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21日，馬雲和他的17個朋友，即後來被稱為“十八羅漢”的小夥伴一起創建了阿裏巴巴。
當發財成為全民夢想，“首富”也就成了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成功標杆。迄今，為中國人熟知的財富榜有兩個：胡潤百富榜與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作為最了解中國富人的外國人，出生於盧森堡、國籍英國的胡潤1999年推出了中國第一份財富排行榜，早於他的老東家福布斯。
胡潤百富榜15年共“誕生”了11位中國首富（個人或家族），如果算上馬雲，12位中國首富的籍貫地最多的省份是浙江（丁磊、宗慶後、馬雲）、廣東（黃光裕、張茵、楊惠妍）；創業地最多的省份是廣東（丁磊、張茵、楊惠妍、王傳福），浙江居第二（宗慶後、馬雲）；籍貫地與創業地交集最多的省份則是浙江（宗慶後、馬雲）與廣東（張茵、楊惠妍）。以上簡要梳理引發了一個有趣的命題：以中國首富為例，人—財富—其生活、創業的區域，彼此之間有沒有關聯？若有，這種關聯又有什麽規律？
我們不妨以籍貫地與創業地均是浙江的宗慶後與馬雲作為研究樣本。馬雲，阿裏巴巴集團創始人、董事局主席，正宗的杭州人，9月10日，他在阿裏巴巴美國上市路演中慶賀自己的50歲生日。沒有什麽疑問，阿裏巴巴是電商，是做生意的平台，其最大的價值與競爭力是營銷。
再來看看宗慶後，娃哈哈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正宗的杭州人，曾經在舟山海島曬過鹽，在紹興茶場燒過窯，1987年創辦娃哈哈時他已47歲。27年後，娃哈哈成長為中國最大、全球第五食品飲料巨頭。娃哈哈最大的價值與競爭力是什麽？不是產品開發、不是企業管理，而是和阿裏巴巴驚人的一致——營銷。
1987年宗慶後創辦娃哈哈時已47歲。
2002年，應宗慶後之約，我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撰寫了娃哈哈15周年的慶典書稿，書名清清楚楚地道破天機：《非常營銷——娃哈哈：中國最成功的實戰教案》。
2004年，韓國最大的電視機構——韓國廣播公司電視台（KBS-TV）慕名趕到杭州采訪宗慶後，老宗不善言辭、不喜交際，便托我代勞。KBS記者問我：宗慶後成功的關鍵是什麽？我想都沒想就告訴他是“營銷”天賦。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此等天賦的稀缺，我又補充了一句：大概每1000萬人才能出一個宗慶後。這位韓國記者遲疑了一會半信半疑地再問：“您的意思是整個大韓民國（總人口約5000萬）隻能出5個宗慶後？”我極為自信地答曰：“如果你們國家能出5個宗慶後，那是你們的福氣！”
馬雲與宗慶後兩位“中國首富”共同的核心競爭力“營銷”——或者更通俗地將之稱作“會賣東西”——與浙江有關聯嗎？當然有。2008年，我在撰寫《中國模範生：浙江改革開放30年全記錄》書稿時，記錄了這樣一則關於浙江人的有趣曆史片段。1861年，一位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國地質學博士得到上海英國商會的讚助，開始了一次與地質關係不大的中國人文考察。當漫無目標地遊走了大半個國家之後，他突然對東西南北的中國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最終向為此行提供讚助的英國商會交出了自己的心得《中國——親身旅遊和據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在這份調查報告中，利希霍芬詳細描述了中國19個省份人士的性格特點。第一部分人群就是“浙江人”：“浙江省人，由雜種多樣的人組成，隻是近幾百年才服從朝廷的統治。一般的浙江人性格柔和，給接觸者以好感……浙江居民很能幹，善於背東西，女人和男人一樣幹活、撐船、做生意。在中國，浙江的勢力更表現在買賣人上，完全可以和猶太人媲美”。
由於年代久遠，我們已無法查證利希霍芬形容浙江人“善於背東西”的準確含義究竟是什麽。但他所指肯定不是單純的體力活，而是類似於轉運販賣等商業行為。100多年後，“善於背東西”的浙江人借改革之力，真真切切地成就了一個活潑潑的市場大省。“辦市場，看浙江”，成了破譯浙江成功之道的基本密碼。
1983年前後，溫州崛起永嘉縣橋頭紐扣市場、樂清縣柳市低壓電器市場等極負盛名的“十大專業市場”，堪稱浙江市場乃至中國市場最早的東方啟動點。當年，在號稱中國“最盛產老板”的溫州，第一批致富帶頭人不是開工廠的實業家，而是頭腦靈光、“最懂營銷”的飛馬牌購銷員。1991年，國家工商局第一次統計開列中國專業市場龍虎榜。在“十大專業市場”中，浙江囊括2席；100多家超億元市場，浙江狂卷約三分之一，鶴立全國。其中，義烏中國小商品城躋身“十大專業市場”之首，並將這一桂冠連續衛冕至今達22年。聯合國、世界銀行、摩根斯坦利等曾在共同發布的《震驚全球的中國數字》報告中確認，“中國義烏市場為全球最大的商品批發市場”。
