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17周年期間，美國中文報刊《世界日報》旗下《世界周刊》刊登李劼撰寫的《六四慘案：鄧小平有過，趙紫陽有錯》一文。該文從鄧小平和趙紫陽的不同個性、不同曆史遭遇和對中國未來走向的不同領悟力為觀察點，從另一個角度探討了六四事件的前因後果特別是重劃了責任的歸屬。
趙紫陽最後一次公開露麵，在天安門看望絕食學生，發表告別演說
在“六四”血案十七周年祭奠之際，有必要對此曆史事件作一個文化的審視和曆史的觀照。雖然鄧小平對此血案有著不可推諉的罪責，但當時最有可能阻止這場血案發生的趙紫陽，也同樣犯有不可忽視的過錯。趙紫陽當時的位置在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他非但沒有調解鄧小平和學生可能發生的衝突，反而以官場上的圓滑不斷地從中脫身，把學生運動推給了鄧小平，同時也把鄧小平推給了學生運動，導致了血案的發生。此外，從鄧小平跟胡耀邦之間的那次曆史性的談話中可以得知，真正不願退休的不是鄧小平，而是趙紫陽。鄧小平原意是想通過他和胡耀邦、趙紫陽的帶頭退休，建立最高權力的退休製度，以防止毛澤東時代的獨裁和家天下的複辟。可是，趙紫陽及其智囊卻以“新權威主義”加以抵製，造成了上層最高權力的致命衝突，導致了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學生運動以“六四”慘案告終。
一、鄧小平斷然開槍，結果打掉了什麽？
以“貓論”著稱的鄧小平，安邦治國確實是隻好貓；可是一旦麵對群眾運動尤其是學生運動，就變成了一隻壞貓，惡貓。
長於治國，短於治人
就共產黨的領袖素質而言，鄧小平長於治國，短於治人。鄧小平具有曾國藩那樣的改革開放能力，卻沒有毛澤東那樣的文化高度和曆史視野。毛澤東擅長運動群眾，而鄧小平卻害怕群眾運動。早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時候，鄧小平就顯露出了厭惡群眾運動的秉性。盡管鄧小平曾經是一九七六年“四五”群眾運動的最大獲益者，但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對鄧小平的衝擊、對他家人造成的傷害，卻使他加深了對群眾運動的厭惡，並且還因此成了他的一個心理情結。
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之交，鄧小平重新複出。上台伊始，他就宣布取消大鳴大放大字報。這曾經是毛澤東用來運動群眾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國民眾籍以向政府表達意見的主要途徑。一九七六年春天，鄧小平從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群眾集會中，聽到過同情他和支持他的聲音。但鄧小平並不領情。
一九八〇年，鄧小平取締了西單民主牆，不允許民眾再以大字報的方式向黨提意見。一九八七年初，鄧小平以撤銷胡耀邦總書記職務和點名批評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方式，向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表明了勢不兩立的態度。
鄧小平一方麵吸取了毛澤東的獨裁教訓，努力建立集體領導；一方麵又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一黨專製，既不容他黨參政，也不容他人議政。鄧小平通過退休製度的確立，成功地將共產黨由毛澤東時代的革命黨轉變成了致力於改革開放和安邦治國的執政黨。同時，他又以默許子女經商，以身作則地開始了權力尋租、以權換錢的官僚資本主義。鄧小平雖然不再重蹈毛澤東式的家天下和世襲製，讓子女經商、而不是讓他們準備接班；但鄧小平又不肯放棄黨天下的政治體製，橫眉冷對民眾的言論權利、信仰權利、議政權利和參政權利。可見，以“六四”開槍結束學生運動，並不是鄧小平的心血來潮，而是他一貫的政治立場，也是他對群眾運動長期抱有的敵意。
