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皇帝為何喜歡殺功臣？因為他們有能力造反

新聞標題：與張成澤“保持不正當關係”的女子被處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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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1 03:02:29 by 大斧

揭秘皇帝為何喜歡殺功臣？因為他們有能力造反

“飛鳥盡，良弓藏”，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曆史上，周而複始地上演著這出鬧劇。整個曆史陷入一個怪圈，無論你如何掙紮，終究不能走出循環，就如齊天大聖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一般。

由於每朝每代都發生了此類事情，因此從邏輯上、直覺上來說這都不應該是某個皇帝個人素質問題，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經濟學的發展使人們可用經濟理性的分析方法來分析一些曆史現象，功臣與皇帝間的關係用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盡管這不會是唯一的解釋。

在資訊經濟學的委托—代理理論中，由於信息不對稱，代理人有多種類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屬於什麽類型，但委托人不知道。為了顯示自己的類型，代理人選擇某種信號，委托人根據觀測到的信號來判斷代理人的類型，同代理人簽署合同。這就是所謂的信號傳遞模型。此外還有信號甄別模型，同信號傳遞模型一致，隻不過變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係列合同供代理人選擇，代理人根據自己的類型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合同。無論哪種方法，都在於使代理人有積極性使自己的類型暴露出來。

借用經濟理論，我們可將皇帝與功臣間的關係看作一種委托代理關係。皇帝作為帝國的所有者，控製著帝國的管理權，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國家，必須委托一個或數個代理人來幫助他管理國家。在這樣一個委托代理關係下，皇帝給功臣們高官厚祿，對他們的要求是勤奮工作，為皇帝效命。不過皇帝最主要、最關心的還是要求功臣們不得造反。功臣們是否勤奮工作，屬於激勵理論，此處暫不討論，我們集中焦點於造不造反的問題。

對任何一個皇帝來說，確保江山萬代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功臣們造不造反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皇帝們絞盡腦汁來解決的問題。解決功臣們造不造反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識別到底誰會造反，但這是一個信息不對稱的格局：大臣們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卻不知道誰是奸臣，誰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國家要麽有外患，要麽有內憂。外患是有形的，而內憂則無法察覺（原文是奸邪無狀）。一個奸邪無狀的自白道出了皇帝們的無奈：他必須有什麽方法可以鑒別出誰是奸臣，誰是忠臣。根據信息經濟學的理論，功臣們必須發出一個信號或皇帝必須用一個信號來確定一個分離條件，來使忠臣、奸臣可以分離而不混同。在經濟學裏，由於每個類別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還可以根據一個信號製定出分離條件，使該信號能讓不同類型的人根據成本—收益比較自動現出原形。但對造反之類的事來說，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於任何成本都相形見拙。隻要有些風險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難保有人不起歹心。麵對近乎有無限收益的皇帝寶座來說，不可能根據成本—收益情況確定出一個分離條件，皇帝們隻能簡單地根據某個信號直接判斷。

那有什麽信號能讓皇帝識別出奸臣呢？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強懲罰威脅力度，諸如滅九族、淩遲等處罰手段，這樣有風險規避行為的人會選擇不造反。不過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風險愛好者在有機會時總是會去嚐試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開國功臣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是風險愛好者，若不然誰會去“提著腦袋幹革命”呢？所以，事後懲罰的威脅對以冒險為業的功臣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震懾意義。那麽以親戚關係來識別呢？從呂後到李世民，從多爾袞到雍正，親戚的血緣、親情約束對爭奪帝位來說隻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從不會將其放在心上。那能否根據對皇帝是否恭順這個信號來識別奸臣呢？毫無疑問，真正要造反的人對皇帝也照樣會畢恭畢敬，這個信號沒有任何意義。那能否逆向思維，認為敢和皇帝爭辯的就是忠臣，不敢爭的就是奸臣呢？可惜，曆史上的權臣是敢和皇帝爭辯的，不敢爭的依然是忠奸難辨。凡此種種，我們用盡心機也無法為皇帝們找到可從功臣中實施忠奸分離的合理信號，當然更不可能找到分離條件。

每個開國皇帝都麵臨著這樣的困境：他無法從功臣集團中分離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須想盡辦法保證自己的兒孫能順利繼承皇位。為此，皇帝們自然有自己的分離信號來進行分離，將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確保江山永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不能辨別忠奸時，皇帝們選擇了實際上也隻能是這樣一個分離信號：有能力造反的和沒有能力造反的。對於皇帝來說，隻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殺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無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麵臨同樣的困境，麵臨著同樣唯一的選擇，最後都作出了同樣的選擇，讓我們後人見識了一幕幕鬧劇。

不要問你想做什麽，而要問你能做什麽，功臣們天然有罪，誰讓他們有能力造反呢。學者們說中國是外儒內法，至少在對待功臣上這話是對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賊一樣的人性本惡的哲學思想。

皇帝必然選擇有能力造反和無能力造反這個信號進行清洗，功臣們僅作出不造反的承諾是不夠的。為了使自己的承諾可信，功臣們應該交出兵權，在這種行動的承諾下，功臣們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這樣皇帝們可安枕無憂，大家也綢相安無事，曆史上“杯酒釋兵權”就是這一方案的經典案例。應該承認，這一方案是極好的，讓很大一部分功臣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但對一個掌握過權力的人來說，這種政治生命的自殺卻不是一件容易選擇的事情。而且，對那些有極高威望的開國功臣來說，隻是交出兵權仍然不可能讓上頭放心。比如韓信，漢朝建國之初他就被廢為淮陰侯，兵權盡無，呆在長安無所事事。即使這樣，韓信最後也被滅三族。又如李世民，由於唐朝實行府兵製，李世民平定天下後回到長安其實也沒有什麽兵權，他在長安的實力不如李建成。但是，李建成可沒有因為這樣放鬆對李世民的警惕。

為何功臣交出了兵權還要被清洗呢？其實用經濟學理論很容易解釋這個現象。功臣們的資產除了官位、兵權這些有形資產外，還有不可與其肉體分離的威望、才幹、人際關係和勢力集團這些無形資產。功臣們交出了兵權，但這些無形資產卻無法一起上交。可口可樂的總裁宣稱，即使可口可樂的所有工廠被毀，可口可樂憑借其無形資產也能迅速東山再起。同樣，韓信、李世民等的無形資產足夠讓上頭睡不安枕了。比如韓信，雖然賦閑在家，類似軟禁，但他到劉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噲家作客時，樊噲還是畢恭畢敬，說“大王乃肯臨臣”。樊噲在劉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呂後的妹夫，劉邦的老相識，對韓信如此態度，足見韓信在劉邦集團中的威望了。在曆史上，交出兵權應該說抬高了造反的門檻，使皇帝們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號進行甄別時隻能分離出一小部分威望極高如韓信、李世民之類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沒有兵權後倒真的喪失發動政變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劉邦，他殺的就是韓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經獨當一麵的功臣，還囚禁過獨自鎮守過後方的蕭何，而周勃等戰將就逃過了清洗，因為劉邦很明白沒有獨當過一麵是很難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對於韓信、李世民這類級別的開國功臣來說，沒有任何信號可以讓上頭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無形資產，當然這就意味著消滅自己的肉體。如果韓信自殺的話，相信劉邦不會滅他的三族，相反會到韓信的墓前掉下幾滴眼淚，說不定還會給韓信的兒子封官，並招為駙馬。

李世民就很聰明，沒有任何幻想，果斷地發動了軍事政變，殺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親，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為中國曆史上開國功臣奪取天下的唯一例證（要嚴格按儒家的標準，被稱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絕對是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人，儒家的雙重標準由此可見一斑）。不過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為他是皇族的緣故，遇到的反抗較小，異姓的開國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機會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敗了。

隻要是家天下，屠殺功臣是一個走不出的死結。隻有在現代民主製度下，一方麵通過各種製度限製私人勢力的發展，一方麵通過領導人的選舉，使將軍們可以合法競選最高領導人，才能走出這死結。在選舉製度下，通過參選這個信號，有野心和沒野心的將軍們倒是可以分離出來了。


家天下的悲劇——說說嶽飛和趙構

嶽飛和秦檜的故事，中國人都知道。然而若問在嶽飛和秦檜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麽，又沒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連研究曆史的專家也莫衷一是。

中國人研究曆史的思路是宿命的：曆史隻好如此，甚至也隻能如此。借用黑格爾的那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樣的研究總是把我們帶進曆史宿命論的陷阱之中，研究的目的不是分析曆史、總結曆史，而是替曆史辯護，把曆史的已然解釋成曆史的必然。這種現象近一段時間有所改正，但研究的主流仍然是把曆史解釋成必然。

說到中國人的深刻的奴性，曆史宿命論是它的民族心理基礎。一種理論如果把失敗理解成不可避免的，就意味著他將會迎來另一次失敗。反複地失敗，反複地替自己的失敗辯解，奴性的而且是宿命的思想意識就會在民族心理中站穩腳跟。

盡管傳統得曆史觀把兩宋定位為曆史的正統，在實際上，宋時的中國是南北分裂的，跟東晉南北朝時的中國政治狀況最為接近。南邊是中原本土居民自己建立的朝廷，北邊是外來入侵者建立的殖民朝廷。政治對立的形勢是：北強南弱。

兩宋的君臣和人民始終感到來自北方的軍事壓迫。故有的國土被侵占了，而且被侵占得越來越多；暫時的和平是用屈辱的納貢甚至稱臣換來的，這與自己的正統的統治地位更不相稱。從人力、物力和技術能力上來看，這種情況不應該發生；南朝在所有可以考察的國家資源方麵都遠遠地強過對手，他隻弱在一個方麵——他的軍隊不會打仗。

一百萬的常備軍在近代以前的世界曆史上是一個奇跡，除“大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有力量供養這麽龐大的軍隊，而且這支軍隊的物質供應不錯，他所獲得的技術上的支持更是前無古人。但是，他就是不能打仗，幾乎每戰必敗。

宋不能戰

宋軍之不能戰，在中國的曆史上創造了另一個世界紀錄。他被人家殲滅或打散的軍隊加起來，在人數上超過好幾百萬，這個數量也超過了當時北方任何一個少數民族的人口總數。宋之不會就此滅亡，實因為他的自我補充能力太過強大。宋的總人口超過一億。

