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7月02日
鄭永年專欄
左派向往社會公平正義，這誰都不會否認，但左派所想用的那些方法則隻會走向反麵，前蘇聯、東歐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都是這方麵的例子。難道中國要重新走一次？
中國正再次上演著激烈而持續的左、右派之爭。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黨爭”是中國社會利益高度分化的產物，無論人們喜歡與否，不可避免。左、右派各執 其詞，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嚴重問題，他們希望、也相信中國可以用他們所提倡的意識形態或者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從曆史經驗和 中國的現實問題來看，左、右派所秉持的意識形態如果被放置於中國的社會實踐，都會是以悲劇而告終。從總體上看，在左、右兩邊，官方至少是官方媒體是傾向於 左的一邊。不過，執政黨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左、右派最終都不是共產黨所需要的利益，極左和極右最終都會斷送中國共產黨。這裏先來討論左派思想和力量。
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光譜中，左派更能迷惑人們。首先，自清末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各種革命和戰爭狀態，而革命和戰爭自然需要左派思想。盡管上世紀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發動的改革開放開始把中國從革命引向建設的道路，但長期革命和戰爭年代的左派思想已經深入人們的意識，演變成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 其次，盡管執政黨早些年已經提出要從革命黨轉型成為執政黨，但這個過程到今天還沒有完成。如果轉型完成，那麽至少在意識形態方麵，執政黨就不能是少數幾個 階級的代表，而是極大多數社會成員的代表。因為這個轉型還沒有完成，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仍然具有濃厚的階級色彩。因此，在行為層麵，人們仍然抱有“寧左勿 右”的意識。再者，在很多社會，尤其是高度分化的社會，左派思想較之其他思想更受社會成員尤其是底層社會成員的歡迎，因為左派往往以社會公平正義來規定自 身。今日中國社會高度分化，左派思想很流行，這並不難理解。左派所強調的社會公平正義，符合當代中國社會的需要。
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改革開放開始之後，曆屆領導層對左派所能產生的政治影響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盡管左、右派對中國社會都會有負麵影響，但左派更甚。這一點，鄧小平本人曾經多次強調過。
在任何社會，左派都是革命的主力，革命的成功需要左派。在中國也一樣，沒有左派力量，很難有新國家政權的建立。但也和其他很多社會一樣，中國也麵臨 著左派轉型的問題。在確立政權之後，共產黨成為了唯一的執政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執政黨理應淡化其階級性，而強調其在調和各階級利益衝突過程中的作用。建 國之後，毛澤東並沒有開始這樣一種轉型；相反，為了在短時期之內建成一個強國，執政黨繼續用階級鬥爭的方式，消滅了市場，通過政治動員來推進經濟發展。在 早期，這一具有烏托邦色彩的社會大實驗也帶來了一些成就，但中國社會也為此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尤其是生命的代價。在革命過程中，共產黨代表的是無產階 級的利益，但一旦成為執政黨，其目標不應當是使無產階級永久化；相反，其目標應當是“消滅”無產階級，就是說，要通過社會經濟的發展，把無產階級轉型成為 有產階級。毛澤東時代的左派社會實踐的結果就是貧窮社會主義。
經過三十年的實踐，人們終於認識到，貧窮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目標；相反，社會主義是要追求社會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後，共產黨開始轉型，從以 往的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正式開始了向執政黨的轉型。鄧小平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概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建設一個橄欖形社會結構，或者中產階層 龐大的社會。問題在於，如何達成這個目標？當時的策略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然後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個策略在早期非常有 效，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了中國貧窮局麵。沒有這個策略，中國很難成為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所麵臨的問題是，在一部分人富裕起來之後，沒有走向共同富裕的局麵；相反，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高度分化的社會，缺乏社會公平和正義。在這種局 麵下，可以理解左派重新崛起的原因。但必須提出的問題是，左派能夠如其倡導者所說會導向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中國要回到一個左派的時代？
兩種不同的權威主義
這裏，人們可以區分兩種權威主義。一種是左派權威主義，以蘇聯、東歐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中國為代表，也可以稱之為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 （communist authoritarianism）。另一種是東亞儒家權威主義（Confucian authoritarianism）。左派權威主義強調的往往是政治，通過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方式來維持執政黨的合法性。與之不同，儒家權威主義強調經濟發 展，社會和諧與逐步的政治開放。盡管這兩種權威主義都呈現出高度集權的體製，但兩者的前途大相徑庭。蘇聯和東歐的左派權威主義已經徹底解體。盡管那裏仍然 有左派，但已經沒有具有實質性的政治影響力。儒家權威主義則通過運用國家政權和市場的力量，在很短時間裏，創造經濟和社會奇跡，一些已經民主化，而另一些 社會的民主化也在加快。
