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景德鎮市陶瓷曆史博物館 白 焜
晚明至清乾隆(16-18 )世紀是景德鎮窯業發展的重要時期，也是景德鎮外銷瓷生產的黃金時代。在這近300年間，遺留下大量的窯業遺存和傳世陶瓷，中外文獻中業屢有記載，這些資料為我們了解景德鎮製瓷業的曆史，研究l6一18世紀中國與歐洲、東南亞諸國的經濟、技術、文化交流，提供了翔實的證據。
景德鎮明代後期至乾隆的窯業遺存及其分期
綜觀景德鎮的古代窯址，從五代至明末，窯址由少增多，複由多減少，其窯業亦經曆了一個由分散到集中，由初級向高級的演變過程。
五代宋初的窯址分布在湖石、楊梅亭、白虎灣、黃泥頭、南市街、銀坑塢……以及今景德鎮市區新華書店、農民新村等處。北宋中後期，瓷窯激增，尤其在南河一帶，窯址如串珠般延綿十數裏，產品精美，堆積豐富.南宋時，窯址驟減，較大的僅有湖田、柳家灣幾處.元代主要集中在鎮窯、湖田、塘下三地。入明以後，正統至正德時窯址又有所增多，正德時的窯址除鎮窯(景德鎮市區的窯址)和湖田外，尚有鎮窯附近的裏村、河西公園以南、農機廠以及瑤裏的外瑤等處。至嘉靖，窯址僅曾剩鎮窯和湖田兩處。嘉靖以後，景德鎮地區的窯業完全集中在今景德鎮市內，窯址銳減，最後僅剩鎮窯一處。乍看之下會以為景德鎮製瓷業似乎在衰退；然而20餘年來，我們觀察景德鎮市區內建築工程所揭露的地層斷麵和挖掘出來的大量匣片、殘瓷，使我們了解到，景德鎮是一座建立在窯業垃圾上的城幣。過去地稱“四山八塢”的景德鎮，後來塢和窪被窯業垃圾填平，變成“陶陽十三裏”的平坦之地；以往高數十仞的珠山，現在僅高出馬路不到十米。公館嶺和青峰嶺也被填成了小坡。晚明一乾隆的窯業遺存主要分布在落馬橋以南、戴家上弄、周路口(即＜景德鎮陶錄＞所謂“小南窯”)、青峰嶺、群英堂、陶瓷公司、枯樹廟、新華瓷廠、羅漢肚、龍船弄、董家塢、觀音閣以及今中山路西側寬十數米至百米，南北長約5公裏的條形地帶和中山路某些地段的東側區域。由於當年向低窪處及沿昌江傾倒，故堆積厚度一般為數米至十數米。據初步估算，這一時期的窯業垃圾約為600萬立方米，可見當時窯業之盛！
明未，景德鎮的窯場主要集中在水路交通和原料、燃料便利的鎮窯一地，窯業從分散走向集中，非但不是瓷業衰退的標誌，相反顯示出生產的高度發達，這也是景德鎮製瓷業進入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必然結果。
我曾嚐試從造型、紋飾和工藝等角度對這一時期的瓷器和窯業遺存進行分期。由於這時製瓷工藝比較成熟，故工藝上難見有明顯變化。如僅從造型與紋飾入手，雖有利於陶瓷的斷代，但因這一時期的傳世陶瓷太多，紋飾比較豐富，且由於歐洲常來稿訂貨，紋飾與造型往往比較奇特，變化突然，既不易把握，也不利於觀察製瓷業的興衰。所以我打算以高嶺土的使用情況，聯係產品的造型與紋飾的演變趨勢及有關文獻，對晚明至乾隆的瓷器和窯業堆積分期如下：
1、活躍期(正德六年至萬曆十一年；1511-1582)
1511年，葡萄牙人占據馬六甲，隨即逐步拓展與東南亞，特別是與中國的貿易。歐洲市場的新需求，以及以王直為首的擁艦數百，擁眾數萬的“倭寇”(注1)大規模的海上武裝走私貿易的刺激之下(嘉靖36年倭寇被剿滅)，景德鎮的瓷器生產亦活躍起來。其時官窯使用的是優質高嶺土---麻倉“官土”，而民窯仍和明早中期一樣，隻能使用麻倉以外所產的中次等高嶺土--一“假(官)土”製作瓷器(注2)，所以這一時期民窯的瓷質與明早中期並無變化。
不過，在海外市場的刺激下，紋飾較前豐富，除纏枝花、庭樹湖石、嬰戲、虎紋、織錦、海螺、仙怪人物外，至嘉靖時，鳥樹、折枝花果、雲鶴、人物、及象征寓意吉祥的紋樣大量出現。為適應海外市場更高的需求．當時官窯中優等青花料被工匠以各種方式從禦廠偷偷帶出，以致於王宗沭在其《江西大誌、陶書》中感歎說：“青色狼籍……流於民間，其製無複分”。這些繪製瀟灑活潑，料色幽菁，製作較前考究(碗心多作成饅心式或鍋底式)的嘉靖細瓷直追官窯瓷器。至隆慶，明王朝開海禁，雖然在執行這一開放政策的過程中“於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注3），但畢竟鬆開了民窯發展海外貿易的束縛，景德鎮製瓷業獲得了生機。
2、危機期(萬曆11一3O年，l583一l602年)計20年。
