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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內容翔實,震驚！縱論三年大饑荒
1958～1960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躍進運動，全球為之震動。1958年10月底，一場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大死亡便接踵而至，一直持續到1962年，更使全世界為之震驚。20多年後，1983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坦承 “我國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然而，又過去了20多年，這場使“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的特大災難的真相卻並沒有完全揭露出來。它仍是一大謎團。極少數人總是挖空心思妄圖將這場曆史惡跡大而化小，甚至想化為烏有。因此，圍繞這場災難的爭論波浪翻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沒有停止。
一、當時世界：正值黃金時期，一片欣欣向榮
（一）、科技蓬勃發展，碩果累累
20世紀40年代，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觀。及至1957年，各個學科研究成果噴湧而出，璀璨輝煌，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空間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957年10月和11月, 蘇聯相繼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 從而開創了太空事業的新紀元。1958年晶體管計算機誕生，電腦從此進入了人類的生活空間。從1961年起，美國開始實施雄心勃勃規模巨大的阿波羅登月計劃，到1971年“嫦娥登月”的美麗神話終於變成了現實。
（二）、各國經濟如同百舸競渡，迅猛發展
1949～1973年，被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稱為世界經濟史的黃金時期。其間，各個不同類型國家的經濟建設均呈高速發展態勢。到50年代中期凸現了一個令人驚喜的高潮。如果1955 年的工業生產以100 為基準，到1965 年，英國增加了134，美國增加了149，法國增加了179.8. 西德增加了189.2，意大利增加了216.6，日本則增加了415.2。1960 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發表“所得倍增計劃”，此後，日本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期。從國民生產總產值看，1955 年88646 億日元， 1961 年便達到198528 億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其時，亞洲四小龍養精蓄銳，也開始昂首起飛。
台灣 農業連年豐收，工業生產水平節節提升，在島內產品不斷取代進口的基礎上，從1960年起實行戰略轉移，在很短時期內建立起了生機盎然的出口導向型經濟。1957～1962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9.3 % ，台灣則是51.2 %（引自《世界經濟2000年回顧》。作者：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安格斯•麥迪森教授）
香港 1959、1960年的人均區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7. 4%、10 .3% .1960、 1961年不太景氣,1962年5月港英政府推行穩定民生和激勵經濟的政策。1962～1964年間,香港的人均區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9. 0%、12 .2%和8. 6% ,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
新加坡1959 年 6 月成立以 李光耀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時局勢極為嚴峻，轉口貿易日益削弱造成經濟 異常困難，失業問題極其嚴重，由此引起社會動蕩不安。李光耀啟用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慶瑞任經 濟部長，1959 年 11 月， 吳慶瑞領導的經濟開發委員會製訂了總體戰略目標，頒布了《新興工業法》和《工業擴展法》，對投資者免征一定期限 的所得稅，獲得新興工業地位的工業企業在頭五年內不必繳納所得稅。而且 給予關稅保護。1960 年 4 月，政府又決定大規模開發裕廊區。為工業化打基 礎。同年政府還製訂了 1961～1965 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62 年成立經濟 發展局，統籌實施五年計劃事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裏，新加坡經濟取得很大的進展，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7％，初步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
（三）、各國紛紛建立健全福利製度，世界出現了空前的社會文明。
俯瞰1958～1961年間的人類家園，真可謂：中國大陸“風景這邊獨糟”
二、三年大饑荒
（一）、空前絕後的災難
請看周同賓先生的回憶錄《饑餓中的事》（《良友周報》2003年8月9日）摘錄如下：
全村人每人每頓隻能分到一個窩頭，而且越來越小，一直小到驢糞蛋兒那麽大。後來，那麽小的窩頭也沒了。粥倒是隨意喝，但越來越稀，一直稀到一鍋清水煮一筐榆樹葉。清湯不限量，連老太婆也能喝五六碗。
大肚漢最多時一連喝12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鍋；可尿幾次，就癟了。
一場饑荒，正在鄉村蔓延。
到三月，草木發芽，就吃野菜、樹葉。曆史上荒年吃過的東西，全吃遍了。過去吃，是小鍋煮，如今是大鍋。大鍋太大，再多的糠菜扔進去也不稠。曆史上沒吃過的東西也全吃了，比如幹紅薯秧、玉米稈、麥秸，都碾碎，篩下麵粉頭的東西，取名“澱粉”，可以下鍋，可以蒸成刺蝟模樣的團子。這是當時最好的食品。
幾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產，而是分開吃飯。弟兄分家，父子分家。兩口子也分家。誰弄來吃物誰吃，隻顧自己，不顧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後，帶著5歲的女兒。每當從食堂打來飯，八怪總哀求女人給他倒半碗。女人從不給他。那天，每人分一個拳頭大的菜團子。八怪幾口就把自己的吞下，看女兒手中還有半個，奪過來就吃，女人和女兒罵他，還沒罵完，他已把菜團子全部塞入嘴裏。拴娃在麥秸垛底下扒出兩把麥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爹看見了，說：“娃，給我吃點兒。”拴娃說：“你叫我親爹，我也不給你。”饑荒中，親情已淡得幾近於無……
饑荒中，人心比鐵還硬，人情比紙還薄。人人都學會了偷，當然是偷集體的，私人已無東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兒菜、毛妮菜、麥子好吃。從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開花、結莢。再是偷紅薯。有一窖紅薯，本打算做種，開春後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幹部派人看守，看守人偷。幹部親自守，幹部也偷。四狗去偷，剛扒出3個手指那麽粗的，幹部發現，邊打他，邊拉他去大隊部。打他，他也不丟下手中的吃物，邊走，邊把粘滿泥土的紅薯往嘴裏填。走到大隊部，已經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幹部說，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臉。饑荒中，道德和臉麵已無足輕重。
五爺是老直杠，從不沾集體的光。一直當飼養組長。他養的5頭牛，個個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評比會上，5頭牛的頭上都纏上紅彩綢。他每天給別的飼養員發伺料，直接倒進料水缸，防止他們拿回家吃。後來，他自己就把牛料裝進口袋帶回家、拍成餅，放在火裏燒著吃。再後來，牛料沒了，牛草也少。他的5頭年和別的牛一樣瘦瘠瘠的，臥下，須用人揪著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裏，他竟用鐮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塊肉。牛疼得哞哞叫，一直疼死。
幹部去時，他已經把那塊肉掛在褲帶上，藏在褲襠裏。問他肉在哪兒。他說，已經生吃了。幹部扇了他兩個耳光。拖走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戶，拔下房簷上苫的幹草，點火燒肉吃。饑荒中，真正善良的人也變得自私、殘忍。
類似的資料，舉不勝舉。本人當年是城裏的中學生，住校，一天夜裏，餓得實在難熬，曾經偷吃過學生食堂豬圈裏的豬食—— 一些爛茄子。其情其景，沒齒難忘。
關於1958年冬～1961年的大饑荒，官方存檔的資料，同樣汗牛充棟。舉七例如下——
其一，《還清白於毛澤東——把真實的曆史告訴人民》一書的作者張宏誌先生指出：“以河北省為例，如1958年9月省委發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飯，兩個月後不得不要求薯糧搭配；再兩個月即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已經普遍出現饑荒；到5月已有55個村255個食堂停炊。”
其二，張宏誌指出：1959年4月17日，毛澤東看了國務院關於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後，親自擬定題目《15省3517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3天內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裏，迅即處理緊急危機——當時，15省的中共省委書記都沒有解除此等緊急危機。人人都知道良策何在，但是，人人都不敢提出來。
其三，1959年6月9日、11日、13日、7月3日、4日毛澤東連續批發中央關於大中城市副食、蔬菜會議的通知等。在大躍進中出現副食、蔬菜、日用工業品等嚴重緊張局麵，成為城市經濟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李先念副總理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時說：全國今年工農業生產還在繼續大躍進，但到目前為止，糧食、蔬菜、副食品、日用工業品，供應比較緊張，沒有得到根本好轉。
其四，1959年7月5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批示印發的陳國棟糧食問題報告提出：“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餘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其五，張宏誌指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三年。”“1959年底—1960年底，爆發了農村缺糧高峰。全國農村平均每人糧食消費量從1957年的205.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請注意，全國農村糧食消費量中包含種子糧、飼料糧和社辦企事業單位用糧。
其六，1960年，中共中央曾多次發出十分罕見、十分特殊的顯示糧食恐慌的緊急指示。如5月28日《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僅僅9天以後——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緊急調運糧食的緊急通知》。眼看秋糧將要成熟——9月7日，中共中央又緊急下發了《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緊急指示》—— 一個計劃經濟一統天下、一切定量供應的時代，全國人民再一次降低口糧標準，可見災情之慘烈！——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大災之年，城鄉人民之間嚴重的不公平！學者陳東林先生在《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來源》一文中指出：“從另一個角度分析，1959—1961年農村人均年消費量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了20 %，而同期城鎮人口人均年消費量隻下降了2.6 % ！”——請注意，農村人均口糧的下降幅度大大高於20 % 。
其七，1960年秋糧已經收割入庫，這時，毛澤東時代中共中央最最特殊的一份文件轟然出世！——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號召全國城鄉人民廣泛開展大規模采集和製造代食品的運動的緊急通知》稱：“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推薦廣大城鄉人民采集製造“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麵粉、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曠古未聞！這是世界史上無與倫比最珍稀的中央文件！
然而，張宏誌竟然說：“大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必須嚴正指出：這是喪盡理性人性的渾話！
中外曆史上所有的饑荒，都是發生在一定地區一定人口一定時間之內，較大麵積的饑荒很少延續一年以上——而中國，1958年冬～1961年間，960萬平方公裏遼闊國土的角角落落都在鬧饑荒，世界史上有過此等先例嗎？除了特權階層，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中苦苦煎熬，世界史上有過此等先例嗎？漫長的三年多，1000多個日日夜夜，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都在死亡線上無奈地掙紮，世界史上有過此等先例嗎？
在世界史的黃金時期，一個泱泱大國的全體普通國民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裏遭這麽大的罪，到最後都要靠連豬狗都不吃的東西填肚子.
