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女人的褲子是文化的國防--“性解放”與低生育率
作者：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刊發於光明網《光明觀察》周刊
一、對性的控製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社會和諧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否和諧又取決於對性的控製程度。對性的控製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孟子》：食、色，性也。食，是個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壽命有限，需要通過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兩性關係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專門器官，性行為是動物的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兩重性，從造物主的安排來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為了增加繁衍的積極性、是一種獎賞。
但是性衝動是人類最難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對性的管理不當，不但威脅生育大事，而且對社會道德的威脅性最大。孔子就說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壞事都是淫開頭的，中國古代“萬惡淫為首”這句話對於性欲的恐懼就已經表達得十分明白。而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對性的恐懼就像對死亡的恐懼一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說：“天主教教會之所以禁止通奸和離婚，就因為他們確信，對付通奸和離婚就象對付死亡一樣，是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救治的。”因此各種文明都對性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限製。對性進行規範，是文明產生的第一個標記，而性混亂則是文明崩潰的第一個跡象。
“性”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實是活力的表現，“性”活躍的年齡也是一個人創造力最活躍的時段。對性過於放縱，是很多文明覆滅的原因，比如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淫亂導致生育率降低、人口減少，中國晉代上層的淫亂引發了五胡亂華，現在西方國家性解放導致一係列社會問題和超低生育率（筆者在《從羅馬帝國的滅亡看現在的人口問題》將詳述）；但對性過於壓製，同時也壓製了人性，導致社會發展緩慢，比如歐洲的中世紀和中國的明清。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
二、中國傳統家庭模式體現了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
相對來說，中國古代對性的控製的度掌握的比較好。即使在有“髒唐爛漢”之稱的唐朝和漢朝，中國的性開放程度也遠遠達不到羅馬帝國那種淫亂的程度；而在 “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興起之後，中國禁欲又遠遠達不到歐洲中世紀的程度。原因是中國早在西周就製定了一套完善的禮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過婚姻製度將性控製在禮教之內，控製在家庭之內。
中國古代哲人認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隻不過要做到節製就可以了。荀子說：“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儒家提出適當節欲（而不是禁欲）的思想，《禮記·曲禮》：“欲不可從（縱），樂不可極”。孔子說：“君子好色而不淫”。荀子提出“中理”這一標準，即人的欲望和行動要符合社會的道德規範。
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實是中國數千年摸索出來的社會分工。中國古代除了少數特權階層可以納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製，匹夫匹婦，《易經·家人卦》所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即《禮記》所說：“男不主內，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來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古代“上有八十歲老母”可以抵消一些罪過或者豁免一些責任（對母親的孝似乎比父親更重要）。宋明理學興起之後的元明清三代，歧視婦女、摧殘婦女的現象才比較普遍，包括婦女裹小腳大範圍流行（裹小腳現象雖然很早就有，但是不流行）。中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其實就體現了男女在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分工。
“大婚，萬世之嗣也”(《禮記·哀公問》)，西周開始的中國古代婚姻法中，將婚姻視為人生最為神聖的事情，結婚程序遵循嚴格的“六禮”：納采（求婚）、問名（探女方情況）、納吉（通過雙方八字的測算，得到好兆頭）、納征（正式訂婚）、請期（雙方商定成親日期）、親迎（成親）。南宋之後濃縮成三禮：納采、納征、親迎。並且成親的時候還要拜天地（因為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謝父母養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著夫妻結為利益共同體）。成親之後，還要廟見，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見男方的祖先，向祖宗報個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從道德層麵看，古代很早就主張婦女應該“從一而終”。“從一而終”其實有多重積極意義：
１、由於家庭是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從一而終”其實是很好地保護了婦女利益的，家庭的財產是夫婦共同創造的，不能隨便將妻子掃地出門。
