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文化的“信仰困局”
（編者按：本文作者不一定是一位基督徒，也不是以一位基督徒的立場抒發本文，但其對信仰之於社會和人心的作用認知是客觀的，這一點在國內學者圈裏已不多見。雖然筆者並不完全讚同作者的觀點，比如他把基督信仰的核心當作“信仰自由”，談基督教的自由信仰，而忽略基督救贖的核心；作者高舉自由，超過了賦予自由的信仰力量——真理。作者認為自由是信仰的源頭等等。凡此種種，都是作為基督徒的我所不認同的。筆者以為，作者高舉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意誌至上，而不在乎真理的絕對意誌，本質上就是對真理和信仰自身的詆毀，相反，基督徒認為：信仰才是自由的源頭，沒有信仰，就沒有自由。高舉自由而不要賦予自由的真理，這恰恰是當今美國基督教墮落的原因。聖經說，真理使人得自由！但在我們暢談中國夢的今天，個中觀點特別值得國人反思，套用作者的那句話——我們離基督教有多遠，離中國現代化就有多遠。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離基督有多遠，離中國夢就有多遠。轉載此文時，稍作了一點修改。）
長期以來，中國的一個曾經的最響亮的口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我們知道，作為一種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也作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在社會發展的大幕即將拉開之際，先“什麽”起來，永遠是一個最為根本也極為重大的戰略選擇。而且，選擇先“富裕”起來，也確實把我們國家與民族在三十多年中所孜孜以求的核心價值和盤托出。曾經沒有人會懷疑，先“富裕”起來的選擇曾經讓所有人歡欣鼓舞，也曾經讓所有人都沉浸在即將“先富”甚至“共富”的夢幻想象之中。但是，也已經沒有人會懷疑，三十年後的今天，“富裕”夢業已破碎，而當年因為先“富裕”起來的美夢而匆匆集結起來的國人也已經都倉皇而去，紛紛作鳥獸散。而今，在中華大地上也已經沒有了能夠使國人再次集結起來並且再次出發的價值選擇與動力選擇。於是，越來越多的人終於意識到，在中國，究竟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什麽”起來？在中國，究竟應該先“什麽”起來？即便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這也還仍舊是一個亟待回答的嚴峻問題。
就我而言，從世紀之初開始，就一直在呼籲“信仰啟蒙”，也一直在呼籲應該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迄至今日，隨著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日益堅信：中國人離信仰有多遠，離現代化就有多遠，離現代世界也就有多遠。因此，讓一部分人先“信仰”起來，應該成為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的不二選擇。
下麵，就來談談自己的具體思考與想法。
一、讓一部分人先“什麽”起來，涉及到的是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
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古人還說，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經過多年的摸索與思考，我逐漸意識到，要回答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問題，最為簡潔同時也最為有效的，無異於直接去看一看我們所麵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
在這方麵，法國曆史學家布羅代爾的思考給我們以重大啟迪，他說，研究曆史，最好的方法是分成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在思考我們所麵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候，我一直覺得，這種眼光非常重要。長時段，應該是我們透過世事與國情的是是非非，去洞察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前世與今生的重要參照。例如，以300年為一個周期、以500年為一個周期，無疑，你立即就會發現，有些國家的命運其實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就已經命中注定了終將衰敗，但是，也有些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其實也是在300年前、500年前的“前世”中也就已經命中注定了終將崛起。
幾百年來的全部世界，動蕩和變局非常非常頻繁。我們的大清帝國的GDP在全世界曾經是很領先的，可是，後來卻灰飛煙滅。俄羅斯帝國曾經不可一世，但最終卻分崩離析；還有前蘇聯，現在也曇花一現，成為了曆史；奧斯曼帝國，曾經橫貫歐亞非，可是，現在卻無處可尋；英國更加神奇，突然之間躍上世界之巔，成為日不落帝國，然而，現在也氣息奄奄；北美的美國，以新興之邦身份，竟然在百年中就後來居上，成為了全世界的帶頭大哥；德國與日本更不同凡響，曾經崛起，但是後來卻悍然發動戰爭，挑釁全世界的人性底線，然而，在戰敗之後，竟然仍舊能夠轉而變身，成為經濟大國；當然，最令人痛心的當屬亞非的那些前殖民地國家，它們左拚右突，但是，卻到現在都還沒有走出貧困的泥沼。
