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的博客
朝聞道夕死可也。
少讀魯迅，多讀《論語》
周熾成
在新的世紀，我們要扭轉上個世紀後半期的一種奇特現象：多讀魯迅，少讀《論語》，甚至讀魯迅而不讀《論語》。
反思前一個世紀中國的文化教育，可以看到一種明顯的事實：從五十年代開始，魯迅作品被大量收進中小學語文課本。別小看這些課本的影響，它們對鑄造一個人的基本語言和思維起了莫大的作用。在“文革”開展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有人問朱德：“對你一生影響最大的是什麽？是毛主席著作嗎？”朱老總回答說：“不。是識字課本。”想整他的人把這回答告訴毛主席，企圖以之為對毛主席不忠的“罪證”，沒想到主席的回答是：大老實人一個！ 從朱老總這位大老實人的回答，不難推斷中小學語文課本對一個人影響之大。
與魯迅作品大量收錄進中小學語文課本形成鮮明的對比，《論語》在其中的收錄少得可憐。不僅如此，在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時候，還有這樣一種非常奇特的收錄：《論語》的話被作為批判的靶子，收錄者隻是以之作為反麵教材。筆者在1975年上初中時，就在語文課本中讀到被作為批判靶子的《論語》片斷。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們不是學《論語》，而是學如何批評“複辟奴隸製”的孔子。請看當時的批注者所用的語言：
孔老二是我國春秋末期腐朽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代言人，他逆曆史潮流而動，堅持倒退，反對前進，堅持複辟，反對變革，是一個臭名昭著的複辟狂、政治騙子、大惡霸。《論語》是他的徒子徒孫們根據他的一生反革命言論編纂的，其中記載了他複辟奴隸製的反動綱領，以及為複辟奴隸製服務的政治、倫理、哲學思想。《論語》是反動沒落階級的複辟經，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大雜燴，是毒害人民的大毒草。作為腐朽反動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作，《論語》黑話連篇，毒汁四濺，荒謬絕倫，反動透頂，完全是糟粕，哪裏有什麽“合理因素”？對於這種東西，就是要徹底批判，根本推翻！（北京大學哲學係一九七0級工農兵學員：《<論語>批注》，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頁）
沒有經曆過批林批孔運動人，會對這些說法感到莫明其妙。但是，這些確實是當時說《論語》的典型語言，而“逆曆史潮流而動”、“大毒草”、“反動透頂”等是“文革”大批評的常用詞。幾十年過去後，我們沒有必要譏笑這種語言之滑稽與無聊，倒有必要探討一下這類語言是何如產生的。政治因素（政治領袖的態度、強大的政治輿論等）當然是很重要的原因，而五四以來的反孔傳統和五十年代開始的魯語的濫用也是重要的原因。
從漢代開始，一直到晚清，《論語》都是中國讀書人的必讀書。他們在學會認字之後，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會讀《論語》。因此，《論語》的語言，必然會成為他們的語言，進而也會成為一般中國人的語言。
但是，到了在二十世紀初，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麵對西方的強大和中國的貧弱，孔子被作為中國落後的替罪羊，於是出現反孔運功。以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要對中國的落後負責的看法得到越來越多人的附和。在二十年代中期，魯迅提出“不讀中國書”的極端主張：“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他所說的中國書，當然包括了《論語》。
曆史的發展確實出乎人們的意料，在那時聽到這種極端主張的人，有誰會意料到其提出者日後會成為學壇上的神！從五十年代開始，魯迅的話在中國大陸便具有了非同尋常的威力，他說孔子的話便無容置疑：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麽關係。······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像魯迅這樣來說孔子，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甚至一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這樣來說孔子。例如，我有個“考研”的學生來複試，其中當然有口試，在口試中他說：孔子是代表統治階級的，孟子是代表統治階級的。他還想說下去，但是，我火了，忍不住打斷他：你難道沒有別的語言了嗎？難道隻能用“統治階級”這樣的語言來說孔孟和其他儒者嗎？你知道孔子的“有教無類”嗎？你知道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嗎？
孔子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象征，是中華文化的一個象征。階級鬥爭話語對中國人心靈的創傷，不知何時才能愈合？民族的話語和人的話語不知何時才能深入學生心中？魯語和階級鬥爭話語的結合，造就了這樣的考生。與其譴責這位考生，不如譴責教他的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還有教了那麽多代人的魯書以及各種教科書。
如果問不讀或很少讀課外書的學生：誰的作品你讀得最多。答案當然是魯迅。如果再問：你認為最偉大的作家是誰？答案大多還是魯迅。
在新社會的聖人魯迅取代舊社會的聖人孔子之後，讀魯迅而不讀《論語》就是必然的了。結果，魯語成為好幾代中國人的語言。魯語盛而論語衰，是中國文化教育一個空前的轉折，是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論語教人溫良恭儉讓，而魯語教人痛打落水狗。
論語教人愛人，而魯語教人一個也不寬恕。
論語教人文質彬彬，而魯語教以牙還牙。
論語教人做謙謙君子，而魯語教人做鬥士。
論語教人中庸，而魯語教人極端。
論語教人溫故知新，而魯語教人老調子已經唱晚。
論語教人尊重傳統，而魯語教人拋棄傳統。
······
