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學教師三浦綾子的“認罪”

2014-08-15 王敏俐 ijingjie

日本小學教師三浦綾子的“認罪”

——“8.15”，遠未得勝的戰爭

文/《境界》記者 王敏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停戰詔書》，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

所謂的抗戰勝利距今已69年，但雙方和解仍遙遙無期。

法德、英德的曆史表明：若雙方領導人願意促進和平、寬容與和解，甚至願意將自己的政治生涯置之度外，衝突之後的寬恕與友好並非不可能。令人惋惜的是，不論在中國或日本，似乎還未看見有如此境界、勇氣、地位和眼光的政治家，願意放下民族主義的精神鴉片，重整抗戰記憶，帶領雙方走向和解。

但並為人知的是，從二戰以來，其實一直有不少的日本基督徒：內村鑒三、矢內原中雄、西村久藏、三蒲綾子等，因著在上帝麵前對真理的執著，跳脫意識形態所灌輸的單一價值判準，以公義的心正視真實的曆史，不斷提出反戰的聲音與戰後的省思，成為日本的良心。

“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的小學教師

“我的青春是多麽愚蠢而單調！可是，希望大家明白，無論什麽樣的石頭，都會重新歌唱”－－三浦綾子《石頭之歌》

日本著名基督徒三浦綾子，她的自我成長之路，就是一條重新省視自我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心路。“不管什麽英雄，都不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何況那些平凡人，都隻不過是軟弱的存在。別說要超越，他們始終都擺脫不了被時代的潮流衝走的命運。” 、“作為一個平凡的少女，我逐漸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可最後因戰敗而受到了挫折。在這裏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

麵對國家機器、軍國主義的誤導，三浦綾子也曾作為軍國主義少女，進入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學校。“女子學校的畢業越來越臨近，但我幾乎沒有什麽明確的目標。那時我常去戰後改名為和平街的師團街，為出征的士兵送行。有一次，一幫小學生也被叫來參加送行活動。孩子們圍著老師團團轉。那時我突然感到：“教師這個職業也蠻不錯”。想要做一份以愛相連的工作的我，在校期間參加了資格考試。後來分配到的就是煤礦城市―歌誌內的神威小學校。”

畢業之後，三蒲綾子作為軍國時代的小學教師，教導學生對天皇效忠致死：“那時候成天被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大家都非常認真地想，即使成了最後一個人，也要戰鬥到底。總之，乖乖按國策走的人能過平靜而無憂的日子。但稍微違反國策就會被抓走。到哪兒都買不到告訴人們什麽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書，也沒有人向我推薦這樣的書。當然，更沒有人跟我提起這樣的話。”

日本戰敗後，美軍介入要求日本刪除教科書中與軍國主義相關的教導與內容。三浦綾子在自傳《尋道記》中寫下刪改教科書對一個教師產生的價值衝擊：“我究竟是為什麽而如此認真虔誠地奮鬥著呢？難道在某些時候，我們這些教師也不得不像那些戰敗後剖腹自殺的軍人們一樣，死在學生麵前才能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嗎？”

“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

日本戰敗以後，三浦綾子原來的價值觀完全崩潰，陷入到對自我的懷疑之中，開始對昔日軍國主義教育進行反思，最終放棄教師的工作。“教師是不許犯錯的，因為孩子們特別信賴教師。那心痛要如何表達才好呢？我想到要去當一個乞丐。因為乞丐說的話，不會有人認真去聽。剩下的人生，就這樣受盡人們輕蔑。覺得除此之外，自己毫無價值。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什麽都不信，什麽都不信。我已經沒臉見孩子們。不知該教什麽而丟失了方向的我，戰敗第二年3月終於離開了教壇。”

帶著深深的懺悔，辭職後的她因著患病與心靈的空洞，從此過著虛無厭世的療養生活。1952年7月，因著西村久藏長老的探訪引導，三蒲綾子在病床上決誌信主。成為基督徒之後，更深思考如何麵對日本的亞洲侵略史。1982年她曾對於二戰提出省思，表明日本應更公正地麵對曆史:

“我們庶民做夢也沒想到戰爭是某些人謀利的手段。倘若那時有人說戰爭是不對的，那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愛國者。雖然寥寥無幾，確實也有過那樣的人。但是那些人隻因為說過國家所做的事是不對的，就被抓去坐牢，受嚴刑拷打，甚至死於獄中。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認為國家做的事樣樣都對的人，他們愛護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自己。倘若第二次大戰時，全體日本人都拒絕打仗，就不會遭受原子彈轟炸，也不至於死去幾百萬人。不，其他國家也不會有更多的人被殺死。總之，那些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們，該是把侵略說成是侵略，將戰敗說成是戰敗。”