那麽，在一幕幕興衰起伏的背後，是否還存在什麽規律？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隻有條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大手”？很長的時間裏，我們曾經把這一切都歸因於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奮鬥、勤勞、勇敢或者相反，就像我們經常會談到的一個人的“人品”，我們往往以為，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的，也應該是這個國家的“國品”。然而，現在回頭來看，顯然並非如此。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與衰落無疑與奮鬥、勤勞、勇敢有關，但是，僅僅奮鬥、勤勞、勇敢卻又遠遠不夠。無疑，在一個國家的先“奮鬥、勤勞、勇敢”起來的背後，一定還存在著一個首先要先“什麽”起來的東西，而且，也正是這個先“什麽”起來的東西，才導致了一個國家的終將崛起或者終將衰落。
那麽，這個先“什麽”起來的東西又是什麽？從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毋庸諱言，現在日趨一致的看法應該是：先“基督教”起來。換言之，先“基督教”起來，應該是在曆史上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崛起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一般都將公元1500年作為一個極為值得關注的世界節點。西方最著名的曆史教科書——《全球通史》分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公元1500年以前”，下篇則是“公元1500年以後”。還有一本書，是美國人寫的《大國的興衰》，也是如是劃分：“公元1500年前”和“公元1500年以後”。看來，公元1500年，從今天來看，這本身就是一個最佳的長時段，一個洞察我們所麵對的全部世界的“前世今生”的時間節點。
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就以公元1500年為一個參照的“長時段”，來回顧一下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這個世界所走過的曆程。
首先，公元1500以後，到1900年為止，幾百年的時間，世界上一共出現了15個發達國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15個發達國家完全都是歐洲人口。當然，這15個發達國家裏有2個國家，它們的地理位置並不在歐洲，這就是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但是，它們卻同樣都是歐洲人口。因此，必須要看到，在最近的500年裏，現代化的奇跡都完全是歐洲人創造的——也都完全與中國人無關。
其次，公元1500年以後，西方國家全麵趕超了中國。我們看到，1830年，歐洲的GDP全麵趕超中國，1865年，英國一個國家的GDP就趕超了中國，到了1900年，美國不僅僅趕超了中國，而且趕超了英國。由此，我們看到，西方世界的崛起竟然是與中國的淪落在同步進行。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因此而將現代化與歐洲等同起來，將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與歐洲等同起來，那無疑也將會鑄下大錯，並且會混淆我們即將討論的問題的實質。事實上，在公元1500年以後，西方世界的崛起並不能僅僅大而化之地界定為全部歐洲。回顧一下西方的現代化曆程，不難發現，從公元1500年以後，整個的歐洲不僅僅是開始了大步奔跑，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還在大步奔跑中不斷加以篩選、淘汰。我們看到，歐洲在奔跑中很快就首先甩掉了東正教的國家，然後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繼後繼乏力，不得不從“發達國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因此，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最終真正跑進現代化的第一陣容的，恰恰全都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都是基督教國家。以我們所熟知的第一批現代化八國為例，除了法國、比利時兩國屬於天主教與新教混淆外，其餘6國，就全都是基督教國家。
再如英國，在它剛剛崛起的時候，隻有一千萬人口，可是，它所帶來的正能量，卻實在不容小覷。本來，葡萄牙、西班牙都跑在英國前麵，像葡萄牙，因為是在歐洲的邊上，葡萄牙人就經常說，自己是陸地的盡頭和大海的開始，因此隻有去跨海殖民。英國呢？卻比它們晚了一百多年。然而，它卻很快就大步追趕了上來。公元1500年的時候，三個國家的人均GDP還相差不多，可是到了1870年的時候，英國的人均GDP卻已經是西班牙的2.3倍，是葡萄牙的3.2倍，到了今天，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不值一提。尤其是葡萄牙，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就曾經提示：歐洲的國家都可以被認為是現代化國家，但是有一個國家卻必須例外，因為它不是現代化國家，這個國家，就是葡萄牙。那麽，原因何在呢？答案根本無可置疑，也無可挑剔：英國是基督教國家，是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而葡萄牙、西班牙卻是天主教國家，也是沒有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因此，前者才從殿後變為領先，直至彼此不可同日而語；後者也才從領先變為殿後，直至掉隊落後。
