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錢學森，順便提一下錢老太太蔣英的父親蔣百裏。
蔣百裏（1882-1938）晚清浙江杭州府海寧州硤石鎮人。原名蔣方震，字百裏。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
蔣百裏最重要軍事論著集《國防論》（1937年初出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軍事理論，日後白崇禧、毛澤東等人的相關言論、理論均有百裏的影子。
蔣百裏的主要論點是：
１）用空間換時間，“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
２）不畏鯨吞，隻怕蠶食，全麵抗戰；
３）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軍攻勢，阻日軍到第二棱線（湖南）形成對峙，形成長期戰場。
蔣百裏的結論是：
抗日必須以國民為本，打持久戰。
1933年，他奉蔣介石之命再赴日本，擬就國防計劃，以備不可避免的中日之戰。1935年，他被聘為軍事委員會高級顧問，翌年赴歐美考察軍事，歸後提出建設空軍的建議。中國最早關於空軍構建的思想，卻是來自陸軍出身的百裏。
1937年9月，他以蔣介石特使身份出訪意、德等國，回國後發表《日本人》及《抗戰基本觀念》，斷定日本必敗，中國必勝。1938年8月代理陸軍大學校長。
1937年初，蔣百裏最重要軍事論著集《國防論》出版，轟動一時，扉頁題詞是：“萬語千言，隻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他在《國防論》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軍事理論，日後白崇禧、毛澤東等人的相關言論、理論均有百裏的影子。
蔣百裏的主要論點是：
第一，中國要利用空間換取時間利，用中國的山川、河流等有利地形遲滯日軍。“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
第二，不畏鯨吞，隻怕蠶食，全麵抗戰. 將日軍後方變成前線，在日軍占領區進行作戰。使日軍不能很好的消化占領區，從而達到的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第三，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軍攻勢，阻日軍到第二棱線（湖南）形成對峙，形成長期戰場。運用靈活的戰術處處打擊日軍，極小勝為大勝.
所以，蔣百裏的結論是：抗日必須以國民為本，打持久戰。
蔣百裏並且犀利地指出，中國不是工業國，是農業國。對工業國，占領其關鍵地區它就隻好投降，比如紐約就是半個美國，大阪就是半個日本。但對農業國，即使占領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區也不要緊，農業國是鬆散的，沒有要害可抓。
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蔣百裏已經關注到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並開始提出中國的對策。他認為：“我們對於敵人製勝的惟一方法就是事事與之相反。就是他利於速戰，我卻用持久之方針來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戲放在第一線，我們卻放在第二線，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時有力。”他甚至猜測到戰事最終會在湖南一帶長期膠著不下。
遺憾的是，蔣百裏無法看到自己的理論變成現實。1938年10月，他出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同年11月，在遷校途中，他病逝於廣西宜山，國民黨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
【文摘】蔣百裏——《抗戰的基本觀念》
抗戰的基本觀念
歐洲人以商業起家，他們的心理上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現錢主義，一是計算主義。因為現錢主義，所以將來如何危險，他總是說：“到那時候再說”。這決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時如何最為有利，卻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為計算習慣，所以兩種數字的比較，可做一切計劃的根本。他們偏重物質元素，至於不可以數字計算的精神元素，總退居於背景裏。
我們來到歐洲，隨時給歐洲人說明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他們表麵上雖然承認，心理上總帶著懷疑。因此我就以中國人並軍事學問上的立場，在德法兩國軍事雜誌上發表了一點學問方麵的見解，想把他們的根本觀念廓清一下，現在把這篇漢文稿子寄到國內籍供國人的參考。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有兩個基本點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
第一點，是我們的樂觀態度，這樂觀並非眼前一時的享樂，而是悠久的長久的希望。我們對於曆史，終於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綜括。在歐洲人看來，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學問上研究固屬有益，與實際的人生則不相幹，在新教育家看來，這徒然造成了時代的落伍。但中國人卻從這種曆史教育中養成了一種特性，在今日就發生了影響。中國人是：因為時代經過既久，社會變遷自多，所以他的曆史觀念是強者未必永久強，弱者未必永久弱，漢、唐、宋、明，曾經幾度的敗亡，但未來複興的一個模糊的希望始終湧現於國民的潛意識裏。王夫之顧亭林在宗族失敗以後，仍是拚命著書，這種例子隻有最近一位德國海塞爾（Hussel，胡塞爾）博士，在德國戰敗後重新把本國曆史敘述一遍，提倡一種樂觀精神，我覺得他的功效，比了費希特（Fichte）的講演還重要些，但較之顧王，猶不能望其項背。