這些對比，實在太觸目驚心了。但是，可悲的是，很多人反複使用魯語而不自覺其不妥。“文革”語言暴力之危害，人所共知，而魯語剛烈、偏激之弊卻甚少有人覺察。當《論語》的斯文語言被魯語的鬥爭語言取代之後，“封建主義”被打倒了，激進主義樹起來了；平和的心靈失去了，騷動的心靈凸現了。語言是存在之家，當人們習慣了一種語言之後，他們就習慣了這種存在，就算這種存在很有問題，也很難發現。
試看以下被人們反複使用的語言：
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麽“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燈下漫筆》）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隻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老調子已經唱完》）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論睜了眼看》）
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麵，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予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隨感錄三十八》）
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我們這曾經文明過而後來奉迎過蒙古人滿洲人大駕了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就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再進一步，並可以悟出中國人是健忘的，無論怎樣言行不符，名實不副，前後矛盾，撒誑造謠，蠅營狗苟，都不要緊，經過若幹時候，自然被忘得幹幹淨淨；隻要留下一點衛道模樣的文字，將來仍不失為“正人君子”。況且即使將來沒有“正人君子”之稱，於目下的實利又何損哉？（《十四年的“讀經”》）
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 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忽然想到（七）》）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著向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尋什麽烏煙瘴氣的鳥導師！（《導師》 ）
事實上，到現在為止，凡有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實並用者失敗，隻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瞞過了一群大傻子。（《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
······
以上這些語言，大部分都收進五十年代以來的中小學語文課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讀這些語言，長大後用這些語言。而其中的一些原來的孩子後來成為語文老師，他們又教更多更年輕的孩子讀這些語言，用這些語言。這樣，《狂人日記》中的瘋狂語言就成為全民的語言，個別清醒者講仁義道德，就會遭到眾多的狂人責罵！而大度、寬容、慈悲、仁厚等等，就成為挖苦、諷刺的對象！語言之顛倒，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
魯迅的《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也收進中學語文課本之中。讀著該文，人們自然會認為作者對中國人的自信力是有信心的。但是，既然中國人以瞞和騙而一天一天地墮落著，既然我們幾百代昏亂祖先的昏亂思想像梅毒一樣遺傳下來，既然中國人如此地敷衍、偷生、獻媚、弄權、自私、撒誑造謠、蠅營狗苟，既然······，我們怎麽能對中國人的自信力有信心呢？
人們早已習慣了曆史發展的五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說。但是，此說畢竟還是比較複雜，而魯迅的兩階段說就簡單得多了：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隻有兩個時代，一個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另一個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是多麽簡單而粗暴的曆史虛無論！但用魯語的人早已視之為天經地義。
與這種曆史虛無論相伴隨的是民族虛無論。中國國民性或者說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被魯語概括為兩個字：奴性。如果是別的語言作出這樣的概括，肯定要遭到批判，但因為它是魯式語言，它便被置於毋庸置疑的地位。
與曆史虛無論和民族虛無論相連的是文化虛無論。中國文化被魯語概括為“侍奉主子的文化”，當然也就是奴隸的文化或奴性的文化。要在這種文化中生活的人有自信力，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1949年之後，中國人民翻身作主人了，中國曆史按理超越了魯迅所說的兩個時代而進入了第三個時代。但是，人雲亦雲者如此之多，沒有主見而說魯語者如此之多，讚成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粗暴概括者如此之多，這不能不使人懷疑第三個時代的來臨。不過，任何一個民族的人的特性都是複雜多樣的，要對之進行簡單的概括，實在太難。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獨立自主的人，就有敢於直諫的人，就有信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的人。說中國人有奴性，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如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陷！