宋軍之所以不能打仗，這是由他的立國精神所決定的。他的軍隊是一支向內防禦的軍隊，主要的任務是防止別人造反或篡權。為了從根本上杜絕謀反和篡權事件的發生，他的軍隊不設統帥，戰爭來臨的時候當然也就無將可派，通常的做法是任命一個文職大臣去臨時代行將職。水滸傳裏頭朝廷要剿滅梁山，幾千人的軍隊由武將帶領，出動更大的軍隊則由高球和童貫領軍。高球和童貫不懂軍事，更要命的是他們完全不了解自己所統率的軍隊，也不了解自己所麵對的對手，那結果就是：軍隊雖多，戰則必敗。

文臣和武將的區別不是絕對的。文臣領軍的時間久了，也會從失敗中學習，他們會逐漸地了解軍事，了解軍隊，了解對手。但宋的傳統是：及時換帥，絕不容許任何人在軍隊中紮下根基。文臣範仲淹曾經主持過對西夏的戰爭，麵對那個小小的地方割據勢力，範仲淹也是每戰必敗，奇怪的是他不必為自己的失敗承擔任何責任，他還能照樣升官。當範仲淹在紙上寫下慷慨激昂的愛國詩句的時候，他可曾想到過那些無辜戰死的數萬將士的生命嗎？我們不知道，我們隻知道範仲淹升官了，接替他的是另一個文臣。大宋朝挨打的局麵不但沒有改觀，至此又多出一個新的對手。

宋的苟且偷安的立國精神和儒的因循守舊精神完美地結合起來，使宋朝被動挨打的局麵完全不可能發生改變。儒生的恥辱感是非常奇特的，綱常秩序才是他們要極力維護的東西，隻要綱常秩序不變，不管國家遭受多大的對外失敗，他們既沒有危機感，也不覺得有什麽恥辱。更奇怪的是，他們不但不感到恥辱，甚至能反以為榮。王安石變法，舊黨進行反對。舊黨中有一個名叫韓琦的人，官至宰相，他也曾經主持過對西夏的戰爭，當然也是一個喪權辱國的主兒，死在他手裏的大宋官兵有好幾萬之多。按說這樣一個人應該為自己的失敗感到屈辱，應該想到怎樣富國強兵，一雪恥辱，可韓琦不這麽想。宋神宗趙瑣問韓琦關於對遼關係的國策，韓琦提出七條意見：

1、不要跟高麗國來往，那樣會使遼國人不高興，因為高麗國處在遼國的屁股後邊。

2、我們用武力奪取河湟地區是錯誤的。

3、不要在邊境上栽樹。因為樹林有阻擋遼國騎兵的潛在的軍事價值，也會使遼國人不高興。

4、不要訓練人民。

5、不要在邊境上修築城郭，

6、不要製造武器裝備，

7、撤銷邊境上新任命的將領。

那麽如何應對遼國的強大的軍事壓力呢？——辦法在儒家的經典著作裏：皇帝廣施仁政，選賢任能，天下都會自然親附，何況一個小小的遼國呢！

儒家的經典在儒生眼裏就是無往而不勝的超級武器，比如今天的核武器。一個國家手裏有了核武器，普通的武備就可以撤銷。反正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但如果這個秘密武器並不起作用呢？——王安石認為這個秘密武器可能靠不住，因此必須變法圖強。然而，占士人中絕大多數的儒生並不這麽認為，對他們來說，讀了一輩子的儒家經典決不會是騙人的。儒生的力量非常強大，王安石的變法最後失敗了，守舊的力量取得了勝利。

不能戰，也拒絕變。宋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遼金交替

一個遼國已經使宋朝感到無法應付，在鼠目寸光的大宋君臣看來，遼國就是最恐怖的人間魔獸，世界上不可能存在比遼國更恐怖的野蠻對手。因此，當愛國英雄馬植從敵人後方帶來可以利用女真來對付遼國的時候，宋朝的君臣很快就接受了馬植的建議。

這是女真民族第一次登上中國曆史的舞台，當時的女真還是遼國的臣屬。遼國對女真的統治非常殘暴，激起了許多女真人的不滿。這是有原因的，遼國主要不是貪圖女真人繳納的那點賦稅，而是害怕女真人繁衍興盛起來，所以他們對女真的統治措施就是運用包括殺戮在內的一切辦法來限製女真人口的增長。女真人非常好戰，桀驁不馴，一旦失去控製，對遼國的威脅會超過來自宋國的威脅。當時的中國北方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女真兵不滿一萬，滿一萬即天下無敵。”馬植向宋國朝廷獻上聯金抗遼的策略的時候，女真戰士的人數恰好達到一萬人，在首領完顏阿骨達的帶領下，他們起兵造反。

看起來，形勢對大宋朝最為有利。這是敵對國家的一場內亂，正可以被自己所充分利用。造反的女真人自稱金，宋金聯合，開始對遼國進行夾擊。遼國最精銳的國防軍在金軍的打擊下迅速崩潰，大遼國岌岌可危，麵臨著滅國的危機。兩麵作戰是非常不利的，遼國向宋國派出使節，希望能跟宋國交好，甚至願意向宋國稱臣納貢，隻要宋國不參與對遼國的進攻。我們可以猜想，如果遼金對抗中勝利的一方是遼，宋國絕不敢公開背叛宋遼之間的盟約，但現在金國勝利了，宋朝君臣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徹底解決邊境問題的大好時機，他們拒絕了遼國的要求，派出軍隊向遼國進攻。誰也沒有想到的是：幾十萬大宋軍隊在二流的遼國軍隊麵前，仍然是不堪一擊。

遼國打敗了宋國，集中自己的力量去對付金國。如果說遼國總是能夠以較少的軍隊打敗宋軍，在遼金對抗中則正好相反，不管遼國能動員出多少國防軍來，他們就是無法打敗金軍。在最大的一次決戰中大遼國出動了七十萬軍隊，結果在金軍的打擊下霎時崩潰。

有多少軍隊才算強大，或者換句話說，才能保證安全？曆史上的統治者們總是忘了：毀滅秦帝國的項羽隻有八千子弟兵，打敗匈奴的霍去病手下不過戰士數萬，天才的統帥李世民總是以較少的軍隊打敗較多的軍隊。他們都知道在戰場起決定作用的不是軍隊的人數，而是軍隊的戰鬥力。在中國曆史上，當一個皇朝擁有的軍隊數量接近或達到一百萬的時候，就是他們將要滅亡的時候，前秦如此，宋朝如此，後來的明朝還是如此。

大宋朝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再次派出二十多萬國防軍在大太監童貫的率領下向遼國進攻。遼國派遣使臣來傳話說：真毀滅了遼國，你們宋國就要跟更野蠻的金國做鄰居了，不如留著遼國來做大宋的屏障吧。宋軍不聽，繼續揮師北上。遼軍應戰，二十萬宋朝國防軍再次覆沒。

宋、遼、金三國，看起來一個比一個大，一上戰場就正好顛倒過來：一個比一個弱。遼國雖然再次打敗宋軍，還是不知道如何應付金軍。金軍的進攻何等淩厲，不到一年，大遼國在金國的打擊下徹底滅亡。到這時宋國和金國就真的要作鄰居了。

宋金對抗與北宋的滅亡

北宋的君臣們知道這個新的野蠻鄰居對自己意味著什麽嗎？——他們不知道，他們根本就拒絕往壞的方麵來想。過去的老對手遼國滅亡了，盡管是在別人的打擊之下，他們也在慶賀自己的勝利。單純從戰略上講，他們也有慶賀的理由，畢竟，自己是攻遼聯盟中的一員，是站在勝利者的一方。

唯一的清醒者是愛國英雄馬植。馬植如果知道自己的國家如此腐敗衰弱，他會後悔當初的聯金抗遼計劃。他本是一個宋人，從小生長在寒冷的北方少數民族地區；他愛自己的故國，但他更清楚這些野蠻民族的習性。馬植向宋朝的統治者提出警告：金人一定會進攻宋朝，以宋軍現在的作戰能力絕對阻擋不住金人的進攻，所以必須立即進行防禦準備。可是，宋朝君臣過去不同意王安石的危機感，現在也不認可馬植的危機感。指導他們的國防意識的是前宰相韓琦的七條意見。為了表示對大金國的真心誠意的信任和友好，他們不允許邊境上的國防軍做任何戰爭準備，直到金軍向他們打過來。

宋金之間的和平隻維持了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金國就開始進攻宋國。戰事進行得非常順利，如果說遼國的軍隊麵對金軍的進攻還能進行一些抵抗，宋國的軍隊則完全不進行抵抗，他們一看見金國的軍隊就一哄而散。有些軍隊駐守在城裏，按說他們不能野戰也能據守，但別人都逃跑了，憑什麽讓我來據守呢？——他們才不會做傻瓜，他們舉城投降。

唯一救宋國於暫時不亡的是金軍的人數實在太少，他們無法控製如此廣大的領土。在搶劫和勒索了大量的財物之後，金軍暫時撤退。大宋朝依然不能進行任何認真的戰爭準備。大宋君臣的思考邏輯是如此奇特：進行防禦準備會激怒金人，因而是危險的；與其激怒金人不如不進行任何準備，反過來向金人顯示自己的和平誠意，以期感動金人允許自己來稱臣納貢。可他們忘了，金人是野蠻的，野蠻人無法理解宋國君臣的思考邏輯。相隔六個月之後，金人略作準備，再次向宋國發動進攻。

宋朝軍隊不能進行抵抗，金軍輕易地直搗核心，包圍了宋國的京城開封。此時，開封附近陸續聚集了幾十萬宋國的野戰部隊，但他們隻是遠遠地觀望著，對於自己的首都被圍困一籌莫展。金軍誌在必得，恰在這時，一個流氓騙子郭京登場了。郭京向宋朝廷獻計，說自己會六甲法術，可以撒豆成兵、剪紙成陣。在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的前提下，宋朝皇帝接受了郭京的建議，於是撤下守城的官兵，讓郭京登城做法。郭京並不是宋朝的叛徒，也不是金國的奸細，但他的六甲法術不能起什麽作用，他隻好逃走。金軍乘機攻占開封。

大約七百年過後，大清朝的奕山親王曾經裝滿了兩大船糞便和狗血去破英國人的現代化戰船，結果是換來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北宋比大清要不幸得多，他的國家從此滅亡。

金人占領開封，大肆殺戮和搶掠。趙氏皇族及其所有的家眷宮人全部被俘虜。還是那個原因，女真人的人口數量太少，他們一時不知道任何統治如此龐大的土地和人民，在盡情地劫掠一番之後，他們立宋朝的大臣張邦昌為傀儡皇帝，自己帶著趙氏皇族和大量宮女美婦撤回北方。