近年來，景德鎮中山路中段西側多處興建房屋，從其打深井澆水泥樁及過去挖防空洞時所取得的資料看，這一帶主要是生產青花螭紋粗碗的窯業堆積。就l987年4月景德鎮陶瓷曆史博物館文物科在珠山西路瓷都百貨大樓基建工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所挖的探坑來看，其第八、九兩層幾乎全為螭紋粗青花碗的窯業堆積。我曾對第九層的窯業垃圾進行統計，發現l立方米中有殘匣367隻、瓷質墊餅298隻、碗足80隻。如按一隻匣缽可使用4次計算(注4)，其時每立方米窯業垃圾應生產瓷碗367×4=1468隻；其中使用瓷質墊餅支燒的中上等瓷碗約298/1468=20%；廢品率約為80/1468=5.5%，碗心寫"壽"字的粗瓷碗約l8.8%，繪鵲梅、白菜、折枝花、蓮塘遊鴨、石榴的中次等碗共占15%，無法辨明紋樣的為3％。該堆積層疊壓在有萬曆38年紀年的外銷瓷文化層之下，而簡筆螭紋又是萬曆中期民窯最典型的紋樣，所以可以判斷為萬曆中期民窯的窯業堆積。
除中山路西側的狹長堆積帶外，這類窯業遺存還在觀音閣、羅漢肚、青峰嶺一帶大量發現。
《在高嶺土史考》(《中國陶瓷》l982年7期)中，劉新園先生和我曾引中乾隆七年《浮梁縣誌》“陶政、陶工條：萬曆十一年，(禦器廠)管廠同知張化美見麻坑(倉)老坑土膏已竭，掘挖甚難，每百斛加銀三分”。說明官窯在萬曆11年以後麵臨原料危機，但沒有指出這一原料危機對當時民窯有何影響。該文還認為嘉靖--萬曆前期民窯產品“已較上期考究，有逐漸精致的趨勢，萬曆中後期民窯、窯業堆積豐厚，產品潔白細薄，……可以和官窯媲美”。顯然這一結論與考古資料不相吻合。
為什麽萬曆中期民窯產品中粗瓷會高達80%？經濟方麵的原因可以排除，因為當時社會安定，經濟繁榮。那麽隻有一種解釋：其時景德鎮民窯至少已麵臨原料(高嶺土)危機。
萬曆9-34年，官窯燒造量達33萬件(注5)，萬曆11年，麻倉優質高嶺土一一“官土”告竭，為完成皇家龐大的燒造任務，禦器廠除了強取民窯所使用的“假土”中質量相對好一點的吳門托高嶺士之外(注6)，別無他法。於是民窯就隻能在官窯挑選之餘的“假土”中再挑選略好一些的高嶺土製作主要銷往日本和馬尼拉等地的要求不太高的外銷瓷，而大量的內銷瓷隻好使用二次挑揀之餘的中下等乃至下等高嶺土摻瓷石製作。由於禦廠轉嫁原料等危機(參見"餘論")，萬曆中期(11-30年)景德鎮民窯80％左右的製品不得不使用中下等原料粗製濫造。作坊老板不可能為質粗釉呆燒成溫度偏低的粗瓷彩繪花高價購買優質青料，所以當時的青花碗碟料色灰暗，彩繪隨便。傳世與出土的一些粗劣的萬曆青花小瓶罐(瓶罐本應屬於細瓷類)，亦應為這一時期的製品。
其時葡萄牙人以澳門為貿易基地，除向歐洲發運大批中國貨外，還販運中國貨至日本、麻尼拉、暹羅、麻六甲、印度出售。但是如此廣闊的海外市場也不能給病入膏肓，麵臨原料危機的景德鎮製瓷業帶來多少活力。其間雖於萬曆l6-22年，曾兩度停燒禦器(注7)，使民窯暫時得以解困，但礦稅太監橫征暴斂，連產自吉安的次等青花料也不放過(注8)，所以民窯的發展一再受到阻礙乃至被扼殺。這種矛盾日益加深，萬曆三十年以童賓死難為導火線，終於引發了作坊主的滿腔怒火，在他們的煽動和組織下，陶工們火燒禦器廠，礦稅太監僅以免(注9）。
3、繁榮期(萬曆30年至崇幀末，l602--44年)計40年
康熙21年《浮梁縣誌》“陶政、陶土”條：“ 萬曆三十二年（l6O4年)，鎮土牙戴良等赴內監，稱高嶺土為官業、欲漸以括他土也，檄采取。地方民衣食於土者甚恐，守道葉雲仍，知縣周起元爭之，還其檄”。土牙戴良要礦稅太監潘相收高嶺土為官業，後因葉雲仍及特別關心海外貿易的起元力爭得以收回成命(注l0)。也許這一勝利是由於萬曆30年火燒禦器廠，潘相隻身逃脫後尚心有餘悸，深知眾怒難犯才被迫作出讓步的。火燒禦器廠的意義到這時才真正顯示出來。以此為轉折點，景德鎮製瓷業不但擺脫了原料危機，而且還獲得了任意開采和使用優質高嶺土的權利。尤其是萬曆36年以後禦器廠徹底停止燒造(注11)，不但不再搜刮民間優秀工匠，其本身大量的官窯優秀工匠必然流向民窯，為生產高檔外銷瓷出力。其時歐洲大量需求景德鎮優質瓷器，在海外市場及高額利潤的刺激下，景德鎮製瓷業如虎添翼，獲得空前的發展。
