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在“六四”25周年來臨之際再度吸引輿論注意力，首次接受公開采訪，談論“六四”當年的是是非非，各種外界猜測，以及自己在“六四”中扮演的角色和對六四的看法。在這段長約37分鍾的視頻中，孔慶東以“過來人”的姿態對“六四”發表總體意見，肯定“六四”在曆史上的積極意義，但是多次強調反對“外部勢力”的插手。對於整段視頻進行逐句的文本分析和動機判斷，可以發現其中明顯的透露出一個信號，那就是從敘述方式到內容剪輯的強調和刻意，都帶有相當的官方語境。在此基礎上，如果說這是官方刻意為之，又為何選擇孔慶東這個爭議頗大的學者？而人選和內容表述背後的動機又是為何等等，都耐人尋味。
為什麽是孔慶東？
1964年出生的孔慶東，在中國輿論場中一直以一個左派學者的麵貌出現。實際上，在其政治立場展現之前，因為他對武俠小說較有研究，曾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節目主講金庸和魯迅，曾迅速積累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但是類似孔慶東這一類的學者，大陸不乏其人，為何要選擇他做這番甚至不誇張的說具有“破冰”意味的講話，細細品位，頗耐咀嚼。
首先，孔慶東是一個標簽鮮明的左派學者。以其為代表的一類學者，被認為是以恢複社會主義這一製度的尊嚴與道路作為底色，間以建國以來曆史與領袖的褒讚的思潮，在自我評價上，他們將自身看作愛國者和毛主義擁護者，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在中國“寧左勿右”的的傳統中，這一類學者更容易與官方達成合作與妥協，也更能從心底認同政府的行為。而具體與孔慶東本身，其對於朝鮮的推崇，對於“南方係”媒體的不屑，對南方係媒體的批評，無疑都是左派學者中最為敢言的“先鋒”。選擇他做出此番表率，自然能引起足夠的社會影響力。
其次，孔慶東雖然身為北京大學教授，雖有一定的學術能力，但並不凸顯，特別是他明顯不是體製內人士，正如前文所言，他們對於今天的中國政府頗多微詞。在公共政策上懷疑鄧小平及其後續者主張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政策，認為多項改革的弊端都來源於自由化，而身體力行的一大批現任官員則有“買辦”性質，出賣中國利益。他們認為，經濟上的自由化給人民生活帶來了諸多苦難。在曆史評價上，這些左派學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正義、社會平等、生活福利遠好於改革開放後，社會中的新問題來自無產階級專政的減弱。雖然一些右派人士將孔慶東等人形容為“五毛”，意即擔當政府喉舌並以此獲得利益的學者，但是更多的人還是認為孔慶東並非“體製內”的人，尤其在“薄熙來事件”之後其為薄鳴不平的表現，更加重的這種印象。
再者，正如各方資料顯示，孔慶東與“六四”交集甚深。不僅曾是北大學運籌委會的召集人之一，更曾與王丹、吾爾開希等人有過交集，這也是為和在這個視頻中孔慶東能對“六四”往事侃侃而談的原因。而且他對“六四”也是一直抱著認為是學生是“愛國”的態度，此前更因這番表態被微博禁言，符合民間對於六四的普遍心態。
左派學者、敢說且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能夠從官方角度出發思考問題又非體製內人士；作為當事人深度參與過六四更是在民眾觀感上“認同六四”，細細梳理大陸學者，符合此條件的人選實在屈指可數。種種元素的交集，決定了如果今天中共想要就“六四”問題對外吹出“不一樣的風”，孔慶東恰是合適人選之一。
為什麽視頻或許有官方背景？
孔慶東受訪視頻係一位多年參與多維博客的博主提供，多維新聞並不能證實視頻提供者的背景，亦對該視頻內容的真確性保持中立，但是如果對於該視頻進行足夠詳細的分析，可以發現其帶有明顯的官方痕跡，即使不是中國政府直接所為，也必帶有一定的官方背景。
在整段視頻中，無論是開頭還是結尾，無論是采訪者還是孔慶東本人，甚至是鏡頭背景，都沒有拍攝部門的任何信息，也沒有透露是什麽人拍攝。這種“無信息”的另一種解讀也可以是“刻意的回避身份信息”。而統觀各方如媒體、個人、中國政府文宣單位，其中陸媒等媒體，若無無上級單位授意，絕不會拍攝“六四”議題，這對他們來說是禁區。如果是外媒，那就不會刻意的隱藏其拍攝信息，因為這段視頻對於任何一家外媒來說，都是一個絕好的“獨家”機會。假如這種拍攝是個人行為的話，可能性也較少。對於孔慶東而言，他自己本身，作為北大的教授，很難說有如此擔當主動去做此事。這更遑論在視頻中，采訪者一口標準流利的、明顯受過專業培訓的“大陸播音腔”。
如果說上述的推測略顯主觀，那在視頻中各個細節如字幕和語言表述上，則更為“赤裸”的顯露出官方的痕跡。首先，在這段講話中，字幕經過了認真的處理，尤其在其中，對於一些“觀點性”的問題，都進行了“加粗”處理，據統計，全文共有十處。
如在2分30秒出，孔慶東表示，自己對於六四的總體意見是“中國的民主事業，要按照中國國情，中國人自己來建設。一旦外部勢力插手，它會有它帶來複雜的後果，這個後果是我們不可預料的。”隨後，包括“中國的民主事業要靠中國人自己來努力”，“決不能跟外國人發生關係”，等抨擊“外部勢力”在六四中角色的表述，都被刻意處理，加以強調。
