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義於中國的緣與業

唯物主義於中國的緣與業

玄野

過去的一個半世紀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中內容最豐富的一段。民族從封閉式的自大，到失敗後的自卑，再到雜些仇恨的自尊。既經曆了政府的昏聵，無政府時期的戰亂，和強勢政府肆意妄為的災難，也經曆了國家獨立後的蓬勃發展，和打破思想桎梏後的經濟複蘇。西方文化對中國的侵染是此段曆史的核心，而其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共產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關於前者，西方社會逐漸認同其價值而不再完全抵觸，中國與東方社會也在狂熱追求之後深切體會到它的致命缺陷。至於後者，它是中國人甚至於全人類的一道尚未逾越且必須逾越的鴻溝。共產主義運動給世界的許多地區帶來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同時也造成了眾多的災難，而這些功過的根源就在於辯證唯物主義。這個哲學的成功之處不勝枚舉，但此文所要討論的主要是其問題所在。

首要問題並不在於哲學體係的自身，而在於秉持這一哲學的人們對其在人類文化中的定位。將辯證唯物主義等同於科學，或者說將屬於科學的確定性賦予其上，是其前無古人的特點。其結果是造就了這種理性的科學的信仰，使得其信徒的虔誠度達到了傳統宗教的程度。但是，哲學既非科學，亦非宗教，具有其獨特的性質。羅素說：一切確切的知識都屬於科學；一切涉及超乎確切知識之外的教條都屬於神學。介乎神學與科學之間受到雙方攻擊的領域就是哲學。相對於神學，哲學是更加確定，可驗證的，是與確定的自然不可分的。但是相對於科學，哲學又是不確定的，模糊的，啟發式的，富有彈性的。科學的確定性是基於其所研究的對象，和所使用的方法諸如邏輯推理，嚴密思辨，重複驗證，等等。在這些方麵，哲學與科學有著巨大的差別，所以科學的確定性是斷不可以放在哲學上的。將屬於科學的確定性賦予到某個哲學上麵是錯誤的，而將那些固化了的哲學命題當作科學定律應用到實際中就是曆史上大量人為災難的根源之一。

 

哲學探討人和自然的關係，因為視角的不同，人類曆史上不同的文化創造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學思想。不可否認，辯證唯物主義是理性的哲學，但本質上依然是曆史中眾多哲學流派的一支。神化其本性，將科學與宗教的屬性集於其上並廣泛傳播，使得哲學命題絕對化泛濫化，致使社會發展誤入歧途。

 

辯證唯物主義的普及造成的首要問題是物質決定論的泛化，人與自然關係的簡單化。人們失去了對精神的追求，沉迷於物質刺激當中，試圖用物質領域的價值來囊括精神。耶穌說：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物質與精神是兩個經緯分明的領域，而辯證唯物主義首先著眼於物質對意識的決定作用，不擅長理解詮釋精神世界。上帝賦予了人類各種各樣的物質需求，需求的適度滿足保證了人類的繁衍，而無節製的滿足需求不但禍害著人類自身，也正在危及整個自然。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類需求是社會發展的最終動力。如果說資本主義是人類需求的奴隸，那麽，共產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就是人類欲望的幫凶。而傳統宗教與道德體係對人類需求和欲望都持另一種態度，甚至於和當代觀念完全對立。典型的如奧古斯丁的＂性活動的唯一合理理由是種族繁衍＂，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如果拋卻崇古或尚新的傾向，從理性角度看，我們應如何對待自己的需求呢？上帝賦予人類的需求是用來嬌慣寵溺的呢還是需要超越的呢？我選擇後者。需求的適度滿足是人類的存在基礎，但當我們的能力超出了適度滿足的時候，我們必須也隻有超越。需求的超越和靈魂的追求是上帝自人類萌生之始就賜予我們的降魔之劍。

 

心理學中關於人類需求的理論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知識階層具有著廣泛而深厚的影響。科學分析的方法使這些心理學理論獲得了人們普遍的信服，這使得需求在人類社會中的意義被極大地高估了。現代心理學家，如馬斯洛等，成功地分析了人類被動的受自然本性所局限的方麵－－即需求，而人類主動的靈魂上的特性卻鮮能觸及。人類精神世界的神性與靈性是支撐人類發展的兩大根本，對人類社會具有著更大的決定作用，也是人類掙脫欲望擺布的法門所在。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在生產技術上的突飛猛進，在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上定量分析的成果，使得人們在哲學上更傾向於物質決定論，精神世界漸趨冷清。物質生活的急速提高並沒有給人帶來滿足感，而是將人變成了需求和欲望的奴隸。當今世界的物質繁榮是超乎祖先想像的，而人類在靈魂上的迷茫也是空前的。

