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謎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為剛成立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轉正）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軍銜是中將。時年二十六歲。

周恩來到底何德何能，出國所謂留學數年，歸來便獲如此重任？似乎從未見人對此提出疑問，因我們已習慣了他是一個偉大人物，將此視為理所當然。可是翻查一下曆史紀錄，就不免令人疑雲頓生：國民黨方麵，他毫無功績，共產黨方麵雖然有些功績，但也少得可憐。且看周恩來那段時期的曆史：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南開中學建立了一個十來人的學生組織“覺悟社”，辦過一份叫《向導》的雜誌，發表過一二篇思想簡單幼稚的文章和幾首貌似詩的詩，參加過南開學生話劇團（當時稱文明戲），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運動中，組織過南開學生上街被捕，關押半年後釋放去法國勤工儉學。在法期間任少年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書記，二一年中共成立後轉為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僅此而已。竟得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官職，地位僅次於蔣介石！有人將周飛速擢升解釋為鄧穎超的功勞，說鄧穎超在周回國之前在中共黨內地位比周恩來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為尚未回國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鄧穎超的記錄，她的功績連周恩來都不如，鄧穎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無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飛快，還捎帶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簡直天方夜譚似的，她哪來這麽大的能耐？

關健在周恩來歸國途中，懷裏揣著一封推薦信。寫信人是第三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季米特諾夫。收信人是當時蘇聯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並授中將軍銜給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青年人。

由此可見周恩來和季米特諾夫的關係。他在法國雖然有留學之名無留學之實，可是卻獲得政治晉升的最佳捷徑。季米特諾夫當時還是世界共產黨情報局主席，周恩來恰恰是中共特務組織創辦人，他在法國及德國留的什麽學，受的什麽訓，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他在黃埔軍校成立前夕回國，絕非偶然。事實上，鮑羅廷早就知道第三國際要派一批受過訓的中國同誌回來，周帶的推薦信，隻是讓他驗明正身。

明白了這層關係，也就明白了鄧穎超飛速擢升的原因。周恩來旅歐期間，若與國內新成立的共產黨毫無聯係，對他今後的發展及在黨內的地位顯然不利，鄧穎超就擔任起這一聯絡人角色，周則通過共產國際關係使鄧穎超飛快上升，上升後的鄧穎超又能給周進行更有效的活動。

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是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代表的代表。中共當時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製，他們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占據要津，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莫斯科和第三國際都負有培訓各國共黨幹部的任務，這兩家其實是一家，第三國際是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經費也由蘇聯提供。既是一家為何分作兩處呢？這是斯大林基於外交上的考慮，如在本國境內訓練外國人如何武裝反叛他們的政府，會招惹外交麻煩。因此就把軍事及特務培訓，由第三國際在蘇聯境外實行，莫斯科則負責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培訓。

如此，中共早期高級幹部，基本上由三類成員組成：一類來自莫斯科讀書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類代表第三國際勢力，也就是以周恩來為首的留歐生；第三類是毛澤東式的土生土長派。第一類人政治聲望最高，以欽差大臣身份，帶著尚方寶劍回國，具有絕對權威。但這類人致命弱點是光杆司令，在黨內沒有從上到下的組織係統，黨內出現分歧和殘暴鬥爭時，這類人總是逃脫不了被犧牲的命運。後兩類人雖然在聲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們有自己的組織係統，是真正的實力派。

從人際關係上來看，周恩來表麵上與莫斯科關係較疏遠，他僅曾“路過”蘇聯，但實際上，他比直接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更接近蘇共最高領導層，他是當時黨內真正的“通天”人物。蘇共讓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隻是為了減少外界注意，從而更方便地使用這把“工具”。

試想一下，若鮑羅廷直接把來自莫斯科的中共幹部安插在黃埔軍校，就免不了留下明目張膽操控孫中山國民政府軍隊的印象，起用周恩來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口舌的作用。如此，周恩來雖無莫斯科欽差之名，卻盡得欽差之利。