這種悠久的樂觀態度，非今日物質文明眼前享樂的人們所能明白。也許有人說現代的文化與從前不同，然而真正拿曆史的眼光來看，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就在其傳染性，發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謂之文。所以文化這回事第一是敵我同化。蒙古人滿洲人會騎馬，西洋人日本人會用機器，但他騎馬我也能騎，他用機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說，我們機器武力不如人，所以決不能取勝，那麽曆史上複國英雄，與革命誌士起事的時候，弱國對抗強權的時候，武力與機器總是不如人，但終久獲得最後勝利，這是什麽原因？福煦（Ferdinand Foch）將軍指揮了一千萬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補充，他卻說一句話：“隻有自認打了敗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敗仗。”我們知道福煦將軍先有了這個根本信仰，然後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給他。換句話說，因為法國人精神的堅決，所以物質才能從貧乏裏一天天充沛起來，武力才能從弱小裏一天天強大起來。
我們今天退出上海，但我們自信是勝利的。我們今天退出南京，我們也自認識勝利的。這種說法並不抽象，也不空洞，我們有真正的科學根據。須知我們是農業國家，並非工業國家，後者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阪，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因為是農業國家，國力中心，不在都會。敵人封鎖了內地隔絕的上海，隻是一個死港，點綴著幾所新式房子的南京，知識幾所房子而已。它們與中國的抵抗力量，完全沒有影響。你們把南京比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這就錯了。史丹法尼（意大利前財長，時任國府高等財政顧問）他倒懂此心理，他說現在中國人人心頭有一個南京，日本空軍炸毀了幾座新式建築，並不算一會事。
第二點，便是我們的決心，是直覺的，不是計算的。毛奇（似應為 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老毛奇）將軍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後要斷。”現在的歐洲軍官一天到晚隻是算，平生難逢一次斷。但戰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平時的計算無論如何精密，到了戰時仍不可靠。毛奇將軍這句話的價值，就是把“算”和“斷”分為兩件事。斷的時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打勝仗，然後打仗，這種軍官就不能成其為軍官。
從世界的眼光看來，敵人的飛機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們隻有多少，我們當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們的國民，我們的領袖已經在計算中過了六年，現在不能計算，隻能斷。我們現在的抗戰，便是我們的直覺，但這支決議經過了一番計算的洗煉。你們現在再用純粹計算的眼光來看我們這次抗戰，就事情是我們斷然決然的意誌。戰略家異口同聲說，戰爭目的在於屈服敵人的意誌，屈服一個將軍的意誌，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誌，使他改變政策，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誌，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戰爭來說，抗戰乃我們民族決心的表現。蔣介石將軍的意誌，便是我們民族意誌的象征，若論日本能曲阜中國民族的意誌，這是沒有曆史的常識，若謂日本能屈服蔣介石將軍的意誌，這是沒有人格的認識。
日本的愚蠢可笑，可見於防止赤化的這種宣傳上麵。大家知道赤化是一個思想問題，不是威力問題。若謂威力可以壓製思想，世界上就絕不會有革命問題發生，也無從有新興的國家了。假如歐洲人害怕中國會變共產黨，不客氣的說，憑著日本二百萬軍隊來防止中國赤化，等於尼古拉二世用禁衛軍壓迫革命黨一樣，而且，誰能夠保證日本這二百萬軍隊中沒有很多的反戰派和共產黨？
中國人決心不走共產的路，不是任何威力防止的緣故，而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觀念，自己的家庭組織與愛國精神。假如抹殺了中國的愛國精神，破壞了中國的家庭組織，這時欲防止赤化，就是百十倍日軍現在的兵力也是不夠的。日本現在這樣蹂躪中國，目的處心積慮要把中國分裂破壞，要把中國趕上共產的路，但實際上反而刺激了中國的愛國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國的全民團結，加速了中國一切組織的改進。中國民族存在一天，這種精神與組織也存在一天。所以日本欲屈服中國，和把中國趕上赤化的路，二者是同樣的絕不可能。中國人既不會屈服，也不會赤化，我不敢自誇，我舉外國人一句話，英國泰唔士報說：“中國民族主義終必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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