金人顯然不善於計劃，有一個叫趙構的皇子漏網了，如果能把所有的皇子都俘虜幹淨，宋國可能永遠也無法再恢複。大宋國不但沒有任何像樣的戰爭計劃，連對皇族的保護計劃都一點沒有。趙構幸運地逃脫了金人的魔掌。他逃回到宋國的南方，在一幫宋國舊臣的擁戴下登上皇位，建立南宋。

宋軍能戰

相隔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金人再次南侵。

趙構向南一口氣逃過長江，金兵在後麵追趕。南宋的江防司令官向金人投降，這使金兵輕易地跨過長江，趙構再進一步逃到海上。我們實難相信，一個人口一億以上的龐大國家，在一個總人口不過幾十萬的小部族麵前，竟至於失敗到如此地步。當然，這時候的金國的總兵力也增長到十幾萬，因為有許多被征服的民族加入到金的軍隊裏來，其中就包括漢人的軍隊。但南宋也有自己的優勢。長江和淮河就是那麽容易渡過的？各州各縣在平時都修築了高大厚實的城牆，南方的城市也絕不至於缺少糧食，可就是沒有人願意據以固守。大家一門心思，要麽想著怎樣逃跑，要麽想著趁早投降，就是沒有人想到可以作戰。可以設想，如果金國的君主稍微文明一些，懂得運用懷柔政策，懂得籠絡儒生，讓儒生們給自己的征服披上天命的外衣，就像後來他們的後輩滿洲人做的那樣，則女真人征服全中國的時間可以推前七百年。儒生，這群中國曆史上天然的奴才，是很願意向一切強有力的征服者屈從的。儒生一屈從，全中國人就會跟著屈從，征服中國的秘密就在這裏。金國的征服者還不夠成熟，他們隻知道搶奪和殺戮，其結果就是激起漢族人的來自民間的自發的反抗。

在從民間走出來的抗敵救亡軍隊當中，最出色的一支就是嶽飛的軍隊。

對比一下中國曆史和印度曆史的不同，我們發現：印度教文化對印度社會的侵蝕是徹底的，而在中國，儒教文化始終是一種官場文化，它的影響主要局限在社會的上層，對民間的侵蝕是間接的、有限的。到宋朝的時候，官場文化主要是儒、佛、道的雜糅，並且以儒為主。儒、道、佛三教，真是一個比一個更柔，一個比一個更弱。其中儒和佛的最致命的缺點是：願意跟最殘暴的魔鬼合作，充當他們的奴仆和辯護者。而在民間，除了上述三教之外，還始終流行著俠義的傳統，或者說是一種英雄傳統。這種傳統的文化來源有兩個，一個是來自於正統的俠義精神，其根源是來自墨子；另一個是民族曆史的民間沉積。儒的精神價值不管被吹捧到多神聖，作為一種活生生的人格形象，則除了孔夫子之外，誰也無法活在人民的心裏。叔孫通、董仲舒、顏回、孟子、韓愈、二程，老百姓一個也不認識他們，他們的心靈純潔也好，卑汙也好，他們的形象不能感動人，他們對民間精神的影響力就幾乎等於零。相比之下，項羽、伍子胥、關羽、秦瓊等活生生的英雄形象對民間精神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儒教聖賢的影響力，這使得中國民間始終保持著一股尚武的英雄氣概。和平時期，狹義和尚武的民間精神被統治階層的犬儒精神壓製著，一到政局變亂或是異族入侵的危亡時期，民間精神就被激發出來並承擔起救亡圖存的曆史使命。事實上，在中國曆史的每一個緊要關頭，都是這種民間的狹義和尚武精神擔當著民族的命運，儒教的弟子在這種時候躲了、藏了，他們要等到劉邦、趙匡胤、朱元璋、李自成、忽必烈或是多爾袞征服了天下之後，才慢慢地走出來為統治者提供服務。當然，服務的第一項內容就是替成功地征服者披上天命和道德的外衣。

從民間走出來的軍隊能夠作戰，這是義軍和政府軍的根本區別。趙構皇帝不得不啟用這些從民間崛起的義軍將領，並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征召、組織和領導軍隊，這才使南宋有了一支能夠作戰的軍隊。過去的那種由儒生領軍的軍隊管理模式，至此也基本上結束。南宋自己的軍隊也慢慢地托付給將軍，而不是文官儒生。

嶽飛、韓世忠、張俊等中興諸將逐漸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訓練出一支支能作戰的軍隊，成功地遏製了金國對南宋的入侵，宋金兩國轉入戰略對峙。對南宋來說，失去了北宋的大量土地，許多人於心不甘，要求北伐是必然的。對金國來說，乘著自己國勢正在上升的大好勢頭，一舉消滅南宋統一天下，也是一種難以克製的衝動。問題是：如何正確地估計自己和對手的真正實力。在這個問題上，金國和宋國一樣，都是分成兩派。在金國，主戰派一直占據優勢；在南宋，嶽飛大概是唯一始終如一的主戰派。

嶽飛主戰

要主戰，你得先有主戰的本錢。嶽飛主戰的本錢就是自己的嶽家軍。

大宋國的軍隊到嶽家軍誕生的時候其戰鬥力整整跨升了兩個等級：由不敢戰，到敢戰，再到敢勝。宋國的軍隊隻要敢戰，哪怕野戰能力不如金軍，大宋也絕不會亡國。宋國的軍隊有上百萬之眾，以這些軍隊來據守，足以抵擋住幾十萬金軍的進攻。更何況，南宋的地盤上到處都是高大堅固的城池，還加上幾十條縱橫交錯的河流。北宋的滅亡是因為北宋的軍隊根本不敢戰，也不敢守，他們隻會一觸即潰，然後望風而逃。以嶽家軍韓家軍為代表的南宋軍隊與北宋相比發生了質的改變，他們不但敢戰，而且還變的敢勝。這一切，僅僅發生在十幾年的世間之內。

對於南宋的小皇帝趙構來說，南宋的軍隊敢戰能勝，這既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壞事。南宋急需要一支能戰鬥的軍隊，否則就隻好等著亡國。如今這樣的軍隊出現了，卻不是掌握在朝廷的手裏。這些軍隊打著嶽家軍、韓家軍的旗號，實際上是一些半私人性質的軍隊，這嚴重違背了宋的立國傳統。一開始，趙構不得不依賴這些軍隊和將領，但他對這些將領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南宋建立之初，地方將領不聽詔命，叛亂、割據、投敵的事屢屢發生，更加重了趙構對將領們的不信任感。所以，一等南宋政權初步穩定下來，趙構首先想到的不是乘勝北伐，而是對內整頓，收回國家對於軍隊的直接控製權力。

向自己的老輩祖先學習，趙枸做得比較溫柔。一開始，趙枸解除了嶽飛的軍權，明升暗降，嶽飛被提升為中央樞秘使，加太子少保。這個地位足夠榮耀，如果嶽飛能理解趙枸的良苦用心，他可以從此放下軍務，安享餘生了。嶽飛此時隻有三十多歲，那又怎麽樣？你越是碌碌無為皇帝越喜歡你，大不了你完全解甲歸田，也有一輩子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如果嶽飛能多長幾個心眼，他也可以韜光養晦，暫時隱藏自己的野心，哪怕這種野心完全是無私的，他可以慢慢等待自己的機會。機會有的是。縱使趙構一心想要偏安一隅，人家大金國還在那裏虎視眈眈呢！隻要宋金兩國一開戰，嶽飛就有機會重掌軍權，再創輝煌，甚至，一鼓作氣直搗黃龍也說不上。可是，嶽飛不理解自己的真實處境，他把過去趙構皇帝對自己的依賴看成是對自己的信賴。他以為，趙構之所以要向金人屈辱求和是因為看不到自己的實力，他一心一意想要說服趙構相信：北伐是可能的，消滅金國也是可能的。你老不必害怕，有我呢！——有我嶽飛在，有嶽家軍在，隻要你老信任我，我們完全可以徹底打敗金國，收複失地。

趙枸當然不喜歡金國。問題是：趙枸更忌憚自己的將軍。按照大宋朝一貫的立國方針，趙枸應該把國家的軍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地手裏，可現在這些軍隊實際上是半失控的。嶽飛韓世忠都已經被提拔到中央任職，可他們的軍隊依然是嶽家軍、韓家軍，這些軍隊離開了自己的統帥就不再能夠打仗，對於這個難題，趙枸無法解決。趙枸隻能折中。在北伐和偏安之間，趙構選擇更穩妥的偏安；在放權和收權之間，趙枸選擇有放有收。對韓世忠，他放大於收；對嶽飛，他收大於放。嶽飛念念不忘北伐，在趙枸看來，就是想要重掌軍權，就必定會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明朝的文徴明後來寫詩說：趙枸原來那麽信任嶽飛，後來怎麽會無端地殺死嶽飛呢？——其實，嶽飛和文征明都被趙枸給欺騙過去了。趙枸從來就沒有信任過嶽飛。趙枸實際上不信任任何人，這一點從秦檜死後趙枸的如釋重負就能看得出來。對自己的文職宰相都忌憚到如此地步，這樣的人又怎麽會信任一個領兵在外的將軍？——趙枸不過是曾經依賴過嶽飛罷了。依賴不等於信任。依賴中包含著屈辱，在趙枸看來，這種屈辱也許並不比金國所給的屈辱更容易忍受。

嶽飛一心想要北伐，從不知道隱藏自己的觀點。嶽飛的忠義之言，傳到趙枸的耳朵裏，聽到的隻是威脅。要下定殺死嶽飛的決心，想必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果說下定這個決心也需要一個過程的話，那麽，趙構的殺心是從嶽飛還在與金兵進行決戰的時候就起了的。多麽可怕，嶽飛至死也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那條錯誤。

家天下的兩難困境

有一個奇怪的曆史現象是：漢人建立的中央王朝總是版圖越來越小，除去生猛的大漢朝之外，這似乎是一個規律性的東西。少數民族建立的統治王朝，一到他們開始漢化，版圖也開始逐步變小。也許，這就是所謂“家天下”的曆史宿命。家裏裝不下那麽多的領土和人民。為了家的穩定，他們隻好放棄越來越多的領土和人民。

滿清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例外。滿清不是家天下，而是族天下。族比家的潛在容量更大，所以，滿清的領土就越來越大。