（二）、空前絕後的罪惡
大躍進的發動，隻能稱之為錯誤、荒誕，不應算作罪惡。但是，分析大饑荒初期的成因，有3點的確不能簡單地用“狂熱”和“昏聵”進行定性——
1、造成大饑荒一個直接原因是1958年大躍進的最高潮“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壓倒一切壓倒秋收，直接導致了大豐產之年的秋糧大減收——無論從常識從農民的良知從執政者的責任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
2、造成大饑荒第二個直接原因是1958年糧食的高出口——毛澤東、中共中央最遲於10月底發現大饑荒已經降臨（因為11月7日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此前，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試點——河北徐水縣人民公社徹底破產），但此後糧食出口仍在熱火朝天地進行——創了建國以來第一個高峰！完全有悖於主政者應有的道德；
3、造成大饑荒第三個直接原因是糧食高征購——發現大饑荒發生以後依然我行我素，淨征購量也創了建國以來第一個高峰——4172.5萬噸，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購量3324. 3萬噸高出848. 2萬噸——甚至到11月份的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也沒有糾正
（注：第2、第3相關聯，但又有區別。因為糧食高征購更主要的是緣於大躍進，再者，當時還有大量糧食儲備。）
可以說，以上三項，當時如果少一項或者糾正一項，大饑荒的災難都完全能夠挽救過來。
1、麵對如此大災大難，在廣大饑民翹首以盼嗷嗷待哺的兩年多歲月裏，竟然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災措施——立即開倉放糧、進口糧食或者請求國際社會救助；
2、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大興土木，耗費巨資，興建40多處富麗堂皇的現代化行宮；同時，各地諸侯也為自己營造大量樓堂館所，療養院，逍遙宮；
3、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舞會不輟，笙歌不停；
4、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拒不納諫，反而將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反而開展打擊正直幹部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5、麵對如此大災大難，僅僅為了證明自己“英明”，竟然一意孤行，堅持禍國殃民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使“左禍”變本加厲橫行無忌；
6、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不顧人民的疾苦和死活，賭“小兒”之氣，提前償還蘇聯的債務；
7、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集中精力對外，大打反對“修正主義”的無聊口水戰（什麽是修正主義？說清楚了嗎？）——最後，一生文質彬彬的革命戰友周恩來憤憤而言：“不許放屁，內外樹敵！”（鄧穎超日記），革命密友霍查“同誌”譏諷地說：“毛澤東的思想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與革命》）
8、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充當世界革命領袖，八方出擊，一再組織盛大遊行示威活動，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各國發動派的口號——最後，笑容燦爛，與美帝頭子握手言歡；
9、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實行革命化金錢外交方針，劃撥巨款維持外國“朋友”——最後，一個一個“朋友”反目成仇；
10、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打腫臉充胖子，反而大量出口糧食援外（基本上都是無償），在大饑荒時期創造了一個糧食出口高峰——當時，唯獨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受援國隨意浪費，竟使中國大米發黴；
11、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連續三年對農民實行糧食高征購；
12、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開展慘無人道的反瞞產運動，采取法西斯手段逼迫饑餓的農民交出飼料糧種子糧甚至口糧；
13、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嚴禁饑餓的農民逃荒要飯——以免給領袖臉上抹黑、給社會主義抹黑——並且製定“城市流浪人員收容審查製度”,讓他們坐以待斃，活活餓死！
請看：1953～1960年全國糧食總產、購銷量與進出口情況表（萬噸）
年份 總產量 征購量 返銷量 淨征購量 淨征購率 出口 進口
1953 16683 4746.0 1157.5 3588.5 21.5 % 182.6 1.5
1954 16952 5181.0 2022.5 3158.5 18.6 % 171.1 3.0
1955 18394 5074.5 1457.0 3617.5 19.7 % 223.3 18.2
1956 19275 4544.0 1674.0 2870.0 14.9 % 265.1 14.9
1957 19505 4804.0 1417.0 3387.0 17.4 % 209.3 16.7
平均 18162 3324.3 18.4% 210.3 10.9
1958 20000 5876.0 1703.5 4172.5 20.9 288.3 22.4
1959 17000 6740.5 1983.9 4756.6 28.0 415.8 0.2
1960 14350 5106.5 2010.6 3089.5 21.5 272.0 6.6
1961 135.5 581. 0
1962 103.1 492 .3
（注：1961年，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一線領導工作，采納陳雲的建議，冒險拍板，開始大量進口糧食，於是災情趨於緩解。上表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
以上所述，是鋼鐵一般的事實，它雄辯的說明了：大饑荒就是一場大人禍！
關於大饑荒的成因，當年毛澤東講了三點：第一，連續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第二，蘇聯逼債；第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些都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企圖推卸罪責忽悠人民的謊言和借口。筆者各有專論，此處恕不贅言——話說回來，中國是個自然災害多發國家，天災年年都有，可謂家常便飯。至今，沒有任何人說過，1959～1961年間沒有自然災害。可是，即使天災再嚴重，在中華民族曆史上，哪一朝哪一代出現過長達三年多遍及全國各個角落的大饑荒？——還可以想想， 1877夏～1878夏（1877年，光緒三年，丁醜年；1878年，光緒四年，戊寅年），華北大旱，死亡200萬人。這是中國皇權體製下最嚴重的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 ——請問：發生全國性大饑荒了嗎？——還可以看看，學者陳東林先生在其論文第二部分“決策錯誤對當時經濟的影響” 中寫道：“1978年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上與1959～1961年時期有比較相似的地方：第一、兩個時期的主要災害、災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災，不僅範圍大、程度重，僅就旱災而言，超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建國以來最大的，而且是曆史上罕見的……然而，兩個時期的經濟狀況卻出現了較大的不同：全國糧食產量：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7.8%（1977年產量較低也是一個原因），達到建國以來最高的3047.7億公斤；全國農業總產值：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9.8%。”——請問：1978年為什麽沒有發生全國性大饑荒？
其實，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四級幹部7118人與會），三年大饑荒主要因人禍而造成，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縣、地區、省、中央四級大多數幹部的共識。根據周恩來說的話：“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黨史資料顯示，2月8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會上說：“主要責任不在下麵，不能讓他們全部負責。這是全國性問題。路憲文、羅山縣委書記、信陽事件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2月3日，周恩來說：“五年來五大運動：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傾、1960年整風整社，1961年民主補課、奪取領導權。這五大運動每年1個，偏差不少，主要責任在中央。”劉少奇也明確坦言：“第一責任在中央。”——這些，都無可質疑。
不管怎麽說，如果不是當時如此胡作非為，能釀成如此水深火熱的災難嗎？——即使毛澤東製造的“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蘇聯逼債”、“1 / 3地區壞人掌權”三大神話統統屬實（並不屬實），也根本抵消抹殺不了人災人禍的鐵的事實。
總之，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曆史上發生過數百數千次饑荒，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與之大不同：主要是人禍所致
三、三年大死亡（餓死）
連續三年多大饑餓，必然造成大死亡。可是，極少數人卻妄圖抹殺“大量餓死人”這一“真實的曆史”。
“倚天劍鳴”先生提出：“關鍵不是數字，而是所謂“餓死”的概念標準界定。什麽叫餓死？毫無食物充饑，人身自由受限製，無法尋找食物，或者居住地象沙漠不毛之地，無任何生物植物可充饑，使人體無法獲得基本（最低限度）維持生命的食物能量，隻能眼睜睜的耗盡身體能量而死去的，這叫餓死。幾乎近似於絕食。”又說：“隻有在統一了餓死這個概念標準的前提下，爭論才會出結果。”——根據這個界定，他提出：大躍進三年根本就沒有真正餓死人。
“餓死”的概念的確是一個應該首先搞清楚的問題。針對“倚天劍鳴”的觀點，筆者也寫了一篇短文