現在我們可以歸納總結一下周恩來旅歐期間的成就：他除了成為季米特諾夫親信之外，還利用旅歐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體係，這一幫派體係對他一生的重要性，我們隻須看看名單就知道：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維漢、聶榮臻、蔡和森（歸國後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一度任中央書記）、鄆代英（歸國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陳獨秀之子、廣州區委書記）、向警予（蔡和森之妻，歸國後任政治局委員）、蔡暢（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員）（上述名單憑記憶所及，難免有疏漏之處）。

第三、當時旅歐中國青年因政治見解不同，常為中國前途問題爭執不休，甚至揮拳動手打起來，周恩來常扮演一個調停者、和事佬的角色，這就大大鍛煉了他周旋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外交才能。

不倒翁之謎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在上海對中共大開殺戒，中共開始公開籌建自己的武裝力量。周恩來的背景和作用在中共黨內就變得異常重要起來。他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和朱德、賀龍、葉劍英等策動了南昌起義。不久，毛澤東也發動了秋收起義。毛澤東的草根性和自發性使他選擇了到偏避山區占山為王；周恩來遵循第三國際指令去攻打廣州，僅至半途，人馬已損七八成，餘部隻好由朱德率領去井岡山借毛澤東地盤躲避。周恩來仍去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策劃城市暴動搞暗殺等。按蘇聯的見解，社會主義革命要取得成功，隻有發動城市起義。周恩來雖然屢戰屢敗，手下人馬十損其九，卻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第三國際的指示，斯大林對毛澤東盤據山區的做法非常不滿，指責其是“富農路線”，周恩來奉命從上海趕去江西瑞金，親自坐鎮指揮，派陳毅去奪了毛澤東兵權，撤消其職務並逐出政治局。

盲從斯大林的結果，連江西根據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轉移，進行長征。

由於連打敗仗，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開小差。十萬人的隊伍跑到遵義，隻剩下二萬人。這支隊伍麵臨徹底瓦解。中共每次出現重大失誤都有人被拋出當替罪羊。第一次是陳獨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傾路線的具體執行者都是周恩來，但他在黨內的地位絲毫未動搖。至於這第四次所謂王明、博古路線，周在軍事上的責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澤東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發難時，矛頭直指博古，未傷及周恩來半句。兩天兩夜會議爭鬥的結果，博古被迫交權。博古失敗是因為周恩來轉而支持毛澤東。博古徹底垮台了，連同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是蘇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敗得最慘的一次。此後，蘇共在政治軍事及組織人事上，都無法再完全操縱控製中共，軍事上的連連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

同樣犯了嚴重錯誤的周恩來卻垮不了。新成立的領導核心三人小組中，周恩來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順序是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王稼祥也來自莫斯科讀書班，手中無一兵一卒，這三人領導小組實際上是兩人領導小組。

周恩來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參加遵義會議成員的名單就知道，周恩來的勢力幾乎占了八九成。毛澤東如同時挑戰周恩來肯定贏不了，說不定自身還要遭遇厄運。再說，即使他能贏，所贏的結果隻能是這支潰不成軍的部隊一分為二，變成周恩來的軍隊與毛澤東的軍隊，那同樣意味著大家一起被蔣介石消滅。

其次，這支軍隊仍還需要蘇聯物資上的援助，要使這份外援不中斷，領導層裏必須要有莫斯科信得過的人。

當時的士兵，對博古、周恩來之類老是領導他們打敗仗的留洋派將領毫無信心，繼續由他們做首領，士兵非逃光不可。隊伍需要一個能鼓舞士氣的首領。毛澤東曾在井岡山打過幾次勝仗，這支隊伍多數士兵又是在朱德、毛澤東任首領時招募來的，因此推舉毛澤東任首領，可以重新凝聚這支敗軍。