在家天下的漢族政權內部，最高的統治者皇帝實際上找不到一個可以信賴的同盟。他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來向內提防，而不是向外開拓。漢族皇帝總是把自己的權力分給外戚和太監，從漢到明，活躍在漢族政權的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一個是外戚，一個是太監。蓋莫例外。

滿清則不同。拒絕漢化的滿清統治者獲得了一個例外的好處：旗人是皇帝的天然的同盟。旗人的數量有幾十萬之多，其中不乏英才俊傑，這些人可以比較放心地為皇上所用。終清一朝，外戚和太監無緣走上政治舞台，是因為沒有這種必要。

漢族政權內部不是沒有人才，相反，漢族政權內部的人才多到濫觴的地步。建立大漢朝的不過是沛縣的幾個流氓，建立大明朝的不過是朱元璋和他的幾個同鄉。但是，一旦漢族人的政權建立起來，在家天下的框架之內，人才反成了對皇權的潛在威脅。皇帝所能信任的人，除了外戚和太監之外，就隻剩下專會磕頭作揖的儒生。許多皇帝，比如漢武帝和明太祖，對儒生的憎惡是發自心底裏的，但他們仍然願意選用儒生，因為儒生的奴性使他們感到了安全。宋朝的神宗皇帝決心要變法圖強，他對韓琦司馬光之流的不信任是明擺著的，但是，他不信任韓琦司馬光的學問見識，卻信任他們的順從和忠心。一句話：隻要“家天下”還在，儒生的飯碗就是金子做的。一個政權倒下了，隻要新建立的政權仍然是“家天下”，這金子做的飯碗還是屬於儒生。

南宋的軍隊強於北宋，因為南宋的軍隊在將軍而不是在儒生的手裏。趙構本來擁有複國的機會，如果趙構知道怎樣統禦自己的將軍，他具有最好的北伐條件。大金國軍隊強悍，但是數量不足；他們剛剛進行了最野蠻的征服，被滅亡的遼國和北宋土地上的人民並沒有親附。此時如果南宋的軍隊能戰，敢戰，敢勝，為什麽不能立即北伐呢？

趙構選擇苟且偏安，把北伐的重任留給自己的後人。他的後人，再次陷入家天下的怪圈，隻敢信任自己的老丈人，那結果就是：重蹈覆轍。

嶽飛一定要死嗎？

趙構一定要殺死嶽飛，這是毫無疑問的。嶽飛與趙構之間的矛盾，根本無法調和。

漢失天下，匡扶漢室的是曹操，結果是曹氏代漢興魏。司馬氏代魏興晉，楊堅代周興隋，趙匡胤代周興宋。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強臣和弱君不能共存。不是臣殺君。就是君殺臣。周勃和霍光沒有強大到可以殺君的地步，然而弱君一旦強大起來，過去的強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屠戮。

強臣不但為弱君所難容，就是強勢的君主，也很少能夠容忍強臣的存在。劉邦殺韓信，李世民疑李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這一樁樁，一件件，都在說明一個道理：過於強勢的文成武將是對家天下的最大威脅。

誰都明白這個道理，獨獨嶽飛不明白。嶽飛的聰明智慧，在中國曆史上所有的武將當中，可列第一。做為武將，嶽飛的文化素養為大多數文臣所不及。嶽飛的詩歌不算是十分傑出，然而也是第一流的。最難能可貴的是嶽飛的詩歌中流露出一中十分純潔的情感，這足以表明嶽飛有一種異常純潔的天性，因為天性是裝不出來的。詩如其人，字如其人。嶽飛的書法登上了中國書法藝術的最高峰，足以與最傑出的書法家相媲美。後來的文狀元、大詩人文天祥見了嶽飛的書法作品，驚歎說：嶽飛的字當世誰能及之，既後世亦誰能及之。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聰明絕頂的人，在生活上卻表現出一等的遲鈍和笨拙。他不知道保護自己，也不知道交結大臣。他快言快語，不但得罪了皇上，也得罪了同僚，以至於當自己被逮捕下獄之後，朝廷上沒有一個為自己說話的人。那麽，嶽飛在人格上有什麽缺陷嗎？——不，恰恰相反，嶽飛是我們在中國曆史上所能找到的人格最完美的奇男子。在戰場上，他勇猛無畏，足智多謀。在生活上，他不娶妾，不召妓，而且滴酒不沾。一個將軍不娶妾不召妓這在南宋是不可思議的，這會在同僚們中間引起種種不必要的誤解。可是，嶽飛堅持自己的原則，他的高尚的心靈使他看不到拒絕同流合汙的危險，他的多才多藝使他有更好的形式來排解自己的餘閑。一個人在戰場上百戰百勝，在道德上接近完美，在藝術上出類拔萃，這個人，不但是皇帝不能容他，同僚們也無法容他。

嶽飛隻有三十多歲，為什麽不能再給嶽飛一次機會？——給嶽飛一次機會，就是給曆史一次機會，也是給南宋一次機會。可是，在南宋小朝廷趙構看來，不能再給嶽飛任何機會了。嶽飛太完美，如果任由嶽飛繼續建立更大的功勳，嶽飛的威望將崇高到無以複加，同僚們對嶽飛的嫉妒就會改變成敬仰，嶽飛的種種不近人情也會被重新解釋成天生貴格；到那個時候，嶽飛的地位就將無人能夠撼動，司馬氏篡魏和趙匡胤篡周的局麵就會出現。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嶽飛由於品德高尚，絕不會威脅到趙構的統治，可趙構偏偏又不能生育。趙構如果什麽時候駕鶴西去，萬裏江山還不是落在嶽飛的手裏？

趙構的心腸足夠陰狠。當初他是何等依仗嶽飛，他們君臣之間的書信來往叫今天的人看了都會深受感動，事實上嶽飛之所以滴酒不沾，就是因為趙構在給嶽飛的書信中提到了喝酒誤事。嶽飛萬萬想不到一貫視自己為腹心和膀臂的趙構皇帝，會忽然拉下臉來要結果自己的性命。到嶽飛最後明白過來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據說，在審判嶽飛的廷堂上，嶽飛一言不發。他知道，說什麽都沒有用。

幾百年之後，另一個挽救了大明朝的英雄宰相於謙也被皇帝抓去殺頭。審判於謙的時候，於謙跟嶽飛學習，也是一言不發。同案的朋友問於謙：你幹嗎不為自己辯解？——於謙回答說：這根本不是司法問題，我辯解給誰聽？

有人說：於謙是嶽飛再世。我不知道嶽飛和於謙究竟欠了中國人什麽，但我知道，當嶽飛和於謙被捉去殺頭的時候，沒有人替嶽飛和於謙說話。大家都知道嶽飛和於謙是冤枉的，但他們就是打定主意不吭聲。他們都是儒學的信徒，仁義的君子；異族打來的時候，他們跑了；英雄被殺死的時候，他們躲了。你如果問他們憑什麽來做官，他們告訴你說：他們熟讀了聖賢之書，學會了仁義道德。可是，他們就是不吭聲。

中國人在開會的時候不吱聲，開完會後說三道四，成了華人自己都不喜歡的特色。當我們看到苦幹實幹，撤職查辦，溜須拍馬，晉升提拔的時候，就可以知道趙構、嶽飛和秦檜的故事，是中國幾千年曆史輪回的縮影。


儒文化的劣根

改革打經濟起步走，目標是建立現代社會。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國民性等各方麵統統地去舊圖新朝前邁，哪一方麵跟不上趟，現代社會建立之難就難於中國男足舉起世界杯。

盡管咱們的立國指導思想是泊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曆史悠久，影響深遠的傳統文化的主流卻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愛、創新”的現代社會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須被堅決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號角不光遲遲沒吹響，這幾年儒學反借國學之名火起來了，孔老頭這把“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李大釗語）又被塗抹得金壁輝煌、花枝招展。這無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艱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們來說說儒文化的主要壞話。特別是締造者孔丘的壞話，好打根兒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個啥東東。

一、極力弘揚等級觀念，維護等級秩序，以君為本，媚上欺下。

中國的奴隸、封建社會都把人分等分級分門別類。除了大致分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官、民，貴族、平民，主、仆）外，還細分有十幾個等級。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隸製要玩完、封建製粉墨登場的大變革時代，原先森嚴的等級秩序那會兒有些鬆動，一些下級也用上級才能用的禮、樂舉行儀式、享受生活、負該上級負的社會責任。孔丘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說這是亂世，要治亂世隻有一個藥方就是“克已複禮”。意思是每個人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瞅瞅清自個兒的身份、地位，完了，嚴格照古禮法規定的自個兒這一級的規範說話辦事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誰也不掙脫禮教的枷鎖，社會就OK了。跟“克已複禮”類似，孔丘還提出“正名”的主張，要為政者首先擺正大夥兒的名份，劃分清等級，大夥兒都要嚴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許違禮犯上。

“克已複禮”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張，孔丘不光滿世界宣揚，還言行一致地親自踐行。在官運亨通前，做為魯昭公的親信幕僚，雖說自個兒沒資格上朝，卻替昭公製定了一套可繁瑣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禮儀。昭公強按著大臣們的頭皮做了一陣兒，在費時費力的折騰中，叫昭公顯擺足了君威，叫大臣強化了自個兒的臣屬意識。後來，孔丘飛黃騰達當了縣長，（那會兒國下麵沒省、市，縣上頭就是中央，縣長是封疆大吏，高幹的幹活）上任頭件大事兒就是大修衙門，以樹官威，以別民居，這種做法兒到今兒還被可多領導學習。第二件事兒是在全縣嚴查違反禮法的行為。嚴禁兜裏趁錢兒但頭上沒烏紗、沒封號的群眾出門象領導樣坐馬車，隻許坐牛車；掛了隻許用一個棺材，不許象領導樣棺材外再套個大棺材；吃飯不許用雕刻了繁華花紋的器具，不許欣賞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貴；身上不許佩戴夠級別才能戴的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後來孔丘調魯國中央工作，青雲直上曆任司空（似農工水利部長）、司寇（公安司法部長、警察總監）、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總理）、攝相（代總理）。滿朝文武，數他對國君、上官的禮最多、腰最彎，恭敬到了半真半裝的戰戰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惡心，但國君跟上官卻很開心。身居高位，身處各國紛爭的戰爭年代，他不想著咋樣禮賢下士、不拘一格招攬人才，以及銳意改革進取好趕緊富國強兵、保土衛民，卻仍把精力花在違禮糾察上。他發現魯國世襲實權三大家族“三桓”的封縣壘的城牆都太高太厚，嚴重超標，跟京城城牆似的，人稱“三都”，就調唆國君、迷惑“三桓”，悍然發動“墮三都”的軍事行動。結果引發三場內戰，多少生靈塗炭，多少人民流離失所，國家政權差一點兒被顛覆，城池差一點兒被齊國趁亂占領，國防實力大大削弱。

