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jin 隨筆
我自幼喜愛文學創作，但大都是寫他人他事。如今總算有了一塊屬於自己的可以暢所欲言的“用武之地”。
前蘇聯早期的革命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直被譽為前蘇聯文學作品的“紅色經典”，是我和幾代中國人進入外國文學殿堂的啟蒙讀物。小說主人公保爾.柯察金（小說作者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化身）的事跡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現今中國初中一年級上學期政治課中的一課，就是通過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把討論“人最寶貴的是生命”作為學習課題。
少年時期的我，對浪漫革命的憧憬，對朦朧愛情的向往，以及至今對蘇聯革命情有獨鍾，皆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小說密切相關。我至今能背誦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隻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致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即使到今天，當保爾.柯察金所獻身的那個社會製度早已失敗、前蘇聯早已壽終正寢，我仍然覺得：保爾.柯察金的獻身精神和革命意誌依然值得今天的人們肯定和效法。
書內書外的兩個“保爾”
然而，近讀“中華網”上一篇題為《真實的保爾.柯察金》的文章，打破了保爾.柯察金在我心中幾十年一貫的“偶像”地位。該文介紹了由俄羅斯女記者薩莫捷洛娃采寫、刊登在2006年11月26日的《莫斯科共青團員真理報》上的通訊《重鑄的生平》。《重鑄的生平》介紹了作者對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的采訪。加林娜的母親葉卡捷琳娜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親姐姐，也是奧氏晚年病中的護理保姆，故葉氏對奧氏晚年病中的情況非常熟悉。《重鑄的生平》通過女兒從媽媽那裏了解到的有關舅舅的第一手資料，為今天的讀者提供了有關奧氏的許多前所未聞的內幕消息。
讓今天的讀者感到驚訝的是加林娜說的幾段話：
“不久前從檔案材料中發現：奧斯特洛夫斯基曾受過法庭的審判。審判的理由是：在內戰時代，他曾拒絕參加對白軍的射擊，也反對‘肅反’運動”。
“媽媽不止一次地說過：他（指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朋友麵前經常承認說：‘我們所建立的（社會製度），與我們為之奮鬥的（理想）完全兩樣…’”
“我（指加林娜）有機會同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阿納托裏.索爾達托夫談過一次話，阿納托裏承認說：如果科利亞（尼古拉的昵稱）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後一些時間就會有人‘幫助’他離開人世（指按奧斯特洛夫斯基當時的“反動”言行，他逃不過前蘇聯的大肅反）”。
我很讚同“中華網”上《真實的保爾.柯察金》的作者對讀完《重鑄的生平》的感想，現摘錄如下：
“讀完這篇訪問記，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腦海中頓時出現了兩個‘保爾’：一個是我過去了解到的‘保爾’─對布爾什維克黨無限忠誠，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工作中奮不顧身，癱瘓後頑強從事寫作…他曾經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另一個是我今天了解到的‘保爾’：一個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別是非的真正的革命者。他不僅在戰場上英勇殺敵，工作中奮不顧身，而且敢於抵製黨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在晚年進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樣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無疑，後一個‘保爾’‘重鑄’了他的生平，極大地擴展了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更加值得我崇拜和學習”。
奧斯特洛夫斯基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妥協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出版幾經曲折，遭到了幾次退稿，這在該書的最後幾頁有詳盡的敘述。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完全寫自己的生平”，估計是初稿中缺乏當局所需要的革命激情和亮點，也缺乏藝術感染力，所以幾次投稿都被退了回來，最後初稿被投到了青年近衛軍出版社。還是該出版社的編輯們“慧眼識英雄”，他們發現初稿中的許多素材有用，於是派人與奧斯特洛夫斯基合作（修改/重寫的同義詞）。“人們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部傳記‘做了修訂’（在大陸生活過的人當知道‘修訂’的意思），把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塑造成了革命青年的偶像、‘一個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記者薩莫捷洛娃這樣說。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經修改出版後，奧斯特洛夫斯基覺得書中主人公保爾與奧氏本人的實際經曆和思想境界有巨大的反差。為消除當時的報界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自傳和生活史”誤解，奧氏在《我的創作經過》一文中特別聲明：“這是小說，不是傳記，這不是共青團員奧斯特洛夫斯基傳”，“我的小說，首先是藝術作品，其中我運用了想象的權利，在小說的基礎上放上了不少實際材料”。今天的讀者不難從這段話中看出他內心的苦悶與矛盾。
與中國的“紅色經典”的異曲同工和異曲不同工
前蘇聯的“紅色經典”背後這些不為人知的故事，不由得讓我想起了中國的“紅色經典” ─《雷鋒日記》，它也曾感動並影響了無數的中國人。然而多少年後人們才知道，《雷鋒日記》也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三位編輯“修改”即捉刀代筆的。兩部“紅色經典”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蘇聯的“紅色經典”雖然是紅色的，卻塑造了一個仍然是真實、正常、可以平視的人。這部作品仍然充滿了濃濃的人文藝術氣息，仍然可以在世界文學的殿堂裏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中國的“紅色經典”塑造了一個幾乎不食人間煙火、凡人隻能仰望卻無法仿效和超越的“革命大俠” ─或曰中國版的耶穌基督。
如果我們將目光稍稍放遠些，把上述兩個國家間文學藝術的比較投射到政治的大屏幕上（在“社會主義國家”，文學藝術本來就無法脫離政治），它們正是前蘇聯早已壽終正寢，而“社會主義（稱“社會資本主義”更貼切）的中國”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的根本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