 

辯證唯物主義的另一個問題是可知論的絕對化和庸俗化。可知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可以討論，甚至可以堅持的，提倡主觀能動性的確大大提高了人類的實踐能力。但是，真理之前毫厘就是謬誤；巔峰之側半步則現深淵。可知論深入到每一個人的頭腦中，人們對上帝或者作為自然的道的敬畏消失了，辯證唯物主義成為囊括一切的最完善最正確的真理。以為從這裏出發就能獲得最正確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將世界構建成人類的天堂。上個世紀前半葉當勞苦大眾還疲於奔命的時代，當人類對自然的攫取還沒有達到如今的錙銖必取的時候，這類理念的偉大之處是顯然的。然而，當這些理念進入到一些國家和地域的統治層後，自然環境成了供人饕餮的佳肴，道德與民主成了人類通往物質享樂天堂的竹杖。我們的作為很快得到了結果。戰天鬥地沒有使得生產精進，反而是洪水泛濫，資源枯竭；對新道德與真民主的構建沒有導致社會新秩序，反而是道德淪喪與欺騙。得到一粒石子的喜悅使我們衝昏了頭腦，以為得到了高山，人們失去了對自然的敬畏，妄圖設計自然和道德。認識不足是失敗的原因之一，但是問題的根本在於抽象的知識被當作了現實的生產力。知識是人類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但知識首先是人類與上帝溝通的橋梁。人類追求知識的歸宿不在於正確的指導實踐，有效的改造世界，而在於引領人類的靈魂融入自然，回歸上帝。辯證唯物主義者覺得自己能夠得到各種問題的正確答案，從而掌握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訣竅。其實是將知識物質化，將價值擴大化了。

 

在如今人類麵臨自然危機生態危機的時代，人類在自然中的渺小已經成為共識。而另一方麵，公眾難以正視的，就是人與自己所造就的道德之間也存在相似的關係。人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充分認識固然好。但是，如果認為道德是如同電磁場一樣的客觀存在，可以徹底認識其本質屬性，進而最終達到掌握道德，設計道德以為所用的狀態，就是錯誤而危險的。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建設社會主義新道德（所謂的精神文明）的實踐是一個很好的教訓。每每事與願違的結果告訴我們駕馭道德並非如想像的簡單。描畫道德的圖譜，就象長頸鹿追逐自己的影子一樣的困難，因為道德隨著人類的活動不停的改變。控製道德的走向，就象柔軟的樹枝為了獲取更多的陽光而要移動樹幹一樣的狂悖。每個人都是本於道德體係的存在，控製道德是上帝的職責。當然，上帝的控製是理性的，我們可以用理性來理解。

 

人自己來規劃道德的錯誤不是人文意義上的，而是數學或者邏輯意義上的。二十世紀邏輯學的兩大發現羅素悖論和哥德爾不完備定理告訴我們數學本身是一個有缺陷的體係。人類對道德體係的控製恰恰就落入這樣的悖論之中。羅素悖論的通俗形式為理發師悖論，克裏特島的理發師聲稱要給島上所有不給自己理發的人理發。因為他自己就是島上的人，給不給自己理發都成了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直觀地理解，當一個命題中客體包含主體的時候，主體對客體的控製行為就可能會落入自反矛盾之中。作為主體的人對作為客體的道德的控製恰恰符合這樣一個悖論關係。人是社會的一部份，當人類通過自己對社會的認識來改變甚至規劃社會的時候，就必然地落入矛盾之中。

 

作為人類創造物的計算機，其複雜度的飆升不斷地拓展著人類的想像空間，人類似乎正在獲得掌控包括道德在內的一切的能力。這是人類因為眼界局限所導致的錯覺。人類創造物的發展模式在道德體係上並不適用。道德體係的複雜是因素之一，但是更本質的原因卻在於道德與人類創造物的區別。人是高於計算機的存在，人本身並不受這個被設計物的影響；而道德卻完全不同，人不可能跳出道德體係的控製，超越感情的影響。人性中很大一部分是道德體係所賦予的。被道德體係所控製的人試圖推翻自己所依存的道德體係來建立全新的體係，那麽這個人知道道德中的哪些因素合成了自己人格中的心髒，又有哪些凝聚成了自己人格中的血液嗎？在對道德體係的重組過程中，你的人格心髒會否遭到致命的損傷呢？這就象醫生要給自己開刀治療心肌梗塞一樣的困難。