《也談談“餓死”的概念》予以駁斥，指出：什麽叫“概念”？——即 “邏輯思維最基本的單位和形式。反映一類客觀事物一般的共同的本質的特征，用詞語加以概括，就成為概念。“餓死” 這個概念的內涵應定義為：因長時間過度饑餓導致生理機能衰竭而亡（完全斷食一般為3～7天，嚴重饑餓時間會長一些。因年齡體質不同而有差異）；其外延是：一切因長時間嚴重饑餓導致生理機能衰竭的死亡。
筆者還指出：金無足赤——對於任何事物任何概念都不可追求絕對化。比如“人”的概念，《詞典》對其內涵的定義是：能夠製造並能使用工具的動物；其外延是：一切能夠製造並能使用工具的動物。如果有人提出：兒童算不算人？老人算不算人？病人算不算人？植物人算不算人？——這就變成了形而上學詭辯。
張宏誌與“倚天劍鳴”二位先生異口同聲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論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三年”、 “我相信所謂的‘餓死’並不是真正餓死，而是年老體弱多病缺乏足夠熱量營養與醫療保障救治，拖延時間也沒有條件醫治，因而引發各種病情加重的提前死去，這應當是符合那個年代的客觀實際。” ——所謂的 “年老體弱多病，提前死去”之說，豈不怪乎哉？陳雲、季羨林等先生一直身體虛弱，為什麽不提前死去？現在千千萬萬身體虛弱的老人為什麽不提前死去？那時，“提前死去”是怎麽造成的？豈不正好說明死因是饑餓嗎？不是餓死又是什麽？——先生，這是自我否定。
北京市離休老人劉禹先生當時在中央政法機關工作，和其它中央機關800名整風整社幹部一起到了河南省（其它各省區都有下放整社的幹部）。他們同一單位的7人分到了新鄉地區原陽縣，他被任命為大賓公社黨委書記。老人著文《大饑荒年代，我在大賓公社當書記》，回憶了當時那段終身難忘的經曆。摘錄如下：
進入原陽縣界，映入眼簾的是白花花的鹽堿地，一望無垠，密集的村莊，看不見樹林，使人有一種肅殺淒涼的感覺。到達縣城，縣委書記韓福增同誌接見了我們，說：“現時的任務是貫徹‘中央十二條’，保人保畜。”當時農村因饑荒造成人畜非正常死亡的情況非常嚴重，保人保畜就是采取一切辦法，遏止人畜大量死亡。就這樣，我到大賓公社上任了。糧食不夠吃，也沒有瓜菜代，農民就到黃河大堤上剝柳樹皮或者到水糖裏挖蘆葦根，磨成麵和糧食混著吃。後來，連柳樹皮、蘆葦根也剝光、挖光吃了。農民家裏沒有存糧，隻靠國家救濟的半斤糧食。農民餓得個個麵黃肌瘦，青年婦女也都閉經了，五六歲的的兒童個個大肚子，小細脖，骨瘦如柴。
縣委辦公室每天晚上7時開電話會議，要各公社匯報每天人畜死亡的數字。我剛上任的那些天，大賓公社每天死四五個人、牲畜死二三頭，保人保畜是當時的頭等任務，如果不能遏止人畜死亡，各級黨委書記要承擔責任。原陽縣陽阿人民公社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是新鄉專署下放的一名局長被撤職了。後來省委召開電話會議通報延津縣也是人畜死亡遏止不住，縣委書記被撤職。我作為公社第一把手，心裏不免戰戰兢兢，那時沒有糧食和其它食品可供補……
——什麽是“那個年代的客觀實際”？這才是真正的客觀實際！
張宏誌先生的主論點是：“三年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即沒有發生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請問：以上劉禹先生所述的河南省新鄉地區是不是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張宏誌與“倚天劍鳴”二位的文章裏都提到了信陽事件。當時，調查工作長達半年，結論是餓死100多萬人。參與調查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南局主要領導人陶鑄、王任重都目睹了餓死人的慘狀，都掉了淚。李先念說：“西路軍失敗那麽慘，我沒有流一滴淚，在光山看到這個情況， 再也忍不住了！”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級幹部會議上第二次發表講話，嚴肅地指出： “我到光山縣看過,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麽右傾機會分子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即使，僅隻發生這一起信陽事件，難道還不是駭人聽聞的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重大死亡事件嗎？
其實，信陽事件隻是冰山一角而已。僅就筆者所知，中央存檔的地區性事件可以陳述如下——
河南省開封地區事件。經河南省委調查，開封地區10個縣自1958年10月底便進入嚴重饑荒狀態，到1959年3月，15萬多人患浮腫，7萬多人逃荒，1. 6萬多人餓死。
江蘇高淳縣事件。經江蘇省委調查，該縣1958年冬到1959年春，發生浮腫病、消瘦病，子宮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1000多人。
河南省商丘地區事件。經河南省委調查，該地區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幾個縣1959年1～2月發現大麵積浮腫和餓死，僅人吃人，調查組認定有20多起。
發生於1959年的慘案還有：江蘇省句容縣事件、廣東省事件（由省委向中央發出嚴重災情報告。下同）、湖北省事件、河北省事件……
1960年：山東省事件、甘肅省事件、江蘇省事件、寧夏中寧事件、貴州省事件、安徽省事件……
1961年：1961年春季山東省聊城、滄州二地區事件、6～10月山東省聊城、惠民、德州三地區事件……
1962年：1962年湖北省穀城、光化、襄陽三縣事件。
全國各地餓死人的數量，在1983年《中國年鑒》中也有一部分顯示（有隱瞞現象）。如：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少人口達621萬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間人口淨減439萬人（三年，下同）；河南省總人口淨減238萬人；山東省總人口淨減234萬人；湖南省總人口淨減183萬人；廣西自治區總人口淨減約100萬人，等等——請注意：人口非正常減少（餓死）數大於淨減少數，因為此外還有自然增長部分。
另外，有些地區的官方文件、地方誌也有一部分記載。 著名學者楊繼繩先生在《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文中指出：“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
現在，餓死人事件還在不斷地揭秘之中。信陽事件早已廣為人知。2006年3月，一篇采訪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先生（大饑荒時期的中共重慶市委負責幹部）的文章《“大躍進”四川餓死千萬人》（原刊於《現代快報》），再次轟動全球。1961年5月，廖先生等幾位黨員幹部冒險投書中央，反映四川省餓死了1250萬人（根據四川省委文件與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對照）。胡耀邦、楊尚昆曾召見廖伯康等人，中共中央書記處曾專門召開會議聽取匯報，而後派出17名幹部赴四川調查。顯然，此事千真萬確。2008年秋，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出版，揭露甘肅省通渭縣餓死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
在上述慘案中，很多地方都發生了人吃人現象。
另外，筆者親耳所聞的較小規模的餓死人事件還有：
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
河南省漯河地區舞陽縣問誓公社西莊大隊1959年冬成立一個埋人隊，幾乎天天埋屍體。到1960年春，最多時一天埋四五十具。以後就演變為吃屍體。與其相鄰的西平縣 簸萁張公社、吳城公社情況更嚴重。
河南省郟縣城關公社後二大隊，原269人，三年餓死208人。
四川省蓬溪縣蓬萊區新橋公社化二大隊6隊原330餘人，三年餓死160人，餘170人。
山東省章丘縣明水鎮王井村，原600多人，三年餓死150多人。
四川南部縣盤龍人民公社十五大隊， 1958年統計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後統計為421人，減少約200人，其中死亡約150人，其餘的人，基本都逃出去要飯了。
……
僅僅以上所述，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大量餓死人”嗎？——很多網友詰問張洪誌們：餓死很多人就是餓死很多人，有什麽好說的？——不無道理。
總之，中國曆史上多災多難、饑荒頻發，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與之大不同：除了人禍所致饑荒麵積大時間長以外，特別是餓死人的數量多
四、三年不止餓死3000萬人
否認真正餓死人、大量餓死人的張宏誌依照自己的邏輯很自然地提出了另一個奇特的命題：“‘餓死3000萬人’純屬捏造”——不過，這種說法的確得到了不少人應聲附和。其中很多年輕人出於不理解而認為誇大了事實，希望能得到令人信服的推理論證——這種理性的求實的態度應該得到尊重。
實際上，“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一直為學者們所關注。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布的同一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中國年鑒》，其中有一部分是人口統計表。該表的總人口增長曲線凸顯1958～1961年間有一個大凹陷，而這個大凹陷又有曆史事實根據。於是，國內海外一些學者紛紛在此基礎上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得出了大躍進餓死2000多萬、3000多萬、4000多萬的不同結論。由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批判再起高潮。但這些結論很快都受到了質疑批評。說到底，批評者的根據也是1983年的人口統計表——論辯雙方都指出：這份統計表比較粗糙，“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與“總人口”之間的對照有些差錯——顯然，1983年《中國年鑒》的總人口統計變化與客觀曆史及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對大躍進的評價基本一致。但確應說明差錯的原委。在人們的期待中，1995年再次公布《中國年鑒》，此前的人口統計表數據依然如故。又過了7年，2002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新的《中國年鑒》，卻不事張揚地更改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前的大部分人口數據，人口統計表上總人口增長曲線中1958～1961年間的大凹陷明顯不見。因此，改革開放事業及其發動者、主導者成了一些人瘋狂攻擊的目標。
