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與立場－－張自忠張靈甫犧牲啟示錄

論道德與立場－－張自忠張靈甫犧牲啟示錄
玄野

張自忠殉國於抗戰，塑民族忠義之魂。日軍為之傾服，得其遺體後膜拜敬奉。張靈甫殉職於內爭，攜最優裝備竟至途窮彈盡而亡，成軍旅楷模。遺體雖得厚葬，名譽上卻作癡愚戰犯論，殉職處成愛國主義教育場所以顯示輝煌戰果。同為抗日民族英雄，同為馬革裹屍，身後聲名殊異，發人深省。

憑史撫今，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就是大陸官方對張靈甫的個人定位。就戰術與才能而言，張靈甫本人不是失敗的原因。蔣總當年患得患失，成功前攘外後於安內，成功後任人唯親。上行下效，將帥戰前先顧自己，緣何不敗？這在戰術上已經輸了一層。抗戰勝利後，蔣總放任將領聚斂而大失民心，構成戰略上政治上的大錯。作為高級將領，張靈甫置個人安危得失於度外，誘敵蜂聚直至犧牲，首先體現的是軍人的臨戰素質與堅毅操守，而不是所謂反動派的玩冥不化。建國後在軍隊中所倡導的同樣是服從命令為軍人天職，而這一天職在張靈甫那裏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理當讚為軍魂，而不應嘲笑。這種錯誤的價值定位給人造成巨大的錯愕。雖然僅是一個將軍的名譽，但其中所反映出來的是非判斷準則卻貫穿了中國超過半個世紀的時代，給國家民族造成的災難與貽誤是空前絕後的。這個準則就是立場決定一切。

在革命時期民族前途的十字路口上，必須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並且聯合一切誌同道合的力量。立場的確更加關鍵，但任何時代道德都不失其重要性。三國時代天下大亂，曹操對有意歸順的呂布毅然決斷，而對決意背棄的關羽錦衣送行。其中雖然有邀名的考量，但對普世道德的崇敬則是深層的決定因素。政治家可以有淩駕道德的選擇，卻沒有拒絕道德懲罰的自由。曆史有其相似處，也有其獨特處，為關羽易，為曹操難。見政府對張靈甫的政治定位，就可知其後數十年的悖亂了。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因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魂，而共和國成功的關鍵是什麽呢？天下為公的堅守是首要因素，其次在於毛澤東及領導層任人唯賢的原則及操弄馬列哲學於鼓掌的智慧。天下為公是上世紀政治成功的鐵律，袁世凱敗於此，割據軍閥亦敗於此，蔣中正同樣敗於此。毛澤東大興運動致中國地覆天翻，政權卻依然穩固，同樣因為其克己奉公的操行。任人唯賢需要博大的胸懷，蔣氏難以企及，中共以弱勝強實在難免。最後是對哲學的操控，或者說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共產主義在當時國人心中是與天下為公等價的，而提升到哲學層次又如虎添翼。但是共產主義理論不過教條而已，斯時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恪守教條隻能添亂。操控哲學適應中國革命實踐的智慧解決了問題，曆史上以毛澤東為首的革命家不但解決了實際困難發展壯大贏得民心，而且獲得了天下為公與理想社會的高標。當時青年才俊對延安的熱切向往可以說明這一事實。因為占據著理想現實與用人術的多重優勢，擁有如此聲望的政黨當然有要求民眾立場正確的資本。但是，作為始作俑者的數位開國領袖應該明白立場的本質是什麽，中國共產主義的本質是什麽。建國十年後開始的劉鄧路線修正主義是正道，晚年的毛澤東依然操弄立場，雖然對百姓來說有巨大的感召力，但作為哲學家政治家就是缺乏良知枉顧責任了。