日本平戶荷蘭商館倉庫遺址出土的l909--l6l0年被打碎的潔白透光的景德鎮白瓷(注l2)，以及景德鎮珠山西路瓷都百貨大樓基建工地堆積在上述粗劣的萬曆中期螭紋碗窯業堆積層上麵的有萬曆末年和天啟元年紀年的那些胎白而透光，製作精致，繪飾瀟灑自如，用筆飄逸老練，足可以和官窯器媲美的高檔青花外銷瓷窯業堆積，以及l604一l641年沉船打撈出的外銷瓷(注l3)，即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時盤類多作花瓣形開光，紋飾繁複，水路(紋飾間的空白)細密；但遺存中出土極少。碗與小碟則多繪鳥石，鬆竹梅、蛺蝶、桃紋、蘆雁、鵲梅、菊花、蕉扇葫蘆、人物、纏枝、折枝花卉、白菜等紋飾。青花呈色青翠鮮亮沉靜，除混水(渲染)層次不及康熙青花外，料色與康熙民窯青花一致，應為使用浙料所繪。從一些精細碗碟足內未來得及施釉以及急速按刀旋挖圈足造成的車輻狀震刀痕跡，可以想見當年為不誤外銷品交貨日期，成型作坊中的緊張忙碌情景。
其時荷蘭、英、法等國與西班牙一葡萄牙展開了爭奪海上霸權的激烈鬥爭。l623一l636年荷蘭海盜共搶劫550艘西班牙和葡萄牙船隻，虜掠了價值四千萬盾的財富(注l4)，並於1625年占領台灣，奪得了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海上貿易戰爭對景德鎮瓷器的外銷應該有一定影響。但荷蘭人隨即成為景德鎮瓷器的最大買主，崇幀9、l0、l2年三年，每年購買景德鎮優質外銷瓷數十萬件，而且還來樣訂製歐洲式樣的瓷器〔注l5)，但生產這類瓷器的窯業遺存尚有待發現。當時大量內銷及銷往東南亞的瓷器質量較上一期有明顯提高，多為中檔或中上檔瓷器，如繪白菜等紋飾的小碗蝶，胎多細白，料色翠蘭，但圈足卻旋作極矮的玉壁形寬邊，且足內不施釉，猶如唐代碗類，較為奇特。至崇幀．花籃、鵲梅、蘭草、蓮塘遊禽、簡筆麒鱗、白菜、白兔、，人物、盆花、鷺鷥等紋飾極為常見，線條老練，大筆混水，青料的使用亦不太考究，與銷歐洲的外銷瓷有明顯的優劣之分。
其時的窯業垃圾除沿今中山路一線向昌江河畔大量傾倒外，在董家塢、觀音閣、枯樹廟、周路口、青峰嶺一帶亦有豐厚的堆積。
4、動亂期：祟禎末至康熙22年(1644-83年，計40年)
崇禎末至順治初，景德鎮受戰亂影響，窯業受到破壞。8O年代周路口景興瓷廠及青峰嶺東風瓷廠基建時發現有繪湖石草花並書有戊子紀年的小碟等清初窯業堆積，由此看來，至遲在順治五年，景德鎮已開始恢複生產，其時產品多繪湖石、桐葉，以清高避世和落葉知秋來迎合人們在滿清統治下因國破而帶來的不平衡心理和低調情緒。
歐洲現今傳世的部分有紀年的1650一1660年景德鎮外銷瓷(注l6)即是荷蘭人以台灣為基地，通過走私集團向景德鎮訂製的外銷瓷。
至康熙初期，窯業堆積仍不豐厚，其碗足有書丙午、丁未紀年的亦有隨意書寫"大明成化年製"款的，紋飾多為葡萄、變形菊、花卉、魚蝦、魚藻、山水人物，圈足有所加高，器胎比晚明同類器增厚，多為中檔瓷器。少量的精細瓷器應為走私貿易而製作。其遺存在觀音閣、董家塢口、枯樹廟、糧食局、群英堂、瓷業公司、青峰嶺、周路口及中山路以西晚明堆積區均有發現。
康熙初期的三藩之亂使景德鎮的陶瓷內銷受到衝擊，而鄭成功領導的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及清廷的鎮壓，則使景德鎮瓷外銷陷入困境。其時鄭成功以廈門為根據地同日本和南洋進行大規模的海外貿易，以其作為軍費的主要來源，最盛時兵力達二十餘萬(注l7)。1661年驅逐荷蘭人收複台灣，雄視東南達半個世紀。不過鄭氏的海上武裝貿易與景瓷外銷歐洲關係似乎不大，因其時歐洲市場上的中國瓷非常稀有，致使生產錫白釉繪蘭彩中國紋飾的薄胎陶器的"費恩斯作坊"大量湧現(注l8)。歐洲傳世瓷器中能確認為l66l-82年的景德鎮瓷器寥寥可數(注19)，可見其時海禁之嚴，走私之不易。
不過在南洋及日本，仍應有這一時期的景德鎮瓷器出土，因為鄭氏的武裝走私不可能完全被清廷阻絕。
5、鼎盛期(康熙23年至乾隆59年；1684-1794，計l00年)
康熙22年清廷收複台灣，重開通商口岸，景德鎮陶瓷生產迅速恢複。康、雍、乾時代，社會殷富，內外銷市場空前繁榮。英、法、荷蘭、丹麥、瑞典諸國先後在廣州設貿易機構與外商直接簽訂瓷器貿易合同，廣州商人還設立公行作為進出口貿易代理，收取瓷器售價的30%作為代理費(注20)。1729-94年，僅荷蘭東印度公司便運銷瓷器達4300萬件(注21)。其時東南亞諸國間的貿易利潤亦非常可觀，不但福建、廣東沿海居民直接運貨至馬尼拉、雅加達等地販賣，荷蘭東印度公司亦在l700年後一度中止從東方輸入瓷器，而發展亞洲各地間的瓷器貿易。
