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曼荻
作家胡曼荻，著有長篇小說《美漂》。
《慕尼黑》：
複仇反恐的道德兩難困境
慕尼黑慘案早就預示了俄烏戰爭的殘酷和無解。
具有曆史意義的驚悚動作片《慕尼黑》，俄烏戰爭電影版，講述了在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慘案中以色列運動員被謀殺後，以色列反恐小組追蹤並殺死巴勒斯坦黑九月組織的恐怖分子。 複仇團隊在尋求複仇，但同時自己也成為凶手，從而他們在和自己作道德上的鬥爭。 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關於定義恐怖的陳詞濫調：“一個人的恐怖行動謀殺的是另一個人的自由；或者在某些情況下，一個恐怖分子甚至是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並戲劇性地引發了嚴肅的倫理學爭論： 尋求為恐怖主義報仇是否比恐怖主義本身的原始行為更好？ 那些試圖追捕並殺死恐怖分子者何時會失去道德上的製約呢？
該影片於2005年12月23日在美國上映，獲得了5項奧斯卡提名，其中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剪輯和最佳配樂，並在2017年被《紐約時報》所評選的“ 21世紀25部最佳電影”中排名第16位。《慕尼黑》是知名製片人和導演史蒂文·斯皮爾伯格關於恐怖主義和反恐的視覺表現。他被認為是好萊塢新時代和電影史上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斯皮爾伯格在他的大多數電影中不斷地反思很多嚴肅的社會問題。他曾經解釋過自己為什麽要拍這部電影：“這部電影是試圖探討政策，和以色列與世界其他地方分享，並理解為什麽一個國家認為自己對某種暴力的最佳防禦是反暴力。作為電影製片人，我們試圖通過同情來理解。當我們今天必須應對恐怖時，重要的是需要經過一個仔細的過程而不是使自己癱瘓，並不是阻止我們采取行動，而是嚐試並確保我們產生的結果，是我們真正想要的結果”。
一
慕尼黑慘案究竟發生了什麽？奧運會總是世界和平的象征。作為戰後重建的西德，為了走出屠殺猶太人的陰影，於 1972年慕尼黑夏季奧運會特別拋出橄欖枝，邀請了以色列運動員參加。這本是一屆具有紀念意義的盛會。然而悲劇發生了。9月5日至6日，11名以色列運動員被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黑色九月”襲擊並劫持為人質，而最終被殺害。 當時恐怖行動被多家電視台現場直播，這是電視新聞史上第一次直播恐怖活動，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電視上目睹了這場恐怖綁架和殺戮，卻無能為力，眼睜睜看著悲劇發生。
本片基於喬治·喬納斯（George Jonas）1984年出版的紀事文學《複仇》而改編。此書以小說形式，來講述一段真實發生的曆史。作為虛構的電影，當然故事也有更多的演繹成分。有一個電影片段表現了11個名字的銜接。新聞報道裏麵，主持人念出11個在慕尼黑恐怖慘案中喪命的以色列運動員的名字，重疊的畫麵對應的是以色列政府不向恐怖分子妥協，並在總理梅厄夫人主持下，製定出複仇黑九月恐怖組織參與慕尼黑慘案的11人名單。真實的曆史不會這麽巧妙。但是曆史是殘酷的。以色列政府以“天誅行動”的正義之尊名義，通過情報局摩薩德特工，來進行複仇巴勒斯坦的反恐怖行徑後麵，卻是鮮活的生命一個接一個地被清算。很明顯，斯皮爾伯格在此電影中，是從以色列人的視角來重溫這段曆史的。“天誅行動”算政府行為？還是獨狼行動？顯然，這很難簡單地去定義，但是多數恐怖行為暗殺、爆炸和襲擊均在此係列行動中體現。
二