２、婚姻目的之一是 “合二姓之好”，一旦離婚就是“結二姓之怨”。
３、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不能違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為前世結怨，認命而已）。
４、依存於物質再生產的人口再生產才是有效的，夫妻雙方同心協力撫養小孩。單親家庭不利於撫養小孩（現在西方國家的單親家庭也同樣不利於撫養小孩，很多陷入貧困）。要是離婚的話，繼父、繼母對小孩的態度就不一樣。
５、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意味著浪費生育時間。
因此古代離婚是一件很鄭重、很嚴肅地事情，不能隨隨便便。男子可以離婚休妻的七項條件（“七出”）：不順父母、無子（還得等到50歲過了生育年齡之後）、淫、妒、惡疾（麻風等傳染病）、多言、盜竊。前兩項涉及到孝，第三項就是對性的限製。古代社會還為“七出”設定了限製條件，叫做“三不去”： 有所娶無所歸（離婚後無處可去）、與更三年喪（妻子陪同丈夫給公婆服過三年重孝）、前貧賤後富貴。也就是說，雖然女方犯了除了“七出”之條，但是有這種三種法定情況之一，男方也不能離婚。但是屬於“淫”和“惡疾”的不適用“三不去”。“惡疾”是因為傳染病威脅家族的生存（非典期間也要隔離，道理一個樣），“淫”是因為敗壞家風。可見古代對“淫”處罰的非常重。
但是從製度上，中國古代不曾禁止過婦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離”製度，指男女雙方自願離異：“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而歐洲整個中世紀都禁止離婚。
中國古代一方麵嚴格限製婚外的“淫”，一方麵又鼓勵夫妻之間的正常性生活。使得性得到滿足。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適時締結婚姻，內無大齡未嫁的怨女，外無大齡未婚的曠夫，老百姓都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禮記·內則》還規定：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禦。就是說妻子在50歲之前，丈夫有滿足妻子性生活的義務，五天必須進行一次性生活，一方麵是為了繁衍人口，一方麵是為了調和陰陽（防止性饑渴）。
古代婦隨夫居，隻有兒子養老的製度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差(當然現在已經不適合了)。當時培養成本低（現在養女兒的成本比兒子還多），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不繼承財產（有些還通過彩禮彌補父母的養育成本；現在養個女兒物質成本和精神成本這麽高，女婿出得起彩禮？出不起彩禮，那就乖乖幫忙養老吧。因此現在女兒、女婿養老不論從感情上、經濟上都是合理的），女兒沒有贍養自己父母的義務，但兒媳承擔養老的義務，因為當時每人都有兒女，基本扯平。女兒雖然不養老，但逢年過節回娘家，農忙女婿過來幫忙，親情照樣維持。這樣反而有利於家庭關係簡單化。有人認為古代這種製度不公平，但就像在市區公路上有Yield（讓路）和Stop（停）等標誌，分明是兩條路駛往同一個方向，從一條路來的車偏偏要給另外一條路來的車讓路，看起來不公平，但要是不這樣的話交通事故更多。現在社會發達了，像在高速公路一樣沒有了Yield（讓路）和Stop（停）等標誌了，從法律上家庭成員平等，但家畢竟不是完全公平講理的地方，今後獨生子女需要贍養兩對父母，與父母的矛盾、四個父母之間的矛盾不容忽視。
三、從古今家庭模式的差別看現代的低生育率
中國古代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大倫”，需要及時將“性”管理起來，使得“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中國古代總結出女子生育發展的七七四十九歲周期。女子7歲時“性”發育就開始了；14歲則內外生殖器的發育已趨成熟，開始月經，初具排卵受精的能力；21歲時生殖器及功能已經全麵成熟；待28歲則身體及性生殖、性欲等方麵正處於壯盛之年；進入35歲時其容顏開始衰減，生殖能力變弱；42歲時青春已去，生殖能力銳減；49歲則內外生殖器萎縮、月經閉絕，基本不能再有孕育。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模式下，男子20歲、女子17歲已經接近人生中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鼎盛時期，具備養家糊口的能力，而這個時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無論從物質再生產還是人口再生產角度，這個年齡結婚都是比較理想的，並且及時將性限製在夫妻之間，防止“怨女”、“曠夫”現象，既發揮了性的功能，又防止了性的副作用。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協調的，“性”的“工具”和“玩具”兩種性是協調的。子女結婚的時候，啟動整個family security係統（父母、兄弟、姐妹、姑、姨、舅、叔、伯等一起幫忙），幫助他們建立家庭。
中國古代的家庭模式是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模式，妻子邊帶孩子邊做家務、邊織布補貼家用，家庭是婦女的工作場所，在完成人口再生產的同時兼顧物質再生產，使得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完美地統一於家庭。家庭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兩種再生產的矛盾（比如丈夫貢獻大一點或者妻子貢獻大一點）在家庭內部就得以解決。家庭養育孩子是長期投資。
然而現在工業化將女性趕出家庭，都得外出謀生，無法像過去那樣兼顧孩子和生產。而現在社保製度又使得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脫鉤，使得養育孩子的付出與自己的獲益脫鉤，養育孩子隻是消費而不是投資。並且由於社會化分工，家庭已經不再是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分配又隻根據物質再生產，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矛盾不能在家庭內部解決。夫妻雙方都從事物質再生產的話，有益無害；要是夫妻養育幾個孩子的話，必將陷入貧困。今後的養老金是靠現在的孩子勞動提供，由於現在退休金製度與工作時間掛鉤，沒有養育孩子的丁克家庭就能夠得到更多的養老金，等於不付出反而能夠養老；而養育多個孩子的家庭因為減少工作時間，養老金反而少，等於辛辛苦苦養育孩子幫別人養老。實際上是國家欺負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人，而沒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丁克家庭不但在現在的物質分配上賺便宜，而且在養老上麵也白賺。說得難聽點，是政府主導下的搶劫。這種分配製度下，等於是鼓勵少生、不生孩子。少子化成為一種趨勢。