鄧小平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彈壓，不僅忘記了五年前學生以“小平，您好！”的橫幅向他表示的支持和友好，而且也忘記了中國民眾在七十年代中後期不惜流血犧牲向他表示的擁戴。文化大革命時軍隊支左，連槍都不敢帶，隻帶毛澤東的語錄。蔣介石麵對洶湧澎湃的學生請願，寧可下跪也不肯開槍。鄧小平在麵對民眾時的高度，比不上毛澤東是可以理解的，但比不上蔣介石，卻實在是矮得可以了。須知，正是當年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的肆意屠殺，使中國共產黨擁有了巨大的道義資源。
鄧小平的斷然開槍，打掉了無數共產黨人流血犧牲換來的正義感和道德優越感。這使許多老共產黨人痛心疾首。當年的血，白流了；當年的牢房，也白坐了。線兒長，針兒密，不再用來繡紅旗，而是用來編織裹屍布了。
人民的軍隊，向人民開槍
鄧小平的斷然開槍，也打掉了人民軍隊的人民性，致使一些老將軍氣憤難平：人民的軍隊，竟然向人民開槍！
鄧小平的斷然開槍，不要說在毛澤東那裏通不過，就是在列寧那裏也行不通，尤其馬克思的在天之靈，更是因此哭笑不得。毛澤東曾經斬釘截鐵地說過，鎮壓群眾運動，絕沒有好下場。列寧會對鄧小平說，本來還以為你又要搞一次十月革命，沒想到你把中國的一九八九年變成了俄國的一九○五年！馬克思會把鄧小平定為千古罪人。因為鄧小平的開槍，導致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終結。整個一場共產主義，從巴黎公社開始，到“六四”慘案結束。一個直接的曆史效應便是，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紛紛倒地。馬克思的在天之靈，不過打了個盹，醒來發現，《法蘭西內戰》裏的梯也爾為成了鄧小平。小平同誌，真是玩笑開大了。當年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難道連《法蘭西內戰》都不曾讀一讀麽？
將近一百年前的慈禧太後，殺了幾個書生，弄得灰頭土臉，後來還差點被八國聯軍扯去聽政的垂簾。一九八九年的鄧小平殺了那麽多的無辜百姓，竟然好意思慰問軍隊。當年周武王打下朝歌，恭恭敬敬地拜訪殷商大賢箕子；還下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表示要與暴力革命一切兩斷。那還是兩軍交戰，兩國相爭。而今，鄧小平殺了手無寸鐵的百姓，竟然都不知道說聲對不起，硬生生地讓那些孩子們的媽媽，變成了“天安門母親”。
毛澤東搞繼續革命，確實是站在窮人的立場，站在陳勝吳廣的立場。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選擇的是富人的立場。鄧小平不喜窮人，也不喜知識分子。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沒讀過大學，卻始終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就算沒有那個退休事件，胡耀邦也早晚會和鄧小平分道揚鑣。
成為先富起來的富人，雖然基於不公平的競爭，但也頗有黑格爾說的意思，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隻是黑格爾沒有說過，凡是合理的，就可以是沒有底線的。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富起來，越過了底線。因為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不可以殺死沒有富起來的窮人。“六四”慘案的無辜死難者，絕大部分是可憐的窮苦人。就算是讀上了大學的學子，也是窮人家的孩子。且不論“六四”是否平反，至少得給死了孩子的窮苦百姓一個說法，一點補償。