在內外銷供不應求，優質原料高嶺山高嶺土又可以自由開采的大好形勢之下，景德鎮製瓷業終於發展到了它的鼎盛時期，當時官民兩窯瓷質俱佳，形成"官民競市"的局麵。其窯業堆積疊壓在晚明文化層之上，主要集中在今中山路與沿河路之間的長條地帶，其寬度一般為數十米，由於當年向昌江河畔傾倒，故厚達十餘米。另外觀音閣與董家塢口一帶亦有豐厚的窯業堆積。
這一時期的瓷器主要是青花和釉上彩。康雍乾三朝的民窯青花各有其特色。康熙民窯以色澤明快，翠蘭瑩澈，混水層次豐富為勝，雍正至乾隆初民窯受當時官窯仿成化、宣德影響，淡雅、濃豔兩種風格並行，並有康熙遺風；乾隆中後期大量生產，由於歐洲盛行飲茶，茶壺茶杯外施醬釉內為淡描青花的碗類亦頗受歐洲則歡迎，但紋飾或煩瑣而缺乏生氣，或流於浴套。唯簡筆紋樣構圖疏朗，淡描青花線條纖細，色澤淡雅。它們均受歐洲羅柯柯藝術影響，打破了傳統的陶瓷裝飾束縛，使人耳目一新，頗有情趣。其時的裝飾題材空前廣闊，除山水、花卉、人物、翎毛、瑞獸、及象征寓意的吉祥紋樣外，還有不少繪歐洲宗教、人物故事及紋章的瓷器。
這一時期還大量生產釉上彩瓷。由於歐洲人極喜瑰麗的瓷器，而由明五彩發展而來的古彩並不能完全滿足歐洲市場的需求，所以景德鎮便引進歐洲的琺琅彩並將其改造成更適合瓷器裝飾的粉彩。乾隆時，粉彩瓷大量進入市場，使景德鎮瓷器進入彩瓷階段。
一、晚明至乾隆與景德鎮並存競爭諸窯的興衰及其產品的工藝特征
l、福建平和等窯：
1991年6月接薛翹先生來信，得知在文物普查過程中．福建平和縣山區發現了仿晚明景德鎮外銷瓷的窯址，產品王要為青花瓷及釉上紅綠彩瓷 。
l993年年底在南京大學熊海堂先生處看到平和窯青花瓷裝燒工藝方麵的精細逼真的彩色照片和部分青花瓷片，並得知這類遺址已發現十幾處，均有一定規模。經初步比較，發現它們與景德鎮同期產品有如下不同：
a、平和窯碗盤的成形工藝特征是先旋挖圈足，後施外壁釉。但景德鎮晚明瓷器卻是先施外釉，再旋挖圈足，成型工序剛好相反。故平和窯碗盤圈足端麵及足內多濺有釉汁(施外釉濺上的)，而景德鎮瓷器的圈足端麵無釉，其足內或滿釉或完全無釉。精細瓷器足內滿釉是旋足(或寫款)後，向足內注入少許釉漿，輕而勻地將足內蕩滿釉汁並將多餘的釉傾出，景德鎮坯房稱這一工序為"促釉"。平和窯不見"促釉"的器物。
b、平和窯碗盤施外釉是采用潑釉或澆釉法，即一邊澆潑釉漿，一邊使外壁向上的坯件快速來回轉動，以使釉漿分布、吸附均勻。有趣的是，在景德鎮隻有生產瓶罐類的琢器坯房是采用這一施袖方法的，操作者幾乎全為撫州籍或豐城籍陶工。至於景德鎮晚明碗盤施外釉的工藝，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延"的插圖畫得非常細致：陶工用一帶斜鉤的細長棒托住坯件，另一手扶按碗(盤)心，在釉漿捅內一沉即起，其下沉時要求釉漿剛剛浸齊口沿，但碗(盤)內不能讓釉汁流入。以這種方法施外釉，器物外壁釉層不但均勻而且不會有濺釉痕跡。
c、景德鎮碗盤上外釉旋挖圈足後，還有個將圈足外沿旋出一道細窄無釉的斜邊，俗稱"倒角"的工序。這樣，即使將碗盤直接放在砂渣上燒成，其足外沿也不易粘上太多的砂粒。至於講究一點的瓷器，則將其圈足的端麵"倒"成泥鰍背一樣，再放在瓷泥墊餅上焙燒，砂渣鋪在墊餅之下，不和瓷坯接觸。但閩仿景晚明瓷器旋挖圈足時，沒有"倒角"這一工序。由於足端濺有釉汁，在高溫下會和墊餅粘連，所以也不可能使用瓷泥墊餅焙燒。
d、景德鎮窯為使碗盤盡可能少粘砂渣及增加窯內的空間堆迭密度，裝匣時還使用了一個剖麵為"凸"形，俗稱"渣羅"的瓷質工具(照裝坯前先用帶把的圓瓷餅一一"渣羅"將匣底砂渣摩砑成平平的一層，製品直接放在平勻致密的渣墊上燒成，至多隻會在圈足外沿粘上少許細砂，足內釉麵是不可能粘上砂粒的。閩仿景晚明瓷窯由於沒有使用"渣羅"這一裝坯工具，陶工們裝坯時是先撮砂入匣．再將碗盤坯件直接放置在不太平整的砂渣上，其足內濺有釉汁處當然會粘上砂粒。既影響美觀，端拿時也會產生不快感。景德鎮窯使用"渣羅"這一裝坯工具還與使用瓷泥薄墊餅托燒瓷坯及降低瓷器的變形率有關。因為如不將砂渣砑平，裝匣時瓷坯易將瓷泥薄墊餅壓破，焙燒時瓷坯收縮，也易傾側變形，甚至粘匣造成廢品。