盡管孔丘重視以親情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維護等級秩序上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顏回是他公認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團結同學，記人好不說人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擱社會上跟同學中廣有賢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實上的學生班長。英年早掛後，同學們劇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頭兒死活不叫，說顏回同學一輩子沒當過官兒，再賢也不過一介草民，賢而不貴隻能薄葬，厚葬隻有貴人才配，哪怕他可壞蛋。他這話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學生這回沒搭理他，硬給顏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個大棺材。老頭兒就對著顏回的死屍哭著說：“乖呀，你地一輩子守禮，死了死了地卻違禮一回，使你德行地有虧。乖啊，這事兒你地甭怨老師，要怨就怨你的同學吧。”擱他的老眼珠子裏，等級遠重於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從等級秩序。

儒家後來靠皇權撐腰，成為封建社會統治思想後，對等級的推崇越發起勁兒，使得中國封建社會越往後等級越森嚴，平等越不提一詞。等級觀念越往後越深入人心，到今兒，擱華夏兒女的腦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盡管嘴上已有時嘣出“平等”字眼兒了。

在等級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級的核心，禮儀的極致。儒家的“三綱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為綱、臣為目，綱舉目張，一張大網就跟逮魚樣罩住了人民群眾。君是君主製國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關係。君是一切禮法的原始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是文化精英們關心的中心。比方曆來被做為重視民眾標榜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語、的重心其實在舟不在水。說這話的人最關心的是咋樣叫水好好載舟，保證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時調節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隻是個手段，完全是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萬裏，舟行萬年。這裏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國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對君主一個人的忠誠、敬仰，一切人聽命於一個人。對君主的個人崇拜，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地不斷發展：春秋戰國時，國君、大臣還能圍在一個榻榻米上商量事兒；到漢時儒生叔孫通製定了朝儀，比孔丘當初定的嚴厲了可多，叫皇上成為一種大大莊嚴、大大肅穆、大大恐怖的權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見皇上時，有衛士在旁監視，甭管誰態度不合規格，比方偶爾抬下頭，胡亂放個屁啥的，就要被處罰，這使君主遠離了大臣，更遠離了人民，不過這會兒宰相跟年老體弱德高望重的大臣還可坐著跟皇上說話嘮嗑；到宋時，座位也撤了，統統地站班、跪稟，常有體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為一道政治風景，但這會兒大臣還可自稱為“臣”；到清時，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稱“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說普通人民了。總之，君主越來越高大、神聖，臣、民越來越矮小卑賤。

好不容易推翻帝製，建立了民國，沒了皇上，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不歸一人一家私有，一劈頭想發揚民主。可革命果實老被人搶，就又體味到忠的必要，要求黨員宣誓效忠他個人。完了，蔣中正也強調“忠於領袖”，搞黨國一體，在國**專製，在黨個人獨裁。完了，共和國開幕，咱們一度無限忠於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樣喊“毛主席萬歲”，終於導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兒，最後一個被忠於的個人應該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直到改革開放、破除個人崇拜後，才隻提忠於黨和人民，不再提個人。這是個可不小的進步，進這一步花了幾千年，費老鼻子勁兒了。

君本主義助推個人專製、中央集權及國民奴性。皇權無限，一元獨裁，民權不見也不爭，是中國災難重重，舉步維艱，終於落在西方屁股後頭可遠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為本並行不悖的是以官為本。官既是君的統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個兒的一畝三分地兒裏又是一個小君，在自個兒的天地裏，自個兒的利益高於一切，啥事兒自個兒說了算，要求下屬跟群眾忠於自個兒。如今正經的君本位沒了，但官本位仍市場廣大，想清除不費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為維護等級，弘揚君本，儒家宣揚愚忠，認為民對官、臣對君、下級對上級隻能服從，不能反抗，不配監督，甚至不能批評。孔丘說他特惡心在下位的說在上位的壞話。如果上頭實在壞蛋了太，一個有良心的人，應該溫柔並盡可能婉轉地勸諫一下下（孔丘反對直諫，那可能直斥上非、強加於上，涉嫌僭越），上頭不聽，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汙，就隻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張揚上惡鼓動把上頭掀翻。即便惡如殷紂——孔丘遠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對伯夷、叔齊倆人攔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駿馬，反對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後倆人不吃周朝糧活活餓死的行徑，大加稱讚，樹為忠臣標兵。這是赤條條地宣揚不辨是非善惡、隻遵守名份等級的愚忠。孔丘認為周武王有原罪，雖然同時又提倡承認既成事實，服從新的領導，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於惡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會充滿同情地歎息，完了說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該如此，認了吧，對這樣的領導，該忠還得忠。

等級製度、君（官）本位必然導致社會不公，越往上權利越大越多義務越少，越往下權利越小越少（直至無）義務越多。曆代禮法都保護上層利益。撇開君主的權力跟利益沒邊沒沿不說，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賞賜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勞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當刑必刑，沒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極惡必刑，還可用錢贖，用罷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殺上等人死罪難跑，上等人殺下等人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錯，殺了大多白殺，如果不是奴仆，又沒錯，則處罰也輕於以下殺上及同等人互殺，很少償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須不問青紅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頓或罵一頓再審，一旦有丁點兒不實，就是誣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贏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實利上護上欺下，儒文化在態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認為上智下愚，又說“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罷，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卻不會有仁人。”那會兒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後來才指德行。還說“貧窮而沒有怨氣很難做到，富有而不驕傲容易做到。”明顯拍富貴人的馬屁。可事實上，大多窮人是忍氣吞聲地活著，大多富人是驕橫拔扈地活著，孔丘的話整個一顛倒黑白。幾千年中華文明中，歌頌皇上、王權、上官的文章、詩詞歌賦、曲、雜劇、京劇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頌揚帝王說：“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兒，就可福蔭天下。”就連杜甫這樣關注民生的好詩人也寫過不少阿諛奉承的詩。今兒皇上、王權沒了已，但歌頌它們的電影、電視劇、戲劇、書籍、乃至廣告仍滿眼都是，觸目驚心。而上官仍在，唱頌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專製，禁錮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國曆史上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可他一旦掌權，就立馬容不得他花他家。當上代總理第七天，老頭兒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腦袋剁下了，還命令在大街上暴屍三天。以後的儒生，也極盡排斥打壓他家之能事。漢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成為封建思想的正統，2000年不許任何人質疑挑戰。儒生極不寬容，習慣我是你非，一是眾非，不許人爭辨，誰的牙縫裏嘣出半個不字，誰就是異端邪說，一律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利用他們掌握的權勢，除功名，斷仕途，下監獄，砍頭抄家，啥手段都使，實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魯迅先生評論董仲舒的這招，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陰險毒辣得多。“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神禍胎。”此後，中國封建社會拜拜了“學術自由”、“思想解放”這倆詞兒。

儒家之所以能獲專製政權的支持，一“花”獨放，“香”飄2000年，是因為它的東東符合專製政治的需要。專製獨尊的思想文化跟專製獨裁的政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狼狽為奸，使中國人跟西方人比起來，在專製的黑暗中呆得時候更長，更少民權、人權。李大釗說儒文化是“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一點兒錯的沒有。事實上，2000年來的精誠合作，已使鼓吹政治專製、一元的儒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很霸道的文化，而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僅僅是思想門派，更是政權的骨幹。儒文化是個政治文化。

當統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國，把國治理得每每哀鴻遍野、動蕩不已時，儒生仍不許非議他們的學說。他們把政治分為“理”跟“勢”兩部分，“勢”指具體的政策製度、人事等，“理”則是在“勢”後支撐並製約“勢”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識形態跟文化價值觀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認為“理”高於“勢”，是萬古不變的絕對真理，社會走壞隻是因為“勢”沒跟“理”完全吻合，批評者頂多隻能說說“勢”的壞話，唾沫星子絕不許噴到“理”上，對“理”隻能迷信、崇拜。這樣，盡管中國政局不斷變幻，社會不斷動蕩，卻始終掀不翻儒學的統治地位，沒法打根本上徹底去舊迎新，沒法新生。且曆次改革統統地敗北，哪怕隻是針對“勢”，因為事實上“理”、“勢”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難革“勢”的命。

三、重政治，輕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沒發跡前，好到處跟人說自個兒是“殷人”，而不說是“魯人”，意思是賣弄自以為高貴的血緣，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數第二個天子的兒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紂王打正宮出。後來微子叛國降周，被封為宋國開國國君，以後同族子孫世代國君、高幹的幹活。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個叫孔父嘉的大司馬（軍委主席）以孔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還是宋國君的姓，宋國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國時沒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宮廷鬥爭中頭被“哢嚓”掉了，他兒子逃到魯國，後來這支就姓了孔。到魯後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貴族降為一般貴族，幾經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紇時仍當了大夫。孔紇在魯國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兒建了孔府大院，養活了一妻二妾，九個小姐，兩個少爺。孔丘是他老年納小妾生的最後一個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紇掛後家道漸敗，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個兒認同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早有淩雲誌要當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風。