立場是應時之策，道德是普世永世法則。毛澤東雖然引進了立場至上的原則，在教育上卻強調德育為首。後任不明就裏，德育流於形式，立場因循守舊。時殊世異，當年成於立場，如今要敗於立場了。和平時期，立場既沒有其實用的必要，也沒有道義的正確，上層領導不求道德精進，反而對立場依依不舍，是自蹈危途的做法。立場論人，禍害甚深。人品不變，而人在不同情景不同立場不同視角下的形象卻千變萬化。人的評價主要在於品格，不能拘泥於物。拘泥於物的最極端表現就是立場決定一切，道德不如。這是中國的混亂之源。人的性格與道德在某種情形下是優勢，在另一種情形下會變成弱點。在一個立場一個視角下看某人的作為是至善，而換個立場就會變成大惡。在立場的思維下評價人，會混淆是非，人民無所適從；在立場的思維下教育人，則有朝令夕改，今日楷模明朝罪犯的尷尬，從而造成數代人道德虛無的惡果，導致價值體係崩塌。

立場取決於利益權衡，是政黨政治的產物。一個人在生死攸關的時刻，是為了個人利益調節立場呢，還是為了真理而舍生取義呢？相信為了民族自由而犧牲的先烈在這一時刻徹底選擇了後者。而一個見風使舵唯利是圖的人在這樣的時刻則是按其個人利益判斷所應處的立場。他可以拋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宗廟屍骨都可以掘出來鞭笞，以表達自己的忠心。這些到底是對某個政府的忠心呢？還是對利益的忠心呢？文革時期的一些大逆不道的怪行，年輕學生可能出於幼稚真心而為，成年人的行為有幾個不是公報私仇？和平時期的大部分情況下，立場更接近於利益而非真理。隻講立場不講道德，將毀滅這個國家，毀滅這個民族，毀滅這個世界。立場決定論為禍已久，中國拜金主義雖逐漸出現在改革之後，而其根基早在建國時期就植好了。

立場論不具備思辯的合理性。立場至上需要兩個大前提，一是認為有一條明確的道路可以通向富強與理想社會。二是對錯二分法，凡認同這一道路的就是正確的，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有益的，善的；凡反對這一道路的就是錯誤的，有害的，即使不是惡的需要鏟除的，也有必要改造或者專政。如今，這兩個大前提在人民心中已經徹底消失了。基礎消失，而國家未至覆亡，還在於中國人民深厚的儒家道德。儒家的諸普世價值深入國人靈魂，國家領導也頗能領略貫徹一二，所以克己奉公盛行，中國才不至於封閉如朝鮮柬共，也不至於墮落崩潰如東歐諸國。

經濟發展的錯誤，我們經過了三十年－－實際上應該更少，從大躍進算起不過二十年，就得出結論：社會主義不能這樣搞。也許應該換句話說，中國的道路不應該這樣走。而我們的意識形態，政治體製和精神建構要駛入正軌，卻在過了另一個三十年後依然沒有跡象，即使邏輯上簡單到極點的立場與道德的思辯都無法超越。諸如對自由人權民主的打壓，不是某些人為了某種個人利益要獨裁要專政，而是立場依然在統治階層占有重要地位，道德還沒有恢複到祂所應該存在的神性位置上。大家不是經常聽見某些國際反華勢力這樣的稱謂嗎？一有不同意見就要將他們劃到對立的立場上，而不是考慮一下他們所堅持的觀點在道義上有什麽合理處，自己的作為在道義上有什麽疏失處。

道德不是工具，而是目標。你不尊重祂，祂一定會教訓你。有些時候，國家領導人因為國家前途而站在了道德的對立麵上，地方領導人因為地方發展和經濟收入而站在了道德的對立麵上，企業負責人因為企業生存和利益而站在了道德的對立麵上。對於當代如此多的惡性事件，不要隻是慨歎世風日下，那些人也不都是為了私欲，國家的政治導向有誤。溫總說企業家的身體裏必須流著道德的血液。但是國家依然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廣義的發展尚可討論，此處的發展無疑是指經濟發展。地方則以經濟建設為核心，倫理道德必須讓位。企業則完全以利潤為目的，其他就管不了了。如果國家與民眾的關注還在經濟上物質建設上，在不顧道德的立場上，溫總的希望隻能流於空想。實際上，道德是本質與目的，不可用作發展經濟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