e、閩仿景晚明瓷器，胎骨或疏鬆泛黃，或致密泛灰。其疏鬆泛黃說明原料含鐵量較高(約在l%以上)且使用氧化焰燒成。其致密泛灰說明係采用還原焰燒成，但原料中含鈦量比景德鎮的高。由於其原料含鐵、鈦等雜質較高，所以無論其采用氧化焰還是還原焰焙燒，其瓷胎都不及景德鎮窯中檔瓷器。
f、從王宗沐派對嘉靖時官窯回青流失民間，造成官窯瓷器與民窯青花瓷難以區分甚至無法區分的局麵，發出"其製無複分"的哀歎，我們可以得知：在晚明，青花瓷使用哪類青料繪製，呈色如何？是區分宮窯與民窯或民窯上、中、下三檔瓷器的重要標準之一。
景德鎮窯高檔青花瓷在嘉靖至萬曆初使用的是回青加石青配製的高級青花料，萬曆中後期至崇幀使用的是發色幽雅蘭翠的浙江青料。閩仿景諸窯在青花料的使用上不如景德鎮窯講究．由於其製瓷原料相對粗劣，作坊主不可能花高價購買昂貴的高級青花料用於中下檔瓷器彩繪，所以閩仿景青花瓷一般呈色灰淡或灰暗，不如景德鎮青花瓷明快、瑩澈，福建仿景晚明瓷窯的興起與海外市場的需求及其占據地理之便有關。正德嘉靖時倭寇大規模的武裝走私貿易使月港一帶成為走私貨物的集散地。倭寇被剿滅後，隆慶開海禁，月港被辟為官港，年收稅銀三萬兩以上(注22)。這兒的貨物除銷往日本、馬尼拉等地外、還由葡萄牙人直運歐州。在廣闊的海外市場刺激下，臨近月港的平和等窯得以興起。萬曆11一30年，景德鎮民窯麵臨原料危機，不能提供大量的優質瓷器滿足歐洲及美洲(通過有東方威尼斯之稱的馬尼拉再轉運美洲)的需求。針對景德鎮生產的中下檔瓷器，平和等窯大量仿製，展開激烈的競爭，並得以發展。萬曆32年以後，景德鎮窯解決了高嶺土危機，其瓷器量大質優並相對廉價，給福建仿景窯場以莫大的打擊。天啟時荷蘭人在月港至馬尼拉航線上攔劫葡萄牙商船並封鎖馬六甲海峽，給閩仿景諸窯以再次打擊。但此時日本侵朝戰爭結束，原來幾乎中斷的中日貿易又逐漸恢複起來。經日本政府允許的"朱印船"也滿載日本的白銀到東南亞一帶貿易(注23)，當時的日本市場對瓷質要求不高，於是閩沿海生產外銷瓷的窯場便大量生產符合日本審美趣味的青花、紅綠彩等瓷器。"天啟赤繪"便在這樣的背景下大量進入日本。福建諸窯雖然以鮮豔的釉上紅綠彩轉移了人們對其粗劣瓷質的注意力，並開拓日本市場，又一次渡過危機，但明末清初的沿海拉鋸戰卻給它以毀滅性的打擊。1683年鄭成功的孫子降清，清廷收複台灣，重開通商口岸。這時日本伊萬裏瓷不但量大質優，且青花、彩瓷俱佳，福建諸窯不能望其項背，所以至多隻能維持小規模的生產。當時除閩仿景諸窯外，廣東沿海的窯場甚至香港新界的瓷窯亦紛紛和平和等窯一樣，生產仿景德鎮的外銷粗瓷，銷往馬尼拉等地。其窯業的興衰當和平和諸窯相似。
2、日本伊萬裏窯：
文祿、慶長之役後，朝鮮陶工李參平等來到日本，在有田發現了瓷石礦。燒造出可與景德鎮瓷媲美的伊萬裏瓷器。由於明末清初的戰爭動亂，外銷瓷來源幾乎斷絕，而歐人又急需購買景德鎮瓷器。此後伊萬裏窯便大量模仿景德鎮瓷器的造型、紋樣，生產景瓷代替品投放歐洲市場。l7世紀末一l8世紀初，伊萬裏瓷器在歐洲風靡一時，但售價偏高(注25)。為與伊萬裏競爭，約從l7O0年起，景德鎮對仿景外銷的伊萬裏瓷器進行再模仿(注26)。這些質優，相對價廉的仿伊萬裏瓷投放歐洲市場，無疑給日本伊萬裏以致命的打擊。
從工藝角度來看，l8世紀的日本陶工在裝燒大盤時，為防止丘其焙燒時發生"塌底"的毛病，或將其圈足的直徑縮小(如"鍋島燒)，或使用幾個支釘在盤內起加托作用。由此可知其時的日本瓷器胎中的鋁氧含量不會太高，其正燒溫度比景德鎮高檔外銷瓷略低，燒成範圍也比較窄，窯址上因過燒或微過燒而造成的廢品多。
據熊海堂先生考察研究，l7世紀一18世紀中葉，伊萬裏瓷仍采用朝鮮落後的技術燒製(注27)。其窯具不用耐火土而是使用瓷土製作，不但成本高，不耐用，而且因其高溫荷重軟化點比較低．不能充分利用窯室內的空間盡可能多地堆摞裝燒瓷器（一般隻能堆摞三、四層)。既浪費了大量的窯室空間和燃料，廢品率也比較高。其生產成本自然比景德鎮瓷器高得多。至l8世紀中葉，有田地區的柴草資源日益枯竭．奮鬥了一個多世紀的有田瓷業，終於陷入內外交困的艱難處境，日本政府不得不下令對窯業進行整頓，壓縮(注28）。在與伊萬裏瓷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激烈國際競爭中，景德鎮窯再一次以其量大質優，成本低取得了競爭的勝利。