筆者發現，2002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漏洞百出，明擺著造假，彰顯著遮蔽舊時代人禍災難的政治目的，已撰文《令人震驚的國家統計局造假：篡改大饑荒時期的人口數字—— 一個明目張膽的大陰謀》予以嚴正批駁——國家統計局的卑劣造假，對於理清“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一曆史謎團，也形成了巨大幹擾。不過，欲蓋彌彰，它終究進一步反證了：1983年《中國年鑒》所顯示的大躍進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減少數量基本上是真實的（說真實並不嚴謹，應該說隻少不多）——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全世界國家權力最強大組織最縝密的國家：共產黨支部直接建立在社會的最基層；同時實行最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公民不能隨意流動，即使遷移調動，也都憑證辦理；而且實行計劃管理，年年要做預算決算，要上報總人口數字；而且實行統購統銷、定量供應製度，年年還要分發各類生活票證（人無戶口，就無法生存），需要一再核對總人口。因此，當時曆年的總人口數字既易於統計又要求統計準確。特別是，當時的檔案製度極其嚴厲；更特別的是，當時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統治極其嚴苛，誰也不敢給領袖給共產黨製造一點點不利影響。故而， 1983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顯示的1958～1961年間人口非正常減少數字絕不可能誇大——我們還可以從統計工作的特點上進行考慮。人所共知，統計“總人口”是人口統計工作最基礎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整個統計過程，自始至終都要圍繞“總人口”進行——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不同學曆不同行業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匯總的總人口數必須一致；上年總人口數加上新生數減去死亡數得出的本年總人口數必須與之吻合；在此基礎上，最後算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通過上年總人口驗算本年總人口，也必須分毫不差。即從各個方麵得出的總人口數不可有半點差池——這就是說，全國人口統計總表製作之前，總人口數已經過多次核對，總表上其它數據可能有誤，但總人口數決不會出現差異；總表上的總人口數可能與事實有些出入，但整個一套統計表的總人口數必須對照一致。——話再說明白些，研究“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最低限的基礎非常堅實可靠。
總而言之，1983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所反映的1958年冬～1961年間總人口非正常減少數量，隻會再多些，而絕不可能變少——中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除了普查，這是中國人口統計的唯一渠道。在共產黨一黨長期專政的格局下，沒有任何理由質疑其誇大了三年大饑荒餓死人的規模。雖然當時普遍存在隱瞞少報餓死人數的現象，這些資料不盡真實，但現在研究者隻能依靠它們，起碼，可以推算出大躍進餓死人的最小數量。
那麽，1958年冬～1961年三年大饑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呢？
根據1983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所反映的餓死人的人數約為3199～3602萬人。
不過，還有幾個因素需要考慮：
1、基層隱瞞少報
楊繼繩先生在上文中寫道：“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
2、地方官員隱瞞少報
楊繼繩先生在上文中指出：“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其仕途。”
王維誌先生，人口統計專家。年輕時曾留學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回國後，長期在公安部治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他曾對楊繼繩先生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裏、省裏以後，上麵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準不準？再核一核！’ 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
在處理信陽事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就說過：“不要再查了，越查越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也說過：“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100多萬了”。
3、中央隱瞞
楊繼繩先生指出：“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文披露：“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 這份材料隻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3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4、國家統計局的人口統計表中也的確存在餓死人數少於實際的現象
（1）、四川省少報一半——629萬，就是一件鐵證。
（2）、全國人口統計表中，河南省在同期的總人口非正常減少人數僅為238萬，比人口少、浮誇風較輕的安徽省還少得多，比四川少800萬，而予川兩省都是人口大省，總人口相差不多，河南的浮誇風又最厲害，顯然不真實。
5、廖蓋隆先生明確指出：餓死4000萬人
廖蓋隆先生是原□□部副部長，後任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觸機密資料的權力，2000年他在《炎黃春秋》第三期曾撰文說，大躍進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000萬人。
6、王維誌先生的研究結論：餓死3300萬～3500萬人
楊繼繩先生特別看重王維誌的研究成果。強調：“王維誌不僅熟悉人口統計理論，還熟悉中國官方人口數據的形成過程。”
王維誌指出：“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麵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麵有意少報死亡人數。”他的研究結論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7、楊繼繩先生的研究結論：餓死3600萬
楊繼繩先生是一位治學非常嚴肅認真的學者。外國學者——艾德爾、莫舍、希爾、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 Calot，又譯傑勒德•卡羅特）、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中國名字班久蒂）和中國學者——王維誌、李成瑞、蔣正華、丁抒、金輝、陳一諮、曹樹基的相關論著，他都悉心研讀過，還走訪過公安部治安局戶政處人口統計專家，也做過一些基層的調查。他認為，在王維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應再加上1958年冬季和1962年個別地區的餓死人數。所以，他的結論是：餓死3600萬人。
總之，大躍進餓死的人數不止3000萬，是不可抹殺的鐵的事實！
還有一個問題要談一談，即許多人對於20多個人中餓死1個人感到離奇，不可思議——不是數字離奇，而是時代離奇體製離奇人離奇——請問：1958年提出兩年超過英國7年超過美國不離奇嗎？發動全國人民說謊吹牛不離奇嗎？全國人民大煉鋼鐵砍樹毀林砸鍋砸鐵不離奇嗎？整了1億多人民不離奇嗎？再請問：波爾布特殺死了自己全國同胞的1 / 4，不離奇嗎？卻殺死了在柬華人的1 / 2，不離奇嗎？——隻手遮天的離奇之人，什麽離奇的事情都幹得出來。
綜上所論，中國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與中外曆史上所有的饑荒都大不同：主要是人禍所致餓死的人數量創了世界史記錄，悠悠5000多年，此乃在一個國家裏一起災難死亡最多的三年！而且，發生在世界史的黃金時期！
1958～1960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躍進運動，全球為之震動。1958年10月底，一場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大死亡便接踵而至，一直持續到1962年，更使全世界為之震驚。20多年後，1983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坦承 “我國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然而，又過去了20多年，這場使“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的特大災難的真相卻並沒有完全揭露出來。它仍是一大謎團。極少數人總是挖空心思妄圖將這場曆史惡跡大而化小，甚至想化為烏有。因此，圍繞這場災難的爭論波浪翻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沒有停止。
一、當時世界：正值黃金時期，一片欣欣向榮
（一）、科技蓬勃發展，碩果累累
20世紀40年代，第三次科技大革命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景觀。及至1957年，各個學科研究成果噴湧而出，璀璨輝煌，令人眼花繚亂。特別是空間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957年10月和11月, 蘇聯相繼發射了兩顆人造地球衛星, 從而開創了太空事業的新紀元。1958年晶體管計算機誕生，電腦從此進入了人類的生活空間。從1961年起，美國開始實施雄心勃勃規模巨大的阿波羅登月計劃，到1971年“嫦娥登月”的美麗神話終於變成了現實。
（二）、各國經濟如同百舸競渡，迅猛發展
1949～1973年，被不同流派的經濟學家稱為世界經濟史的黃金時期。其間，各個不同類型國家的經濟建設均呈高速發展態勢。到50年代中期凸現了一個令人驚喜的高潮。如果1955 年的工業生產以100 為基準，到1965 年，英國增加了134，美國增加了149，法國增加了179.8. 西德增加了189.2，意大利增加了216.6，日本則增加了415.2。1960 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發表“所得倍增計劃”，此後，日本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期。從國民生產總產值看，1955 年88646 億日元， 1961 年便達到198528 億日元，增加了一倍以上。
其時，亞洲四小龍養精蓄銳，也開始昂首起飛。