再如北美。同在美洲，但是北美與南美卻截然不同。它們都是歐洲背景，現在北美已經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可南美卻仍舊停滯於落後的境遇，仍舊還是發展中國家。原因何在？為什麽南美和北美竟然會差那麽大？為什麽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但竟然結果完全不同？南美為什麽始終就不行？而北美為什麽就一直一帆風順呢？原來，長期治理南美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天主教國家，而長期統治北美的英國卻是基督教國家。是否先“基督教”起來，在發展中是否曾經被基督教的手觸摸過，就成為它們之間的根本差異之所在。
由此我們看到，在西方社會的崛起的背後應該確乎存在著規律，在冥冥之中也還確乎存在一隻有條不紊地把天意分配給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看不見的手”，這就是：基督教。
換言之，西方社會的崛起的奧秘就在於：必須要先“基督教”起來。
遺憾的是，要說明這一點，說容易也很容易，說不容易也很不容易。例如我前一段看到一本曆史專著，作者就曾簡潔明快地總結說，西方的國家，隻要符合三個條件，就一定是第一陣容的現代化國家。這三個條件是：1、西北歐的國家；2、基督教的國家；3、盎格魯-薩克遜人的國家。顯然，作者是把先“基督教”起來作為第一陣容的現代化國家的必須的前提來考慮的。應該說，這也幾乎已經是相當多數的學者的共同看法。不過，另一方麵，說不容易，也很不容易，因為至今也還是仍舊有為數不少的學者在談及西方的現代化問題的時候，往往籠而統之地以歐洲來代替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而沒有考慮到這個歐洲是否已經先“基督教”起來這個至關重要的因素。結果，本來是應該向真正的西方——歐洲的英國乃至它的第二代——北美的美國學習，可是卻無端地錯誤變成了轉而向並非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的歐洲的法國或者俄羅斯學習。然而，這“西方”並非那“西方”，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並非地理意義上的西方，也並非地理學意義上的歐洲。結果，我們的學習就隻能以“付學費”而宣告結束，隻能以失敗告終。
事實上，我們所說的現代化意義上的“西方”，隻是地域上很小很小的一點，嚴格來說，其實就是占人口2%的三個國家，荷蘭、英國、美國。荷蘭、英國是第一代的西方，第二代的西方實際上就是在英國影響之下的美國。而在它們背後支撐著的，都是基督教。至於其它的歐洲國家則不同了，例如法國，例如意大利，甚至例如俄羅斯。在他們背後支撐著的，都不是基督教，因此也就都沒有進入現代化的第一陣容。顯然，並不是任何的歐洲國家都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而僅僅是與基督教直接相關的國家才可以成為現代化的楷模。換言之，並不是歐洲的任何宗教都與現代化呈正相關。不論基督教，還是天主教，抑或東正教，無疑都是與人生與人類有益的，但是，能夠強力推進現代化的，卻隻有一個宗教，這就是基督教。
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所謂的西方，其實就是客觀化、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地域。所謂“西方”，在本質上就是基督教的西方。因為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的推薦，國人現在對托克維爾的名著《舊製度與大革命》都很熟悉，在這本書裏，所謂“舊製度”，其實就是指的除了英國、荷蘭之外的整個歐洲。在曆史學家的眼中，英國、荷蘭以及它的第二代的傳人——美國，就代表著全部的西方的奇跡，它們人口僅占2%，但是影響力卻遍及其餘的98%的人口。
《全球通史》的作者舉過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它說：公元1500年的時候，世界出現了一大奇跡，當時在舊大陸有三大帝國，一個帝國最西邊的歐洲帝國，一個是最東邊的大明帝國，一個是中間的當時占了全世界最大領土的穆斯林帝國。《全球通史》的作者開了一個很幽默的玩笑，它說，如果當時外星球上有人，盡管他對地球上的國事毫不了解，但是也會判斷說：穆斯林帝國勝出，或者，就算穆斯林帝國沒有勝出，那也一定是大明帝國勝出。因此當時歐洲東部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已經被攻陷，“歐洲的火藥桶”巴爾幹半島已經改信了伊斯蘭教，整個歐洲被打得退縮到了中歐，而歐洲的腹地匈牙利、奧地利也已經成為反擊穆斯林帝國的前線。然而，曆史卻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我們今天都看到了，穆斯林帝國早已灰飛煙滅，大明帝國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正在奮力崛起的狀態，可是歐洲呢？卻始終屹立在世界的西方。那麽，曆史何以會竟然如此？原來，恰恰是那一年，就是基督教登上曆史舞台的元年。正是先“基督教”起來的歐洲，才不但死裏逃生，而且最終打敗了先“伊斯蘭教”起來的穆斯林帝國。