俗話說，一山難容兩虎，可是當時的特定情勢，卻恰恰形成了一山必須容兩虎的局麵。

毛澤東果然不負眾望，取得了長征的勝利，但勝利的奧秘並非像中共所宣揚吹噓的那樣完全是由於毛的英明指揮。毛澤東確實也打了一二次小勝仗，但最終能擺脫蔣介石的圍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陰謀。長征起先的意圖是兵分兩路，突圍到新疆或內蒙古中蘇交界處，在那兒背靠蘇聯重建根據地。蔣介石當然不會讓中共的圖謀得逞。毛接手指揮權後，以黨中央名義電令紅四方麵軍，繼續按原定計劃北上，還裝模作樣約定了會合地點，讓紅四方麵軍的行蹤完全暴露，吸引了蔣介石調軍圍追，他和周恩來卻悄悄溜向陝北延安，說得好聽一些是金蟬脫殼，問題在於這殼太大，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軍當時在人數上比毛周的紅一軍要多得多，充作誘餌的紅四軍幾乎全軍覆沒，這應是“金蟬脫身”，隻是毛周在斬斷此“身”時，並不會疼痛。毛、周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過來倒打一耙，說張國燾擅自率軍逃跑，另立中央，給張國燾安上個陰謀家的名號。張國燾一介教授，在心狠手辣、陰謀詭計方麵哪搞得過這些市井無賴，最後一憤之下，投到蔣介石門下，在那裏也沒舒心日子過，一步錯，步步錯。

毛澤東到延安腳跟甫穩，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來自莫斯科的人，但對兩虎共存的局麵來說，又必須要有一個能起緩衝作用的中間人物，這個人物既不能與莫斯科關係太深（毛澤東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勢力和組織係統（周恩來不放心），但黨內卻要有相當資曆。

毛澤東挑選了劉少奇。

劉原先一直從事地下工作，但地下黨組織已基本上被蔣介石搗毀，他與毛共過事，到過莫斯科開會，在黨內無自己的勢力，卻有相當資曆。這是一個可以充當中間人的角色。毛把劉少奇扶植上來之後，經過數年經營，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來的勢力，這就是所謂的延安整風運動。對於這場半個世紀前的整風運動，中共直到至今諱莫如深，有關檔案拒不公開，至今隻傳聞周恩來在整風時作過檢查，但看來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因他的地位依然穩固如舊。但延安整風造成最大的惡果是毛澤東接過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是最革命最先進的口號，把馬克思基於經濟需求分析所得出的結論篡改為工農階級的意識本身就最革命，從而要求知識分子向工農群眾學習，這種篡改的實用目的就是為了從輿論上心理上打壓黨內周恩來的留洋派。在實力上不能打倒對方時，力求先在輿論上獲勝，這是毛澤東的慣用伎倆。中共建國後，毛澤東為了鞏固自身權位不斷批判知識分子，給全民族帶來空前的文化浩劫，最後引發文化大革命，正是這種權力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結果。

劉少奇最恨誰？

直到如今，海內外輿論仍把中國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鬥爭，或者是毛澤東路線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劉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權力鬥爭的勝利，為什麽遲遲不結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續到他去世，由別人來結束？如果持續的目的是為了清除劉少奇的殘餘勢力，為什麽被打倒的各級幹部，在林彪垮台後絕大多數都獲得“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劉之間的鬥爭，顯然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有，頭號走資派劉少奇被交給紅衛兵狠鬥亂打，最後慘死獄中；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卻被保護起來，下放在江西農場養老；三號走資派陶鑄下場和劉少奇一樣；四號走資派譚震林大鬧懷仁堂，當麵拍桌罵江青，卻安然無事。

這些現象又該如何解釋？

根據前文所述，免受紅衛兵瘋狂衝擊的都是周恩來的嫡係。俗話說，打狗看主人。毛澤東如對周的嫡係也同樣毫不留情，那等於是在同周及其派係公開決戰，但毛可把劉少奇輕易置於死地，卻無把握能擊垮周的勢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諱，隻能借打劉餘風，順勢掃一下周的陣營，不敢直接對陣開戰。

