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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胡錦濤的政治中庸混沌支招
玄野
在海內外對中國政治走向的一片喧囂預測中，胡錦濤走出來一錘定音，再次明確了他那一貫的保守務實本色。你不得不讚歎胡總那超越湯姆漢克斯的表演功底，所出言論依然讓你沒有政治傾向可尋。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我們不考慮那些被酒色犬馬掠走靈魂的沒有政治理念的大量官員們，中國官場中政治抱負的整體綜合基本是這個結果。我絕不會樂觀到相信他們已經意識到信仰道德與教育是一切之本，也不會悲觀到中共的主體已經被欲望徹底俘虜了。中共的主體基本處在道德教條和理性靈性神性以及辯證唯物主義的片麵武斷理性之間的某個短暫穩定的中間點上。這種狀態，既不象上屆領袖拜伏在歐美校園兒童歌曲和民歌之下的演藝風格，也不象本屆總理在實踐確認之前就將政治理想置於生命之上的務虛作派。務實無疑是相對於務麵子更符合民眾的期待。保守從某種程度上說的確免於被歐美忽悠，但在信仰上的抱殘守缺也隻能是迷途中的權宜之計。
年初曾經計劃將這些年積累的對時政的建議總結出來，通過一些國內的老朋友新朋友遞交到國家決策層，後來考慮到這高層在理性層次上依然在馬列那自相矛盾的理論中泥足深陷，所有的見解隻能徒曾淆亂。故此作罷。如今不揣冒昧，簡短敘述其中一二，僅為朋友們添些許笑料。
首先說，西方民主憲政體製中最簡潔理性和不必質疑的可借鑒元素是什麽？愚以為是三權分立。在這一問題上踟躕不前，如果不是愚蠢的話，絕對是心中有鬼，私利和欲望決定了大腦。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離是保證社會公正和公民不受暴虐的簡便方式。
專政一詞絕對是和平時期扼殺公義的邪惡。賈誼在過秦論中提出一個政治原則：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社會動蕩時期，為迅速達成社會結構的穩定，坑蒙拐騙可能必要，隻要目標明確就行了；而和平時期，必須提倡並遵循公平正義。從這個角度說，毛澤東的陰謀無底線對於中國的建政居功至偉，不可簡單地歸入邪惡；而其在共和國後的各類流氓手腕就徹底錯誤了。以此與中國曆史上的偉大政治家如劉邦李世民趙匡胤等相比，毛澤東隻堪人家的一半功勳，而後一半非但無功反而有罪。從這個角度看，胡錦濤肯定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也並非錯誤。
言歸正傳，再回到三權分立上來。因為這是民主製度中的元素，先說兩句民主。本身西方民主政體用民主一詞概括是方便而已，並不表明民主在這個政體中是最核心的價值所在。比民主更加高一層的理念有許多，典型如人權自由和仁愛等。民主是一種組織形式和普世價值的表現方式而已。民主這一政治形式在哲學與信仰中的支撐性理念是人人平等，人際關係從天賦角度看絕對沒有任何的高低貴賤之分。而一人一票的選舉製不過是體現了這種平等，卻絕對不是平等這個核心價值本身。中國是否采用廣泛的民主選舉製度可因時機而定，這需要對政治局勢的理智判斷。人的奮鬥目標不應該是民主選舉這個形式，而是這種形式背後的普世價值。與民主選舉一樣，三權分立同樣是一種組織形式，但是這種組織形式卻具有簡潔理性，對於政權已經十分穩定的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這一形式。如上麵所言，和平時期開誠布公地遵循程序是主體，斷不可再自作聰明玩無底線的流氓手腕。幾年前某領導人曾大喊什麽三不搞五不搞，此類隻關心立場不用大腦隻用小腦的反射式言論實在不應出現。
眾所周知，這十年來中國最大的罪惡就是公檢法串通一氣，橫行肆虐神州，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法委的倒行逆施。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時代的過渡時期，喬石在人大立法上將政法委定位在相對務虛上麵。而江澤民因為那次對信仰的恐懼和其他原因，賦予政法委僅次於軍委的實權，據稱是這十年災難的始作俑者。薄熙來事件直接促成了改革派醞釀已久的降格甚至廢黜政法委的舉措，無疑是中國人民之幸。但願政法委這一插曲被作為曆史教訓永遠鎖在潘多拉魔盒之中。
清晰吏治是解決中國燃眉之急的另一個有效方法。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裏，雖然說當下中共官員的聲譽幾乎跌到地獄裏去了，但是整體而言，政府官員有責任辦實事的人還是很多，在其中提拔一些仁義忠厚的人出來依然有很大空間可運作。所以，解決當代中國官民衝突的一條捷徑就是中組部規劃一係列的考核調控與篩選手段，將那些一貫拍馬逢迎，工作隻為政績，無關百姓死活，一心要將職位做大的官員邊緣化。同時，將不善言辭，忠厚老實，腳踏實地，為下級和民眾辦事，在上級麵前表現比較笨拙的人放在關鍵的崗位上。這是吏治的第一階段，運作時間不應超過兩年。