工業化並且使得人們不得不推遲婚齡：由於傳統的家庭經濟解體，生產模式的改變，使得教育周期延長，教育結束後也得從產業鏈的底層幹起，才能掌握謀生的技能、積累結婚所需要的經濟基礎（而現在成家的成本很高，人口結構又引起family security係統脆弱，小孩成家全靠自己和父母）。而現在物質水平的提高又導致性早熟。結果導致他們的生育能力在十多年時間（整個生育黃金時間）處於閑置狀態，而這段時間又是性欲最強的時間。人口再生產的能力與物質再生產的能力不同步。有生育能力的時候沒有生育條件，而有生育條件的時候沒有生育能力。
就像生孩子一樣，正常孕期是40周，過早出生和過晚出生都不好。超過42周就是過期產，胎盤老化，不能保障胎兒的營養供應，可能發生缺氧和其他一些嚴重情況，這個時候再不出生就會影響孩子一生的健康，醫生就需要采取措施，催產或者刨腹產。
女孩20歲左右結婚就相當於40周孕期，25歲就相當於42周“過期產”。現在還有一大批女孩到25歲、甚至30歲都還沒有結婚，政府就應該采取措施“催產”。應該“貸款”（比如降低養育成本）讓他們提前（比如在大學一畢業就具備成家條件）完成人口再生產，然後再通過納稅“償還貸款”，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這麽做。國家還在坐視“過期產”而不作為，生育率怎麽可能提高？現代經濟製度就像一個暴發戶，有錢不會用，本來財富已經充足，完全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由於分配製度不合理，搞得人人自危，連個孩子都不敢生，能叫婦女解放嗎？
古代即便有“怨女”，“曠夫”，但是也是一個在外（曠夫），一個在內（怨女），不在一起，出問題的機會不多。現在大量的“怨女”和“曠夫”都在外，幹柴烈火碰到一起，不出問題才怪。
就是說，生育能力在婚前長期閑置，婚後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這就導致性的工具（生育）的主功能淡化，玩具（歡愉）的副功能得以強化。為性解放提供了生理學基礎。
四、從現在各國生育率下降看“萬惡淫為首”
20世紀由於青黴素等抗生素醫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療效，激素類避孕藥的出現，乳膠避孕套質量的提高，消除和減輕了人們對婚前和婚外性行為引起性病和懷孕的顧慮，西方因掀起“性解放”風潮，最初是反對性別歧視，爭取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濟權利的女權運動，同時要求改變基督教禁止離婚的戒律，主張婚姻自由。此後，從這些合理要求逐漸演變為對宗教性道德的全麵否定，並宣布上帝已經死亡，認為性交是人人都應有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性行為是個人私事，隻要雙方自願就可以發生兩性關係。性自由者反對一切性約束，主張性愛和情愛分離，性和婚姻分離。一些極端的性自由者不僅主張娼妓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甚至認為亂倫也不應受到指責，更不應受到法律製裁。性解放使西方社會離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體，並使得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並間接地滋生出來盜竊、搶劫、暴力、吸毒、販毒以至黑社會，社會治安惡化，生育率下降（西方國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斷下滑）。
性解放人士將權力和義務分割，隻看到性交人的自由權利，卻不知道性行為的首要任務是繁衍人口。他們一方麵享受人口眾多導致的物質繁榮，一方麵卻又不承擔繁衍人口的社會義務。
人性的解放應該是全方位的，應該包括人的潛力全麵、合理、協調地解放。比如光“解放”了消化係統，而沒有“解放 ”代謝係統，那麽就會引起肥胖；光是“解放”了生殖器的性享受功能，沒有“解放”生育功能，就必將引起低生育率和一些疾病。因此“解放”是應該有度的，這就是古人所強調的“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同性戀者辯解說他們也可以收養小孩，但是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社會持續發展，同性戀能夠收養三個孩子？到哪裏去收養三個孩子？每個女人有生育3個（至少2個）孩子的義務，一對女同性戀者就算人工授精懷孕，她們能夠生育4-6個孩子？同性戀家庭本身對孩子的成長也不利。
性解放者宣稱性行為是個人人權，但是人權不能損害社會公權（繁衍人口是最大的公權）。性解放所導致的性病（包括艾滋病）流行，也威脅到社會的公權。中國2006年艾滋病患者人數上升了30%，吸毒和性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4%。暗娼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從1996年的0.02%上升到2005年的1.0%。瑞士2005年所有感染愛滋病的男性中，49%屬於同性戀人群。瑞士聯邦衛生局預測，2006年同性戀感染艾滋病人數還會大增。並不隻有瑞士出現這種情況，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也呈現同樣的發展趨勢。
說嚴重點，縱容性解放是慫恿一個民族慢性自殺。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國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養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貪圖快樂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們/他們還願意養育三個孩子？還有什麽社會和家庭責任感？
2、增加離婚率，降低結婚率，導致無數家庭解體。
3、破壞生育器官：性病、墮胎、不育不孕。
發達國家不孕不育症的發生率高達15％－2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性病對生育的影響：