3、歐洲於l7O8年發明了以高嶺土、長石、石英"三元配方"燒製硬質瓷。
l7l0年邁斯森作坊仿景德鎮瓷器的造型、紋樣生產的硬質瓷在歐洲收到歡迎，並很快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景德鎮作坊主象對待伊萬裏瓷一樣，又瞄準仿景的邁斯森硬質瓷進行仿製，並在歐洲作為真邁斯森出售(注29)。景德鎮瓷對邁斯森瓷的衝擊，必然使其售價下跌，一時難以得到迅猛發展。
4、江西樂平華家窯：
嘉靖l9年浮梁大水，20年歲饑食。景德鎮作坊主趁機不付樂平籍陶工的工資，引起械鬥，最後"盡遣逐之"。樂籍陶工為了生存"遂行劫奪"(《明實錄》)。湖田窯離樂平最近，首當其衝。這次事件加速了湖田窯的衰落，也促使了景德鎮製瓷業因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需要向市區集中的進程。返回樂平縣的陶工因人數太多，沒有生活來源，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負責處理這一事件的上級官員便決定在樂平設立"永靖"、"嘉興"二鎮，燒造瓷器。其生產工藝雖然全套照搬景德鎮的，但由於樂平境內缺乏優質高嶺土，其產品隻能達到景瓷中下檔甚至下檔的水平。
《樂平縣誌》"城池"條亦載："永靖鎮、嘉興鎮，府誌以上二鎮，因明嘉靖庚子(1540年)浮梁擾攘，奉上司創立。然水土不佳，嘉興尋廢，永靖雖存，瓷多粗惡，而歲亦漸替矣
二、 餘論
l、晚明至清乾隆是景德鎮民窯獲得空前發展的重要時期，其時歐洲諸國先後來到東方，大規模開展與東南亞諸國，特別是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在歐洲、美洲空前廣闊的海外市場的巨大需求和高額利潤的刺激下，中國古老的手工業如絲織業和製瓷業等，紛紛獲得了新的活力。在沒有新的動力和機器的時代，除擴大生產規模外，就隻有靠分工、再分工采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產量，降低成本。這就促使絲織業和景德鎮刺瓷業終於發展到它們的頂峰一一工場手工業時期，其生產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達到的極限。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陶延："共計一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即是景德鎮製瓷業精細分工的生動記述。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中國的物質文明史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史。因此研究人類曆史上這一輝煌時期的我國的絲織品和瓷器及絲織業和製瓷業的遺存和有關文獻，無疑極有意義。但是其時的絲織品多已朽壞，其手工業遺存也難以尋覓。然而，就景德鎮製瓷業來說，其時的窯業遺存卻極為豐富，且基本保存完好。歐洲現今傳世的景德鎮這一時期瓷器尚多達數百萬件，當時的貿易檔案仍被保存下來，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2、景德鎮製瓷業在這三百年中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其間兩落兩起，既經曆了原料危機與明末清初的動亂，也迎來了晚明的繁榮與康雍乾的鼎盛時期。其興盛是諸多因素促成的。除了社會安定，國家實行對外開放的有利政策，廣闊的內銷市場以及巨大的海外需求，特別是歐洲市場的需求為景德鎮製瓷業的迅猛發展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外，另一方麵還與它擁有精密的分工，較先進的製瓷技藝和優質的原料以及具有極強的競爭意識，千方百計地與對手展開激烈的國際競爭，打敗或成功地抑製對手有關。在重本抑末的封建社會裏，景德鎮製瓷業的繁榮和發展確實來之不易。
