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的縣級官員－－看人道災難的核心症結

玄野按：毛澤東成也流氓，敗也流氓。在戰爭對手麵前耍手腕當然看誰更黑，但在天地麵前耍流氓，無視鐵的事實，那麽天地即刻就給你個結果看。信仰的問題是大躍進和文革災難的深層原因。而吏製的極端缺陷導致官員隻對其上級負責，也必須對其上級唯命是從，是構成災難的最直接原因。有些人會將這些災難歸咎於獨裁不民主，是不合適的。當然獨裁不好，但這不是導致人道災難的主要原因，中國帝製兩千多年，那獨裁更厲害，那時的經濟手段運輸手段通訊手段都落後的不行，何時出現過饑荒導致的如此大麵積災難？

以下為選舉與治理網一篇文章的節選：

 

李若建：理性與良知——“大躍進”時期的縣級官員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history/201109/t20110911_121278.htm

 

部分縣官飛揚跋扈，以下幾個例子可見一斑。

 

　　廣西環江縣在“大躍進”中放了全國最大的水稻產量衛星，當年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到哪裏，都要求組織社員夾道歡迎。有一次去巡視，要社員準時到公路邊夾道歡迎，離公路遠的社員隻得晚上打著火把趕到公路邊，為不錯過迎候時間，有的淩晨兩點鍾便守候在公路邊迎接縣委書記。該公社1.8萬多人，這次出動1.1萬多人，歡迎的隊伍從頭到尾共有5裏路之長。這位書記因嚴重浮誇，漠視民命，造成群眾嚴重缺糧，全縣非正常死亡1.9萬人。洪華1961年被捕，1963年以違法亂紀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1981年8月廣西自治區黨委將其處分改為黨內撤銷職務處分，恢複其黨籍，按一般縣級幹部待遇，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於1981年9月撤銷原判決。

 

　　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洪到—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反右傾後，馬害怕負責，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馬為了殺人滅口，就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發動批鬥，將張福洪打死，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到一個公社去主持“反瞞產”運動，由於農民無糧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連續拷打四十多個農民，當場打死5人。

 

　　安徽省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副省長張愷帆在無為縣解散食堂後，整理張的“罪過”

 

　　上告，導致張被關押批判。之後，姚奎甲變本加厲推行高征購、公共食堂等一係列措施，結果全縣大量人口死於饑餓，其中1960年無為縣的人口死亡率高達15.8%.當時農村基層幹部非常害怕見到姚奎甲，能躲則躲。有的公社派人放哨，每個村都樹了旗，看見姚奎甲的汽車，各處的旗幟都放倒，幹部一看見信號後，隻留個別人接待，其他人都躲開。

 

　　顯然，當年縣官的行為是受兩方麵因素的共同影響，一是體製，二是個人人品。作為一個夾層官，他們幾乎不可能不執行上級的命令，盡管這種命令可能是不合理，甚至是殘酷的。不過，他們也有一定的權力空間，可以不把上級命令的損害進一步擴大。執行命令在官場上是理性，減少民間的災難則是良知。 

 ……

 

　　三、良知

 

　　縣官雖然權力很大，但是命運基本上掌握在上級手中，因此從理性的角度出發，他們應該對上級惟命是從。不過並非所有人都如此。任何把一個階層汙名化或者光環化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對於當年的縣官來說，由於巨大的人命損失和大量的惡劣行徑，整個群體很容易被汙名化，其實這一群體中有不少人依然保存了人性的光輝，值得後人懷念。

 

　　當時的玉門（縣級市）市長楊誌範曾作了這樣的如實記錄：“臘月三九天，北風刺骨寒，路遇凍死人，沿途牛驢死，大車七零落，淒淒慘慘寒”，“走了幾村莊，沒見雞狗影，沒見有豬羊，未聞貓兒聲”，“紅旗掛在牆上，牛皮吹到房上，胸前戴的章章，肚子喝的湯湯”。這位市長後來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由於縣官是比較了解實際情況的，因此他們受到良知的折磨。

 

　　（一）抗爭

 

　　以死抗爭是最激烈的一種。甘肅通渭縣長田步霄，這位1956年僅30歲出任縣長的青年，在1959年寫下了“土地荒了，人民餓著，咱們把罪犯下了”後自殺。死後的第二天，他被開除黨籍，機關幹部對其進行批屍活動。然而民眾自有公論，在20世紀80年代通渭一些父老鄉親說田步霄是主管某個城的神。1959年2月河南鄲城縣副縣長盧世仁因抵製當時的浮誇、瞎指揮和違法亂紀，受到批判鬥爭，自縊而死。

 

　　上書是比較常見的一種抗爭。麵對問題，一些有良知的官員采取上書的方式向中央反映實際情況。1958年山東省鄆城縣實際畝產300斤卻上報為“全國畝產雙千斤縣”，縣長魯成給黨中央、毛澤東、周總理寫信6封，如實反映農民逃荒、領導幹部說瞎話的情況。

 