１、性病引起男性不育：性病可以引起男性前列腺炎、附睾炎、輸精管炎和精囊炎，這些部位的炎症會影響精子的貯存、存活及輸出。婚前豪情萬狀，婚後精囊空空，結果造成男子不育。如支原體可以使男患者三分之一出現精子含量低，異常精子數增多，活動力下降，以及粘滯度異常，淋病可引起男性的前列腺、附睾、睾丸發炎，因此造成不育。此外，生殖道炎症還可通過免疫反應使得精子表麵包裹上一層抗精子抗體，妨礙精子與卵子的結合，這樣的精子即使與卵細胞結合，也會影響發育中的胚胎甚至導致胚胎死亡和流產。
2、性病引起女性不孕：性病引起的陰道炎、子宮頸炎、宮頸粘液功能異常、宮腔粘連症、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輸卵管阻塞及盆腔腹膜炎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首要原因。妓女不孕症發病率就遠遠比普通人高。此外，尚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免疫因素致不孕—妓女的抗精子抗體陽性率高。一方麵是因為妓女的性交活動頻繁，可使生殖道損傷或感染，從而易吸收精子抗原而產生強烈的免疫反應。另一方麵是妓女接客多人，其精子來源複雜，並多為異族、異種、異血型的男性，因而這些混雜的精液常易致敏，可以產生一定數量的抗精子抗體。“性解放”以性為兒戲，而致性混亂、性放縱，在某種意義上與妓女沒有什麽區別，增加不孕的風險。
3、除引起不孕外，妊娠期病毒性宮內感染可經胎盤垂直傳染，引起胎兒畸形，流產早產和日後發育障礙。支原體也可引起胎兒宮內感染、流產等不良結局。
墮胎引起不孕：
1、輸卵管炎症阻塞：由於受術者有較重的宮頸炎或手術時消毒不嚴，可將細菌帶入官腔，從而引起輸卵管炎造成輸卵管阻塞，阻礙卵子和精子相遇受精。
２、宮頸和宮腔粘連：在人工流產過程中，由於吸宮或刮宮過度，損傷了子宮頸管和子宮內膜，隨後引起宮頸粘連阻塞或官腔粘連縮小，這樣精子就不能通過子宮頸管進入官腔，或使受精卵不能著床和發育。
３、閉經：在過度吸宮或刮宮時，將子宮內膜基底層吸淨，或用刮匙過度搔刮將子宮內膜基底層刮掉，使子宮內膜不能再生，造成長期閉經，這樣受精卵也就設有著床之處。
４、子宮內膜異位症：人工流產時有可能促使帶有脫落子宮內膜的血液倒流，發生子宮內膜異位症，引起不孕。
5、人工流產可引起黃體功能不全、不排卵和溢乳等內分泌功能紊亂，從而導致不孕。
此外，未生育的婦女其子宮頸較緊，手術時擴張子宮口難，內口損傷多不被發現，再次妊娠易發生宮頸口功能不全，引起早產和晚期流產。母嬰Rh血型不合的婦女唯有第一胎產出健康胎兒的可能性大，首次懷孕後或是做人流手術，其後再懷孕，多會發生新生兒溶血病。
晚婚增加不孕概率：子宮疾病卵巢疾病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東歐和俄羅斯生育率超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墮胎比例太高（墮胎的比出生的孩子多），並且因為墮胎引起大量婦女不孕。而美國生育率是西方國家中唯一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以來對性的控製在加強。
飽暖思淫欲，自古如此，中外皆然。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對性的控製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有下麵這些原因：
1、傳統禮教經過五四運動以來近百年的刻意摧毀，已經蕩然無存。
2、西方觀念的傳入，李銀河等學者利用現代媒體高調推波助瀾。
3、計劃生育政策摧毀了傳統上宣揚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論。
4、互聯網的傳播。美國當年性解放傳播主要是《花花公子》、《陽光與健康》這一類昂貴的色情刊物，傳播的速度和範圍仍然比較有限。即使在鼎盛時期，《花花公子》的讀者也不過9萬人。現在中國互聯網正在高效、低成本地傳播“性解放”的觀念。
5、中國沒有宗教勢力對抗性解放運動；而西方國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的頑強反抗。
中國“性解放”的速度之快和範圍之廣是令人驚訝的。是導致目前1.2-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女人的褲子是文化的國防。古代征服一個民族，俘獲女人作為戰利品。一個民族對本族女人外嫁非常敏感。現在中國女人以及自己脫下了褲子，意味著我們傳統文化被徹底征服。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孕不育症發病率增加10倍，主要原因就是性失控所致。
我國目前人流手術已經在1千萬例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才1200萬左右，就是說近一半的懷孕是“無效”的。中國墮胎的年輕女性人數急劇增加，在2004年，流產女性中有65％是單身，而這個比例在1999年是25％；艾滋病感染率在15歲到24歲的青年群體中的提高令人擔憂。
對生育器官的保護必須列入日程。有必要動用政府的力量來反製“性解放”風潮。中國應該禁止同性戀和丁克題材的作品傳播。
“性”已經從“潘多拉魔盒”裏“解放”出來了，並且化成了無數的選票，哪個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將“性”封進所羅門瓶子，並沉入大海？
五、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失調是現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古代農業社會發展緩慢，經過各民族數千年的努力建立起來的家庭模式是符合當時的兩種再生產發展的。
男女是天然的互補（生理上、心理上、社會學意義上），男女結合是人性使然，對雙方都有利，意義是全麵的。生活不光是多幾塊麵包，而且包括其他的享受。現代工業化將婦女趕出家庭（為了多獲得幾塊麵包），長期流浪於家庭之外，有些從此無家可歸（終身單身），破壞了古人所強調的 “男有分，女有歸”的男女分工，這是違背人倫的，是對婦女權益的最大損害。工業化破壞傳統家庭結構，但是卻又無力建立起新型家庭模式，導致現在的低生育率。
發達國家千方百計鼓勵生育幾十年，但是生育率卻難以回升，甚至不斷下滑。歸納到一點，就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出現了難以協調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生育率不可能回升。
這個矛盾表現在兩個方麵：利、性。
“利”包括：養育成本增高，物質再生產過多占用婦女養育孩子的時間和精力，分配製度不合理，分配傾向於物質再生產的貢獻者而不是人口再生產的貢獻者。
“性”包括生育能力的閑置和生育器官的破壞。
換句話說，現代很多國家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是因為兩個“侵占”：
1、物質再生產“侵占”人口再生產。
