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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與毛澤東窯洞相會
——選自《傅斯年與陳寅恪》
1945年7月1日，褚輔成、黃培炎、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一行六人，乘專機到達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共商國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澤東專門設宴款待。
此次重組訪問的六人中，黃、章、左、冷皆屬於民主同盟或與之有密切關係的成員，褚輔成是老國民黨黨員，素以老實的讀書人著稱，傅斯年屬於無黨派人士，學界重量大腕。很明顯，褚輔成與傅斯年加入這個班子，是受到黃培炎等人極力鼓動和拉攏方加入的，主要目的是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此羅家倫暗地裏曾略帶諷刺地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意思是不要跟著黃培炎、章伯鈞等一班人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和傅斯年心境最為複雜。
左舜生，湖南長沙人，與毛澤東同庚。早年與毛澤東同係“少年中國學會”會員，20世紀20年代赴法國留學。後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1925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1930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鏟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秘書長，積極倡導反共。7月3日上午，左舜生與毛澤東交談時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各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毛澤東聽罷沒有作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繼續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剛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向你們學習？”
左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認為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麽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於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隻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裏，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了。老庚呀，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麽連這點道理也不懂呀！”
時年52歲的左舜生又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他要與毛澤東的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萍見上一麵。毛當即沉下臉來，以“我不認識藍萍”，後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至此再也不肯理睬左舜生。
相對左舜生，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舜生一樣稀裏糊塗地要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杆子，傅斯年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麵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不相同，所謂此一時彼一時。
毛澤東是1918年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校園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向美國記者埃德加8226;斯諾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曆：“我自己在配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了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象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穀與黃土高原拉杆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長一段時間並未放在眼裏。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的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出路問題，他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瀕危。盡管如此，中國還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力量可取而代之。傅斯年打比方說，這就好比明朝滅亡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樣。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斯年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東西很多還是洋八股。”
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座者在整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結。當毛談及傅曾在五四運動大出風頭，並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過貢獻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聽罷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麵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傅斯年在返回重慶之前，請毛澤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麵的真實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部大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做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旅安
毛澤東 七月五日
毛的條幅這樣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在6位參政員與中共領導人的相互會見中，黃炎培談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並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複談判的表示。黃炎培還談了所謂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律”，頗得毛的好感，表示可以找到一個好方法來擺脫這個周期律雲雲。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和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斯年）在重慶被國民黨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後，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製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係，單獨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談開了，他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的各種小說，連低級趣味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裏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裏，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地讚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8226;8226;8226;8226;8226;8226;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禦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引自《傅斯年轉》（人民出版社，2002年）】
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並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並宣稱“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在傅斯年眼裏，中共與蘇共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按他的說法，中共緊隨蘇共之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製，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所以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荒漠，等等。
正是因了這樣的政治觀念，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係，和後來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極其相似。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慶後，口出此言的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後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份子時，如芒在背，一次閑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後，絕對不會當共產黨！”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對左派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退守孤島都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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