孔慶東的整個表述上，表達出兩個核心的觀點，一是對於“六四是學生的愛國主義運動”的定性，二是決不能容忍外部勢力的幹預。而這種論斷，顯然也是可以並未超出中共在六四問題上的底線，因為在中共語境中，對於“六四”的定性從“四.二六”社論之後，就改為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風波”一詞的寬容度，足以容納“肯定學生的愛國行為”和“否定外部勢力”的內容。
尤其是孔慶東講話的最後一段，“特別從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後，中國人打破了美國夢，現在中國人要建設中國夢了，所以我覺的美國也好，還在海外活動更多這些民運人士也好，應該在新世紀、新的曆史平台下，去思考以後人類發展的道路問題。我們要成人，不論中國和美國，都還有很嚴重的人權問題、社會發展問題，怎麽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大家坐到一張桌子上，心平氣和的去探討，而不是去搞陰謀詭計”，配合著中國崛起的鏡頭，這種電視語言的表述，放到今天中國的電視台，都充滿這一種“主旋律”的意味，這是民運人士、西方媒體無論如何也不會做的事情。
這部明顯製作水平較高的視頻中最為重要的是，孔慶東所說的“有些海外人士，我們不管他的立場是善還是惡，他對中國的很多指責今天已經遠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所以他們不能得到中國民眾的劫持和響應。相對的，美國政府也就不給他們更多的支持，所以他們的處境會更加困難、更加可憐”，“暴力解決對誰有好處呢”等話語，恰恰是中共一直想說，而無法向外界完整表述的內容。因此，無論從刻意的鏡頭語言，還是孔慶東的表述，種種信息都在有意無意的告訴外界，這份視頻背後的推手。
背後的動機與大氣的處理
如果說這份視頻真的如分析那般，是中國官方有意的選擇孔慶東的對外發聲，那背後的動機又是什麽？毋庸置疑，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是“和解”的吹風，甚至是重新審視六四的開始。
因為孔慶東的表態，有很多無論是對於中共，還是民運人士來說，都是能夠接受，如“讓共產黨肯定我們的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是合法的”，“它應該分階段評價。
這個運動在開始的時候應該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愛國民主運動，廣大的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參加者都是愛國的、愛黨的、擁護社會主義的，要求社會主義改掉在改革過程中腐敗的弊端，要求擴大民主，我認為它的整個主流是好的。但是中間呢，由於敵對勢力的陰險，由於我們政府處理不當，包括情況、信息掌握的不準確，造成整個的誤判，再加上學生的幼稚，它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仍然不能改變這場運動的整體性質，隻能說是被境內外的敵對勢力加以利用”，“以我一個共產黨員的立場來看，死一個人也是遺憾的，不應該的”。這種對於生命的重視，對於六四總體上、完整的認識，恰恰是在過去25年中間，各方所談論的“和解”話題的根本。
哲人多會經曆“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的思辨之爭，作為一個執政黨的中共亦是如此。尤其“今日之中共”與“昨日之中共”最明顯的不同因素不是經濟總量的增加，不是軍事實力的攀升，而是作為領導者的要素發生了變化。當習近平展現出“超越左右”的自信姿態，當他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直麵各項改革目標時，相信他也有足夠的政治勇氣，正視“再看六四”所帶來的“風風雨雨”，這也是基於一種中共自我革新製度之上的“相信”。
另一方麵，我們更希望，在孔慶東談“六四”一事之後，中共能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繼續推動對於六四、對於中國民主的探討。同時官方也有足夠的寬容和大氣去麵對這種探討。對曆史的認識需要展現誠意，它必須是坦誠和磊落的。對中共來說，也隻有當這種誠意被社會普遍接受之後，才能真正獲得諒解與支持，才能真正維護執政黨的尊嚴和增強道路、理論、製度上的自信。這種自信所撐起的言論空間，將會使今天的人們重新弄清楚六四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其“遺產”為何物？對於中國未來的改革和民主，能提供何種有益的借鑒和警醒？或許，這才是25年後各方——中共、民運人士、普羅大眾重新看待“六四”所當持有的態度。（B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