為什麽中國沒有步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道路？一句話，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實際上已經很快逃離了蘇聯東歐的左派權威主義道路，而逐漸走上了儒家權威主義道路，這是一條先經濟發展，再社會改革，後政治開放的道路。
目前的中國在這條道路上已經走了一半。但隨著左派勢力的崛起，中國再次麵臨一個關鍵的選擇，那就是要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還是回到左派權威主義？
江澤民和朱鎔基時代，執政黨的重點是在發展經濟。為了推動經濟發展，執政黨修改了憲法，給不同產權製度（包括私有產權）予合法性，進而製定了《物權 法》，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同時，中國共產黨做了一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容許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家加入共產黨，參與政權。這使 得中共和世界上所有共產黨區別開來，是一個創舉。從意識形態上來說，所有共產黨都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和資本家的。這個創舉更是中國共產黨逃離了蘇聯東歐共產 黨厄運而仍然繼續執政的一個關鍵因素。這裏麵隱含著執政黨的真正轉型。很簡單，在革命時期，共產黨必須依靠一些特殊社會力量，但成為執政黨之後，應當盡可 能地擴大其社會基礎。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如果不能代表最廣泛社會階層的利益，其執政基礎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到了胡錦濤和溫家寶時代，執政黨已經開始直麵如何讓社會的大多數獲益於改革開放成果的問題。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等概念的提出，社會改 革被提高到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來，當時被人們稱為“社會主義新潮”。公平地說，在胡錦濤和溫家寶的十年，政府在社會改革的各個方麵努力不少，能夠做的也做 了，問題在於沒有找到一個突破口。各級政府官員的GDP（國內生產總值）主義難以糾正過來，各方麵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社會問題日益增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左、右派思潮崛起，並開始影響政權。種種因素包括憲政之爭、法治惡化、國有企業大擴張、國際環境惡化等等正在惡化著中國的整體改革 環境，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很多民營企業恐懼於左派力量的崛起會導致殺富濟貧的革命，選擇出走。重慶前些年所發生的一些事情給很多民營企業家 一種直接的恐懼感。當然，這種恐懼感不僅存在於民營企業，甚至也存在於國有企業。中國的很多企業，其中也不乏國有企業，在國內賺錢，但在海外存錢。這些年 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已經或者想把總部設在中國之外的城市。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房地產在很多年裏是中國的暴富產業，但很多中國房地產公司在國內的負債 率非常之高，它們把賺來的錢存到國外，在國內的運作則依靠銀行的借貸。這主要是出於它們的不安全感，一旦出事，就準備放棄中國。又如，很多資本都是中國資 本，但要到海外轉一圈，換一個身份，又回到中國。這不僅僅是因為考慮到稅收上的優惠政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保護。企業有一個海外身份還比較好保護，如果 是本國企業，一旦被官員看上，就會有不斷的麻煩出現，甚至破產。把安全感寄於國外，不僅僅是企業界，而且也是政府官員。現在，“一家兩國”的官員不少，自 己在國內，把小孩老婆放在國外。一旦出事，這些官員也可以逃之夭夭。
高知識群體也在出走
此外，中國的高知識群體也在出走。為了吸引人才，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出台了諸多人才計劃。最顯著的就是近年來的“千人計劃”。同時為了保留住自己培 養的人才，國家也出台了“萬人計劃”。但應當看到，這些涉及到龐大資金的人才項目並沒有達到它們應當有的結果。相反，中國的高端知識人才還繼續停留在海 外，或者繼續往海外流動。
盡管中國改革開放後已經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跡，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也出現了一個誰都想回避的非常畸形的社會結構，少數富人掌握了過多的財 富，中產階級過小，社會的大多數仍然處於貧困線周邊。這和早些時候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些國家在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 社會奇跡，即造就了具有一個龐大中產階級的社會結構。
筆者曾經多次論述，在一個社會的財富和人才流失之後，這個國家還能留下什麽？在任何社會，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社會，財富和人才是所有社會最需要的， 最容易流動的。沒有任何政策可以阻止財富和人才的流動。但任何社會，有兩樣東西不能流動，並且沒有社會會歡迎這兩樣東西，那就是權力和貧窮。如果一個社會 沒有了財富和人才，而隻有權力和貧窮，那麽這個社會是什麽樣呢？人們可以從今天的朝鮮看到一些這種社會的影子。
中國要留住人才和財富，就要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那就是要搞符合中國現實的憲政和法治。同時，也要把大多數仍然是處於“無產階級”狀態下的社 會群體轉型成為中產階層，就是需要繼續的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和政治改革。這也就是前麵所說的東亞儒家權威主義社會所走過的道路。
左派向往社會公平正義，這誰都不會否認，但左派所想用的那些方法則隻會走向反麵，前蘇聯、東歐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都是這方麵的例子。難道中國要重新 走一次？很多人現在探討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是如何解體的，但人們更應當問，如果這些政權不解體，你願意到那樣的社會生活嗎？如前麵所討論的，中國自鄧小平 開始已經逃避了左派權威主義陷阱，而走上了可以導向經濟社會發達、政治開放的儒家權威主義道路。今天，左派回潮，否定憲政，惡化法治環境，傾心於社會運 動，這些隻能導致社會的大倒退。中國並沒有很多的選擇，隻有艱難地從已經選擇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