二、趙紫陽本來可以阻止慘案發生，可是他卻抽身走開了
倘若以戊戌變法來比較的話，那麽趙紫陽的角色就像是重演了一次光緒皇帝。但趙紫陽並不真的是光緒。趙紫陽比光緒要聰明得多。光緒連自己的愛妃都保不住，可是趙紫陽卻能夠在一場驚濤駭浪裏，帶領著全家人平安度過，毫發無損。相比於鄧小平的一身血汙，趙紫陽幹淨得一塵不染。
將來的曆史家家，平心靜氣地麵對曆史時，他們會發現，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其實是有一個人可以阻止慘案發生的，那就是趙紫陽。也隻有趙紫陽，可以化解鄧小平和學生運動之間的過結。學生運動興起之後，最令人擔心的就是，讓學生直接麵對鄧小平。鄧小平對學生運動的那股怒氣和那種情結，趙紫陽不會不知道。而且，趙紫陽更為清楚的是，鄧小平是真心實意想要以身作則地建立退休製度的。然而，趙紫陽不僅聰明絕頂地把學生運動推給了鄧小平，而且有關鄧小平通過胡耀邦向他透露的退休計劃，他不僅極為世故地三緘其口，還借跟戈爾巴喬夫會麵的機會向學生暗示，他們的命運，乃是握在鄧小平手裏，跟他趙紫陽無關。
在曆史的關鍵時刻，作為一個普通人，趙紫陽完全有權利選擇自保，就像在戰場上，士兵有權利選擇投降。放棄責任，也是一種自由。但問題在於，得把真相說清楚。鄧小平確實不喜歡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但在建立退休製度上，鄧小平是真心誠意的。並不是鄧小平不肯退休，導致了上層最高權力的衝突，而是鄧小平的退休計劃被擱淺，造成了高層的動蕩和不安。
不善言辭的鄧小平，對於他所從事的改革，確實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想法。其切實可行之處在於，該冒險的時候就冒險，該穩重的時候就穩重。政治在這樣的曆史時期，真的成了一門藝術。就政治是一門藝術而言，胡耀邦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藝術家。他的天真，將政治改革弄巧成拙。趙紫陽似乎懂得這門藝術，可是卻把自己的政治才智交付給了自私的聰明。鄧小平的退休計劃，先是被胡耀邦打亂，後是遭到了趙紫陽的抵製。趙紫陽的智囊們，以新權威主義的造勢，把鄧小平逼向死角。
其實，鄧小平是預感到趙紫陽不肯退休的。這可能也是他之所以把退休設想透露給胡耀邦，而不是直接告訴趙紫陽的原因之一。鄧小平相信胡耀邦是肯退休的，但對於趙紫陽是否願意退休，鄧小平沒有把握。
在後來經網路廣為流傳的那次曆史性的談話中，鄧小平告訴胡耀邦說：“我全下，辭去軍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軍委職務，紫陽也半下，去當國家主席，總書記和總理都讓年輕人去做。”（引自《國史通鑒》第四卷187頁）鄧小平向胡耀邦如此交底，並非是故作姿態。早在一九八四年與金庸的一次會麵中，鄧小平就已經透露了自己不願當主席的退休想法。鄧小平雖然固執，但卻實在，不會像毛澤東那樣玩欲擒故縱之類的遊戲。
三、胡太天真，趙太聰明
問題是出在胡耀邦太天真。天真之於藝術家是必備的，但天真之於政治家，卻是一個致命傷。天真的胡耀邦，混沌未開，其心態依然停留於當年兒童團時的紅小鬼，絲毫沒有掂出鄧小平上述一番話的份量。胡耀邦把一個極為重大的政治步驟，當作了如同上班告假那樣的家常小事，隨隨便便地捅了出去。並且，還沒有把話說清楚，說準確。有關高層退休的話題，傳到後來，竟然變成了胡耀邦勸退鄧小平，而不是鄧小平告訴胡耀邦，他有個退休的設想。