為什麽以色列政府的反應是讓個別特工為慕尼黑大慘案報仇而不是正式對巴勒斯坦進行襲擊？例如後來美國在9/11事件之後，而做出的針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力行為？翻閱曆史，實際上以色列的行動，分為包括政府行為的襲擊和特工的暗殺行動，隻是在電影裏，被省略或者故意沒有渲染政府行動，反而讓人誤會了。這就是小說、電影和現實生活的區別。然而不管是真實的生活還是虛構的文學電影作品，“天誅行動”逃不開的話題都是：複仇反恐的道德困境。
固然，黑九月組織綁架謀殺以色列運動員的恐怖手段令人發指，但是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他們認為以色列侵占了他們的故土，以色列人才是入侵者，他們的恐怖活動才是正義之師。從不同的立場，會得出不同的答案。到底什麽才是正義？什麽才不是恐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國國土之爭，誰才是正義的？恐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兩國人民會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這正是影片中主人公會產生道德兩難的根源。
影片所虛擬的主人公艾夫納·考夫曼（Avner Kaufman）是德國猶太人後裔的摩薩德特工，為什麽選他？因為他曾經是首相的保鏢，情報局人員，有紅二代的背景。除了他，團隊裏還有南非車手史蒂夫、比利時玩具製造商和爆炸物專家羅伯特、前以色列士兵和“清潔工”卡爾，以及丹麥文件偽造者漢斯。他們通過法國線人路易斯，來找到要消滅的目標。
三
斯皮爾伯格就像一個不動聲色的畫家，電影中看似隨意的潑墨，其實都經過了精心的設計和勾勒。他通過一個個場景表達了《慕尼黑》電影的主題。電影展現了艾夫納和他的團隊在“殺人償命”的反恐怖旗幟下，殺害多人的心路曆程，這期間，他們內心的這種道德兩難的掙紮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正是斯皮爾伯格在他的創作裏麵所表現的站位掙紮。
第一個黑九月被殺死的目標韋爾·茲韋特（Wael Zwaiter），表麵是一個作家和翻譯家，生活在意大利羅馬，他看似一個正常人，和讀者分享他的作品，去超市購物。他抱著食材，在公寓大樓的電梯口，被艾夫納和羅伯特用手槍擊斃。艾夫納和羅伯特第一次執行任務，很緊張，首先要確定對方姓名，生怕傷害無辜。在殺死茲韋特後，艾夫納表現得異常興奮，他和團隊一起碰杯慶祝。這是他們第一次成功暗殺恐怖者勝利後的慶祝。在潛意識裏，他們是正義的，茲韋特是罪有應得。
第二個被暗殺的是PLA在歐洲的代表默罕默德（Mahmoud Hamshari），他有個女兒。在他巴黎的居所，艾夫納和他的團隊本來在電話裏安裝爆炸器，結果始料不及的是，默罕默德年幼的女兒誤拿起電話。為了讓年幼的女孩意外被炸，暗殺行動幾乎流產。即使恐怖分子有惡，他們的孩子依然是天使，孩子永遠都是無辜無罪的。這是艾夫納第一次麵臨自己道德上的兩難。這是人性善良自然而本能的表現。
第三個暗殺行動，更顯示了艾夫納內心的掙紮。在塞浦路斯，他剛剛和另一位暗殺對象哈森（Hussein Abd Al Chir）麵對麵交流，就要爆炸他，在按下信號燈的那一刹那，他猶豫了。他們的複仇行動在此正在演變為個體恐怖行動，而他們開始對自己的行動產生了一絲懷疑。
接下來的他們前往貝魯特，與以色列國防軍突擊隊一起追捕三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穆罕默德·優素福·納傑哈爾（Muhammad Youssef al-Najjar）、卡瑪爾·阿德旺（Kamal Adwan）和卡瑪爾·納賽爾（Kamal Nasser）的行動，更像一次有準備的恐怖襲擊，他們清洗了巴勒斯坦人守衛的大院並將三人全部殺死。這是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他們嚐到了打勝仗的喜悅。此時，他們似乎更像在戰鬥，忘卻了反恐刺殺的道德兩難困境。