成為基督徒之後的三浦綾子，除了一再在作品裏討論人的罪性，也在許多場合分享反戰的思想，並且在《北海的奇愛》一書之中，寫下帶領她信仰道路的前輩——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作為一個二戰日本士兵內心的掙紮與懺悔。

當三蒲綾子受邀訪問中國時，她的回應是：“日本人曾在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沒有資格訪問中國。如果真的要去，我應該跪地叩首去謝罪才是。”

作為一個心靈覺醒的基督徒知識份子，三蒲綾子不願再輕易接受國家意識形態與錯謬史觀的擺布，認真麵對自己過去的人生與國家所灌輸的教育，拖著長年病痛的身軀，向日本人發出懺悔的呼籲與上帝的恩典，直到人生的盡頭。

未被傳達的基督徒群體道歉

可惜的是， 多年以來，盡管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象三蒲綾子這般的日本基督徒的懺悔“認罪”，卻並未傳達到中國。

中日關係今日持續緊張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一再否定過去的侵略行徑、篡改教科書、正當化對中國以及亞洲各國的侵略統治，造成許多亞洲鄰國的不滿與抗議。而日本首相與內閣官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更每每成為東亞緊張關係的引爆點。大學時期，筆者曾經是一個強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議者，在反日浪潮中，以非理性的態度隨波逐流。

然而，筆者在留德時期的一個親身經曆，改變了筆者對日本的觀點，聽見了在日本市民社會中的另一種聲音。

2008年筆者在德國慕尼黑，參加一個國際性基督徒集會時，有一個瘦弱的日本女子站起來，拿著麥克風，帶著很重的日文口音，極其謙卑的語氣、柔軟的身段，用德文對所有在場的人說：“我們是在德國的一群日本基督徒。過去在曆史當中，日本曾對許多亞洲的鄰國進行殘忍的侵略，我在這裏代表所有的日本人，為我們過去所犯下的過錯、所造成的傷害，向各位道歉...” 語畢，女子便深深一鞠躬。這一幕場景，帶給我，以及在場許多的亞洲人，深深的震撼。

其實，這並不是日本的基督徒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中，誠實麵對自身國家的侵略史，省思、認錯並盡力為補償付出代價。

1987年，代表日本福音信仰教會的“日本福音同盟”致函於亞洲眾教會，表達道歉：“在過去的歲月中，作為亞洲的一員，我國在其他亞洲國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汙垢。我們身為日本教會的會友意識到我們所需要承擔的責任，我們特別抱憾的是，在麵對我國對其他國家的侵略和破壞時，日本的教會是那樣的軟弱無力，我們為此隻能懇求你們的寬恕。”

冷戰時期的東歐經曆政治逼迫，心中曾經蒙上陰影與仇恨、終其一生探索如何饒恕的美國耶魯大學神學係教授沃弗（Miroslav Volf）曾提醒“正確記憶的力量”：

“追求記憶真實性的責任，本質上是一種實踐正義的責任，即便隻是‘說出誰對誰做了什麽’......當加害者的‘記憶’背離事實，他們的敘述隻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了他們的惡行。加深了原先的侵害造成的傷害......真實的記得不僅是公正待人的一種方式，更是因侵害而失和的雙方，要和好的必要先決條件，因為唯有以真理和正義為基礎，才能享有真誠而永久的和平。”

這群日本基督徒因對上帝和真理降服的“道歉”，不同於麵向人的道歉，在於其徹底的麵對真實，麵對自己罪行的憂傷痛悔之心，因為他們知道終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賬。

同時，問題的另一麵，也願上帝興起一批獨立思考的中國人，放下民族主義的狹隘激情，重新思考中日關係的困局與出路。

有位中國基督徒作家說：“紀念抗戰的目的不是讓中國人深陷於對日本的仇恨之中，而是讓我們自己和日本人一起看到戰爭的可怕、可惡以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進而成為捍衛和平的力量。隻有愛和寬恕才能根絕戰爭。”

“8.15”，遠未得勝的戰爭，因為這場戰爭，還在中日兩國人的心中。兩個民族血液中的彼此仇恨，隨著兩國政客基於政治利益的操弄，反而越演越烈。

民族之上，隻有通向上帝的十字架，可以拆毀民族至上的牆，滅了冤仇？

“8、15”遙想，中日兩國的和解，是否可能在兩國基督徒身上開出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jesusmary]

日本的基督徒不容易，偶像林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