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願公開承認毛周之間在文革中的爭鬥，甚至很荒謬地堅持說周是毛的親密戰友。他們如此宣揚時，顯然忘了這是有損於周的“光輝形象”的。毛發動罪惡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終是他的親密戰友，豈不同樣罪責難逃！可是他們也無法為了周的“光輝形象”去宣揚他和毛之間的衝突，因為在文革中，周恩來確實做了許多支持維護毛澤東的事，這就是中共的尷尬：既不能過多否定毛，過多否定毛澤東，周恩來就有連帶責任問題；也無法過多肯定毛，過多肯定毛，鄧小平的統治就有了問題。

一些維護周的人士，試圖把周與毛的衝突，看成是正確路線對錯誤路線的抵製，可又拿不出任何證據，證明周曾為了社會發展的道路問題，同毛作過真正的對抗和鬥爭。他隻在一個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維護他那幫派體係的地位和權勢，這是他至高無上的原則，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迎合毛澤東，也可以抵抗毛澤東，為了這一原則他可以犧牲任何社會正義與理想，至於這幫派體係之外的人，因他這一原則遭受犧牲更是不在話下。在劉少奇問題上，最清楚不過地暴露了他這個有著“光輝形象”的“偉人”，實際上是權欲私心極重、保護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劉少奇在中共黨內並無自己的幫派勢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團也僅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隻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兼北京市長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長文革前調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其餘大多屬文教宣傳係統，劉少奇憑這幾個毫無實力的人馬就反毛澤東，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隻是毛的猜疑從而蒙受沉冤？劉少奇雖然沒有明目張膽地反毛，但是架空毛的舉動確實已有數年，毛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發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劉、彭已不把毛放在眼裏。大躍進失敗之後，毛被迫在黨內七千人大會上作檢討，劉少奇雖然未點名，卻極為直截了當地在大會上說領袖不是神，也有犯錯誤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盲目跟隨，喊萬歲是封建主義等等。毛被迫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問題。

與光杆司令相差無幾的劉少奇哪來的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澤東收斂氣勢，處於半退隱狀態？結論很簡單，劉脫離了毛的陣營，和周恩來結成了聯盟（六零年後，鄧小平把中央書記處工作全部交給副手彭真處理，自己一心玩橋牌，出席政治局會議時一言不發，坐得離毛遠遠的，這表明周派早就預謀讓劉派充當與毛直接衝突的馬前卒）。他們倆結成聯盟，中央高層權力就基本上被控製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就隻剩下唯一的死黨林彪了，而林彪自建國以後，幾乎從不過問政治，政治局會議極少參加。一個原因是他脊髓神經受過槍傷，身體十分虛弱，怕風怕光怕冷怕熱，另一方麵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成了孤家寡人。

至於軍隊中的勢力，劉少奇雖沒有半點，但周恩來卻至少和毛澤東旗鼓相當，而在八大元帥之中，周恩來的勢力遠大於毛澤東。（毛在廬山會議為顯示自己頭上不可動土，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懷，羅榮恒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帥隻剩八人），按照周、劉盤算，他們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戰術定可穩操勝券，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後，劉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達到和毛並駕齊驅地步。可惜他們設計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錯著：他們為了麻痹毛，為了遮蓋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時，卻在輿論方麵開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毛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擊，以提拔羅瑞卿去當總參謀長的方式，趕走了老跟在自己身邊的公安部長。羅瑞卿以為毛可被甜言蜜語蒙住，還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一文，他們以為毛逐步被架空，而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繼承者，如此毛將無反擊之力了。

他們低估了毛澤東。

毛澤東精心部署的反擊方式是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對手為了麻痹自己和民眾所搞的個人崇拜，借力打力，幹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過廣播電台發動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電台廣播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煽動千百萬無知的民眾和狂熱的青年造反，讓全國迅速處於癱瘓狀態。毛此時在民間已如同神，民眾隻要知道有誰竟敢不敬、褻瀆這位神，非蜂擁而上，咬死他撕爛他不可。

