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芳的移民生活（11）-原創小說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在柳芳心力交瘁地應付霍繼成的時候，另一個危機卻突然降臨。

 

這是九月初一個周五，柳芳所工作的車間格外熱鬧。接下來的星期一是勞動節，加拿大的法定節日，又是夏天的最後一個長周末，人人都在議論著去哪裏玩兒。有人說要去租船釣魚，有人說去森林公園露宿，有人說要聚餐吃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計劃。

柳芳的心情和他們有些格格不入。霍繼成不斷地打電話提離婚的事情，攪得她焦頭爛額，神情恍惚，所以她既沒有參加人們興致勃勃地議論，也沒有感染到輕鬆歡樂的氣氛，隻是默默地幹自己的活。

柳芳的下班時間通常是五點鍾，但是這一天四點半的時候，流水線上的小頭頭就讓她停下手裏的活，說是人事部門通知她去一趟。‘人事部門’是一個很正式的稱呼，廠裏的人一般把它稱為‘老板老婆的那間屋子’，因為廠子不大，老板的老婆管著雜事和人事，就坐在那裏辦公。柳芳和人事部門沒有打過很多交道，麵試時去過一次，報到上班去填過一次表，僅此而已。她不知道此刻叫她去幹什麽。

老板的老婆是一個越南華僑，不會講國語，說一口流利的但帶一點口音的英語，柳芳平時不太和她說話，總是覺得交流上有些困難。見到柳芳後，她讓柳芳坐下，然後用很快速的語句沒有停歇地說了一大串話，這一次柳芳竟然一字不拉地聽懂了，她說由於廠裏訂單減少，不得不削減人員，所以很遺憾地通知她被裁員了，今天是工作的最後一天，下星期就不用來了。說著她拿出一個信封，遞給柳芳，告訴她這是柳芳最後兩周的工資和一張開給政府部門的表格。最後老板的老婆又說，她知道柳芳是一個好的工人，以後如果有機會一定首先通知她回來上班。

四點三十五分，柳芳從人事部門出來，手裏捏著那個信封。

 

回家的路顯得很長很長。柳芳坐在公交車上，心裏亂糟糟的。那個信封她早就打開看過了，一張安省統一的表格，填著柳芳的名字，社會保險號碼，在該公司工作的時間，工資總額，上繳的失業保險金總額等。另一張小紙片就是支票了，不用細看柳芳也知道其數額，以往每兩個星期她都收到一模一樣的支票。雖然她的小時工資仍然很低，不過再低這也是她和兒子的生活費，誰想到這竟是她的最後一張支票了。

柳芳回到家裏，看到霍宇剛剛踢球回來，一身一臉的汗，正在冰箱裏翻找吃的，肯定是肚子餓得咕咕叫了。每天見兒子，柳芳不覺得怎麽樣，今天細細一打量，發現霍宇比去年剛來的的時候長高了一頭還多，完全像個大小夥子了。這麽好的兒子，當媽的應該驕傲才是，可是現在他的爸爸就要拋棄他了，他的媽媽失去了工作，今後孩子會怎麽樣呢？想到這裏，柳芳心裏又是一陣難過，眼淚幾乎流了下來，她忙把臉別了過去，怕兒子看見為她傷心。

 

照理說像柳芳這樣有知識，有體力，又肯吃苦的人，不至於為失去一個最低工資的工作而如此煩心。但是移民初期的生活就是如此殘酷，這大概就是多倫多特色吧，或者說是加拿大特色，或者說是移民特色。

在多倫多，有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曆，在本國有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是移民到這裏之後，由於他們在異國他鄉沒有任何根基，沒有任何人脈關係，由於他們沒有在加拿大受過教育也沒有加拿大工作經驗，由於他們說一口半生不熟、南腔北調的英語，由於他們年紀已經不輕又拖家帶口沒有任何時間去彷徨觀望，他們不得不從最簡單、最低級的工作做起，以養家糊口，維持生計。

自從大量技術移民從中國內陸奔向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倫多以來，華裔就成了這個群體中比例最大的人種。有人形容移民為‘洋插隊’，其實移民和插隊有很大的不同。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批知青到農村去，他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親人，看不到前途和未來，很多人因此彷徨絕望。他們的生活和過去所習慣的生活比是很艱苦，但是和當地人相比，在精神上還是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覺，即使在物質上他們也不會比當地人差很多，大部分知青的苦惱正是來自對當地人的生活水平和存在方式不認同。移民國外的人恰恰相反，他們自動放棄自己固有的生活，拖家帶口奔向異鄉，目的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生活的更好。不論眼前多麽艱苦，他們總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或者下一代）過上比自己的過去更高一等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倒是用‘民工進城’來形容移民更為貼切些。有人自嘲地說：我們還不如民工，民工至少聽得懂普通話，可以和城裏人交流，而我們常常像聾子和傻子。正如大批民工湧入城裏，使得城裏人原本不願意幹的諸如護工、清潔工、保安之類的工作也變得熱門起來一樣，如此眾多的移民進入多倫多，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調，‘累脖工’也成了人們的飯碗，也成了香餑餑。

 

霍繼成再來電話時，柳芳就把她的處境告訴了霍繼成。她的心裏還存著一絲僥幸，想霍繼成再怎麽沒良心，也不會眼看著她和兒子沒有飯吃吧。誰知，當一個人的自我欲望膨脹到極點的時候，他的眼裏，他的心裏就再也裝不下任何東西，隻有自己，自己，自己。

聽了柳芳的話，霍繼成竟然說：“柳芳，你不用嚇唬我。加拿大是一個高福利的國家，餓不死人的。失業了，你還可以領失業保險。再不行，你和兒子還可以申請社會救濟。別他媽的用苦肉計來蒙我。”

 

至此，柳芳徹底放棄了幻想。但是她也橫下了一條心：霍繼成，既然你已經沒有了絲毫情意，咱們就耗著。

離婚大戰就是一把雙刃劍，昔日花前月下的甜蜜，海誓山盟的宣言，同床共枕的纏綿，所有這些在心裏全部蕩然無存，剩下的隻是揭對方的醜，掀對方的疤，直至當事的雙方都血肉模糊，麵目全非。

 

柳芳最終還是放棄了。她太累了，對霍繼成徹底絕望，不想再拿自己和孩子賭下去了。而在她的潛意識裏，還有那麽一點兒對霍繼成的憐憫，就像親媽後媽搶一個孩子，最先放手的肯定是親媽一樣，她不想讓心裏還殘存的那點愛再四分五裂了。

柳芳獨自去了一個華人辦的代辦離婚的事務所，請他們擬定一個離婚協議，傳給霍繼成簽了字，她也簽了字，交到政府部門，一兩個月下來，離婚被批準，霍繼成轉給柳芳幾千塊錢，一段十幾年的婚姻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