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理性的悖離（二）－－導致悖離的近代政治學經濟學原因

道德與理性的悖離－－現代文明通向崩潰之路（二）

 

二 導致悖離的近代政治學經濟學原因

近代以來逐漸成型並席卷世界的政治學經濟學對曆史和人性的錯誤解析是導致道德與理性悖離的另一重要原因。西方世界的現代政治學經濟學啟蒙過程中，霍布斯所提出的的人類社會的原始野蠻狀態，更廣泛地說，就是近代以來對政治社會有壓倒性影響的性惡論，是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政治學假設。如果自然賦予人的本質是惡的，厭惡秩序的，道德就不可能是人從自己的本性出發而構建的，而是限製人本性的東西，是防止人自我毀滅的契約權宜之計。這徹底否定了道德與理性的來源一致性，將人類社會的道德體係當作人為製定的法則。道德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達成秩序，秩序之最在生命，生命之最在人。人性善的通俗解釋是人與人的互愛，如果愛最大的秩序－－人還不能推導出愛一般的秩序，但是厭惡人則必然能推導出厭惡一般的秩序。厭惡秩序的本性惡的人，受何種目的驅使竟然想出契約道德成就了自己反感的社會秩序，則必然是自相矛盾的事情。由此可見，無論人根據自己合於理性的本性還是出於避免混亂的想法而成就了道德，性惡論都不成立。性惡論的症結在於將欲望當成人性的本質了，然而無論從曆史看，還是從個人經驗常識看，欲望都不是主宰人行為的最核心元素。性惡論對曆史的簡化臆測曾經推動了人類社會發展，奠定完善的法律體係防止惡的泛濫，或者說防止人類被自己的欲望所毀滅。但是，當人們將過多的信任給予法律體係，而忘記了法律體係的根本在於控製人的欲望泛濫，疏忽之中人類的欲望卻在法律框架內泛濫了，或者鑽法律的空子害人，或者在法律之內虧害萬物天地神靈。駕馭欲望的，應該是如古來一貫所信任的靈魂，法律不過助手而已。

將物質生產生活水平當作評判人類社會發展狀況的標準，是現代社會的昏聵之處。人類的道德和智慧並非是隨著物質索取能力的提高而線性提高的。物質滿足和欲望驅動往往也導致道德的敗壞和智慧的蒙蔽。中東叢林政治時期更象是人類社會道德發展的一次低穀，而不是從原始野蠻狀態經過道德升級而來的社會階段。中國曆史中禮崩樂壞的社會倒退也比較常見。東周的春秋時期相對於西周是道德滑坡的，而戰國和秦時期相對於春秋又是道德淪喪的。三國兩晉相對於東漢是敗壞的，而中國大躍進時期文革時期的政府喪失了對生命對同胞的最基本憐恤，而改革開放以後由於之前道德教育的缺失和傳統倫理的破壞，整個社會處於道德崩潰的危險之中。上帝所塑造的人是多方麵的平衡，精神與靈魂的澄澈和欲望的滿足一樣是上帝所賜予的自然稟賦，而不是在滿足了一定欲望之後才會顧及到的所謂高級追求。在現代政治學經濟學背景下，社會中壓倒性多數認為道德是非邏輯的，是人為設定的，是在人類的實踐中為了防止種內競爭的損耗而通過成文不成文甚至民俗的契約而構建的。古代傳統宗教對神的臆測和將道德神秘化，與近代以來對道德倫理的膚淺理解，最終導致了道德和理性的悖離。

同樣是在近代開端，另一種道德哲學觀在西方發展起來。斯賓諾莎的倫理學用邏輯推理的論證方法，以歐式幾何的編排方式來分析倫理道德。從中我們可以體味到作者堅定的信仰：道德倫理如同幾何學一般，完全可以理性地歸溯到世界的唯一實在－－神。關於這一點，老子富具東方韻味的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哲學傾向影響了大部分的政治家，而認為倫理取決於上帝的自然規定的思想則主要在嚴謹的哲學家那裏有發展，如康德、黑格爾、愛因斯坦等等。器用水平的提高導致大多數人在自然麵前信心爆棚，而在膚淺的思考中沾沾自喜。資本主義的逐利本性則致使人們在自己思維惰性的同時還要扼殺其他人透徹的辯駁，以便為自己贏得安心點鈔票的空間。所以，幾百年來對資本主義不利的追求精神的哲學被壓抑或者閑置了，片麵偏激的哲學如自由主義唯物主義等在全球化過程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唯物主義所衍生的政治學經濟學在人民的數十年心理演化過程中最終崩潰，而自由主義政治學經濟學所造成的自然環境危機卻依舊在節節攀升。人類的希望其實就在何時能夠翻然悔悟，從欲望的魔掌中逃脫出來，進入到精神樂園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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