為了以防萬一，毛在號召全國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軍調入北京。對於林彪來說，不參與這場權力鬥爭，不調軍救駕，劉周得勢照樣會清除他。因此林彪從六三年起也參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讓接班人的形象專利隻屬劉周一派。

毛調兵入京與其說真的決心同周恩來作軍事決戰，還不如說是擺開一個決戰的架勢。毛深諳周恩來的性格。果然，周恩來在出乎意料的反擊和對手打算蠻幹的架勢麵前，驚慌失措一陣之後，可恥地退縮了，他選擇了拋棄劉少奇，以求自保，使毛亂中求勝的險棋得逞。

中共為周辯護的觀點稱，周當時這麽做是為了顧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負重，如果他不顧全大局，全國將更亂得不可收拾。中國那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到處槍炮轟嗚打內戰，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還有什麽大局可顧？

民間尚有不少平頭百姓，為了扞衛劉少奇不惜浴血奮戰，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權的周恩來，何者更有社會正義、更關心民族的命運？周恩來背叛了劉少奇，也背叛了眾多敢於以生命作抗爭的民眾。

所謂的顧全大局，戳穿了隻是為了保全他那官僚小集團利益。周恩來的懦弱，毫無政治理想，在危急關頭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澤東輕易獲得了搞垮劉少奇的勝利，但他並不善罷幹休，毛認為隻有搞垮周恩來，絕對權威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就在劉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時，毛部署了對周的攻擊，第一次是利用紅衛兵聯動組織，在北京街頭貼大字報，拋出周恩來二七年“四？一二”期間被捕，隨後在報上刊登《伍豪（周當時代號）脫黨啟事》得以獲釋的材料，依共黨紀律，凡被捕後發表脫黨聲明求得獲釋，便是叛徒。

對這一經曆，周恩來自己是這樣解釋的，他被捕時，國民黨士兵並沒有認出他，以為他是一般黨員，他的黃埔學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聞訊到中獄中釋放了他。至於脫黨啟事，他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獄後，白洋為了對上有所交待以他名義登的。這一有鼻有眼的叛徒材料，換作他人早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但結果卻是“聯動”成員，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數逮捕。第二次是通過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王力、關鋒、戚本禹提出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結果遭到周恩來的軍中勢力激烈抵抗，大有決戰之勢（即著名的武漢兵變和大鬧懷仁堂事件），毛澤東見勢不妙，拋出王、關、戚作犧牲品，由於軍中分裂的跡象日趨嚴重，毛最後隻好拿林彪作替罪羊，以換取衝突平息。

第三次是批孔批《水滸》同樣是以毛的退讓失敗而告終。

周是如何粉碎毛的進攻的，這方麵材料中共絲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輿論就把毛的被迫退讓看作是江青瞞著毛在搞周恩來，把罪名全瀉到江青頭上，其實江在受審時己一語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第三次反周，毛已動用江青親自出馬，毛此時手中的大牌也已出盡了，而周恩來隻是炮製了《紅都女皇》事件作為反擊，江青落得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機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掃地、氣焰難再。

毛的取勝僅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個月，但他仍無力也無足夠的時間全掃周的勢力，隻是打倒了鄧小平，而這場勝利又是那麽短暫，周的勢力沒垮，最終取勝的仍是他。

然而，周恩來無論作為做人還是作為政治家來說，他真的勝利了嗎？

不少人為周辯解道，當時周若同毛公開對抗，不但保不了別人，連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從目前公開的事實來看，根本不應得出如此結論，暫且試舉二例：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遙控，江青在京，背地裏唆使紅衛兵衝進中南海，包圍國務院，將周恩來圍困二十四小時之久。周勸說紅衛兵撤退無效，軍方大怒，某軍頭調軍入京，向包圍國務院的紅衛兵開槍掃射，用周的原話來說“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親口向來訪的斯諾透露的）。毛聞訊後，不敢有所動作，反稱紅衛兵受反革命挑動，把圍周事件的頭頭全部逮捕入獄。