然而在乾隆末(1794年)，由於有傷地脈，高嶺山高嶺土禁開(注30)，一夜之間，優質製瓷原料來源被切斷。它不能再象過去一樣，大量提供優質瓷器參與國際競爭。巧合的是，歐洲諸東印度公司大量的瓷器訂貨也到乾隆末為止。這表明歐洲市場對瓷質下降的景德鎮瓷器缺乏興趣，這便使原先受景德鎮抑製的歐洲生產硬質瓷的工廠獲得大發展的機會。乾隆以來，優質高嶺土雖有開采，但規模不大，故優質瓷產量有限。它轉而使用星子高嶺土，以生產中擋內銷瓷為主。由於內銷瓷的利潤不能與外銷瓷相比，其效益大不如以前。嘉慶、道光間，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繼續增長，但景德鎮的陶瓷外銷卻不能與之同步，景德鎮製瓷業的黃金時代也一去不複返了。
綜觀景德鎮16-18世紀的外銷瓷與製瓷業，其外銷瓷生產興旺，則景德鎮製瓷業也隨之興旺；外銷滑坡，則瓷業亦隨之衰落。其艱辛，曲折的發展曆程令人感慨。真所謂："其興也難，其衰也速"！
3、這一時期的景德鎮外銷瓷最引人注目，最有影響的是被稱為"克拉克瓷"(或"加櫓瓷"、"芙蓉手")的萬曆~崇禎的青花瓷。器形主要是盤、碗、瓶、軍持等。紋飾題材多為純中國式的折枝花卉、吉祥紋樣、禽獸、走獸和人物。常作開光或錦地開光式。嘉靖以前最為流行的纏枝紋樣反而少見。其繁縟的裝飾，細密的水路及新穎的鬱金香紋樣又具有異國情調。克拉克瓷一麵世，即受到歐洲貴族的喜愛，由於暢銷，且利潤高，所以各類仿克拉克瓷也大量湧現。
通過上節的考察，我們可以大致作如下區分：
a、景德鎮窯高檔克拉克瓷：以高嶺山優質高嶺土(以土膏形態賦存的次生高嶺土或偉晶岩的風化物)摻合瓷石製作。器壁薄膩，胎骨潔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蘭翠，優雅、明快、繪製蕭灑生動，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窯最佳瓷器媲美。其燒製年代，約在萬曆30年高嶺山優質高嶺土開采以後(《高嶺土史考》定為萬曆20年，似太早)。日本平戶荷蘭商館倉庫遺址出土，其相對時代約在l609一l0年的潔白透光的優質白瓷，亦可歸入這類高檔瓷內（注31)。
b、景德鎮窯中上檔克拉克瓷：器壁較高檔瓷稍厚，透光度較好，胎骨較白，青花呈色較高檔克拉克瓷稍淡或清亮沉靜。繪製亦老練，生動。這類中上檔克拉克瓷係采用吳門托出產的高嶺土或高嶺山一般的原生高嶺土(粘性較以土膏狀賦存的優質高嶺土差一些，鋁氧含量也要低一些)摻以瓷石製作，其年代亦應在萬曆初至萬曆l0年或萬曆30年以後。
c、景德鎮萬曆30年以前的中下檔克拉克瓷(包括舊金山Colden Hind號沉船所載景德鎮克拉克瓷及更早一些的克拉克瓷。如廣昌萬曆元年紀年墓出土克拉克瓷(注32)可靠的話(甚至可以早到隆慶)係采用麻倉及高嶺以外所產的原生高嶺土一一"假(官)土"，摻以瓷石製作。由於其粘性和鋁氧含量較以上二者稍低一些，故其器壁相應要厚一些，白度亦要低一些。其青花的呈色有介於回青與石青之間者亦有與中上檔克拉克瓷一致者。
d、福建仿景德鎮克拉克瓷：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其胎骨較景瓷粗劣，成型工藝也有所不同，其足端及足內有濺釉痕並粘有砂粒，青料的呈色也不如景德鎮克拉克瓷，有明顯的精粗之別，較易區分。
e、江西廣昌縣近年出土了一大批有缺陷的仿景克拉克瓷盤，窯址尚有待發現(注33)。其興衰原因應與福建平和等窯相似。這類瓷盤，肪的白度，透光度，釉的亮度，青料的呈色多不及景瓷，倒與國外某些仿克拉克瓷的產品有相似之處，故馮先銘先生認為其"風格有異國情調，兼有傳統裝飾""有著自身的特點"(《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明清瓷器》《江西文物》1990年2期)。
f、日本仿景克拉克瓷：日本伊萬裏、有田窯仿景克拉克瓷達到了亂真的程度，所以能在歐洲風行一個世紀。17世紀中葉伊萬裏瓷幾乎完全按中國樣式生產，所以l655年(或此後不久)荷蘭人向有田訂燒瓷器應該是持景德鎮克拉克瓷為貨樣的。但年複一年地生產下去，其局部紋樣也漸漸發生了變化，成為具有日本風格的仿景克拉克瓷(注34)。如前所述，其瓷胎的鋁氧含量較景德鎮高檔瓷低，燒成溫度也相應低一些，釉麵的白度不如景德鎮高檔外銷瓷，器壁也要顯得稍厚一些，但透光度比較好。
