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美國，所以中國需要俄羅斯

　　西方是盯上中國了。而且照中國的發展，碰撞是遲早的事。試想一下，如果中國人均消費的能源達到美國的五分之一（不敢多說），發達國家還會允許中國的發展嗎？

　　實際上，他們早已經動手了，隻是西方的問題太多，圍堵中國的戰略一時不能全麵展開。大的方麵，一是自蘇聯倒掉，美國黑老大當慣了，很有些頤指氣使，連自家的小兄弟有時也不放在眼裏；二是越來越習慣性地使用武力，這就像一個流氓，一旦他認定可以通過暴力很快地解決問題，他就會更加傾向於使用暴力；三是九一一不僅給中國給喘息，也讓俄羅斯民族得到了重溫舊日榮光的時間，這點時間雖不足以使俄羅斯重歸強大，但至少能上路了，這就很不容易；四是美國在伊拉克收獲了石油，但也收獲了包括歐洲在內的不信任。所以，在格魯幾亞問題上，俄羅斯還有討價還價的空間。俄羅斯之所以宣布退出，是因為他的第一步目的達到了：在格問題上，俄羅斯至少可以說進就進，有這一點目前就足夠了。

　　問題在於中國，如何利用這個機會，給予俄實質的支持。至少，有俄在前麵抗著，中國可以贏得更多的時間和空間。相信這一點中國是明白的。中國人還應當從薩科齊的表現認識到，指望利用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獲得實質的發展空間，是與虎謀皮。人家兄弟之間的矛盾，說破了天，也是自家兄弟之間的矛盾，外人是最終不能染指的。在歐洲與美國的關係上，我們還是少一點幻想的好。
 
　　附：　　格魯吉亞：西方的戰略失誤
 
　　作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08-25

　　有時，小事件能預示著大變革。格魯吉亞的慘敗也許便是這樣一個小事件。它預示著後冷戰時代的結束，但並不標誌任何新冷戰的回歸。它標誌著更大的回歸：曆史的回歸。
 
　　後冷戰時代的序幕是由西方勝利拉開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曆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最早提出了這一理論。其書名相當大膽，但抓住了西方的時代精神。曆史以西方文明的勝利進行了終結。世界其它地區毫無選擇，隻能屈從於西方世界的前進步伐。
 
　　在格魯吉亞，俄羅斯高聲宣布，將不再屈從於西方。蒙羞20年後，俄羅斯已決定突然重返這裏。不久以後，其它勢力將同樣這樣做。由於其壓倒性的勢力，西方已侵入其它蟄伏國家的地緣政治空間。這些國家將不再蟄伏，尤其是亞洲國家。
 
　　實際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為西方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的說教感到困惑。美國不會容忍俄羅斯侵入其在拉美的地緣政治空間。因此，拉美國家清楚地看到了美國的雙重標準。所有提及美國非法入侵伊拉克的穆斯林評論也一樣。印度與中國都沒有向俄羅斯提出抗議。這表明，西方世界在格魯吉亞問題上的觀點是何等孤立：它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支持受迫害的格魯吉亞反對俄羅斯。事實上，大多數國家都支持俄羅斯，反對恃強欺弱的西方。西方世界與世界其它地區之間的隔閡已擴大至極致。
 
　　因此，西方世界從格魯吉亞事件中汲取正確的教訓非常重要。它需要從戰略上考慮其有限的選擇。自蘇聯解體後，西方思想家想當然地認為，西方再也不需要進行地緣政治妥協了。它可以開列條件。但現在必須承認現實。北美、歐盟和澳大利亞等西方人口總和為7億，占全世界人口的10%左右。其餘90%正從世界曆史的被動者轉變成主動者。2008年8月18日英國《金融時報》上的大字標題“西方在格魯吉亞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West in united front over Georgia)應該寫成：“世界其它地區在格魯吉亞對西方挑錯”。原因為何？是因為西方缺乏戰略思維。
 
　　縱然有缺點，毛澤東仍為一位偉大的戰略思想家。他曾說過，中國永遠要解決主要矛盾，協調次要矛盾。當蘇聯成為主要矛盾時，毛澤東與美國和解，即使這意味著要蒙受恥辱——與一個當時承認蔣介石為合法統治者的大國打交道。西方必須效仿毛澤東的實用主義，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
 
　　俄羅斯遠不是西方麵臨的主要矛盾。真正戰略上的選擇在於其主要挑戰是來自伊斯蘭世界還是中國。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西方表現得好像伊斯蘭世界是其主要挑戰。然而，西方毫無策略地跳入伊斯蘭世界，而不是製定一個長期戰略來贏取12億穆斯林。因此，在阿富汗與伊朗，失敗已隱隱顯現，而整個伊斯蘭世界形成了一個更為敵視的環境。
 
　　很多歐洲思想家敏銳地意識到許多美國政策的愚蠢。但他們不願麵對把安全保障工作外包給美國武裝力量的危險。在安全方麵，地理要高於文化。由於地理原因，歐洲不得不擔心伊斯蘭的憤怒。而由於橫隔大西洋，美國這樣做的動機不大。
 
　　在美國，新保守派的領軍人物視中國為他們的主要矛盾。然而，他們也熱心於支持以色列，卻沒有意識到，這一立場對中國是一份地緣政治上的禮物。它保證了美國要麵對整個敵對的伊斯蘭世界，使其注意力從中國身上轉離。毫無疑問，中國是9/11事件的更大贏家。當美國注意力被轉移時，中國已穩定了周邊地區。
 
　　西方麵臨的最大悖論是：現在終於有可能創建一個更安全的世界秩序。想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s)的國家數量之多前所未有。包括中印在內的多數國家都想與美國和西方合作。但建立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的最大障礙在於，西方缺乏對整個世界的長期連貫的戰略，並未能作出地緣政治讓步。西方國家領導人稱，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危險，但很少有人承認，這是由於他們的思維方式有問題。格魯吉亞事件揭示了缺乏戰略性思維的後果。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新著《亞半球大國崛起──亞洲強權再起的衝擊與挑戰》(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譯者/陳雲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