其二即武漢兵變，更是著名，毛要軍隊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漢軍區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王力到武漢發動“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幹脆把王力抓起來。他們聽說毛本人也到了武漢督陣，就發動幾十萬市民包圍武漢機場，要把毛攔截下來，毛見勢不妙，趕緊脫身。要周出麵去平息事態。周把陳帶到北京，當時雖解除了職務，可卻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見，連陳再道這樣一個軍區司令公然對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論周恩來！

從毛在文革中數次扳不動他，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他若多分勇氣，多為全民族利益著想一下，而不是為虎作倀，中國百姓何至於遭受十年之久的文革苦難！

假如周同劉少奇一樣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結束，可偏偏這個怯懦的人又擁有那麽大的權勢，兩軍相持不下，民眾陪綁陪斬十年。

周恩來一生如有後悔，定會後悔拋棄劉少奇，作可恥退讓吧！劉少奇慘死獄中之際，口裏叫罵、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吧！

周恩來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突然借故批判陳伯達，並株連林彪，向與會者傳遞了毛對林彪不滿的信息。會議結束後，周恩來並沒有馬上返京處理事務，而是留了九十九名黨政軍高級幹部下來，名曰周恩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報告。會上周不談當前形勢，卻回顧曆史，披露了當年派陳毅去奪取毛澤東軍權的事實。這段曆史與會者毫無所知，他們一直以為周是毛的親密戰友，現在聽到周抖出這段往事來，極為震驚。當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說毛澤東思想用詞雖然通俗易懂，但學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後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過的嚴重錯誤，最後總結自己犯錯誤的根源，是由於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官癮重，怕違背莫斯科指示丟官，就盲目執行，周恩來稱這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教訓。

周恩來在這次講話中明的方麵至少披露了二條信息：他在黨內地位曾高於毛澤東；他和毛澤東之間有過嚴重過節。當時更令聽眾吃驚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癮”之類的詞，此類詞在中共建國後通常隻被使用在舊社會的官僚頭上，也就是隻被使用在敵人頭上，共產黨稱自己的官為幹部。這種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時《光明日報》發表一篇文章標題是《不可按長官意誌支配經濟》，引起舉國轟動，轟動的不是文章的內容，而是標題中的“官”字，百姓說這下不得了，共產黨幹部也被稱為官了。因此此篇談尊重濟規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國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後，老百姓用官來形容共產黨，表達心中不滿，已成流行詞匯。如今大陸人使用“官”這一詞時已不覺有什麽特別了。

可以想見，周恩來七零年在講用會上使用這一詞作自我批判，聽眾會吃驚到何等程度。表麵上看來是周恩來嚴於自責，但在座的聽者都是中央委員，都是官場上混出來的，頭腦豈有如此簡單？且周恩來挑選留下的聽眾都是實權人物，充充門麵的工農兵委員，他是不會邀請的。

好幾年之後，一位在場的聽眾、某軍區頭頭回憶此事時說，“我當時非常震驚。一是第一次知道這段曆史的震驚，二是感到有點不對勁，好象毛主席和周恩來也不那麽友好。但當時不敢多想，這種事想多了，萬一不慎說出囗來，會給自己惹大麻煩。後來到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明顯想把火引到周總理身上去，我對廬山會上的報告就恍然大悟，看來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這才是周恩來所謂嚴厲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會上再三反複強調毛的話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實際上是暗示聽眾對這次廬山會議要往深處多想想。周明白毛為了鞏固江青和張春橋的地位以及平息在軍中不滿，不得不犧牲林彪，這樣他和毛之間就沒有緩衝地帶，接下來就將是他和毛之間的直接鬥爭了。

周恩來作完報告之後，送了一份抄件交廬山檔案館保存，並且隻是作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許這份報告流傳。