　　信件退回菏澤地委後，魯成開始遭受批鬥。11月地委將魯成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其入獄，並先後兩次召開萬人大會批判。11月底許多為魯成鳴冤的學生、幹部、群眾被開除、撤職或批鬥。1959年4月魯成出獄，改定為右派，1964年恢複黨籍，改為黨內警告處分，到1984年才徹底平反。其妻原任縣婦聯主任，因受誅連被開除黨籍，勞改3年，1962年甄別，1984年徹底平反。山東省臨朐縣副縣長劉善良向縣委書記反映了缺糧的情況，但是沒有引起注意。劉認為如果不及時采取得力措施，會有更多的人餓死，因此冒丟官的風險，直奔濟南，見到了省領導，如實匯報災情。

 

　　1958年甘肅省鎮原縣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以縣委和個人名義，多次向省政府、平涼專區反映全縣嚴重缺糧問題，卻被上升為政治問題。省委派工作團進駐鎮原縣，製造了“反革命集團案”，逮捕了許、張等縣、社幹部。此冤案到1981年3月才徹底平反。

 

　　安徽省貴池縣縣長徐世達因如實向上級反映農村中的嚴重困難情況，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為徐世達代筆給黨組織寫信的人，也被迫害致死。

 

　　公開上書的結局是悲慘的，因此有的人不得不采取寫匿名信的方式。當年四川省梁平縣委書記明朗在七千人大會上給毛澤東寫了封匿名信，揭露了四川省的問題，指出：有的縣餓死人將近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不少縣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還要餓死多少人，誰也不知道。

 

　　被匿名信指責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事後追查寫信的人，但並沒有查到。一直到“文革”期間，李井泉被打倒後，明朗才承認自己是寫信的人。

 

　　河北蔚縣縣委副書記賈振興1962年給中央與毛澤東寫信說：

 

　　農村經濟破產，群眾生活極其困難，群眾連最低生活都不能維持，百分之八九十的群眾破產度荒，離婚早婚，浮腫幹瘦病死嚴重，甚至少數人賣兒賣女，婦女賣淫。因而，群眾對集體經濟喪失了信心……群眾要求“包產到戶”。

 

　　1959年河北平泉縣委副書記餘眾仆給中央寫信，為彭德懷鳴不平，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職下放。

 

　　河南省固始縣委副書記石華向中央寫信反映了群眾生活、死人情況。

 

　　值得思考的是，敢於向上反映問題的居然多為副職（在中國的政治體製下，縣長實際上是副職，一般都是兼任縣委常委、副書記）。

 

　　（二）抗命

 

　　公開違抗上級命令的不多，比較迂回抗命的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開倉救人。縣級官員是沒有動用糧倉的權力的，但是還是有少數縣官在關鍵時刻敢於挺身而出開倉救人。1960年4月新疆裕民縣委書記孫文高認識到再不解決缺糧問題，餓死人的情況將很快發生。孫提出先從國庫中拿出40萬公斤糧食渡過難關，並說願承擔全部責任。事後塔城地委對裕民縣委未經上級同意擅自放糧給予了嚴肅的批評，但對其關鍵時刻敢於承擔責任的作法給予充分的肯定。1959年秋季征購開始，河南平輿縣委書記常久通和縣長曹銘強調留足種子、飼料，安排好社員生活再抓入庫，不許購透底糧。在澄清全縣情況後，縣委決定停止征購，向地委寫報告要求撥給統銷糧1800萬公斤。

 

　　不久兩人被地委視為右傾，常久通被撤職，曹銘被下放生產隊勞動。

 

　　二是為了多留糧食，個別縣官采取了瞞報糧食產量的對策。當年安徽省渦陽縣委書記胡泉瞞報500萬斤入庫糧食，並且盡量少征購糧食，因此，1959年冬至1960年春渦陽餓死人是全區10個縣中最少的一個。1962年召開七千人大會，胡泉在劉少奇參加的分組會上，就瞞報問題作了檢討，說500萬斤糧食全供應群眾吃了。劉少奇表態說，這不是錯誤，是救了群眾的命。1961年3月，青海省海晏縣委因生活困難瞞報了20萬斤庫存青稞，以補貼農牧民口糧和食堂的虧損，事後由於糧食局統計員的檢舉，縣委書記肖光被停職調離。有時，縣官並非瞞報，隻是實事求是，結果招致禍害。山西省河曲縣委書記劉毅將屬於浮誇虛報的70多萬公斤糧食主動進行了糾正，1960年反而被定為“瞞產”，為此被撤職，並且中央通報了全國，此冤案後來得到平反。

 

　　三是改變上級命令。有些縣官對上級命令並不照搬，因此救了一些民眾。“大躍進”時，玉林地委布置冬季深耕，不布置冬種，不再多收一季糧食。博白縣委書記鄒林提出“博白要先冬種，後深耕，爭取多收一造糧食”，得到了地委同意，因此收成比其他縣好。

 

　　四是變通政策。一些比較有責任心的官員在饑荒麵前采取一些得力措施，救了大量民眾的命。山東省昌樂縣沒有餓死人，因為縣委書記發現糧食將減產後就發動群眾大種南瓜，南瓜成為饑荒來臨時群眾的“保命瓜”。1959年2月縣委書記王安廣到雲南省建水縣任職後，給農民發還自留地、自留牲畜，開放集市貿易，將3個公社從大隊所有製改為小隊所有製，提出停止辦公共食堂、分口糧到戶、自願參加食堂，結果1960年2月王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