，而威廉·金是奴隸主。政見上他支持南方奴隸製。
*約翰遜，任期1865－1869，奴隸主，但任期不是。
格蘭特，任期1869－1877，奴隸主。由於他是南北戰爭北方大將，備受黑人愛戴。他是奴隸主的證據是他有一張1859年解放一個奴隸的文件。但他絕對能支配他妻子名下隨嫁妝到他種植園的奴隸。
保守的計算是有十二任美國奴隸主總統，其中八位總統任內依然是奴隸主。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de_of_Hammurabi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slav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