就算在非常特殊的年代，我們還可領略到馬寅初先生麵對鋪天蓋地的批判而堅持真理的風範，還可以聽聞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論語》中的話）自勵而拒絕批孔的氣概。他們的事跡，都反駁了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粗暴概括。
“文革”開始時之學生打老師，是人類文明史上最為醜惡的一頁。四十年過去了，至今尚少見對此深刻反省的文字。學生當然是要負責的，但是，發動學生的成年人要不要負責呢？以粗話說導師的魯語要不要負責呢？讀魯迅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和《藤野先生》，我們很難得出魯迅不尊師的結論，但是，麵對以“烏煙瘴氣”和更粗野的“鳥”來說導師的文字，這結論就不能不動搖。
“文革”把魯語推向高峰，也為後人反思魯語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文革”結束之後，王蒙發出了“費厄潑賴”應該實行的呐喊；八十年代中期，刑孔榮對魯迅的創作生涯提供了去神化的分析，而中學生李不識則對“章章都講魯迅，節節都講魯迅”提出了抗議。九十年代以來，反思魯語的文字就更多了。既然中國共產黨人早已承認政壇上的毛澤東不是神，再把學壇上的魯迅看作神就太不合時宜了。
不過，語言慣性之力量是巨大的。習慣了魯語的好幾代中國人，要他們改變由此而帶來的極端、偏激、粗魯等，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對於編中小學語文課本的人來說，尤其如此。他們可能對魯語情有獨鍾，可能對論語有與生俱來的偏見。當《收獲》2000年第2期發表了王朔、馮驥才等人批評魯迅的幾篇文章之後，他們遭到了圍攻，而且據說紹興文聯還要到法院起訴《收獲》雜誌。由此可見至今還有多少人仍然把魯迅作為神！
當然，無論如何，魯語是無法跟論語相比的：
從時間上來說，魯語隻存在半個世紀，而論語則存在了二十多個世紀。論語經受了長久的曆史考驗，經受了五四時間時期“打倒孔家店”的考驗和“文革”時批林批孔的考驗而至今仍然顯出強大的生命力。而魯語隻用了幾十年就已經令人生厭。
從空間上來說，論語不僅屬於華夏，而且遍及整個東亞文明圈，而魯語頂多隻在中國局部地區使用。論語跨越國界，影響到日本、韓國等地。魯語使用的範圍則狹窄得多：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國大陸文人是使用它的基本群體，而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是不會用它的；對於接受教育的中國大陸人來說，盡管魯語對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他們對魯語之淡漠與遺忘也是值得注意的。離開學校之後，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們中的很多人必然會淡忘魯語。在台灣地區，魯語根本沒有影響，而論語的主體則進入《高中中國文化基本教材》（該教材的第一、二、三冊為《論語》選讀，第四、五冊為《孟子》選讀，第六冊為《大學》、《中庸》選讀）。在香港地區，魯語的影響也不大，而論語的影響則可能還比較大。
而且，還要看到中國大陸對魯語“反水”的人。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員，估價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少。在八十年代做研究生的時候，我非常崇拜魯迅，尤其崇拜他對奴性的批判，曾有《改掉我們的奴性》這樣的小文章發表。一方麵，我難免受當時大環境的影響，當時人們所理解的魯迅精神，最重要的恐怕是他的改造國民性（奴性）的精神；另一方麵，我好像今天的“憤青”，對現實憤憤不平，對世人缺乏獨立的主體意識憤憤不平。
但是，九十年代之後，隨著閱曆的增加，我慢慢覺察出魯語之偏激與極端。經過留學加拿大的幾年域外生活，更感到中國傳統丟失之可惜，而且我強烈地感到這種丟失與魯語有密切的關係。
我留加時還發現：北美的華裔學者要比中國大陸的學者更為中化，而後者要比前者更為西化。我由此反思五十年代以來的大陸的教育，反思體製化的魯迅的深遠影響。留洋回來變老土，這是朋友們對我的評價，也可以說是自己對自己的評價。
魯迅曾說：營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這話用在我身上也合適。我在魯語用得最多、最濫的“文革”中接受基礎教育，深受魯語的影響，上大學和讀研究生期間，又讀了大量的魯迅作品，對魯語實在是太熟識了。我這個以前的魯語營壘中的人，一旦“反水”，比營壘外的人更能看到它的問題，看到它的局限，看到它的弊端。正如魯迅自己所說的：“自舊營壘中來，情形看得較分明，反戈一擊，易製強敵於死命。” （《寫在<墳>後麵》）希望我的反戈一擊能擊中其要害！
在過去兩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中，全民讀《論語》是持久的常態，而全民讀魯迅則是短暫的變態。在新的世紀，少讀魯迅，多讀《論語》是對中華文明常態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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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熾成，男，1961年生於廣東鬱南，哲學博士，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政治係副主任，中國哲學碩士導師組組長。
魯迅所處的年代是社會動蕩，群情激昂，天下放不了一張書桌的年代。魯迅作為文學鬥士，為革命事業搖旗呐喊，在思想領域攻城略地，和國民黨的禦用文人打筆仗，啟蒙其他文學青年，功不可沒。雖然我們都知道要和平不要戰爭，但被人欺負到頭上來的時候是要反擊的，魯迅的文字當時擔任了這一職責。要是和日軍和八國聯軍講謙讓，中國也早變成殖民地了。要是和國民黨政府講仁愛，恐怕現在中國的名字要改成中華民國。
從魯迅的時代到現在，戰火硝煙，國難危亡都已經成為遙遠的曆史，現在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了，再看魯迅不免過時。其實他的小說和一些散文還是寫的很不錯的，但要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貢獻，他的文章分量自然比不上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