鄧小平改革的一個重要特色在於，隻做不說。鄧小平把一個絕對不能言說更不可談論的秘密，告訴了胡耀邦。胡耀邦隻消老練一些，就應該明白此事一旦說出去，就有可能做不成。當然了，假如按照西方社會的政治遊戲規則，胡耀邦如此率真，並沒什麽過錯。假如參照蘇聯東歐後來發生的巨變，鄧小平的決定退休，又好像算不上是政治改革的大手筆。但鄧小平麵對的是中國的曆史，而胡耀邦所置身的是中國式的政治環境。無論是相對於幾千年的專製傳統，還是從以後的曆史進展來看，鄧小平跨出這一步，都是一種極限意義上的努力。
與胡耀邦誤在太天真不同，趙紫陽是錯在太聰明。聰明本身是無可指責的，況且趙紫陽在政治上的活力，也是因為他的聰明所造就的。作為改革開放的三位共事者，主持人鄧小平介於傳統文化和商業文明之間，胡耀邦是由於複活了“五四”精神而青春煥發，而趙紫陽的過人之處是能夠在文化心理上提前進入商業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趙紫陽的聰明使他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領先於鄧小平和胡耀邦。正是這樣的領先，使他對天真的胡耀邦有些不以為然，也產生了與鄧小平分庭抗禮的衝動。
從某種意義上說，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衝突，是兩種曆史合理性的碰撞。把中國曆史從專製傳統裏解放出來，進入商業文明社會，此乃大勢所趨。與鄧小平代表著曆史的可能性相比，趙紫陽代表了曆史的趨勢。趙紫陽很聰明地走到了鄧小平前麵，也走到了胡耀邦的前麵。雖然胡耀邦本著早期共產黨的“五四”激情，充滿青春活力，頗有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之明亮，但對於商業文明的思維和觀念，卻不無茫然。相比之下，趙紫陽領略到了胡耀邦不曾意識到的商業文明，在高爾夫球場充滿自信地一杆杆擊向未來。
平心而論，以趙紫陽的聰明，在一個商業文明世界裏，他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的悲劇在於，他所置身的卻是一個中國式的傳統文化空間。在這樣的空間裏，不僅天真會成為災難，聰明也會被聰明所誤。按照現代商業文明觀念，像胡耀邦這麽天真的人倒台，就好比不會做生意的人做砸了一筆生意，是沒什麽可同情的。胡耀邦下台的時候，趙紫陽的反應就是這麽現代的。趙紫陽的下意識裏可能還會認為，像胡耀邦這麽孩子氣十足的人，早該讓賢了。因此，趙紫陽非但沒有向胡耀邦施以援手，而且還十分平靜地、仿佛早就預料到了似地從胡耀邦手中接過了總書記的大權。
趙紫陽顯然不太知道，商業文明的聰明再現代，也及不上中國式的政治智慧。按照中國式的政治遊戲規則，趙紫陽和胡耀邦作為鄧小平的左右手，無論誰遇難，都是唇亡齒寒。趙紫陽和胡耀邦二者，不管彼此間有什麽成見，不管彼此間產生過什麽矛盾，必須以同進共退、作為各自保護也是互相保護的前提。當鄧小平準備廢黜胡耀邦的時候，隻有一個人可以阻止，那就是趙紫陽。但這樣的阻止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質樸，或者說愚鈍。因為任何一個聰明人都不會做這種傻事，尤其是一個商業社會的聰明人。
趙紫陽在很聰明地接過胡耀邦手中的權力時，同時也向鄧小平間接地表達了，他趙紫陽是不會按照鄧小平安排的計劃主動退休的。此刻的趙紫陽，正值雄心勃勃之際。觀念上的領先，使他產生了許多憧憬。尤其是他周圍的幕僚，以新權威主義作口號的造勢，正在使他蒸蒸日上。電視片《河殤》轟轟烈烈的播出，更是火上澆油。一代新主，呼之欲出。作一個不恰當的比方，一麵是胡耀邦仿佛林黛玉一般被冷落到一邊，隻能悲悲切切地燒燒詩稿；一麵卻是趙紫陽好比薛寶釵似的，正準備歡天喜地的進入洞房。趙紫陽一點都沒有覺察到，鄧小平想要避開的一隻蟄伏在鄧小平內心深處的猛虎，正在慢慢醒過來。