2、性的玩具特性（性享樂）“侵占”工具特性（生育）。
依照馬克思的話說，生產力壓迫人口。政府要做的是緩解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而不是成為生產力壓迫人口的幫凶（計劃生育就是最大的幫凶）。人口再生產需要來一次絕地反擊，收複失地，政府需要組織這次反擊。
作者：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刊發於光明網《光明觀察》周刊
一、對性的控製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社會和諧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否和諧又取決於對性的控製程度。對性的控製程度反映了一個文明的水平。
《孟子》：食、色，性也。食，是個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壽命有限，需要通過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兩性關係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的大事。性器官是生殖的專門器官，性行為是動物的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兩重性，從造物主的安排來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為了增加繁衍的積極性、是一種獎賞。
但是性衝動是人類最難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對性的管理不當，不但威脅生育大事，而且對社會道德的威脅性最大。孔子就說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壞事都是淫開頭的，中國古代“萬惡淫為首”這句話對於性欲的恐懼就已經表達得十分明白。而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對性的恐懼就像對死亡的恐懼一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說：“天主教教會之所以禁止通奸和離婚，就因為他們確信，對付通奸和離婚就象對付死亡一樣，是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救治的。”因此各種文明都對性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限製。對性進行規範，是文明產生的第一個標記，而性混亂則是文明崩潰的第一個跡象。
“性”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實是活力的表現，“性”活躍的年齡也是一個人創造力最活躍的時段。對性過於放縱，是很多文明覆滅的原因，比如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淫亂導致生育率降低、人口減少，中國晉代上層的淫亂引發了五胡亂華，現在西方國家性解放導致一係列社會問題和超低生育率（筆者在《從羅馬帝國的滅亡看現在的人口問題》將詳述）；但對性過於壓製，同時也壓製了人性，導致社會發展緩慢，比如歐洲的中世紀和中國的明清。凡事都有個度，過猶不及。
二、中國傳統家庭模式體現了和諧社會的最高境界：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和諧
相對來說，中國古代對性的控製的度掌握的比較好。即使在有“髒唐爛漢”之稱的唐朝和漢朝，中國的性開放程度也遠遠達不到羅馬帝國那種淫亂的程度；而在 “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興起之後，中國禁欲又遠遠達不到歐洲中世紀的程度。原因是中國早在西周就製定了一套完善的禮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過婚姻製度將性控製在禮教之內，控製在家庭之內。
中國古代哲人認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隻不過要做到節製就可以了。荀子說：“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儒家提出適當節欲（而不是禁欲）的思想，《禮記·曲禮》：“欲不可從（縱），樂不可極”。孔子說：“君子好色而不淫”。荀子提出“中理”這一標準，即人的欲望和行動要符合社會的道德規範。
男主外、女主內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實是中國數千年摸索出來的社會分工。中國古代除了少數特權階層可以納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製，匹夫匹婦，《易經·家人卦》所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亦即《禮記》所說：“男不主內，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來沒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古代“上有八十歲老母”可以抵消一些罪過或者豁免一些責任（對母親的孝似乎比父親更重要）。宋明理學興起之後的元明清三代，歧視婦女、摧殘婦女的現象才比較普遍，包括婦女裹小腳大範圍流行（裹小腳現象雖然很早就有，但是不流行）。中國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其實就體現了男女在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分工。
“大婚，萬世之嗣也”(《禮記·哀公問》)，西周開始的中國古代婚姻法中，將婚姻視為人生最為神聖的事情，結婚程序遵循嚴格的“六禮”：納采（求婚）、問名（探女方情況）、納吉（通過雙方八字的測算，得到好兆頭）、納征（正式訂婚）、請期（雙方商定成親日期）、親迎（成親）。南宋之後濃縮成三禮：納采、納征、親迎。並且成親的時候還要拜天地（因為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謝父母養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著夫妻結為利益共同體）。成親之後，還要廟見，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見男方的祖先，向祖宗報個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從道德層麵看，古代很早就主張婦女應該“從一而終”。“從一而終”其實有多重積極意義：