打少年起孔丘就屢叩官門，並做過幾個小官兒，管過戶口，收過租稅，當過大貴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沒啥進步還，老基層幹部的幹活，長歎息懷才不遇後不得不辦了所學校。當老師壓根兒不是他的誌願，是他遂不了心願後的一種現實選擇：一來收學費補貼家用，養活媳婦、兒子、閨女、牛馬、仆人；二來傳播自個兒的思想，擴大聲名，以期以社會賢達身份當大官兒，“曲線救國”，還可以此結交權貴。他事實上的第一個學生南宮子容大夫（辦校前結識的，沒舉行拜師儀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師，對他盡學生對老師的義務）就是魯國當政家族“三桓”中孟孫氏的第二號人物，他娶宋國大夫的閨女當媳婦也是這人保媒拉纖。在這人的強烈引薦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魯昭公的線，複禮的理論被昭公欣賞，常進宮嘮嗑，陪吃陪喝陪娛樂，也能出出主意，編個朝儀啥的，並常得賞賜。他去洛陽請教老子時，魯昭公賞了他一輛馬車，兩匹馬，兩個童仆；他喜得貴子時昭公特地送了條大鯉魚作賀，“鯉”“禮”同音，孔丘立馬給兒子取名孔鯉，以謝君恩，以表推禮之心。可惜昭公隻是個名義上的國老大，國老二、“三桓”中季孫氏總理不待見孔丘，才使得他的願望無法得逞。完了，昭公掛了，季總理掛了也，定公繼位，小季總理當權。南宮同學再向定公、小季總理劇烈推薦，加上孔丘聲名日盛，使他終得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五、六年打縣長爬到代總理，實際主政魯國，真真地大權在握，炙手可熱。然而他政績平平，靠禮治既不能富國也不能強兵，又心胸狹窄，濫殺政敵學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總理也不再待見他，孔丘終於在一月黑風高夜偷偷跟魯國不辭而別，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張。到外國後，老頭兒也是一直遊走在高層，堅持不懈跑官要官，幾度差點兒得手，又幾度告吹。但各國大抵都把他當名人、老幹部待，官不給俸祿給，還可多，長期比照副總理級，應該說他跟各國當權者的關係也算融洽。老了回國，被尊為國老，仍照副總理級關晌到死。在孔丘當官、要官的同時，他的學生也或靠他的推薦，或靠自身能力紛紛從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響時，儒門竟有五、六人當了縣長，另有當總理府總管啥的，擱魯國政壇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學官兒做到跟從的馬車達上百輛，家裏存糧上萬鍾，最後死於宮廷政變，子貢同學曾當魯、衛倆國的總理。

老頭兒掛後，魯主親自吊唁，流著眼淚鼻涕致悼詞，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稱他“聖人”，給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廟。有了墓、廟後，魯國當地官員凡新到任的，都要先來拜拜這死老頭兒，完了才能處理政務，跟拜碼頭似的。漢以後各朝各代政權都無比尊貴他，打劉邦起皇上們排著隊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舊獨裁、終身的蔣介石。唐時封孔丘“文宣王”，之後甭管皇上咋走馬燈地換，他的王位不變，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時也被封為“啟聖王”，他媽跟他媳婦都被封為誥命夫人。他的嫡係子孫漢時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為侯，唐初封侯後升為公，宋封“世襲衍聖公”，以後一襲幾個朝代。袁世凱複辟時，曾讓國給衍聖公，衍聖公不要，就加封他為郡王，孔門到此已有三王。民國沒王沒公了，蔣介石又叫十五歲的小毛孩孔德成當“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長及以上官員）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後，毛澤東認為孔丘反動透頂，大壞蛋一個，才沒再給孔丘後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這幾年祭孔又死灰複燃了，先民祭後官祭，隻是一把手還沒去，千萬甭去。

可見，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後都跟政治、政權、政府打得那個火熱，水乳交融，他絕不隻是個所謂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個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親身為政治服務，他的學說也主要為政治服務。他的主要言論，儒家經典的主要內容根本就是在講授統治術、馭民術，在勾畫統治秩序以及為政府培養乖乖仔的順民。所以，老頭兒才被政權如此青睞。隋唐以後，更拿“四書”、“五經”做為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權的中堅。曆代莘莘學子信奉“學而優則仕”，讀書就為當官兒，混跡政壇。可以說，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為一體，以後越融越密，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絕不隻是個思想學術流派。

做為政治文化、官場文化，其主旨是為統治提供依據跟培養順民，不重視人文、不關注人性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孔丘從沒鼓勵人思想自由，個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規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學猖狂時，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滅人欲”，徹底撕掉了儒家裹著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殘害人性、鄙視人道主義。所謂“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為規範，即“三綱五常”那套，所謂“人欲”，實際上是人們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個曆來強調忠孝服從，統一集中的國度裏，到這會兒甭說身心自由、個性張揚、人道關懷了，連基本的生存權都被打壓、甚至剝奪了，人們被殘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這時的儒文化徹頭徹尾成了統治工具。

宋明時“天理”具體是啥哪？舉倆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勵、後來就強迫女人纏足，生生把腳扭彎、腳指頭扭斷；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這就是“天理”，這就是咱們這個文明古國的進化，誰要解放女足，誰敢反對給皇上殉葬就天理難容。就這樣，理學還要帶個“學”字，理學家的臉皮真比城牆拐彎還厚，後代進步思想家直斥他們“以理殺人”，統統地劊子手，理學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說教，輕法治。

古代有種觀點，胡說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會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時代，主要由官爵體現）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說，廣為鼓吹。他們主張“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當統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當最大的統治者，反過來，誰當了最大統治者，誰就是最仁的人，萬一不是，就要想方設法教他成為最大的仁者，當天下德行的榜樣。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剝奪了廣大下層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權力，因為孔丘說“小人之中不會有仁人”；完了，也不講監督製約。一來所謂監督一般是沒權的、權小的對有權的、權大的人的監督，可這些沒權的、權小的人比不上有權的、權大的人仁義，他們不配監督，隻要服從仁人的領導就OK了；二來以下監上非禮，非禮即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東東。這樣，事情的關鍵就是找一個以及一幫高尚的仁人當頭兒，告他跟他們說隻做好事，甭幹壞事就結了，而不是用法律、製度、民主監督啥的製約頭兒，叫他、他們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幹壞事。“仁人政治”為後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基於這種認識，每當王朝昏亂、腐敗風行時，一些有良心的“有識之士”就要站出來痛斥社會道德淪喪，要求領導及大夥兒多讀聖賢書，提高覺悟，見賢思齊。道德叫囂的作用擱當時是濕濕碎，擱長遠是負的，為虎作悵。因為越強調道德就越忽視法治。因為封建道德本身說到底就是維護少數權勢者的利益的，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視，叫人安分守己、聽天由命，不許革命，不許批評領導，否則就是不道德，而清廉僅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級、奴性、服從才是道德的核心。

這麽一來，以權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沒法不長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閣，雖然這法律本身已經對弱勢群體不公，偏向權貴富人了，實行中的長官意誌淩駕於法，更沒了百姓的公道。這就難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沒權）別進來”的觀念，一直流行民間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譚，擱“仁人政治”跟兒，道理上都說不過去。

五、頑固守舊，嫉創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複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個工種。正規祭祀可麻煩，除主、副祭要上香、許願、叩拜、獻祭品，樂隊吹打彈唱外，還有“史”協助主、副祭，並記錄過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禱告；“祝”向鬼神歌功頌德。後來，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個“儒”，本職工作是報下程序，有點象司儀，有時也肩負其他工種的責任。祭祀的對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歡祭祀，他家離魯國搞大型祭祀的太廟可近，那邊兒音樂一響，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熱鬧了，那邊兒沒動靜時，他常組織小朋友玩祭祀的遊戲。走上社會他的頭一份工作就是當祭祀樂隊的吹鼓手，不久就為貴族人家當“儒”。完了，他的學生也不少人戰鬥在“儒”的崗位上。“儒”這一古老的職業形象，活靈活現地標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臉：為達官貴人服務；重儀式、講排場；麵孔呆板嚴肅，缺乏激情活力；粉絲古代，尊重先人，中規中矩，厭惡創新。

儒家綱領性口號“克己複禮”的“複”是恢複、複辟，要恢複、複辟的是“禮”是將要被當時的時代拋棄的殷和西周的禮法。孔丘從政、當政時，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維護舊禮法，反對順應時代潮流的土地租稅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掛前編修的《詩》、《書》、《禮》、《易》、《樂》、《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魯春秋》為藍本，記錄曆史時，有自個兒的語言，曲折而不直接表達了點兒自個兒觀點，算半編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純編輯的工作，就是古文獻的刪核、匯編，沒自個兒的新東東。孔丘自鳴得意地標榜他這種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傳舊，“作”是創始，孔丘隻傳舊，不創造。後來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為古訓，誰要不述而作，懷疑古人古文，就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還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運擺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貴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爺爺傳下來的典籍訓誥，即聖人言，不可輕易篡改加添。又說：“不踩著前人的腳印走，學問、道德就修養不到家。”後人對前人隻能亦步亦趨。到東漢時規定，知識分子辯論，發表文章，統統地不許超出他老師教他的範圍，這叫“師承”，超出了，不光學說成立地不能，還違犯法條，要打要罰。宋明理學也劇烈強調尊古複古，以周公、孔孟為不變真理。凡此種種，使得文化人熱衷於對經典的注釋、考證、匯編，不熱衷於各抒已見。尤其在文禁最嚴的明清，成就了許多的“全書”、“字典”、“大典”啥的。這種態度，扼殺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這樣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傳承，在中華大地屢屢掀起複古熱，阻礙思想文化推陳出新，及政策、法令隨時代而變。幾千年裏，隻要時代跟古書不搭脈，就說時代錯了，譴責“人心不古”，壓根兒沒與時俱進這一說。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驚，變法才引來無窮大的阻力，並最終玩完。不光他，曆史上搞變法維新的找不出哪個有好下場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國民性中。連可多象阿Q這樣最底層的草根都喜歡豎起大拇指，晃著小瘦腿跟人吹：“想當年，俺祖宗……。”從個人到民族都好跟人誇曆史誇祖宗。悠久的曆史中的確有有價值的遺產，可更有大量該淘汰的糟粕，給人負擔。毛澤東就認為一張白紙沒有負擔，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我們負擔地太重了，減負地大應該，輕裝地大應該。曆史有時跟一個人的戀愛經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過份在意從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難以輕快前行。

六、鼓吹“親親”，重小團體利益，輕公共利益，重人情，輕正義。

中國人一直少博愛精神。盡管孔丘吵吵過“仁者愛人”，聽上去挺美，可緊接著他又說“愛有等差”。就是說仁者的愛並不是一視同仁地灑向人間，而是要分親疏尊卑遠近：先愛君主、父母及老師等地位比自個兒高的；再愛兄弟、老婆孩子、族人、親戚，及地位跟自個兒相當的人；再愛朋友、鄰居、老鄉，及地位低下的人；再愛同國的人；最後還剩餘有愛，才給毫不相幹的天下人。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說在敬自個兒老人基礎上，再推及別人的老人；在愛護自個兒的乖乖的基礎上，再推及別人的乖乖。是有順序跟程度不同的。不能簡單理解成“象敬自個兒老人樣敬別人的老人；象愛自個兒孩子樣愛別人的孩子。”要那樣該這麽說：“老人老，如同吾之老；幼人幼，如同吾之幼。”把愛分三六九等，跟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人分三六九等合拍。