如果說，胡耀邦的天真不過是讓鄧小平恨鐵不成鋼，那麽趙紫陽的如日中天，卻讓鄧小平感覺像被蟄了一下似的非常不自在。就算沒有後來的“六四”學潮，趙紫陽早晚也會成為鄧小平自斷臂膊的下一個目標。就算鄧小平並不嫉妒趙紫陽的日漸坐大，也會為趙紫陽不想按照他鄧小平暗中定下的計劃退休而不無惱意。正如趙紫陽認為自己的觀念是最領先的，鄧小平認定自己的安排是最可行的。在最領先的和最可行的之間，誰勝誰負，按照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可能是難以判斷的，但在中國政治的遊戲規則裏，卻是一目了然的。
倘若說趙紫陽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可能會遭到不測，那也並不盡然。要不，就無法解釋趙紫陽在學潮麵前的一避再避。趙紫陽期待著水到渠成，但絕不主動出擊。趙紫陽的第一避，就是借訪問朝鮮的機會，揚長而去。假如僅從官場較量而言，趙紫陽此舉無疑是聰明的，把難題留給他人，然後自己回來從從容容地收拾殘局。但問題在於，趙紫陽麵對的不隻是一場官場上的權力鬥爭，而是一個嚴峻的曆史時刻。此時此刻，不要說訪問朝鮮這麽一個無足輕重的國家，即便是訪問美國那樣的超級大國，趙紫陽也不能扔下如火如荼地已經燃遍全中國的學潮不管。
趙紫陽雖然沒有借學潮向鄧小平發難，但他的甩手而去，卻間接地給了鄧小平一記悶拳。因為事情非常簡單，必須要有人負責。趙紫陽不負責，那麽隻好請鄧小平開口。鄧小平一開口，就從嘴裏跳出了那隻醒過來了的專製猛虎。你們要鬧事，好吧，我有三百萬軍隊。學潮於是被定性為動亂。
鄧小平的惱怒，明裏是針對勾起他文革回憶的學生運動，暗裏是給趙紫陽甩手而去的一個回應。隻是對學生運動的不滿是可以明說的，而對趙紫陽的不快卻是隻能暗示的。趙紫陽當然不會不知道鄧小平為何給學生運動作如此定性，他的回擊是一下太極推手，似乎漫不經心地向戈爾巴喬夫透露，鄧小平才是真正的當家人。趙紫陽由此再一次以商業文明的思維方式，作了一次中國官場上的運作：你不是開口了麽，那麽就請你負責了。自此，一直身處後台的鄧小平，被一下子推到了最前麵，並且作為學生運動最直接的對立麵，就像當年作為走資派麵對紅衛兵一樣。
本來是應該由趙紫陽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威信去平息學潮。這樣既保護了素來不喜學生運動的鄧小平，又消除了學生運動在激情之下的鋒芒所向。因為要想保護學生，首先應該保護鄧小平，不讓他成為學生運動的對立麵。這就像當年的紅衛兵想要揪鬥陳毅時，周恩來死死地擋在前麵。因為周恩來知道，他保護的不啻是一個陳毅。同樣道理，趙紫陽假如能夠保護鄧小平，那麽他所保護的也遠遠不啻是一個鄧小平，而是全體學生，而是所有卷入學潮的中國民眾，而是由鄧小平和他趙紫陽以及胡耀邦共同努力開創的改革開放大局。
但趙紫陽沒有這樣做。趙紫陽沒有這麽做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肯退休，尤其是不肯按照鄧小平的計劃退休。從趙紫陽的一係列作為，包括他給鄧小平寫的那封對胡耀邦不無微詞的長信來看，他希望天真的胡耀邦退休，甚至希望在他看來已經顯得保守的鄧小平退休，然後由他獨掌大權。
麵對學生運動時，聰明的趙紫陽又聰明地以為，這可能是他借助學潮逼退鄧小平的一個機會。他不知道他把學潮作為一個難題推給鄧小平時，也給學生出了一個大難題。素有心理創傷的鄧小平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和平地解決學潮這個難題。而學生也沒有能力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既能夠解決鄧小平這個難題，又能夠解決學潮這個難題的，隻有趙紫陽。趙紫陽應該知道個中三昧。但他自作聰明地從中抽身，聽憑那二個難題彼此激烈衝撞。