吏治的第二階段是提拔在政治思想上開明有層次的人才。這一點就要求人不但有德，而且必須有才能和知識。現代的西方民主製度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麵，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構成人才素質的另一半。西方政治同樣迫切需要這一思想，隻是他們無法得門而入。有了這一半，就可以平衡補充民主製度中權力過度分散導致的政府效率低下的問題。所以我說，中國要提倡民主人權，但不能急於在政體中推行這一改革，而必須做好廣大官員和民眾的思想啟蒙。當代中國官員素質令人堪憂，最近最直接的例子，咱們的盲人維權者陳光誠被美國人送到醫院的時候，居然有較高層國安官員吼叫著要懲罰陳光誠才行。人的基本良知和惻隱之心都哪去了？孟子說，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改懲治腐敗為預防腐敗，改懲罰貪官為捉弄貪官。直接高調反腐無法起到應有的效果，而且會傷及經濟結構。這些年的反腐經驗可以說明這一點。反腐最終結果是腐敗加劇。反腐過程中應該弱化對資本原罪的追求，而更多地看重對經濟秩序的維護。經濟犯罪中主要應該懲治的是其中的刑事犯罪，以及過程中有違倫理道德，敗壞風俗，悖於普世價值的方麵。單純經濟問題，如果斂財的最終效果整體上積極意義大於負麵影響，應該弱化處理，用稅收或者分期償付的方式來賠付受害人或國家，同時顧及程序正義。
中共反腐的最失敗之處是以替國家挽回多少經濟損失為目標。這是絕對愚蠢錯誤的。錢財不是罪，富豪不是錯，關鍵要看他如何積累了財富，又將財富花費在什麽地方，這些過程中才可能包含罪惡。象最近爆料習近平溫家寶等家族的財富額度的做法，正是切中了從中央到百姓都過分注重金錢數字，而不關心錢財流動中的善惡這一荒悖之處。某些官商勾結聚斂財富，導致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那是不折不扣的罪惡。某些官員為了追求各類虛榮奢侈而貪汙受賄，的確構成一種恥辱。反腐的積極作用絕對不是將錢從貪官的口袋中轉移到國庫裏，其積極作用在杜絕斂財對百姓造成的傷害的同時，還要控製金錢這一民眾勞動等價物的走向，就是盡量減少民眾的勞動成果被轉換成奢侈品。如果勞動轉換成奢侈品的機會少了，那麽它必然要轉換成百姓的日用品，至於這錢如何流動，就是經濟上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招數了。所以，對貪官汙吏的控製手段，你不要管他銀行賬戶裏有多少，隻管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消費的是什麽。那車子，不管是政府配備的還是自己買的或是別人賄賂的，其品牌檔次基本可以斷定這個官員對社會的危害。而家居檔次穿戴檔次以及吃喝檔次都會看出這個官員對社會對自然環境是貢獻還是危害。其在銀行戶頭上的巨額數字可能會影響資金的流動性，但國家銀行處理這些東西的方式可是應有盡有，不用發愁。至於中共如何知曉控製和處理官員的奢侈高消費，毛澤東遺傳下來的手段堪稱世界曆史上的頭一份，自然不用外人操心了。
本來我想討論國家民族的根本－－信仰道德和教育，但是對中共執政者的智慧沒有把握，鬧不好說我是顛覆祖國政權，搞個兄弟鬩牆，怪尷尬的。所以就局限在實用簡單的政治方略上了。
我不相信胡景濤的智囊團知道的更少。中國舊的道德標準經過解放後一通亂打已經基本丟了。這當然是“打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不得不做的事情。近幾十年所有製的改變使得更新的道德標準不得不逐步建立和推行。而且不可能用打爛舊的、建立新的這種突變方式完成。今天的中國同時含有私有製和公有製，而法律製度、行政管理其實還處在初級水平和摸索階段。
中國人比較性急。毛澤東就是“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嗬嗬。
如今的中共可能還是失火隊和救火隊的角色，還沒有能力思考程序理性和目的理性的事，不能難為他們。
社會的正義與理念有關，但不能將理念極端化。這是哲學理性的一個重要論點。即目的理性和程序理性的關係。每個社會的初衷總是始於正義理念或目的理性，但是否能體現正義，更取決於程序理性。
社會進步的取得，在於知道我們“從哪裏來”，而不在於僵化“到哪裏去”。共產主義的實踐就是人們太關注“到哪裏去”，從而忘記程序和手段的道德性。相反，全盤西化的人也是情出同一脈。中國變革的“道”現在並不在於移植西方三權分立，而應當立足於現實，完善程序理性中的道德性，使得程序透明，合理，變革有序，為大眾接受。興一利不如去一弊，中國應當不斷漸近，使得程序理性服務於目的理性。東西方社會都存在黑箱操作，使得程序理性失去道德性。這就是為什麽康熙皇帝將“正大光明” 放在乾清宮的大堂之上，而不是“天下大同”。道德存在於我們日常程序和具體做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