１、由於家庭是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從一而終”其實是很好地保護了婦女利益的，家庭的財產是夫婦共同創造的，不能隨便將妻子掃地出門。
２、婚姻目的之一是 “合二姓之好”，一旦離婚就是“結二姓之怨”。
３、男女結合是天作之合，不能違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為前世結怨，認命而已）。
４、依存於物質再生產的人口再生產才是有效的，夫妻雙方同心協力撫養小孩。單親家庭不利於撫養小孩（現在西方國家的單親家庭也同樣不利於撫養小孩，很多陷入貧困）。要是離婚的話，繼父、繼母對小孩的態度就不一樣。
５、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意味著浪費生育時間。
因此古代離婚是一件很鄭重、很嚴肅地事情，不能隨隨便便。男子可以離婚休妻的七項條件（“七出”）：不順父母、無子（還得等到50歲過了生育年齡之後）、淫、妒、惡疾（麻風等傳染病）、多言、盜竊。前兩項涉及到孝，第三項就是對性的限製。古代社會還為“七出”設定了限製條件，叫做“三不去”： 有所娶無所歸（離婚後無處可去）、與更三年喪（妻子陪同丈夫給公婆服過三年重孝）、前貧賤後富貴。也就是說，雖然女方犯了除了“七出”之條，但是有這種三種法定情況之一，男方也不能離婚。但是屬於“淫”和“惡疾”的不適用“三不去”。“惡疾”是因為傳染病威脅家族的生存（非典期間也要隔離，道理一個樣），“淫”是因為敗壞家風。可見古代對“淫”處罰的非常重。
但是從製度上，中國古代不曾禁止過婦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離”製度，指男女雙方自願離異：“若夫妻不相安諧而和離者，不坐”。而歐洲整個中世紀都禁止離婚。
中國古代一方麵嚴格限製婚外的“淫”，一方麵又鼓勵夫妻之間的正常性生活。使得性得到滿足。孔子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適時締結婚姻，內無大齡未嫁的怨女，外無大齡未婚的曠夫，老百姓都能過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禮記·內則》還規定：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禦。就是說妻子在50歲之前，丈夫有滿足妻子性生活的義務，五天必須進行一次性生活，一方麵是為了繁衍人口，一方麵是為了調和陰陽（防止性饑渴）。
古代婦隨夫居，隻有兒子養老的製度其實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差(當然現在已經不適合了)。當時培養成本低（現在養女兒的成本比兒子還多），女孩十幾歲就嫁人，不繼承財產（有些還通過彩禮彌補父母的養育成本；現在養個女兒物質成本和精神成本這麽高，女婿出得起彩禮？出不起彩禮，那就乖乖幫忙養老吧。因此現在女兒、女婿養老不論從感情上、經濟上都是合理的），女兒沒有贍養自己父母的義務，但兒媳承擔養老的義務，因為當時每人都有兒女，基本扯平。女兒雖然不養老，但逢年過節回娘家，農忙女婿過來幫忙，親情照樣維持。這樣反而有利於家庭關係簡單化。有人認為古代這種製度不公平，但就像在市區公路上有Yield（讓路）和Stop（停）等標誌，分明是兩條路駛往同一個方向，從一條路來的車偏偏要給另外一條路來的車讓路，看起來不公平，但要是不這樣的話交通事故更多。現在社會發達了，像在高速公路一樣沒有了Yield（讓路）和Stop（停）等標誌了，從法律上家庭成員平等，但家畢竟不是完全公平講理的地方，今後獨生子女需要贍養兩對父母，與父母的矛盾、四個父母之間的矛盾不容忽視。
三、從古今家庭模式的差別看現代的低生育率
中國古代認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大倫”，需要及時將“性”管理起來，使得“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中國古代總結出女子生育發展的七七四十九歲周期。女子7歲時“性”發育就開始了；14歲則內外生殖器的發育已趨成熟，開始月經，初具排卵受精的能力；21歲時生殖器及功能已經全麵成熟；待28歲則身體及性生殖、性欲等方麵正處於壯盛之年；進入35歲時其容顏開始衰減，生殖能力變弱；42歲時青春已去，生殖能力銳減；49歲則內外生殖器萎縮、月經閉絕，基本不能再有孕育。
在古代農業社會的生產力模式下，男子20歲、女子17歲已經接近人生中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鼎盛時期，具備養家糊口的能力，而這個時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無論從物質再生產還是人口再生產角度，這個年齡結婚都是比較理想的，並且及時將性限製在夫妻之間，防止“怨女”、“曠夫”現象，既發揮了性的功能，又防止了性的副作用。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是協調的，“性”的“工具”和“玩具”兩種性是協調的。子女結婚的時候，啟動整個family security係統（父母、兄弟、姐妹、姑、姨、舅、叔、伯等一起幫忙），幫助他們建立家庭。
中國古代的家庭模式是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模式，妻子邊帶孩子邊做家務、邊織布補貼家用，家庭是婦女的工作場所，在完成人口再生產的同時兼顧物質再生產，使得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完美地統一於家庭。家庭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兩種再生產的矛盾（比如丈夫貢獻大一點或者妻子貢獻大一點）在家庭內部就得以解決。家庭養育孩子是長期投資。
然而現在工業化將女性趕出家庭，都得外出謀生，無法像過去那樣兼顧孩子和生產。而現在社保製度又使得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脫鉤，使得養育孩子的付出與自己的獲益脫鉤，養育孩子隻是消費而不是投資。並且由於社會化分工，家庭已經不再是物質再生產的基本單位，分配又隻根據物質再生產，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矛盾不能在家庭內部解決。夫妻雙方都從事物質再生產的話，有益無害；要是夫妻養育幾個孩子的話，必將陷入貧困。今後的養老金是靠現在的孩子勞動提供，由於現在退休金製度與工作時間掛鉤，沒有養育孩子的丁克家庭就能夠得到更多的養老金，等於不付出反而能夠養老；而養育多個孩子的家庭因為減少工作時間，養老金反而少，等於辛辛苦苦養育孩子幫別人養老。實際上是國家欺負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人，而沒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丁克家庭不但在現在的物質分配上賺便宜，而且在養老上麵也白賺。說得難聽點，是政府主導下的搶劫。這種分配製度下，等於是鼓勵少生、不生孩子。少子化成為一種趨勢。