四、沒有贏家，兩敗俱傷
“六四”過後，人們很不理解鄧家子女何以對趙紫陽恨得咬牙切齒，因為誰也不知道此中的奧妙，不明白其間的利害關係。這是按照學術觀念和道德標準永遠也弄不明白的。人們隻知道把趙紫陽奉為英雄，把鄧小平釘上恥辱柱。也許隻有鄧家的子女，才會深切地體味到，其父親在下令開槍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就鄧小平和學生運動而言，“六四”沒有贏家，雙方兩敗俱傷。
這個兩敗俱傷的結局，趙紫陽有著不可推諉的責任。胡耀邦下台時，趙紫陽沒有以跟胡耀邦共進退來努力保住胡耀邦，已經很不明智了。此刻，在學潮麵前，趙紫陽以更不明智的方式，將學潮和鄧小平同時置於死地。因為麵對一九八九年的學潮，趙紫陽比鄧小平更合適也更可能成為學潮麵前的周恩來。不論周恩來的曆史功過如何，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是中國曆史上最最需要周恩來的時刻。而且，最合適扮演這一曆史角色的，就是趙紫陽。要讓學生退回學校，要讓鄧小平收回那隻跳出口的猛虎，唯有擋住學生，勸退學生。而要勸退學生，又必須讓學生消除對鄧小平的敵意。事實上，在學生和鄧小平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敵對關係。學生對學校裏種不合理的規章製度的痛恨、對學校裏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大大小小的欺負學生事件的積怨，遠遠超過對鄧小平的不滿。但是，憤怒就像愛情一樣，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如同滔滔洪水，可以被引向任何一個地方。就此而言，趙紫陽的一避再避，等於是一推再推，把鄧小平毫無遮擋地推到了學潮麵前。
從官場運作的角度來說，趙紫陽太聰明了。避得不動聲色，推得不動聲色。即便在最後聰明反被聰明誤之際，趙紫陽依然十分聰明地跑到廣場上去，向學生告老還鄉。悲壯的告別，非但沒有勸退學生，反而激怒了學生，使學生再也不可能離開廣場。當善良的中國民眾此後一遍又一遍地讚頌趙紫陽的時候，他們很少有人想過，趙紫陽的向學生道別，等於是把學生推到了鄧小平的槍口上。同時，趙紫陽也以背對鄧小平的方式在向鄧小平示威：想要開槍，那就開吧。反正子彈打不到老趙身上。
在戒嚴令即將下達的晚上，趙紫陽如同賈寶玉懸崖撒手那樣地來了個廣場撒手。趙紫陽反對開槍，但不願承擔任何責任。趙紫陽既不想保護鄧小平，也不憐惜學生。假設趙紫陽是電視連續劇《天下糧倉》裏那個有良心和良知的滿清官員，他也許會跑到廣場上就地坐下，與學生共進退。假如趙紫陽以此一麵勸退學生，一麵暗示鄧小平：你要開槍，就先打死我。趙紫陽可能因此而在學生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威望，同時又握有了與鄧小平談判的王牌。但趙紫陽並不想擔當。無論以什麽樣的方式擔當，趙紫陽都不願意。趙紫陽骨子裏並不是個力挽狂瀾的英雄，而不過是個在官場上遊刃有餘的自私自保的官員。趙紫陽說完，溜之大吉，扔下憤怒的學生，連同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聽憑他們手無寸鐵地麵對同樣憤怒的鄧小平和即將開進城裏的軍隊。此刻的鄧小平，已經不是心中有沒有猛虎存在，而是已經變成了那隻叫做專製的猛虎。
趙紫陽之於鄧小平的這種小聰明，在某種意義上，不下於當年張學良在西安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這類事件要是犯到毛澤東頭上，當事人可能與劉少奇一般下場。然而，事過之後，鄧小平隻是如同蔣介石軟禁張學良一樣地軟禁了趙紫陽。這與其說是時代不同了，不如說鄧小平確實與晚年毛澤東不太一樣。鄧小平不會不意識到，他將當年對紅衛兵的痛恨，發泄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學生們頭上。相比之下，趙紫陽當然輕鬆多了。這不是無官一身輕的輕，而是事不關己的輕。借用一個魯迅的說法，則是一種做成了看客的輕。