再看一個例子。因為不了解世界曆史的真正奧秘，因此中國人往往言必稱希臘、羅馬，但是卻從來不提希伯來，同樣也喜歡言必稱歐洲南部的文藝複興，但是卻從不提歐洲北部的宗教改革。但是，實際上歐洲的南方的文藝複興（拉丁文化）在曆史上的作用卻遠不能與北方的宗教改革（日耳曼文化）相提並論。真正引領了全世界的改革開放的，也是北歐的宗教改革，也就是新教改革，而不是南部歐洲的文藝複興。我們今天看到的歐洲的“北富南貧”，也恰恰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還有一個例子， 1512年的時候，西班牙人的一個武裝小分隊登陸了南美的厄瓜多爾， 138年以後，1670年，一個英國人才赤手空拳登陸了北美的南卡羅來那，可是，我們今天誰都已經知道，被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基督教的英國染指之後，南美和北美的差距何等之大。
曆史的鐵律就是這樣無情！先“基督教”起來的英國的鼎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在西方影響了美國，在東方影響了日本。後來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響，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輻射，總之，都是跟先“基督教”起來有關。當然，當今英國已經跌出了一線陣容，不過這一切恰恰不是因為基督教，而是因為後來的英國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也就是說，走上了弱化基督教的道路。因此，隻有有基督教的地方，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西方”。至於歐陸國家，則因為普遍沒有借助基督教來完成“信仰啟蒙”，而隻進行了“個體啟蒙”，所以也一直沒有能夠領先於曆史的潮頭。例如，法國是英國的兩倍，但是法國在曆史上的影響力從來就沒有超過英國，原因何在？就在英國是有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信仰啟蒙”加上“個體啟蒙”，但是法國卻是無神論加上個人主義，也就是隻有“個體啟蒙”，另外就仍舊是“世俗宗教”。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就曾經宣稱：五十年後《聖經》將無人再讀，但是，五十年後他自己的書卻在拍賣中無人問津，而他自己住的房子卻反諷般地被人買下，成為了印刷《聖經》的場所。
因此，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斷言：歐洲和美國的最大差異在宗教信仰。實在很有道理。而法國的著名學者托克維爾的研究也值得注意。他發現：“專製製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進行統治，而自由的國家卻不能如此。”看一下發達國家的宗教徒的比例，應該說，他的目光十分敏銳。例如，英國占87%，法國占96%，德國占65%，澳大利亞占75%，美國占95%。 可是，宗教與宗教又有不同，僅僅看到“宗教信仰”，又是不夠的。托克維爾的非凡之處恰恰就在這裏。法國與美國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國家，那麽，區別於法國，美國之所以崛起的原因在哪裏呢？到美國去考察了幾個月，他到處都在去尋找美國崛起的原因，到處都在去尋找在美國崛起的背後的那支看不見的手，最後，他的結論是：基督教。
我竭力尋找美國得以偉大和充滿天賦的原因，我到它的海港中去尋找，我到它肥沃的土地和無邊無際的森林裏去尋找，也到它豐富的礦產資源中和巨大的世界商業帝國裏去尋找，我到它的公立學校和各種學習機構中去尋找。我也到它民主的國會和舉世無雙的憲法中尋找。我都沒找到答案。直到我走進教堂並聽到布道講台上散發出來的公義的激情和光芒之後，我才真正理解了美國的天賦和力量的秘密。”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斯韋伯的寫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寫那本書，受到了他所居住的小鎮的啟發。在思考某一國家何以崛起某一國家何以沒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時候，他突然發現，這個小鎮上的富人全都是基督徒，於是，他茅塞頓開，意識到了從宗教（信仰）維度去闡釋西方現代化的崛起這一重要思路，於是，寫了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他的結論是：新教倫理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精神的誕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結論是——
真正的資本主義精神一定屬於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人們，也一定屬於那些先“基督教”起來的國家。
原文作者：潘知常（南京大學教授 博士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