早年的義烏小商品市場。
以價格低廉為利器，“浙江製造”無疑是“中國製造”的重要生力軍，不少觀察者據此認為，浙江商人群體最大的本事是“會製造”。其實，如上所描述，作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第一民營商幫，浙商最強大的殺手鐧是“會賣東西”，我甚至給出個人判斷：浙江經濟是“賣”出來的。
營銷能力的絕對重要性有其曆史必然性。1960~1980年代亞洲四小龍騰飛，源於歐美發達國家的現代製造業由此出現了被不斷複製放大的全球化趨勢。1980年代後，中國民營經濟伴隨改革開放噴薄而出，中國之大，加之模仿山寨能力超級強大，製造業尤其是日用消費品產能呈現幾何級數膨脹，導致中國市場乃至推動全球市場迅速進入產品過剩時代。恰是“過剩”的時代新特征，決定了浙商適者生存，以“營銷為王”的姿態殺入激烈競爭並勝出。
全民言商、營銷為王，帶給浙江的並非都是好消息。在這片躁動不安、活力勃發的大地上，你不難嗅到無處不在的極端功利化商業機會主義的氣息：跑碼頭、走江湖，精於灰色變通的“潛規則”；對短線套利賺快錢始終興致盎然，而對持久堅韌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卻缺乏足夠的耐心。尤其是當遭遇外部環境異變擠壓，群體性的投機主義便更是肆意滋長。
這正如一個硬幣必有其兩麵，“會賣東西”的浙商最善於搶“黃燈”、抓機遇，所謂改革領跑的先發優勢由此而來。但在麵向未來的漫漫征途中，短視功利的狡黠與油滑，恰恰最可能成為自己的致命傷。因此，當宗慶後奮力追趕世界第一飲料巨頭可口可樂之時，最難逾越的障礙不是營銷而是積澱深厚的文化。
這樣的挑戰，馬雲亦不可避免。9月6日，在一次更新版的阿裏巴巴美國IPO招股說明書中，發出了馬雲致投資者的公開信。馬雲說，“我們不是一家拓展技術邊界的科技公司，而是一家通過持續推動技術進步，不斷拓展商業邊界的企業”。馬雲清晰地告訴我們，阿裏巴巴最迷人的魅力，的確在於“不斷拓展商業邊界”的無限想象。於是，我們也同樣有理由給出清晰的關切：阿裏巴巴將如何超越浙商群體“營銷為王”的阿喀琉斯之踵？
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協會議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感慨而言：阿裏巴巴最初曾經在上海創業，但上海為什麽留不住馬雲？這番感慨同樣引發了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共鳴，他甚至隨後專程赴杭州阿裏巴巴總部一探究竟。“上海為什麽留不住馬雲？”的另一麵，便是馬雲為什麽出在浙江？
2008年2月，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考察阿裏巴巴。
就在阿裏巴巴美國IPO路演現場，“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的中文廣告語赫然在目。這應該是馬雲最著名的語錄，也是阿裏巴巴的理念與信條。那麽，這個世界上誰的生意難做？阿裏巴巴將要服務於誰？答案很明確：中小微企業。
我們接著追問：中小微企業與浙江又有什麽關聯？請屏住呼吸，記住以下這一串讓人歎為觀止的數據：浙江目前大約有民營企業119萬家，民營工商戶280多萬戶，浙江工商部門將之合稱“市場主體”，換言之即中小微企業。工商戶每戶一位投資人，民營企業則每家有一位或多位投資人，兩者相加，以最低標準計，浙江本土至少有500萬以上的市場主體投資人或俗稱“老板”。這還不算，浙江目前大約有640萬人遊走於浙江以外中國境內的天南海北，其中絕大部分經商辦廠，他們與家鄉血脈相連，唇齒相依。省內加省外（不包含海外），被納入中小微企業主範疇的浙江人大數為1200萬。浙江戶籍人口目前約4800萬，即每4位浙江人有一位“老板”。這一比例與密度，中國第一，世界第一。於是，也就有了浙江民營企業是“老百姓經濟”，以及滴水成河、聚沙成塔、螞蟻雄兵等等形象比喻。
蔚為大觀的浙江中小微企業積澱成為最豐腴的土壤，在這片豐腴的土地上，生長了全世界最大的義烏小商品市場，也生長了互聯網版的義烏小商品市場——阿裏巴巴。雖然，義烏小商品市場充滿泥土芬芳的基因在阿裏巴巴肌體裏早已發生顛覆性的革命與嬗變。義烏小商品市場與阿裏巴巴，帶來的是產供銷交易成本的最小化，這正是浙江中小微企業起飛最強勁的一雙翅膀。
從杭州到北京到上海，再回到杭州，我更願意將馬雲的創業追夢之旅解讀為遊子還鄉——回到中小微企業的故鄉。故鄉需要馬雲，馬雲亦隻有植根故鄉才能抽枝發芽，進而從故鄉出發，走向中國，擁抱世界，花香四野。這是一對有趣的雙向邏輯關係：今天的浙江無疑必須感謝馬雲，他讓浙江人在傳統產業的泥淖中得以仰望新智慧經濟的燦爛星空，重燃再度出發的夢想。其實，馬雲同樣應該感謝浙江以及浙江身後如日東升的祖國。沒有浙江、沒有祖國，阿裏巴巴這個世界級的偉大公司也許將無所歸依，難言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