g、歐洲仿景克拉克瓷：17l0年德國的邁斯森作坊即仿克拉克瓷的造型與紋樣生產硬質瓷，此後西班牙、荷蘭、英國竟相仿製，由於采用三元配方，這些仿品的瓷較景德鎮克拉克瓷更優，燒成溫度更高。但其釉薄而勻，缺乏景瓷石灰堿釉的潤澤和白裏泛青的玉質感。青料的呈色亦不如景優雅沉靜，色調富於變化，其畫風與景瓷相去甚遠，有明顯的異國情調。
h、景德鎮仿伊萬裏、邁斯森克拉克瓷：景德鎮窯為商業競爭，對仿景克拉克瓷的伊萬裏、邁斯森瓷進行再仿製。其紋飾經過"變異"和"再變異"，有些已麵目全非。但此時已是康熙中後期，景德鎮的這些仿品，不論所繪如何，因其青料為優質浙料，混水技法高超，色階豐富，明快瑩澈，猶如魚鱗片般層層相疊，具康熙青花典型特征，故不難鑒別。
i、仿景克拉克瓷的還有歐洲的費恩斯薄胎陶器和伊朗的仿瓷陶器，它們反映了其時歐洲和西亞對克拉克瓷的迫切需求。
j、萬曆時的官窯器是有明一代宮窯中瓷質最差的。它與萬曆以前采用"假土"(原生高嶺土)加瓷石製作的中上等民窯器，沒有質的區分。另一方麵，約在萬曆ll一30年，民窯瓷質明顯下降，粗瓷產量急增至80%左右，這與萬曆時社會安定，生活富裕，經濟繁榮不吻合。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隆萬時，廠器除廠內自燒官窯若幹座外，餘者已散搭民窯燒"(蘭浦《景德鎮陶錄》)。也就是說，萬曆11年以後在官土(以土膏狀賦存的優質高嶺土)已枯竭的情況下，繼續維持燒造的官窯，除了強取民窯使用的"假土"(麻倉以外所產的假官土-原生高嶺土)中質量相對好一些的原料外，還要民窯承擔官窯坯件的燒造任務。民窯較好的原料被官窯壟斷，窯室中能裝燒中上等瓷器的好窯位被禦器廠霸占，於是民窯就隻能利用較差的窯位燒造燒成溫度偏低的中次等瓷器，以增加產量，薄利多銷來獲取利潤.當時中上等瓷器約占總燒造量的20%左右(就裝燒中上等瓷器的瓷墊餅進行統計)，但在窯址堆積中罕見中上等瓷器的廢品。這也許是因搭燒官窯瓷坯．無論燒出正品還是廢品，都得全部交還禦廠核實，銷數：其時朝廷派太監四出征稅，聚斂錢財，礦稅太監潘相對景德鎮製瓷業橫征暴斂，連次等青花料也不放過。製瓷業這時已進入工場手工業時期，封建專製王朝的種種榨取主要是針對代表新興資本主義勢力有錢的作坊主；所以萬曆30年火燒禦器廠的"民變"實質上是在武昌、蘇州"民變"的基礎上，新興的資本主義勢力對封建王朝的再一次造反。
5、由於歐州人喜愛色彩瑰麗的瓷器，康熙~乾隆時，歐洲市場上的琺琅彩、墨彩瓷的價格要比同類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額利潤的刺激與官窯的影響下、景德鎮引進歐洲的琺琅彩，並將其改造為更適合工匠彩繪的"粉彩"。同時還引進了西洋畫法。由於丹麥、瑞典、荷蘭、英國、法國人都搶購彩瓷，為滿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鎮瓷商販運白胎瓷至廣州設廠加工釉上彩，於是遂有"廣彩"的出現。
由於粉彩柔美，豔麗，雅俗共賞，且粉彩顏色不透明，有利於遮蓋瓷器上的疵點或缺陷，提高了一級品率，所以它出現以後很快便取代部分青花裝飾，成為景德鎮藝術瓷的主要裝飾形式之一，並使景德鎮瓷器進入彩瓷時代。
粉彩的流行還使景德鎮製瓷業的分工與組合發生了極大的改變。清代中後期，景德鎮街頭巷尾無處不是繪畫釉上彩(主要是粉彩)的"紅店"，形成家家彩瓷，處處燒爐（粉彩烤花爐)的繁榮新局麵。這種家庭手工業形式的"紅店"和工場手工製瓷業的結合，使景德鎮的生產潛力發揮到了極限。在與熊海堂同誌談文化交流理論時，他認為，異文化之間生活用品的外觀模仿屬於文化的表層交流，隻有人的思想與技術的交流才是深層次的、高難度的，並給吸收者帶來質的變化和發展上的飛躍。歐洲和景德鎮琺琅彩粉彩技術的交流，是一種可讀性技術(不需要技術者之間直接的傳授便可以傳摩仿製)的間接交流。它雖沒有使景德鎮製瓷業發生根本的變化，卻使景德鎮瓷器在外觀上一改舊貌，給這個手工業城市的人們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並促使其向工藝美術城市過渡。
圖來自回家路私人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