本來是曆史舞台上的主角，最後卻憑借著官場上混出來的聰明，一步步地退到了觀眾席上。趙紫陽由此獲得了自保，也保住了跟鄧家子女一樣做了生意的趙家公子。在學生一片片倒下的那天，趙紫陽沒有被良心折磨得發瘋。他可能還不無慶幸，因為他知道鄧小平的日子要比他難過得多了。再說，從權力中心退出之後，官場上的聰明也就不再需要了。退休後的趙紫陽，單純了許多。他需要做的最後一件事，無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趙紫陽以這樣的恪守，度過了他的晚年，最後得以善終。
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唯一的遺憾可能是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雖然“六四”學潮是這一年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最大新聞和曆史事件，但西方人卻把和平獎頒給了跟“六四”毫無關係的達賴喇嘛。這與其說是對達賴的大聲褒獎，不如說是對趙紫陽的無聲批評。西方文明雖然與東方文化很不相同，但西方人還沒有笨到連趙紫陽的聰明都看不出來的地步。
平心而論，鄧小平並非“六四”慘案的唯一製造者。鄧氏改革碰到如此一個劫難，也不完全就是鄧小平之過。假如胡耀邦不那麽天真，假如趙紫陽又不過於聰明，那麽鄧氏改革也許不會陷入兩難的困境。改革的設計再出色，也得有嫻熟的政治操作來執行。戊戌變法的時候，李鴻章在政治上並非不讚同變法，但他看出康有為等人在政治上的眼高手低，誌大才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隻好很無奈地抽身走開。因為李鴻章明白，且不說光緒的能力如何，就算光緒具有康熙那樣的本事，也會斷送在康有為式的烏托邦狂熱裏。
“六四”慘案，也許是中國曆史命中注定的一劫。十七年過去，依然讓人感覺刺痛。假如說，曆史的任何進展，都需要血祭，那麽中國的民主前程，已經由“六四”一案，作了祭奠。當年的馬克思主義，是因為巴黎公社才走上了曆史舞台。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因為蔣介石的屠殺，才成為一股不可戰勝的政治力量。從“六四”的血色中，應該看得見未來的中國了。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寫於紐約，5月8日改畢，以此權作來美國旅居8周年紀念。
附錄：有關近日公開的趙紫陽一九九七年致中共中央一信的看法
趙紫陽此信，一如我在《“六四”慘案》文章中所強調的，再一次顯示了他的聰明。此信表麵上是為了平反“六四”，實際上是在伸張自己。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放棄了責任，接著又丟失了權力之後，趙紫陽最後剩下的，唯有人格的恪守，道德的底線。趙紫陽此信成功地塑造了其道義形象，同時又向新一代的繼位者作了試探，至少是將了他們一軍。須知，此信是寫於鄧小平過世之後。鄧是唯一能夠把趙如同毛澤東虐待劉少奇那樣打入地獄的人。鄧以後的領導人，防趙可能有餘，但害趙之能力卻遠遠不足。因此，在鄧以後做出此舉，不需要承擔什麽風險。趙紫陽此舉的聰明之處在於，以進為退，隻賺不賠，從而自己給自己事先做好蓋棺定論，使其善終結局立於不敗之地。
2006年6月2日應《世界日報》之邀補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