台灣 農業連年豐收，工業生產水平節節提升，在島內產品不斷取代進口的基礎上，從1960年起實行戰略轉移，在很短時期內建立起了生機盎然的出口導向型經濟。1957～1962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 —9.3 % ，台灣則是51.2 %（引自《世界經濟2000年回顧》。作者：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展中心高級研究員安格斯•麥迪森教授）
香港 1959、1960年的人均區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7. 4%、10 .3% .1960、 1961年不太景氣,1962年5月港英政府推行穩定民生和激勵經濟的政策。1962～1964年間,香港的人均區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是9. 0%、12 .2%和8. 6% ,經濟持續高速度增長。
新加坡1959 年 6 月成立以 李光耀為首的自治政府，初始時局勢極為嚴峻，轉口貿易日益削弱造成經濟 異常困難，失業問題極其嚴重，由此引起社會動蕩不安。李光耀啟用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慶瑞任經 濟部長，1959 年 11 月， 吳慶瑞領導的經濟開發委員會製訂了總體戰略目標，頒布了《新興工業法》和《工業擴展法》，對投資者免征一定期限 的所得稅，獲得新興工業地位的工業企業在頭五年內不必繳納所得稅。而且 給予關稅保護。1960 年 4 月，政府又決定大規模開發裕廊區。為工業化打基 礎。同年政府還製訂了 1961～1965 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62 年成立經濟 發展局，統籌實施五年計劃事項。在第一個五年計劃裏，新加坡經濟取得很大的進展，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7％，初步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
（三）、各國紛紛建立健全福利製度，世界出現了空前的社會文明。
俯瞰1958～1961年間的人類家園，真可謂：中國大陸“風景這邊獨糟”
二、三年大饑荒
（一）、空前絕後的災難
請看周同賓先生的回憶錄《饑餓中的事》（《良友周報》2003年8月9日）摘錄如下：
全村人每人每頓隻能分到一個窩頭，而且越來越小，一直小到驢糞蛋兒那麽大。後來，那麽小的窩頭也沒了。粥倒是隨意喝，但越來越稀，一直稀到一鍋清水煮一筐榆樹葉。清湯不限量，連老太婆也能喝五六碗。
大肚漢最多時一連喝12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鍋；可尿幾次，就癟了。
一場饑荒，正在鄉村蔓延。
到三月，草木發芽，就吃野菜、樹葉。曆史上荒年吃過的東西，全吃遍了。過去吃，是小鍋煮，如今是大鍋。大鍋太大，再多的糠菜扔進去也不稠。曆史上沒吃過的東西也全吃了，比如幹紅薯秧、玉米稈、麥秸，都碾碎，篩下麵粉頭的東西，取名“澱粉”，可以下鍋，可以蒸成刺蝟模樣的團子。這是當時最好的食品。
幾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產，而是分開吃飯。弟兄分家，父子分家。兩口子也分家。誰弄來吃物誰吃，隻顧自己，不顧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後，帶著5歲的女兒。每當從食堂打來飯，八怪總哀求女人給他倒半碗。女人從不給他。那天，每人分一個拳頭大的菜團子。八怪幾口就把自己的吞下，看女兒手中還有半個，奪過來就吃，女人和女兒罵他，還沒罵完，他已把菜團子全部塞入嘴裏。拴娃在麥秸垛底下扒出兩把麥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爹看見了，說：“娃，給我吃點兒。”拴娃說：“你叫我親爹，我也不給你。”饑荒中，親情已淡得幾近於無……
饑荒中，人心比鐵還硬，人情比紙還薄。人人都學會了偷，當然是偷集體的，私人已無東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兒菜、毛妮菜、麥子好吃。從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開花、結莢。再是偷紅薯。有一窖紅薯，本打算做種，開春後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幹部派人看守，看守人偷。幹部親自守，幹部也偷。四狗去偷，剛扒出3個手指那麽粗的，幹部發現，邊打他，邊拉他去大隊部。打他，他也不丟下手中的吃物，邊走，邊把粘滿泥土的紅薯往嘴裏填。走到大隊部，已經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幹部說，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臉。饑荒中，道德和臉麵已無足輕重。
五爺是老直杠，從不沾集體的光。一直當飼養組長。他養的5頭牛，個個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評比會上，5頭牛的頭上都纏上紅彩綢。他每天給別的飼養員發伺料，直接倒進料水缸，防止他們拿回家吃。後來，他自己就把牛料裝進口袋帶回家、拍成餅，放在火裏燒著吃。再後來，牛料沒了，牛草也少。他的5頭年和別的牛一樣瘦瘠瘠的，臥下，須用人揪著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裏，他竟用鐮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塊肉。牛疼得哞哞叫，一直疼死。
幹部去時，他已經把那塊肉掛在褲帶上，藏在褲襠裏。問他肉在哪兒。他說，已經生吃了。幹部扇了他兩個耳光。拖走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戶，拔下房簷上苫的幹草，點火燒肉吃。饑荒中，真正善良的人也變得自私、殘忍。
類似的資料，舉不勝舉。本人當年是城裏的中學生，住校，一天夜裏，餓得實在難熬，曾經偷吃過學生食堂豬圈裏的豬食—— 一些爛茄子。其情其景，沒齒難忘。
關於1958年冬～1961年的大饑荒，官方存檔的資料，同樣汗牛充棟。舉七例如下——
其一，《還清白於毛澤東——把真實的曆史告訴人民》一書的作者張宏誌先生指出：“以河北省為例，如1958年9月省委發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飯，兩個月後不得不要求薯糧搭配；再兩個月即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已經普遍出現饑荒；到5月已有55個村255個食堂停炊。”
其二，張宏誌指出：1959年4月17日，毛澤東看了國務院關於山東等省春荒缺糧的材料後，親自擬定題目《15省3517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要求3天內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裏，迅即處理緊急危機——當時，15省的中共省委書記都沒有解除此等緊急危機。人人都知道良策何在，但是，人人都不敢提出來。
其三，1959年6月9日、11日、13日、7月3日、4日毛澤東連續批發中央關於大中城市副食、蔬菜會議的通知等。在大躍進中出現副食、蔬菜、日用工業品等嚴重緊張局麵，成為城市經濟生活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李先念副總理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時說：全國今年工農業生產還在繼續大躍進，但到目前為止，糧食、蔬菜、副食品、日用工業品，供應比較緊張，沒有得到根本好轉。
其四，1959年7月5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批示印發的陳國棟糧食問題報告提出：“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餘歸己，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其五，張宏誌指出：“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三年。”“1959年底—1960年底，爆發了農村缺糧高峰。全國農村平均每人糧食消費量從1957年的205.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請注意，全國農村糧食消費量中包含種子糧、飼料糧和社辦企事業單位用糧。
其六，1960年，中共中央曾多次發出十分罕見、十分特殊的顯示糧食恐慌的緊急指示。如5月28日《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僅僅9天以後——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緊急調運糧食的緊急通知》。眼看秋糧將要成熟——9月7日，中共中央又緊急下發了《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的口糧標準的緊急指示》—— 一個計劃經濟一統天下、一切定量供應的時代，全國人民再一次降低口糧標準，可見災情之慘烈！——特別需要關注的是，大災之年，城鄉人民之間嚴重的不公平！學者陳東林先生在《從災害經濟學角度對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考察來源》一文中指出：“從另一個角度分析，1959—1961年農村人均年消費量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了20 %，而同期城鎮人口人均年消費量隻下降了2.6 % ！”——請注意，農村人均口糧的下降幅度大大高於20 % 。
其七，1960年秋糧已經收割入庫，這時，毛澤東時代中共中央最最特殊的一份文件轟然出世！——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號召全國城鄉人民廣泛開展大規模采集和製造代食品的運動的緊急通知》稱：“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推薦廣大城鄉人民采集製造“玉米根粉、小麥根粉、玉米杆曲粉、橡子麵粉、葉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曠古未聞！這是世界史上無與倫比最珍稀的中央文件！
然而，張宏誌竟然說：“大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必須嚴正指出：這是喪盡理性人性的渾話！
中外曆史上所有的饑荒，都是發生在一定地區一定人口一定時間之內，較大麵積的饑荒很少延續一年以上——而中國，1958年冬～1961年間，960萬平方公裏遼闊國土的角角落落都在鬧饑荒，世界史上有過此等先例嗎？除了特權階層，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中苦苦煎熬，世界史上有過此等先例嗎？漫長的三年多，1000多個日日夜夜，全國絕大多數人民都在死亡線上無奈地掙紮，世界史上有過此等先例嗎？
在世界史的黃金時期，一個泱泱大國的全體普通國民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裏遭這麽大的罪，到最後都要靠連豬狗都不吃的東西填肚子.