 

人之於自然界的活動，其主旋律是適應；而人之於道德體係，其基調是修正或改良。在這兩個方麵的諸多活動，有一些曾被標榜為革命。但是，當塵埃落定的時候，好的積奠成些許修正；而糟的就凸現作慘通的教訓，永久警示世人。人類作為自然係統中的一個組分，因為不滿於係統分配的資源而肆意掠奪擴張，甚至於以我為主重新設計，最終結果可能是係統的坍塌，也可能是這一組分被係統剔除。最典型的教訓是中國的文革，其錯誤並非是手段上的或者人性弱點上的，而是哲學層次上的。其根本不是高層的人事鬥爭，也不是奸佞當道，而是全國人民頭腦發熱，失去了對自然與上帝的敬畏。就是說，即使所有的文革參與者都是思想成熟的成年人，都是秉公辦事的正人君子，其結果同樣會是巨大的失敗。文革，是要推翻一切舊道德舊信仰舊文化，而幻想著建立起僅僅在一些人頭腦中描繪出的全新道德與信仰體係。相對於人類幾千年來結晶出的文化，這個空想的體係太淺薄了，沒有經過實踐檢驗，其中暗藏了太多的悖論。鄧小平在總結數十年教訓時說，社會主義道路不能這樣走。他所否定的不是其政敵或其前任，而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道路。徹底的認知道德信仰或者自然界似乎無可指責，實際上這是可知論的庸俗化與過度泛濫，是一個無法達到的目標。

 

否定傳統，建立新社會的思潮由來已久。在民族危亡時期因為救亡圖存的需要，中國近現代文化界在比較東西方文化的時候有這樣的論斷：中國文化是崇古的，西方文化是尚新的。這一論斷直接為推翻傳統道德信仰體係提供了依據，而文革是其極端的表現形式。其實這是人們注視文化的不同側麵導致的感覺。我們審視本族傳統文化的時候，更多地側重於道德人文與信仰哲學；而當我們觀察西方文化的時候，則更多地側重於科學，技術等我們所沒有的東西。科學與技術以尚新為主是無疑的，而西方在道德人文，信仰哲學方麵是否也是尚新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這些領域，西方文化與中國一樣是崇古的。相對於中國人，西方在人文領域的崇古態度是近乎極端的。基督教的許多教團對聖經的信奉是具體到每句話每個字的。對於如此的崇古態度，在中國尚能譏笑曰全信書不如無書，而在西方你隻有報以尊重。中國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對傳統文化超出自殘式的否定直至發展到文革都與這一錯誤有著深厚的關係。縱觀曆史，所有在人文信仰領域成功的文化都是崇古的，中國的儒道，印度的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以及猶太教和基督教，莫不如此。那種徹底否定舊體係，圖謀建立一個全新的高效的道德與信仰體係的思路是武斷而淺薄的，從曆史綜合的角度看，沒有成功的先例隻有失敗的教訓。

 

一個健康長久的社會應該是二元的。政府以高度可操作的法律來統治國家，宗教以深入心靈的道德來安撫人民。西方國家在這一方麵比較成熟，雖然在那裏法律更加強大，但那些社會依然是二元的。伊斯蘭世界同樣是二元的，那裏宗教似乎淩駕在法律之上，長老的作用比法律禁令還有效。中國的古代也是如此，官府所管理的事情有限，官府不管的事情就全部有德高望重的長者，獲取過功名的儒士等來調解。相對於西方，中國古代的民法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卻能夠發展出長久輝煌的曆史，西方人對此大惑不解。其實，在那個時代，儒道佛對社會穩定與發展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新中國以來，我們陷入了一元社會，政府要在台前以法律的形式治理社會，又要在台後製定社會深層的道德信仰。中國既往的路程已經昭示了問題所在，現在不是應不應該回歸傳統宗教的問題，而是如何回歸的問題。儒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如何慰藉人的心靈，如何在社會中定位宗教的權威，是中國未來數十年應該努力的方向，而儒道教的新生與發展則是中國真正崛起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