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在烏坎的底線

中國政府在烏坎的底線

玄野

廣東陸豐烏坎村近來發生的嚴重官民對立事件於十二月二十日因為廣東省政府的開明應對而獲得轉機，國內各大媒體也在從沒有報道危機的情況下暢談轉機帶來的曙光。

烏坎人是有顧慮的，顧慮的是政府可能采用一貫的兩麵手法，風頭過後隔絕烏坎村和外界的一切聯係而進行秋後算帳。政府那邊同樣有顧慮，顧慮什麽？就是全國各地對烏坎村的爭相效仿，因為這種官商勾結所導致的征地糾紛已經是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一旦全國民眾都因此而群體抗爭，中國政府將一夜間變成過街老鼠。但是，中國政府最幸運的是擁有世界上最容易領導的群體－－中國人民。如果中國所有民眾都能象烏坎人這樣通過民主選舉成立機構，來和政府理性商談，這非但不是中共之禍，反而是中共之福。古今中外幾乎所有政府都不怕秩序，除非你這政府從本質上是邪惡的。中國政府雖然曾經有重大錯誤，也做過傷天害理的缺德事，但是其核心目的絕非為惡。正所謂人性本善。政府最怕亂，當代求穩是如此，四五十年前所出現的人道主義災難同樣也是最為中央政府頭疼和不願意看到的情況。從根本上說，政府（當然，官員的想法並不能代表政府意誌）最怕官民對立造成的無政府狀態，那樣所導致的後果大部分都得由政府來負責。這樣來看，問題就十分清晰了，無政府主義的騷亂將損害政府，傷害經濟，同時被壓迫的民眾也無法正確表達他們的訴求，從而其切身利益也會進一步被侵害。如烏坎這種有序的有組織的抗爭形式則完全相反，不但能夠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保護自己的切身利益，同時也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而且替政府肅清了腐敗，極大了拉近了高層政府和民眾的關係，符合國家整體的利益。

中國政府對這一事件需要施行多方麵的兩手對待。對民眾方麵，應該明確地提倡理性的訴求，這種群體性事件在號稱民主典範的美國也司空見慣，美國政府的應對方式也並不比中國高明高尚；同時堅決製止事件過程中的野蠻行為，尤其是渾水摸魚式的偷盜搶劫和破壞行徑。曾經的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應該徹底拋棄了。對於官員方麵，必須懲辦事件起因中的貪腐行賄和欺壓民眾的罪行；同時對於維持社會正常運作秩序的努力予以支持和嘉獎。這樣的做法才正是順天應人的，也最終能夠將全國規模的危機真正的化作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契機，直至開拓出民族複興的新局麵。

廣東省政府在解決糾紛的過程中嚴正承諾，不搞秋後算帳倒打一耙。中央與廣東省如何謀劃，我們無法了解其底牌。而且其中另一個不定因素是黨內的鐵杆反對民主和政治體製改革的一派是否有可能掌控全國，進而上台後對這一開明決策全盤推翻，在觀感上形成中共出爾反爾的表象，依然是一種可能。但是，無論中共內部發生什麽，烏坎事件對於中共而言最要命的底線是什麽？不是錢和權的問題，而是取信於民的問題。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或者以中共一貫的說法－－民心向背，是決定政府存亡的最核心要素。無論十八大以後誰掌握大權，中共內部保守派還是激進排上台，其首先要維護的就是民眾對政府的信心。解決烏坎事件所達成的承諾，斷斷不可食言，否則中共將死無葬身之地。

孔子曰：民無信不立，國家可以無兵，甚至可以無食，但絕對不可以無信。中國政府曾經無所不為，以瞬間變臉的方式發動了五七反右的陽謀，和後來文革中無數的指鹿為馬，而紅色江山依然穩固。中共是否可以依然沿用過去的伎倆呢？絕對不行。時代變化很快，刻舟求劍的方法將會帶來毀滅。當時的中國是百年戰亂後的民心初定，而且又有朝鮮戰爭極大地滿足了民族主義情緒，政府失信有其資本。如今中國政府麵臨最嚴重的信用危機，民眾寧肯相信謠言，也不相信政府，認為政府是最大最壞的謠言製造者。這種情況下，政府最缺乏的就是信用。政府所做的必須是不惜一切代價重修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戰國時期齊國孟嚐君的食客馮驩為孟嚐君到其采邑薛地收租，臨行前問道：回來的時候買點什麽？孟嚐君回答：家裏少什麽就買什麽吧。後來，馮驩到薛地將所有無力償息之人的債券全部燒了，並稱是孟嚐君對百姓的恩慈。孟嚐君聽到後怒責馮驩，馮驩回答說：您說過回來的時候買點家裏缺的東西，我認為家裏最缺少德義，所以就買了些德義回來。孟嚐君以為有理，也不追究。後來孟嚐君被廢，三千食客逃跑得就剩馮驩一人，回到薛地，百姓夾道歡迎。孟嚐君這才深刻體會到這買德義的交易是何等的便宜。當今中國執政者，最缺乏的就是信用和德義，如果不用自己手中充足的資金來換取百姓的信任和自身的道德，而是象吝嗇的富豪一樣，自己酒池肉林地揮霍，而搜刮百姓時錙銖必較，那將是天下第一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