但是，接下來的一幕，艾夫納團隊在雅典和恐怖分子麵對麵正麵交談，是此片導演和自己的對話，真正來探討究竟孰對孰錯。當他們追查紮德（Zaiad Muchasi）時，團隊發現路易斯安排他們與對手的巴解組織成員共享安全的住所，而摩薩德特工則假裝成為ETA，IRA，ANC等外國激進組織的成員。艾夫納與PLA成員阿裏（Ali）在這個“安全屋（Safe House）” 由衷地進行了交談，引發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說不清道不明的恩怨。安全屋實際是暗喻巴以之爭的領土。
影片多次強調家庭是第一位的。反恐怖者首先是一個人，有家有愛。艾夫納發現阿裏和他一樣，要保護他的家，要保護他對故土的愛。斯皮爾伯格借助艾夫納和阿裏的對話，得出的答案是：從自己的立場，恐怖分子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覺得自己的恐怖襲擊是對的。從理所應當到困惑不解，這讓艾夫納對他們的整個行動開始懷疑和不安。
接下來艾夫納遭遇“蜜糖陷阱”，他的戰友卡爾經不住誘惑，被荷蘭美女殺手殺害。 為了報仇，艾夫納和團隊追蹤了她並在荷蘭霍恩的一艘船上將她處決。這時，艾夫納已經偏離他複仇大業的正軌，誤入歧途。殺人行為讓他變得已失去原則，變成真正的個人複仇，成為一種恐怖行為。
隻是，在刺殺對手的過程中，艾夫納和他的團隊也成了被刺殺的對象，漢斯被發現在公園的長椅上被刺死，羅伯特在他的工作室被爆破炸死。艾夫納開始變得驚慌，開始生活在恐懼中，他害怕自己的女兒成為被暗殺目標。原本正義的反恐行為，讓艾夫納徹底陷入精神混亂。
他的上司意法姆（Ephraim），來請艾夫納返回以色列和摩薩德，但艾夫納拒絕了。艾夫納隨後要求意法姆與家人共進晚餐，以斬斷麵包作為一種和平的象征，但意法姆拒絕了，也許這表明代表政府意法姆和個體的艾夫納無法統一和解。
恐怖主義是無政府主義。反恐怖主義小組最終是否像恐怖分子本人那樣行事，是否失去了道德製高點？其實，這種複仇的反恐行動，隻會讓種族衝突加劇，導致恐怖行動更頻繁，冤冤相報，何時了？影片中第二個被暗殺者默罕默德的太太曾提出過這些問題：複仇何時結束？複仇會結束嗎？
四
五個人的小團隊，到了影片最後，隻剩下艾夫納和史蒂夫兩個人，其他三個人都在反恐怖行動中，被恐怖分子暗殺。為了複仇而進行的反恐，他們的命運，也顯示恐怖和反恐怖行動是個死循環。複仇本身就是一個無解的話題。艾夫納作為個體，和黑九月恐怖分子沒有直接的個人仇恨，他這樣做的目的在哪裏？意義在哪裏？
生活中，殺人會被當成罪犯而被判刑。但是在戰爭中殺死對方的士兵，便是英雄，被授予勳章。殺人就像吸鴉片，人會上癮，會瘋狂。同樣，影片中主人公因反恐行動而殺人，而變得瘋狂。冤冤相報何時了？這個世界，有戰爭狂人，時刻製造家破人亡生離死別戰爭的意義在哪裏？恐怖分子無時不在的偷襲示威，搞得全球人心惶惶。戰爭不結束，恐怖行動就不會結束。影片很婉轉地表達著反恐怖戰爭的殘酷和無解。
這種道德上的兩難（Dilemma）是表現在個體的。對於國家或者和政府來說，不存在。當國家以正義的名義發動戰爭或者反恐行動時，作為執行的個體，在具體實施時，都會麵對這種道德上的兩難。這如同士兵在戰爭中，把從來沒有個人仇恨的對方當成敵人殺戮時麵臨的道德兩難一樣。當戰爭不會停止時，這種道德兩難也會一直存在。所以電影《慕尼黑》裏麵所表現出來的這個道德兩難問題，將會暫時地在這個充滿戰爭和對抗的世界中存在下去。
正如斯皮爾伯格指出的那樣，《慕尼黑》的主題是：“在這部電影中看到的並不是要有針對性地殺人，這是我在做這部電影時正在做的事情，它試圖突出一些難題，其中一些需要討論的問題。我並不想回答這些問題，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部電影除了是一部人類戲劇，它探索了這些家夥經曆的一切，還有望激發這場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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