“愛有等差”基本上是圍繞自個兒向外劃圈，離自個兒越近越愛，越遠越不愛，愛不同，對人對事兒的態度就不同，實際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親親”，即親愛、維護自個兒的親屬。“親親”是儒家提出的另一愛的主張，跟“愛有等差”相類，更強調家庭、家族。為了落實“親親”，儒家提倡一家人不光要一團和氣，互敬互愛，要是誰犯了罪危害了社會還要互包互庇，才顯得抱團兒。才好保持家庭穩定。孔丘周遊列國時，在葉縣葉公曾跟他顯擺自個兒家鄉人民巨正直，說有個小夥兒的爹偷人家的羊，他是非鮮明地站出來告發、作證，使偷竊者受到應得的懲罰，丟東東的找回了財產，實現了社會正義。孔丘聽完呲牙一冷笑，說：“我家鄉正直的人跟貴家鄉不一樣大大地，我們那兒父親為兒子隱瞞罪惡，兒子為父親隱瞞罪惡，正直就表現在這裏頭了。”後世法律依孔丘的意思，明文規定親屬之間互相隱瞞犯罪事實的不論罪或減刑，而該隱不隱則要處罰，謀反、親屬間互害除外。就是說君親不能害，害別人隨便、不管。公開鼓勵人們自私，為顧小家庭、小團體利益可以不搭理社會公義。

“親親”鼓勵以人定是非，人情大於法，叫人多關心個人、家庭利益，少、不關心他人、社會利益，做家庭人，不做社會人。這使得國民重私利輕公利，缺乏同情心、理解心，也缺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跟熱情。可見，咱們的公民意識打老早就缺乏，就被刻意地不培養了。難怪西人說咱們是個人情社會，不是個是非社會，難怪咱們處處裙帶翻飛，常常因情廢法，每每不講公德，難覓合格公民了。

實踐中“父子相隱”的重點是“子為父隱”。當家的揭孩子的短尚說得過去，不構成犯罪，當兒的揭爹的短就大逆不道了，必繩之以法。這裏還是有個等級問題，還是不能以下犯上。跟“子為父隱”類似的還有臣為君隱、徒為師隱、賤為貴隱、窮為富隱、不肖為賢隱等等。“長者雖有罪，一夫敢生恨？”不光違法犯罪行為要隱，品行、才智、健康、出身等各方麵不好的地方，儒家都要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儒家認為必要的向親不向理，向上不向公，必要的犧牲部分人（慣常是弱者方）的權益，必要的犧牲社會正義、良知，是維護秩序應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擱他們眼裏，秩序比正義重要，人情比良心重要，尊嚴比真相重要，家庭比社會重要，狹愛比博愛更實惠。當關注下層，關注公義，胸懷寬廣的平民思想家墨子提出“兼愛”，號召不分血緣親疏地位尊卑平等愛人時，被儒家老二孟軻破口大罵為“禽獸”。因為他覺得人跟人一旦平等，君、父的至尊統治地位就沒法維持了。回望曆史，這些為貴族服務的自詡為“正人君子”的思想家，把“禽獸”思想家排擠出社會舞台後，其作為、後果，客觀地說的確不能把他們也罵為“禽獸”，應該是“禽獸不如”。

“親親”在破壞社會正義的同時，也使社會誠信缺失。要求人們為上位者隱，為親屬隱，為名流賢士隱，就是明要你甭說真話，真話都不能說，何談誠信？誠信總不能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吧？所以，可知儒家雖然有時也吵吵誠信，都是很局限的，必須服從等級、親親等各種秩序，是為秩序服務的。這樣的“誠信”是建立不起誠信社會的。

七、提倡愚孝跟男尊女卑，摧殘人性、人生。

封建社會的核心等級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的核心道德是忠孝。儒家宣揚的孝道跟忠君相連，為忠君服務，由孝及忠，封建的家長製跟封建君主專製相輔相成。孝道跟等級相連，為秩序服務，是奴性訓練的一個重要方麵。孔丘的學生、因為尊容象他而在他掛後一度領導儒家的有若，曾直言不諱、洞若觀火地說：“做人孝父母、敬兄長，卻喜歡觸犯上層人物，這種人少有；不喜歡觸犯上層人物，卻喜歡造反作亂，這種人是沒有的。”

跟今兒的敬老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互幫互助、互敬互愛不一樣樣，儒家的孝完全不管子女的人格完整，劇烈損害子女的正當權益，直至生命權，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孝”、“忠”都成了殺人的刀子。

來看幾個傳誦千古的故事。

孔丘的學生閔子騫同學打小沒娘，後娘惡心他。冬天，後娘給自個兒親生的倆孩兒穿用棉花做的真棉衣，給子騫同學穿拿蘆花做的假棉衣，看上去也鼓鼓厚厚的，就是不擋風禦寒。子騫同學冷得從早哆嗦到晚，也不找親爹告狀，不跟後娘的可惡行為做鬥爭，不維護自個兒的合法權益。

有天他爹坐車出門，叫子騫同學擱前頭趕馬牽驢。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子騫同學凍得拿不住牲口的韁繩，一會兒一掉，把他爹掉惱了，一馬鞭抽他身上，瞬間蘆花打破的衣縫中紛紛飛出，跟雪花在空中糾纏。他爹這才大吃一驚，罵兒子蠢，為啥要忍受摧殘，不報告爹哪？子騫同學說揭露娘的惡是不孝，不孝是大惡，比娘虐待他還惡，他不能作惡。他爹說回去就休了那壞女人，子騫同學忙跪雪地上攔住說，有她在，就他一人挨凍，攆走她，倆弟弟也沒棉衣了。

閔子騫被樹為孝子標兵。可他這麽做不光犧牲自個兒的合法權益，還不分是非正邪，姑息養奸，置正義、善良於不顧，對惡行一味投降、包庇、縱容。

晉朝一叫郭巨的，一劈頭也是有錢人家後生，爹掛後，他托大把家產平分給倆弟弟繼承，自個兒要個老娘來養活。後來，日子越過越緊，直到添了個寶貝兒子。瞅瞅白發蒼蒼的老娘，瞅瞅快見底的米缸，郭巨摸著兒子紅樸樸的小臉蛋，跟媳婦說殺了寶寶吧，省下糧給娘吃。他媳婦超三從四德，忍著撕肝扯肺的疼，隨丈夫到外麵挖坑埋兒。擱今兒郭巨殺人犯的幹活，但先前他一直當模範。

儒家的“孝”還剝奪了子女的自主性，使其身心不能健康生長，人格不能獨立、健全，成人兒童化、依附化。孝子的婚姻、事業、置業等等大小事兒都要聽從父母安排，即使父母上天堂或下地獄了，也要“三年無改父之道”，也提倡遇事兒跟父母牌位請示。著名的老萊子，七十了因爹娘還在，就事事順從二老，且依然象小孩兒樣承歡膝下，穿娃娃的彩衣，搖拔浪鼓，躺地上蹬腿兒裝哭撒嬌。擱父母跟子女永遠不能成長成跟父母有同樣權、責、同等人格尊嚴的獨立的個體，父母老是要管轄、控製、或說統治子女，父權扼殺了子權。

人們在家因“孝”喪失了自我的主體意識後，出了家門在國就很容易因“忠”使臣民對君、下官對上官兒童化，依附於上，奴性於上，缺乏獨立見解，人格跟心智殘疾化。

跟老尊幼卑一樣樣，男尊女卑也為維護皇權專製跟等級壓迫做出了卓越貢獻。孔丘一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把女人打入被壓迫階層提供了依據。他當縣長時，就采取了男女分道而行的禁錮、圈養女人的措施，那會兒男人是社會活動的主性別，將女人隔離於男人，就事實上剝奪了她們參與很多社會活動的權力。盡管曆史上西方的女人也被當做第二性，但跟她們比，中國女人受的歧視、壓迫、殘害更烈。多女共事一夫，纏足叫西方歧視婦女者相形見絀；節烈牌坊，“男女授受不親”更是害了一撥又一撥女人。比方熟讀“聖賢書”的著名清官海瑞，因他5歲的小小閨女肚肚餓了，隨口咪西了男仆遞上的一塊餅，就逼她絕食7天，活活餓死，叫人拍案叫慘。完了，女權運動咱們也比西邊開展晚，且開展之初也得益於西方文化的衝擊。總之，中國女人的火坑比西方同性既深，跳出來的又晚。

八、倡導愚民政治。

一般地，教育家是開啟民智的，孔丘頂著道教育家的光環，說他愚民估摸可多人會替他喊冤，這就首先得說說他的“教育”到底是啥玩意兒。

春秋前學校大抵官辦，是真正的免費教育，不光不象今兒的學校樣巧立名目亂收費，還倒貼一頓午飯，不過隻收貴族子弟，是實打實的貴族學校。課程是教授士大夫要具備的六藝：禮（禮法）、樂（音樂）、射（射箭）、禦（駕車）、書（書寫）、數（算術），教材主要是《尚書》、《周禮》、《易》、《詩》等古文獻，教育的目的很明顯就是培養後備統治者。孔丘做為貴族子弟，接受了正規的貴族教育，吃了好幾年免費的午餐。以後他自個兒辦了學校收了學費，可說是開了民辦教育跟教育產業化的先河，但他的教育卻不是為民而是為官的。他雖提出“有教無類”，叫富而不貴人家子弟也能上學，擴大了受教育的範圍，可教育的內容、目的卻跟官校一丘之貉。仍是官校的課程、教材，仍是為統治者培養後備軍，學以致仕，隻不過相對擴大了統治者的階級基礎而已。而且，由於有學費的門檻，廣大無錢無閑的勞動人民的娃娃仍然進不了教室。總之，孔丘的教育實踐並不能真正提高人民尤其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也不能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福音。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孔丘拿過教鞭就認為他一定不主張愚民。

事實上，對廣大民眾，孔丘主張不必要教給他們太多知識。他的一個縣長學生在治下大力普及禮樂教育時，他說“殺雞焉用宰牛刀”，譏他使勁兒過了，應當“禮不下庶人”。庶人沒必要懂得太多，知道太多，多了不利於統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反對晉國鑄刑鼎，把法律條文完全公之於眾的做法，認為百姓不配跟領導掌握相同的信息，級別不夠。這種態度有助於中國的暗箱政治，阻礙政務公開，有助於專製，阻礙人民參政議政。