（二）、空前絕後的罪惡
大躍進的發動，隻能稱之為錯誤、荒誕，不應算作罪惡。但是，分析大饑荒初期的成因，有3點的確不能簡單地用“狂熱”和“昏聵”進行定性——
1、造成大饑荒一個直接原因是1958年大躍進的最高潮“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壓倒一切壓倒秋收，直接導致了大豐產之年的秋糧大減收——無論從常識從農民的良知從執政者的責任來說都是不能容忍的；
2、造成大饑荒第二個直接原因是1958年糧食的高出口——毛澤東、中共中央最遲於10月底發現大饑荒已經降臨（因為11月7日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此前，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試點——河北徐水縣人民公社徹底破產），但此後糧食出口仍在熱火朝天地進行——創了建國以來第一個高峰！完全有悖於主政者應有的道德；
3、造成大饑荒第三個直接原因是糧食高征購——發現大饑荒發生以後依然我行我素，淨征購量也創了建國以來第一個高峰——4172.5萬噸，比此前的平均年征購量3324. 3萬噸高出848. 2萬噸——甚至到11月份的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也沒有糾正
（注：第2、第3相關聯，但又有區別。因為糧食高征購更主要的是緣於大躍進，再者，當時還有大量糧食儲備。）
可以說，以上三項，當時如果少一項或者糾正一項，大饑荒的災難都完全能夠挽救過來。
1、麵對如此大災大難，在廣大饑民翹首以盼嗷嗷待哺的兩年多歲月裏，竟然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災措施——立即開倉放糧、進口糧食或者請求國際社會救助；
2、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大興土木，耗費巨資，興建40多處富麗堂皇的現代化行宮；同時，各地諸侯也為自己營造大量樓堂館所，療養院，逍遙宮；
3、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舞會不輟，笙歌不停；
4、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拒不納諫，反而將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打成反黨集團頭子，反而開展打擊正直幹部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
5、麵對如此大災大難，僅僅為了證明自己“英明”，竟然一意孤行，堅持禍國殃民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使“左禍”變本加厲橫行無忌；
6、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不顧人民的疾苦和死活，賭“小兒”之氣，提前償還蘇聯的債務；
7、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集中精力對外，大打反對“修正主義”的無聊口水戰（什麽是修正主義？說清楚了嗎？）——最後，一生文質彬彬的革命戰友周恩來憤憤而言：“不許放屁，內外樹敵！”（鄧穎超日記），革命密友霍查“同誌”譏諷地說：“毛澤東的思想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帝國主義與革命》）
8、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充當世界革命領袖，八方出擊，一再組織盛大遊行示威活動，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各國發動派的口號——最後，笑容燦爛，與美帝頭子握手言歡；
9、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實行革命化金錢外交方針，劃撥巨款維持外國“朋友”——最後，一個一個“朋友”反目成仇；
10、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打腫臉充胖子，反而大量出口糧食援外（基本上都是無償），在大饑荒時期創造了一個糧食出口高峰——當時，唯獨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受援國隨意浪費，竟使中國大米發黴；
11、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連續三年對農民實行糧食高征購；
12、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開展慘無人道的反瞞產運動，采取法西斯手段逼迫饑餓的農民交出飼料糧種子糧甚至口糧；
13、麵對如此大災大難，竟然嚴禁饑餓的農民逃荒要飯——以免給領袖臉上抹黑、給社會主義抹黑——並且製定“城市流浪人員收容審查製度”,讓他們坐以待斃，活活餓死！
請看：1953～1960年全國糧食總產、購銷量與進出口情況表（萬噸）
年份 總產量 征購量 返銷量 淨征購量 淨征購率 出口 進口
1953 16683 4746.0 1157.5 3588.5 21.5 % 182.6 1.5
1954 16952 5181.0 2022.5 3158.5 18.6 % 171.1 3.0
1955 18394 5074.5 1457.0 3617.5 19.7 % 223.3 18.2
1956 19275 4544.0 1674.0 2870.0 14.9 % 265.1 14.9
1957 19505 4804.0 1417.0 3387.0 17.4 % 209.3 16.7
平均 18162 3324.3 18.4% 210.3 10.9
1958 20000 5876.0 1703.5 4172.5 20.9 288.3 22.4
1959 17000 6740.5 1983.9 4756.6 28.0 415.8 0.2
1960 14350 5106.5 2010.6 3089.5 21.5 272.0 6.6
1961 135.5 581. 0
1962 103.1 492 .3
（注：1961年，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一線領導工作，采納陳雲的建議，冒險拍板，開始大量進口糧食，於是災情趨於緩解。上表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83年）
以上所述，是鋼鐵一般的事實，它雄辯的說明了：大饑荒就是一場大人禍！
關於大饑荒的成因，當年毛澤東講了三點：第一，連續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第二，蘇聯逼債；第三，“三分之一地區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這些都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企圖推卸罪責忽悠人民的謊言和借口。筆者各有專論，此處恕不贅言——話說回來，中國是個自然災害多發國家，天災年年都有，可謂家常便飯。至今，沒有任何人說過，1959～1961年間沒有自然災害。可是，即使天災再嚴重，在中華民族曆史上，哪一朝哪一代出現過長達三年多遍及全國各個角落的大饑荒？——還可以想想， 1877夏～1878夏（1877年，光緒三年，丁醜年；1878年，光緒四年，戊寅年），華北大旱，死亡200萬人。這是中國皇權體製下最嚴重的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 ——請問：發生全國性大饑荒了嗎？——還可以看看，學者陳東林先生在其論文第二部分“決策錯誤對當時經濟的影響” 中寫道：“1978年在自然和社會環境上與1959～1961年時期有比較相似的地方：第一、兩個時期的主要災害、災情程度相似。1978年由春至秋的特大旱災，不僅範圍大、程度重，僅就旱災而言，超過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是建國以來最大的，而且是曆史上罕見的……然而，兩個時期的經濟狀況卻出現了較大的不同：全國糧食產量：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7.8%（1977年產量較低也是一個原因），達到建國以來最高的3047.7億公斤；全國農業總產值：1959、1960、1961年分別比1958年下降14.5%、25%、25.9%，1978年則比1977年增長9.8%。”——請問：1978年為什麽沒有發生全國性大饑荒？
其實，早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四級幹部7118人與會），三年大饑荒主要因人禍而造成，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縣、地區、省、中央四級大多數幹部的共識。根據周恩來說的話：“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黨史資料顯示，2月8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會上說：“主要責任不在下麵，不能讓他們全部負責。這是全國性問題。路憲文、羅山縣委書記、信陽事件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2月3日，周恩來說：“五年來五大運動：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傾、1960年整風整社，1961年民主補課、奪取領導權。這五大運動每年1個，偏差不少，主要責任在中央。”劉少奇也明確坦言：“第一責任在中央。”——這些，都無可質疑。
不管怎麽說，如果不是當時如此胡作非為，能釀成如此水深火熱的災難嗎？——即使毛澤東製造的“連續三年特大自然災害”、“蘇聯逼債”、“1 / 3地區壞人掌權”三大神話統統屬實（並不屬實），也根本抵消抹殺不了人災人禍的鐵的事實。
總之，中國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曆史上發生過數百數千次饑荒，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與之大不同：主要是人禍所致
三、三年大死亡（餓死）
連續三年多大饑餓，必然造成大死亡。可是，極少數人卻妄圖抹殺“大量餓死人”這一“真實的曆史”。