工業化並且使得人們不得不推遲婚齡：由於傳統的家庭經濟解體，生產模式的改變，使得教育周期延長，教育結束後也得從產業鏈的底層幹起，才能掌握謀生的技能、積累結婚所需要的經濟基礎（而現在成家的成本很高，人口結構又引起family security係統脆弱，小孩成家全靠自己和父母）。而現在物質水平的提高又導致性早熟。結果導致他們的生育能力在十多年時間（整個生育黃金時間）處於閑置狀態，而這段時間又是性欲最強的時間。人口再生產的能力與物質再生產的能力不同步。有生育能力的時候沒有生育條件，而有生育條件的時候沒有生育能力。
就像生孩子一樣，正常孕期是40周，過早出生和過晚出生都不好。超過42周就是過期產，胎盤老化，不能保障胎兒的營養供應，可能發生缺氧和其他一些嚴重情況，這個時候再不出生就會影響孩子一生的健康，醫生就需要采取措施，催產或者刨腹產。
女孩20歲左右結婚就相當於40周孕期，25歲就相當於42周“過期產”。現在還有一大批女孩到25歲、甚至30歲都還沒有結婚，政府就應該采取措施“催產”。應該“貸款”（比如降低養育成本）讓他們提前（比如在大學一畢業就具備成家條件）完成人口再生產，然後再通過納稅“償還貸款”，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這麽做。國家還在坐視“過期產”而不作為，生育率怎麽可能提高？現代經濟製度就像一個暴發戶，有錢不會用，本來財富已經充足，完全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由於分配製度不合理，搞得人人自危，連個孩子都不敢生，能叫婦女解放嗎？
古代即便有“怨女”，“曠夫”，但是也是一個在外（曠夫），一個在內（怨女），不在一起，出問題的機會不多。現在大量的“怨女”和“曠夫”都在外，幹柴烈火碰到一起，不出問題才怪。
就是說，生育能力在婚前長期閑置，婚後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這就導致性的工具（生育）的主功能淡化，玩具（歡愉）的副功能得以強化。為性解放提供了生理學基礎。
四、從現在各國生育率下降看“萬惡淫為首”
20世紀由於青黴素等抗生素醫治一些性病取得了特殊療效，激素類避孕藥的出現，乳膠避孕套質量的提高，消除和減輕了人們對婚前和婚外性行為引起性病和懷孕的顧慮，西方因掀起“性解放”風潮，最初是反對性別歧視，爭取婦女與男子享有平等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濟權利的女權運動，同時要求改變基督教禁止離婚的戒律，主張婚姻自由。此後，從這些合理要求逐漸演變為對宗教性道德的全麵否定，並宣布上帝已經死亡，認為性交是人人都應有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性行為是個人私事，隻要雙方自願就可以發生兩性關係。性自由者反對一切性約束，主張性愛和情愛分離，性和婚姻分離。一些極端的性自由者不僅主張娼妓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甚至認為亂倫也不應受到指責，更不應受到法律製裁。性解放使西方社會離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體，並使得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並間接地滋生出來盜竊、搶劫、暴力、吸毒、販毒以至黑社會，社會治安惡化，生育率下降（西方國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斷下滑）。
性解放人士將權力和義務分割，隻看到性交人的自由權利，卻不知道性行為的首要任務是繁衍人口。他們一方麵享受人口眾多導致的物質繁榮，一方麵卻又不承擔繁衍人口的社會義務。
人性的解放應該是全方位的，應該包括人的潛力全麵、合理、協調地解放。比如光“解放”了消化係統，而沒有“解放 ”代謝係統，那麽就會引起肥胖；光是“解放”了生殖器的性享受功能，沒有“解放”生育功能，就必將引起低生育率和一些疾病。因此“解放”是應該有度的，這就是古人所強調的“樂不可極，極樂成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
同性戀者辯解說他們也可以收養小孩，但是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社會持續發展，同性戀能夠收養三個孩子？到哪裏去收養三個孩子？每個女人有生育3個（至少2個）孩子的義務，一對女同性戀者就算人工授精懷孕，她們能夠生育4-6個孩子？同性戀家庭本身對孩子的成長也不利。
性解放者宣稱性行為是個人人權，但是人權不能損害社會公權（繁衍人口是最大的公權）。性解放所導致的性病（包括艾滋病）流行，也威脅到社會的公權。中國2006年艾滋病患者人數上升了30%，吸毒和性傳播是主要的傳播途徑，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4%。暗娼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從1996年的0.02%上升到2005年的1.0%。瑞士2005年所有感染愛滋病的男性中，49%屬於同性戀人群。瑞士聯邦衛生局預測，2006年同性戀感染艾滋病人數還會大增。並不隻有瑞士出現這種情況，在大多數西方國家也呈現同樣的發展趨勢。
說嚴重點，縱容性解放是慫恿一個民族慢性自殺。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國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養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貪圖快樂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們/他們還願意養育三個孩子？還有什麽社會和家庭責任感？
2、增加離婚率，降低結婚率，導致無數家庭解體。
3、破壞生育器官：性病、墮胎、不育不孕。
發達國家不孕不育症的發生率高達15％－2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性病對生育的影響：
１、性病引起男性不育：性病可以引起男性前列腺炎、附睾炎、輸精管炎和精囊炎，這些部位的炎症會影響精子的貯存、存活及輸出。婚前豪情萬狀，婚後精囊空空，結果造成男子不育。如支原體可以使男患者三分之一出現精子含量低，異常精子數增多，活動力下降，以及粘滯度異常，淋病可引起男性的前列腺、附睾、睾丸發炎，因此造成不育。此外，生殖道炎症還可通過免疫反應使得精子表麵包裹上一層抗精子抗體，妨礙精子與卵子的結合，這樣的精子即使與卵細胞結合，也會影響發育中的胚胎甚至導致胚胎死亡和流產。