愚民政治的另外表現是通過忠孝奴性訓練、等級秩序、文化政治上的尊古、專製等方法，最大限度壓縮個人空間，泯滅個體的主體性，使個體成為無思想少主見的工具，以便奴使。正如尼采先生所曰：“不能服從自己的，就將會被命令。”這方麵，儒家做得超級棒。

九、重文輕理、輕武，重腦力輕體力。

孔丘他爸武將的幹活，士大夫“六藝”中“射”“禦”二藝頂呱呱。孔丘不似乃父，雖說個頭跟他爸一樣“小巨人”，可甭管上學還是教學都偏科禮樂。他掛後，儒生把《詩經》、《尚書》、《禮儀》、《易經》、《春秋》跟音樂，稱為“新六藝”，開除了原先“六藝”中所有非文科項目。以後，儒學當道，學生們的課程主要是“六藝”加“四書”。軍事、體育、自然科學不登大雅之堂了，搞得書生及打書生上去的士大夫越來越文弱、發酸。文史以外的學問、技藝被叫做細枝末梢，雕蟲小技，為人不屑，這些方麵突出的人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跟巍峨如泰山似的文史書籍比，咱們的軍事、經濟、自然科學的書，隻能在山腳下堆個土包。文史之濫，無疑對漢民族打仗常敗給他族乃至他國、及科技落後誤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生產關係發展緩慢，貢獻大大的。

話又說回來，盡管跟理工軍經比，咱們的文科發達，可正經的哲學思辨，邏輯推理卻又欠發達得很，遠落後西方。在毛澤東全麵移植並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前，中國幾無大哲學家。儒生們拿手的是道德說教，隻教人服從，不教人思辨、推理。

傳統文化在不能平等客觀地對待文理軍工經的同時，也不能平等客觀地對待腦力勞動跟體力勞動。儒家看不起勞動人民，認為“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從理論上就剝奪了勞動人民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力，隻賦予他們被治理的“權力”。孔丘曾罵跟他請教種莊稼種菜問題的樊遲同學是“小人”，說“君子”是不屑幹這種活計的。後來，他在周遊的路上則被“小人”罵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寄生蟲，勞動人民也看他不起。

千百年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腦力勞動不論在地位、名譽、報酬上都比體力勞動優越。直到今天，體力勞動者仍然沒有獲得與腦力者同等的尊重和人格尊嚴，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仍沒被正確認識，勞動價值仍被嚴重低估，他們從社會得到的回報普遍小於他們為社會的付出。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被扭曲，腦力勞一得二（與權力結合的腦力勞一可能得十、得百……），體力勞一得半。甚至，他們的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也在事實上受到了挑戰，他們得不到跟腦力者同等的話語權。對體力勞動者的歧視，長期、並仍在破壞社會的公正、公平、和諧。

十、輕信仰、重俗世。

儒家信天命不信鬼神。他們認為人外有天帝，老天爺主宰國家、君主、及每個人命運，主宰萬事萬物。皇上做為天帝的兒子代表他管理世間，天子的權力既然受命於天，更變天子也隻能由天不能由人，這為帝王統治提供了堂皇的依據，有利其江山萬代。做為一般人，儒家說人的命，天注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要求人們“畏天命”。特別希望窮人賤人安分守己，甘於貧賤，甘於不平等，甘於被剝削壓迫，反抗的不要。

但人掛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燈滅，沒有來世，沒有輪回。人們既不期盼上天堂享永福，也不怕下地獄受永刑。跟咱們不一樣樣，西人大都相信人死了不算完，這輩子幹的好事壞事到掛時一塊兒算總賬，好人上天壞人入地，今生在可大程度上是為來世做準備的。這樣，他們行善多了種動力，做惡多了種恐懼。盡管唯物主義認為天堂地獄是虛構出來的，但在人們的覺悟還未提高到極高程度時，這種說法的確起了些揚善止惡的作用。而咱們隻信今生不信來世，少了種行善的動力，少了種做惡的恐懼。人們隻重今世的安逸，淡薄理想、未來，缺乏懺悔精神。

當然，宗教的硬傷也可明顯，比方其整個體係是建在唯心、非科學基礎上的，不真實性終將被人們認識到；易導致狂熱、偏執，當宗教跟民族問題攪和到一塊兒時，更叫人不冷靜，如咱們西藏的問題；還有其上層也跟世俗權貴一樣常將權力利益化，欺壓剝削下層民眾等。宗教是把雙刃劍。

儒學之惡不止上述，還有散布中庸，鼓勵人不敢為天下先，繁文縟節泛濫，過重婚喪等儀式浪費錢財，叫人好麵子，說話辦事好繞彎不直率紮實，文過飾非等等。

總之，正如陳獨秀所說：“別尊卑、重階級、事天尊君，曆代民賊所利用之孔教”，是導致民族衰弱的“物事”，“其害無窮”，“要擁護德先生（民主）又要擁護賽先生（科學），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魯迅也說“中國國粹”“等於放屁”，“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今兒“國學”者們，不知是“可恕”的，還是“當得永遠的詛咒”的。“國學”的核心說到底是腐臭的“四書”“五經”，盡管一些“國學”倡導者結合時代對其進行了些“新開發”，但換湯難換藥。比方對《論語》，有人刻意張揚其中的做人智慧，搞得《論語》跟碗心靈雞湯似的。姑且不說孔丘的可多議論並不是針對所有國人，而主要是針對上流人士所發，將其引為針對一般人是種誤讀，掩蓋了其中的階級性，更主要的是，隻要受到煽動一讀《論語》，大多數人就難免受其追求的封建政治、封建道德的影響，因為這才是《論語》的中心價值、主要內容。對主張現代精神，致力建設現代文明的人們來說，讀經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是一樁賠本生意。

李大釗曾說“自由的敵人”，“惟皇上與聖人而已”。筆者覺著，不光自由，幾千年中國最大的禍害，前進最大的敵人，“惟皇上與聖人而已”。請大夥到啥時候也甭忘了“五四”先鋒吳虞的話：儒家思想“禍國殃民，為禍之烈，百倍於洪水猛獸也。”陳、李、魯、吳“打倒孔家店”的喊聲猶在耳，他們未竟的事業急需進行到底。

當然，盡管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國粹的主體的儒文化地地道道是奴性文化、專製文化、吃人文化、亡國文化，但中華文明絕非一無是處。好多不受或少受儒家束縛的人們書寫了燦爛的篇章，對中國的進步及世界文明做出了大大地貢獻。比方思想上的老子、墨子、韓非子、王充、李贄、黃宗羲、戴震、龔自珍、鄒容、李大釗、魯迅、毛澤東；文藝上的陶淵明、李白、關漢卿、湯顯祖、吳敬梓、曹雪芹、蒲鬆齡、吳道子、徐悲鴻、鄭板橋、周星馳；科技上的祖衝之、張衡、郭守敬、酈道元、僧一行、畢升、沈括、宋應星、徐光啟；革命上的方臘、鍾相、洪秀全、孫中山、秋謹、方誌敏、董存瑞；還有孫武子、張騫、鄭和、文天祥、雷鋒、王進喜等等。我們的四大發明、中醫中藥、瓷器、絲綢、茶葉、圍棋、中華武術、相聲、剪紙、泥塑、雜技等民間藝術、敦煌壁畫等等，都是人類的魂寶。

今天，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堅決拋棄腐朽傳統文化的同時，咱們還應扔掉狹隘的民族觀念，放開眼界跟胸懷，麵向世界，實行拿來主義。不隻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麵都應開放。民族的精華是屬於世界的，反過來，世界的精華也應當被各民族充分汲取。一切人類皆兄弟，兄弟的好東東自然應當拿來為我所用。實際上，共產黨應該是最拿來主義的政治力量，因為不拿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拿來主義需要魄力。瞅準了就痛痛快快地拿來，不要肉肉嘰嘰地想再搞啥中體西用那套，那套已經被曆史證明不中。因為所謂中體是君（官）體，而現代社會是民體，二者水火不溶。

不同的文化適用於不同的曆史時期。從人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及彼此關係的平等程度看，人類社會大致是照這麽個循環走的：早期個人時代（氏族部落以前；每個人對社會的作用大致相當，各人以個人為中心，人跟人平等；是橫向社會。）——早期平民時代（氏族部落時期；除少數被剝奪者外，大多數社會成員共同決定社會走向，大致平等；是以橫向為主的社會。）——早期精英時代（部落聯盟、城邦共和國、奴隸製早期；少數領袖主導社會，有明顯的階層，貧富貴賤差別明顯；是以豎向為主的社會。）——君主時代（正式國家建立、奴隸製後期、封建製時期；一人一家主導天下，階級等級森嚴，貧富貴賤極其懸殊，社會極不平等；是豎向社會。）——精英時代（資本主義、初期社會主義時期；是以豎向為主的社會。）——平民時代（社會主義時期；是以橫向為主的社會。）——個人時代（共產主義時期，這時個人最自由，人人最平等，是高層次的橫向社會。）今兒世界上除少數國家還在君主時代外，大多國家在精英時代。

咱們也在精英時代中，並正向平民時代發展。傳統的儒文化產生於、很適合、很服務於君主時代，加強了中國君主時代的殘酷、腐朽，並在一定程度上拉長了君主時代，阻礙了精英時代的到來，到今兒已完全過時、腐朽、反動。如果死抱住不放，必將拖緩社會向前的腳步。同時，可以預見，儒文化的複辟，必將失敗，跟螳臂當車似的。

為啥改革之初沒人提孔老頭跟儒家這碴，到改革快30年了，碩果累累、形成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團時，忽如一夜風雨來，儒學沉渣突然泛起哪？翻翻曆史畫卷就知道，這事兒其實並不奇怪，類似的一幕曾多次上演。孔丘身處社會變革時期，因為主張守舊一劈頭老不被當權者用，後來好不容易當政了但政策誤國誤民，不得人心，不久就下台了，完了到各國也被創新圖變、奮發競爭的各國棄。直到漢皇一統天下後，才請他出來當維護統治的法寶。以後，每當社會大變革時，革命者（比方各朝開國皇帝、農民起義頭頭等）都不感冒孔，把他扒拉到一邊兒涼快先，但革命一成功，江山一坐上，就又抬出他來，請儒文化當立國的指導思想，以保既得利益。因為他們都明白儒家“無革命之力，有維護之功”（五四時批孔語）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因此，咱們要擦亮眼睛，瞅清儒文化的危害，警惕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弘揚傳統的幌子下攫取改革的成果，以尊孔之名，行阻礙深入、全麵改革之實，以免改革半途而廢，以使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