“倚天劍鳴”先生提出：“關鍵不是數字，而是所謂“餓死”的概念標準界定。什麽叫餓死？毫無食物充饑，人身自由受限製，無法尋找食物，或者居住地象沙漠不毛之地，無任何生物植物可充饑，使人體無法獲得基本（最低限度）維持生命的食物能量，隻能眼睜睜的耗盡身體能量而死去的，這叫餓死。幾乎近似於絕食。”又說：“隻有在統一了餓死這個概念標準的前提下，爭論才會出結果。”——根據這個界定，他提出：大躍進三年根本就沒有真正餓死人。
“餓死”的概念的確是一個應該首先搞清楚的問題。針對“倚天劍鳴”的觀點，筆者也寫了一篇短文
《也談談“餓死”的概念》予以駁斥，指出：什麽叫“概念”？——即 “邏輯思維最基本的單位和形式。反映一類客觀事物一般的共同的本質的特征，用詞語加以概括，就成為概念。“餓死” 這個概念的內涵應定義為：因長時間過度饑餓導致生理機能衰竭而亡（完全斷食一般為3～7天，嚴重饑餓時間會長一些。因年齡體質不同而有差異）；其外延是：一切因長時間嚴重饑餓導致生理機能衰竭的死亡。
筆者還指出：金無足赤——對於任何事物任何概念都不可追求絕對化。比如“人”的概念，《詞典》對其內涵的定義是：能夠製造並能使用工具的動物；其外延是：一切能夠製造並能使用工具的動物。如果有人提出：兒童算不算人？老人算不算人？病人算不算人？植物人算不算人？——這就變成了形而上學詭辯。
張宏誌與“倚天劍鳴”二位先生異口同聲提出了一個共同的論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主要是糧食短缺，一直持續了三年”、 “我相信所謂的‘餓死’並不是真正餓死，而是年老體弱多病缺乏足夠熱量營養與醫療保障救治，拖延時間也沒有條件醫治，因而引發各種病情加重的提前死去，這應當是符合那個年代的客觀實際。” ——所謂的 “年老體弱多病，提前死去”之說，豈不怪乎哉？陳雲、季羨林等先生一直身體虛弱，為什麽不提前死去？現在千千萬萬身體虛弱的老人為什麽不提前死去？那時，“提前死去”是怎麽造成的？豈不正好說明死因是饑餓嗎？不是餓死又是什麽？——先生，這是自我否定。
北京市離休老人劉禹先生當時在中央政法機關工作，和其它中央機關800名整風整社幹部一起到了河南省（其它各省區都有下放整社的幹部）。他們同一單位的7人分到了新鄉地區原陽縣，他被任命為大賓公社黨委書記。老人著文《大饑荒年代，我在大賓公社當書記》，回憶了當時那段終身難忘的經曆。摘錄如下：
進入原陽縣界，映入眼簾的是白花花的鹽堿地，一望無垠，密集的村莊，看不見樹林，使人有一種肅殺淒涼的感覺。到達縣城，縣委書記韓福增同誌接見了我們，說：“現時的任務是貫徹‘中央十二條’，保人保畜。”當時農村因饑荒造成人畜非正常死亡的情況非常嚴重，保人保畜就是采取一切辦法，遏止人畜大量死亡。就這樣，我到大賓公社上任了。糧食不夠吃，也沒有瓜菜代，農民就到黃河大堤上剝柳樹皮或者到水糖裏挖蘆葦根，磨成麵和糧食混著吃。後來，連柳樹皮、蘆葦根也剝光、挖光吃了。農民家裏沒有存糧，隻靠國家救濟的半斤糧食。農民餓得個個麵黃肌瘦，青年婦女也都閉經了，五六歲的的兒童個個大肚子，小細脖，骨瘦如柴。
縣委辦公室每天晚上7時開電話會議，要各公社匯報每天人畜死亡的數字。我剛上任的那些天，大賓公社每天死四五個人、牲畜死二三頭，保人保畜是當時的頭等任務，如果不能遏止人畜死亡，各級黨委書記要承擔責任。原陽縣陽阿人民公社人畜死亡遏止不住，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是新鄉專署下放的一名局長被撤職了。後來省委召開電話會議通報延津縣也是人畜死亡遏止不住，縣委書記被撤職。我作為公社第一把手，心裏不免戰戰兢兢，那時沒有糧食和其它食品可供補……
——什麽是“那個年代的客觀實際”？這才是真正的客觀實際！
張宏誌先生的主論點是：“三年饑荒未釀成大災難。即沒有發生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請問：以上劉禹先生所述的河南省新鄉地區是不是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張宏誌與“倚天劍鳴”二位的文章裏都提到了信陽事件。當時，調查工作長達半年，結論是餓死100多萬人。參與調查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南局主要領導人陶鑄、王任重都目睹了餓死人的慘狀，都掉了淚。李先念說：“西路軍失敗那麽慘，我沒有流一滴淚，在光山看到這個情況， 再也忍不住了！”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級幹部會議上第二次發表講話，嚴肅地指出： “我到光山縣看過,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麽右傾機會分子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即使，僅隻發生這一起信陽事件，難道還不是駭人聽聞的地區性群體性普遍性的重大死亡事件嗎？
其實，信陽事件隻是冰山一角而已。僅就筆者所知，中央存檔的地區性事件可以陳述如下——
河南省開封地區事件。經河南省委調查，開封地區10個縣自1958年10月底便進入嚴重饑荒狀態，到1959年3月，15萬多人患浮腫，7萬多人逃荒，1. 6萬多人餓死。
江蘇高淳縣事件。經江蘇省委調查，該縣1958年冬到1959年春，發生浮腫病、消瘦病，子宮下垂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1000多人。
河南省商丘地區事件。經河南省委調查，該地區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幾個縣1959年1～2月發現大麵積浮腫和餓死，僅人吃人，調查組認定有20多起。
發生於1959年的慘案還有：江蘇省句容縣事件、廣東省事件（由省委向中央發出嚴重災情報告。下同）、湖北省事件、河北省事件……
1960年：山東省事件、甘肅省事件、江蘇省事件、寧夏中寧事件、貴州省事件、安徽省事件……
1961年：1961年春季山東省聊城、滄州二地區事件、6～10月山東省聊城、惠民、德州三地區事件……
1962年：1962年湖北省穀城、光化、襄陽三縣事件。
全國各地餓死人的數量，在1983年《中國年鑒》中也有一部分顯示（有隱瞞現象）。如：四川省的總人口在1958—1961年間，連續4年負增長，淨減少人口達621萬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間人口淨減439萬人（三年，下同）；河南省總人口淨減238萬人；山東省總人口淨減234萬人；湖南省總人口淨減183萬人；廣西自治區總人口淨減約100萬人，等等——請注意：人口非正常減少（餓死）數大於淨減少數，因為此外還有自然增長部分。
另外，有些地區的官方文件、地方誌也有一部分記載。 著名學者楊繼繩先生在《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文中指出：“根據各省官方數據計算，早在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
現在，餓死人事件還在不斷地揭秘之中。信陽事件早已廣為人知。2006年3月，一篇采訪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先生（大饑荒時期的中共重慶市委負責幹部）的文章《“大躍進”四川餓死千萬人》（原刊於《現代快報》），再次轟動全球。1961年5月，廖先生等幾位黨員幹部冒險投書中央，反映四川省餓死了1250萬人（根據四川省委文件與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對照）。胡耀邦、楊尚昆曾召見廖伯康等人，中共中央書記處曾專門召開會議聽取匯報，而後派出17名幹部赴四川調查。顯然，此事千真萬確。2008年秋，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出版，揭露甘肅省通渭縣餓死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比例接近1 / 3。
在上述慘案中，很多地方都發生了人吃人現象。
另外，筆者親耳所聞的較小規模的餓死人事件還有：
黑龍江望奎縣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
河南省漯河地區舞陽縣問誓公社西莊大隊1959年冬成立一個埋人隊，幾乎天天埋屍體。到1960年春，最多時一天埋四五十具。以後就演變為吃屍體。與其相鄰的西平縣 簸萁張公社、吳城公社情況更嚴重。
河南省郟縣城關公社後二大隊，原269人，三年餓死208人。
四川省蓬溪縣蓬萊區新橋公社化二大隊6隊原330餘人，三年餓死160人，餘170人。
山東省章丘縣明水鎮王井村，原600多人，三年餓死150多人。
四川南部縣盤龍人民公社十五大隊， 1958年統計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後統計為421人，減少約200人，其中死亡約150人，其餘的人，基本都逃出去要飯了。
……
僅僅以上所述，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大量餓死人”嗎？——很多網友詰問張洪誌們：餓死很多人就是餓死很多人，有什麽好說的？——不無道理。
總之，中國曆史上多災多難、饑荒頻發，但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與之大不同：除了人禍所致饑荒麵積大時間長以外，特別是餓死人的數量多
四、三年不止餓死3000萬人
否認真正餓死人、大量餓死人的張宏誌依照自己的邏輯很自然地提出了另一個奇特的命題：“‘餓死3000萬人’純屬捏造”——不過，這種說法的確得到了不少人應聲附和。其中很多年輕人出於不理解而認為誇大了事實，希望能得到令人信服的推理論證——這種理性的求實的態度應該得到尊重。
實際上，“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一直為學者們所關注。1983年——也就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布的同一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中國年鑒》，其中有一部分是人口統計表。該表的總人口增長曲線凸顯1958～1961年間有一個大凹陷，而這個大凹陷又有曆史事實根據。於是，國內海外一些學者紛紛在此基礎上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得出了大躍進餓死2000多萬、3000多萬、4000多萬的不同結論。由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批判再起高潮。但這些結論很快都受到了質疑批評。說到底，批評者的根據也是1983年的人口統計表——論辯雙方都指出：這份統計表比較粗糙，“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與“總人口”之間的對照有些差錯——顯然，1983年《中國年鑒》的總人口統計變化與客觀曆史及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對大躍進的評價基本一致。但確應說明差錯的原委。在人們的期待中，1995年再次公布《中國年鑒》，此前的人口統計表數據依然如故。又過了7年，2002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新的《中國年鑒》，卻不事張揚地更改了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前的大部分人口數據，人口統計表上總人口增長曲線中1958～1961年間的大凹陷明顯不見。因此，改革開放事業及其發動者、主導者成了一些人瘋狂攻擊的目標。