2、性病引起女性不孕：性病引起的陰道炎、子宮頸炎、宮頸粘液功能異常、宮腔粘連症、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輸卵管阻塞及盆腔腹膜炎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首要原因。妓女不孕症發病率就遠遠比普通人高。此外，尚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是免疫因素致不孕—妓女的抗精子抗體陽性率高。一方麵是因為妓女的性交活動頻繁，可使生殖道損傷或感染，從而易吸收精子抗原而產生強烈的免疫反應。另一方麵是妓女接客多人，其精子來源複雜，並多為異族、異種、異血型的男性，因而這些混雜的精液常易致敏，可以產生一定數量的抗精子抗體。“性解放”以性為兒戲，而致性混亂、性放縱，在某種意義上與妓女沒有什麽區別，增加不孕的風險。
3、除引起不孕外，妊娠期病毒性宮內感染可經胎盤垂直傳染，引起胎兒畸形，流產早產和日後發育障礙。支原體也可引起胎兒宮內感染、流產等不良結局。
墮胎引起不孕：
1、輸卵管炎症阻塞：由於受術者有較重的宮頸炎或手術時消毒不嚴，可將細菌帶入官腔，從而引起輸卵管炎造成輸卵管阻塞，阻礙卵子和精子相遇受精。
２、宮頸和宮腔粘連：在人工流產過程中，由於吸宮或刮宮過度，損傷了子宮頸管和子宮內膜，隨後引起宮頸粘連阻塞或官腔粘連縮小，這樣精子就不能通過子宮頸管進入官腔，或使受精卵不能著床和發育。
３、閉經：在過度吸宮或刮宮時，將子宮內膜基底層吸淨，或用刮匙過度搔刮將子宮內膜基底層刮掉，使子宮內膜不能再生，造成長期閉經，這樣受精卵也就設有著床之處。
４、子宮內膜異位症：人工流產時有可能促使帶有脫落子宮內膜的血液倒流，發生子宮內膜異位症，引起不孕。
5、人工流產可引起黃體功能不全、不排卵和溢乳等內分泌功能紊亂，從而導致不孕。
此外，未生育的婦女其子宮頸較緊，手術時擴張子宮口難，內口損傷多不被發現，再次妊娠易發生宮頸口功能不全，引起早產和晚期流產。母嬰Rh血型不合的婦女唯有第一胎產出健康胎兒的可能性大，首次懷孕後或是做人流手術，其後再懷孕，多會發生新生兒溶血病。
晚婚增加不孕概率：子宮疾病卵巢疾病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
東歐和俄羅斯生育率超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墮胎比例太高（墮胎的比出生的孩子多），並且因為墮胎引起大量婦女不孕。而美國生育率是西方國家中唯一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以來對性的控製在加強。
飽暖思淫欲，自古如此，中外皆然。中國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對性的控製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有下麵這些原因：
1、傳統禮教經過五四運動以來近百年的刻意摧毀，已經蕩然無存。
2、西方觀念的傳入，李銀河等學者利用現代媒體高調推波助瀾。
3、計劃生育政策摧毀了傳統上宣揚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論。
4、互聯網的傳播。美國當年性解放傳播主要是《花花公子》、《陽光與健康》這一類昂貴的色情刊物，傳播的速度和範圍仍然比較有限。即使在鼎盛時期，《花花公子》的讀者也不過9萬人。現在中國互聯網正在高效、低成本地傳播“性解放”的觀念。
5、中國沒有宗教勢力對抗性解放運動；而西方國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的頑強反抗。
中國“性解放”的速度之快和範圍之廣是令人驚訝的。是導致目前1.2-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女人的褲子是文化的國防。古代征服一個民族，俘獲女人作為戰利品。一個民族對本族女人外嫁非常敏感。現在中國女人以及自己脫下了褲子，意味著我們傳統文化被徹底征服。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孕不育症發病率增加10倍，主要原因就是性失控所致。
我國目前人流手術已經在1千萬例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才1200萬左右，就是說近一半的懷孕是“無效”的。中國墮胎的年輕女性人數急劇增加，在2004年，流產女性中有65％是單身，而這個比例在1999年是25％；艾滋病感染率在15歲到24歲的青年群體中的提高令人擔憂。
對生育器官的保護必須列入日程。有必要動用政府的力量來反製“性解放”風潮。中國應該禁止同性戀和丁克題材的作品傳播。
“性”已經從“潘多拉魔盒”裏“解放”出來了，並且化成了無數的選票，哪個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將“性”封進所羅門瓶子，並沉入大海？
五、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失調是現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古代農業社會發展緩慢，經過各民族數千年的努力建立起來的家庭模式是符合當時的兩種再生產發展的。
男女是天然的互補（生理上、心理上、社會學意義上），男女結合是人性使然，對雙方都有利，意義是全麵的。生活不光是多幾塊麵包，而且包括其他的享受。現代工業化將婦女趕出家庭（為了多獲得幾塊麵包），長期流浪於家庭之外，有些從此無家可歸（終身單身），破壞了古人所強調的 “男有分，女有歸”的男女分工，這是違背人倫的，是對婦女權益的最大損害。工業化破壞傳統家庭結構，但是卻又無力建立起新型家庭模式，導致現在的低生育率。
發達國家千方百計鼓勵生育幾十年，但是生育率卻難以回升，甚至不斷下滑。歸納到一點，就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出現了難以協調的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生育率不可能回升。
這個矛盾表現在兩個方麵：利、性。
“利”包括：養育成本增高，物質再生產過多占用婦女養育孩子的時間和精力，分配製度不合理，分配傾向於物質再生產的貢獻者而不是人口再生產的貢獻者。
“性”包括生育能力的閑置和生育器官的破壞。
換句話說，現代很多國家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是因為兩個“侵占”：
1、物質再生產“侵占”人口再生產。
2、性的玩具特性（性享樂）“侵占”工具特性（生育）。
依照馬克思的話說，生產力壓迫人口。政府要做的是緩解生產力對人口的壓迫，而不是成為生產力壓迫人口的幫凶（計劃生育就是最大的幫凶）。人口再生產需要來一次絕地反擊，收複失地，政府需要組織這次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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