類似的高姿態，表現在周恩來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義會議上他同樣也是以自我批評的方式達到了目的。當博古、蘇聯顧問李德和毛澤東、彭德懷一直爭執不休，博古堅決不肯認錯讓步時，周恩來站起來發言了，說“軍事失利，作為軍事部長的我，得負主要責任，我請求黨中央解除我軍事部長的職務”。周恩來這一高姿態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讚揚，博古被迫讓步交權，博古交權就完蛋，周恩來依然穩坐中央核心。（另一種說法是林彪派兵包圍遵義會議，說不開出個結果，不許散會。所謂開出個結果就是恢複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周恩來見勢不妙，才轉舵）。

以謙謙君子形象遮蓋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來的拿手好戲。可是我們也不能說周毫無道德，當不會損害他的根本利益時，他能表現出真誠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關時，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嫻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著時，幾乎無人能辨別出來。

周恩來“人情味”表現同樣如此。試舉一例，西安事變中，周表達了中共的幾點主張，周講完之後並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協議書夥同張學良威逼蔣介石簽字，而是話鋒一轉，聊起了家常，話題自然轉到孩子身上，蔣介石說已和經國斷了音訊很久，很想他，周恩來裝作不知情的樣子，說這件事我們可以通過蘇聯關係，一定替蔣校長找到並送回令公子。

談判關鍵時刻聊起了家常，無意中談到了孩子，難道是偶然的巧合？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謀劃的結果，即使蔣介石也未必能當下識破他的用心，否則就不會接他的話題了。協議就是在這種表麵上充滿人情味，實際上暗含威脅的氣氛下簽定的。

這就是周恩來！他即使處在優勢地位，給你下藥時也一定裹著糖。

周恩來還有一個形象是鐵麵無私。中共最愛宣傳周恩來清正廉潔，從不徇私情，與以權謀財、貪汙腐敗的官僚比，周恩來確實是廉潔的，我們不會否認這一點，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現在錢財和幫助親友上，不等於他就沒私心。他的私心表現在權欲上，表現在隻重自己的官位、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褻瀆了總理的職責，禍害甚至比貪官汙吏更大，如果不貪財就是好官就值宣揚，那麽“四人幫”中的張春橋其清正廉潔程度絲毫不亞於周恩來，中共為何把他投入獄中？顯然中共在這方麵是雙重標準，首先取決於你是誰的人，其次才是品質問題。

周恩來有時還以鐵麵無私來掩蓋他的冷酷無情、沒有人性。如本文開頭提到的孫維世一案，周恩來的理由肯定是：“既然黨組織掌握了材料，認為她和蘇聯勾結，我作為一個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決定，不能因為她是我的繼女就袒護她。”實際上呢，他心裏很清楚，毛澤東、江青想通過孫維世打開缺囗，搞到他與蘇聯仍有勾結的材料。周為了顯示自己心中無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孫維世。

同類的表演，周做過無數次。長征剛開始時，紅軍把印刷機都拆下來帶走，可是偏偏要拋下早已無權無勢、又重病纏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於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來。他是以黨中央決定的名義通知他的。犧牲瞿秋白，對周恩來而言，就是少了一個能證明他領導革命多次失誤的重要證人（瞿秋白在國民黨牢獄中寫的《多餘的話》，未傷及周恩來和任何共產黨人半句，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拋下長征隊伍的還有周恩來的密友陳毅。陳毅得罪了秦邦憲和蘇聯顧問，周恩來同樣沒替老友說一句話。還有，為了不暴露長征行蹤，出發前，他們殺了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這就是聞名中外的萬人坑事件。周是當時主要領導人之一。在利害攸關時刻，毫無道義，拋棄犧牲朋友，是周的一貫表現。正因他骨子裏是個極自私而又懦弱貪權的人，才導致文革中拋棄劉少奇、賀龍等行為。當然，他也有過許許多多所謂“頂著壓力，保護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沒有一個會因此動搖他的權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與毛的較量中，又多了一個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