筆者發現，2002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漏洞百出，明擺著造假，彰顯著遮蔽舊時代人禍災難的政治目的，已撰文《令人震驚的國家統計局造假：篡改大饑荒時期的人口數字—— 一個明目張膽的大陰謀》予以嚴正批駁——國家統計局的卑劣造假，對於理清“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一曆史謎團，也形成了巨大幹擾。不過，欲蓋彌彰，它終究進一步反證了：1983年《中國年鑒》所顯示的大躍進造成的人口非正常減少數量基本上是真實的（說真實並不嚴謹，應該說隻少不多）——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全世界國家權力最強大組織最縝密的國家：共產黨支部直接建立在社會的最基層；同時實行最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公民不能隨意流動，即使遷移調動，也都憑證辦理；而且實行計劃管理，年年要做預算決算，要上報總人口數字；而且實行統購統銷、定量供應製度，年年還要分發各類生活票證（人無戶口，就無法生存），需要一再核對總人口。因此，當時曆年的總人口數字既易於統計又要求統計準確。特別是，當時的檔案製度極其嚴厲；更特別的是，當時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統治極其嚴苛，誰也不敢給領袖給共產黨製造一點點不利影響。故而， 1983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顯示的1958～1961年間人口非正常減少數字絕不可能誇大——我們還可以從統計工作的特點上進行考慮。人所共知，統計“總人口”是人口統計工作最基礎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整個統計過程，自始至終都要圍繞“總人口”進行——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不同學曆不同行業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匯總的總人口數必須一致；上年總人口數加上新生數減去死亡數得出的本年總人口數必須與之吻合；在此基礎上，最後算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通過上年總人口驗算本年總人口，也必須分毫不差。即從各個方麵得出的總人口數不可有半點差池——這就是說，全國人口統計總表製作之前，總人口數已經過多次核對，總表上其它數據可能有誤，但總人口數決不會出現差異；總表上的總人口數可能與事實有些出入，但整個一套統計表的總人口數必須對照一致。——話再說明白些，研究“大躍進究竟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最低限的基礎非常堅實可靠。
總而言之，1983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所反映的1958年冬～1961年間總人口非正常減少數量，隻會再多些，而絕不可能變少——中國經常性人口統計資料，是通過公安部門的戶口登記取得的。除了普查，這是中國人口統計的唯一渠道。在共產黨一黨長期專政的格局下，沒有任何理由質疑其誇大了三年大饑荒餓死人的規模。雖然當時普遍存在隱瞞少報餓死人數的現象，這些資料不盡真實，但現在研究者隻能依靠它們，起碼，可以推算出大躍進餓死人的最小數量。
那麽，1958年冬～1961年三年大饑荒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呢？
根據1983年《中國年鑒》的人口統計表所反映的餓死人的人數約為3199～3602萬人。
不過，還有幾個因素需要考慮：
1、基層隱瞞少報
楊繼繩先生在上文中寫道：“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出生人口漏報不多，但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這個人死了，如果銷了戶口，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它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
2、地方官員隱瞞少報
楊繼繩先生在上文中指出：“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影響其仕途。”
王維誌先生，人口統計專家。年輕時曾留學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回國後，長期在公安部治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他曾對楊繼繩先生說：“基層人口數字報到縣裏、省裏以後，上麵看到死亡人數太多，就問：‘你的數準不準？再核一核！’ 經過這種暗示，把數字改到上級滿意時為止。”
在處理信陽事件時，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就說過：“不要再查了，越查越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也說過：“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100多萬了”。
3、中央隱瞞
楊繼繩先生指出：“對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
《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文披露：“當年擔任糧食部副部長的周伯萍晚年對本書作者說：1961年，糧食部陳國棟、周伯萍和國家統計局賈啟允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以後，全國人口減少了幾千萬！ 這份材料隻報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周恩來看到後通知周伯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周伯萍等3人共同監督銷毀了材料和印刷版。事後周恩來還打電話追問周伯萍：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周恩來才放心。”
4、國家統計局的人口統計表中也的確存在餓死人數少於實際的現象
（1）、四川省少報一半——629萬，就是一件鐵證。
（2）、全國人口統計表中，河南省在同期的總人口非正常減少人數僅為238萬，比人口少、浮誇風較輕的安徽省還少得多，比四川少800萬，而予川兩省都是人口大省，總人口相差不多，河南的浮誇風又最厲害，顯然不真實。
5、廖蓋隆先生明確指出：餓死4000萬人
廖蓋隆先生是原□□部副部長，後任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觸機密資料的權力，2000年他在《炎黃春秋》第三期曾撰文說，大躍進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000萬人。
6、王維誌先生的研究結論：餓死3300萬～3500萬人
楊繼繩先生特別看重王維誌的研究成果。強調：“王維誌不僅熟悉人口統計理論，還熟悉中國官方人口數據的形成過程。”
王維誌指出：“對1960年來說，總人口減少1000萬，自然變動減少304萬都是偏低的。實際減少人口還要多。一方麵有意多報人口，另一方麵有意少報死亡人數。”他的研究結論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7、楊繼繩先生的研究結論：餓死3600萬
楊繼繩先生是一位治學非常嚴肅認真的學者。外國學者——艾德爾、莫舍、希爾、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卡洛（G. Calot，又譯傑勒德•卡羅特）、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班尼斯特（J.Bannister，中國名字班久蒂）和中國學者——王維誌、李成瑞、蔣正華、丁抒、金輝、陳一諮、曹樹基的相關論著，他都悉心研讀過，還走訪過公安部治安局戶政處人口統計專家，也做過一些基層的調查。他認為，在王維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應再加上1958年冬季和1962年個別地區的餓死人數。所以，他的結論是：餓死3600萬人。
總之，大躍進餓死的人數不止3000萬，是不可抹殺的鐵的事實！
還有一個問題要談一談，即許多人對於20多個人中餓死1個人感到離奇，不可思議——不是數字離奇，而是時代離奇體製離奇人離奇——請問：1958年提出兩年超過英國7年超過美國不離奇嗎？發動全國人民說謊吹牛不離奇嗎？全國人民大煉鋼鐵砍樹毀林砸鍋砸鐵不離奇嗎？整了1億多人民不離奇嗎？再請問：波爾布特殺死了自己全國同胞的1 / 4，不離奇嗎？卻殺死了在柬華人的1 / 2，不離奇嗎？——隻手遮天的離奇之人，什麽離奇的事情都幹得出來。
綜上所論，中國1958年冬～1961年的三年大饑荒，與中外曆史上所有的饑荒都大不同：主要是人禍所致餓死的人數量創了世界史記錄，悠悠5000多年，此乃在一個國家裏一起災難死亡最多的三年！而且，發生在世界史的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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