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傅斯年與毛澤東窯洞相會
——選自《傅斯年與陳寅恪》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培炎、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
此次重組訪問的六人中，黃、章、左、冷皆屬於民主同盟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成員，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大腕。很明顯，褚輔成與傅斯年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培炎等人極力鼓動和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裏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意思是不要跟著黃培炎、章伯鈞等一班人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和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左舜生，湖南長沙人，與毛澤東同庚。早年與毛澤東同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20世紀20年代赴法國留學。後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1925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1930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鏟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秘書長，積極倡導反共。7月3日上午，左舜生與毛澤東交談時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各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澤東聽罷沒有作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繼續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剛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向你們學習？”
左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認為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麽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隻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裏，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了。老庚呀，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麽連這點道理也不懂呀！”
時年52歲的左舜生又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他要與毛澤東的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萍見上一麵。毛當即沉下臉來，以“我不認識藍萍”，後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至此再也不肯理睬左舜生。
相對左舜生，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舜生一樣稀裏糊塗地要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杆子，傅斯年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麵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不相同，所謂此一時彼一時。
毛澤東是1918年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埃德加8226;斯諾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配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了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象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穀與黃土高原拉杆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未放在眼裏。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盡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斯年打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滅亡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樣。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斯年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洋八股。”
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座者在整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毛談及傅曾在五四運動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麵的真實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部大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做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旅安
毛澤東 七月五日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在6位參政員與中共領導人的相互會見中，黃炎培談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複談判的表示。黃炎培還談了所謂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律”，頗得毛的好感，表示可以找到一個好方法來擺脫這個周期律雲雲。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斯年）在重慶被國民黨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他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趣味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裏，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地讚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禦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引自《傅斯年轉》（人民出版社，2002年）】
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並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在傅斯年眼裏，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製，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等等。
正是因了這樣的政治觀念，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和後來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慶後，口出此言的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閑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孤島都沒有改變。
——選自《傅斯年與陳寅恪》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培炎、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
此次重組訪問的六人中，黃、章、左、冷皆屬於民主同盟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成員，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大腕。很明顯，褚輔成與傅斯年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培炎等人極力鼓動和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裏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意思是不要跟著黃培炎、章伯鈞等一班人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和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左舜生，湖南長沙人，與毛澤東同庚。早年與毛澤東同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20世紀20年代赴法國留學。後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1925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1930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鏟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秘書長，積極倡導反共。7月3日上午，左舜生與毛澤東交談時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各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澤東聽罷沒有作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繼續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剛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向你們學習？”
左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認為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麽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隻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裏，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了。老庚呀，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麽連這點道理也不懂呀！”
時年52歲的左舜生又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他要與毛澤東的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萍見上一麵。毛當即沉下臉來，以“我不認識藍萍”，後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至此再也不肯理睬左舜生。
相對左舜生，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舜生一樣稀裏糊塗地要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杆子，傅斯年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麵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不相同，所謂此一時彼一時。
毛澤東是1918年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埃德加8226;斯諾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配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了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象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穀與黃土高原拉杆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未放在眼裏。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盡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斯年打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滅亡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樣。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斯年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洋八股。”
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座者在整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毛談及傅曾在五四運動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麵的真實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部大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做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旅安
毛澤東 七月五日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在6位參政員與中共領導人的相互會見中，黃炎培談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複談判的表示。黃炎培還談了所謂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律”，頗得毛的好感，表示可以找到一個好方法來擺脫這個周期律雲雲。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斯年）在重慶被國民黨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他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趣味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裏，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地讚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禦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引自《傅斯年轉》（人民出版社，2002年）】
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並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在傅斯年眼裏，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製，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等等。
正是因了這樣的政治觀念，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和後來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慶後，口出此言的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閑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孤島都沒有改變。
自稱 “不信鬼神” 的毛澤東，晚年極度怕死。 據其身邊多人回憶， 毛臨死 前最 後一年， 終日啼哭， 以淚洗麵。 每一念及死神將至，就如臨地獄， 神情極為恐懼。
Facts are realities. Objective facts do not vanish no matter how strongly denied by how many people, and for how long. Heaven and Hell are realities in Spirit World.
毛澤東未為他害死的八千萬中國人民流淚, 他為自己罪惡麵對地獄報應而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