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愛玲的“政治”小說《秧歌》，剖析現實社會與人性

讀張愛玲的“政治”小說《秧歌》，剖析現實社會與人性

偶然的機會，讀了張愛玲的小說《秧歌》，居然是一篇“政治”小說，感覺張愛玲直麵“政治”的作品並不多。這篇小說以一個悲劇故事描述了鐵幕下製度的殘酷，並通過普通民眾，官員及文人的心態行為揭示了人性的扭曲。讓我深為感觸的是——雖然小說寫作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距今已經六十多年過去了，但那種人性的扭曲仍然鮮活地存在著。因為，製度沒有變，在製度桎梏下的人性必然仍是扭曲的。

小說的背景是共產黨執政後的土改時期，主要人物是一群農民、一位黨的幹部和一個文人。金根哥、金根嫂是農民的代表人物，金根哥倔強能幹，曾被選上“勞動模範”；金根嫂也能幹，且相貌好，曾在上海做保姆，土改後返回鄉下過“分到土地”的生活。黨的幹部是“王同誌”，很早出生入死，參加革命，卻官運和個人生活都坎坷。那位“小資產階級”文人叫顧岡，是下鄉體驗生活的，想要寫出一部反映新中國農村的電影。

小說的情節很簡單：土改後農民分到了土地，分到了地主的浮財。本以為能過上好日子，但在死板的管理及各項捐款稅收下仍然吃不飽飯，人們私下抱怨卻也敢怒不敢言。

最終的矛盾爆發在過年之前給軍屬捐豬肉和年糕上。當人們從牙縫裏擠出的捐品仍被挑剔時，壓抑的情緒爆發了，憤怒中村民衝向糧倉，並在行動中形成一個統一的訴求——借點糧過年！場麵混亂，衝突升級。為了保護“人民財產”（及自己的安全），幹部“王同誌”不得不命令民兵開槍，並親自掃射，為自己開出一條血路。

結局是···，金根哥金根嫂的女兒阿招在混亂中被踩死；在逃跑的路上，受了槍傷的金根哥為了把活路留給妻子，自盡；走投無路的金根嫂，返回了村中，點燃糧倉，並葬身火海。

小說中，作者並沒有渲染這些血腥殘酷的場麵，事件的很大一部分場景是以金根嫂的視覺呈現的。談到女兒的死，她對小姑說：“阿招死了，給踩死了”。“我們也不相信呀，一路還把她帶著，背著她上山——死了！早已死了。”當她看到山頂樹杈上那一包棉衣，‘把兩隻袖子挽在一起打了個結，成為一個整齊的包袱。裏麵很小心地包著她的棉襖，在這一刹那間，她完全明白了，就像是聽見他親口和她說話一樣。’最後，她下了山，越走越快，朝家的方向走去。

關於金根嫂的最後一筆，是有人恍惚在烈火中看到了一個女人的身影。

 我一向覺得張愛玲的短篇，或偏短的中篇是絕佳的，長篇或長中篇略有遜色。她的長項是極強的對細微心理和人性的洞察力，短的篇幅能把這一特點表現得淋漓盡致，但長篇卻需要構建曲折起伏的故事線，（也許張愛玲不屑於這樣做）。所以我總覺得她的長篇有些絮叨，淩亂，不如短篇驚豔。

起初，這部小說給我的感覺也是這樣的。然而到最後幾個章節，一切平淡的鋪墊都聚集在一起，爆發了，形成了一個驚心動魄的悲劇結局。悲劇的主因，自然是來自鐵幕下的大環境。但在悲劇背後，張愛玲著重墨描敘了各個階層的人，民眾，官員，文人。他們都是鐵幕之下的犧牲者，但同時，也是推波助瀾的幫凶。

金花，金根的妹妹，從小和哥哥相依為命，初嫁到另一個村落。當她聽到哥哥的村子發生了騷亂，就一直心神不安地為哥嫂著急。可是，當她挑水時被嫂嫂攔住，衣衫襤褸，語無倫次地向她求救時，她猶豫了。在這個風聲鶴唳的時候，一個與婆家一家人擠在一起的新娘子能做什麽？她首先要保護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也不能給公婆妯娌留下口實，所以她猶豫了。至於其他人，如金花的婆婆、金根的伯伯等更是冷漠，甚至冷酷的。“反革命”呀，誰敢沾這個邊啊！這就是民眾，不能用道德是非來審視他們，因為他們首先要保證自己“活著”。

“王同誌”，是農民眼中黨的化身，但是他並不是無生命的“黨”，而隻是一個仕途家庭雙失意的小幹部。當他從血路中闖回住處時，身心的疲憊及極度的沮喪使他居然喃喃地說了一句“反動話”，他說：“我們失敗了，我們向自己的百姓開槍了”。這句話把旁邊的作家嚇得半死，因為他是唯一聽到了這句話的人。如果“王同誌”突然醒悟過來，甚至可能把他“做掉”。“幸運”的是，“王同誌”並沒有沉浸在自己的消沉之中，一個刺激他神經的詞在腦海裏蹦了出來：“階級敵人！一定是階級敵人搞破壞！”當他喊出這句話的時候，他便一通百通了，不僅沒有了負罪感，還可以對上級有交代，甚至有可能成為“保衛國家財產”的英雄。在這樣的思想驅使下，當聽到糧庫著火時，他的反應是興奮！他應該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不會真誠地希望農民被打死，糧食被燒光。但是事情發展到這一步，“階級敵人破壞”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稻草和（也是機會），他必須沿著這條路把“階級敵人”抓出來，而且必須要不惜一切代價。

至於那個寫電影劇本的人的顧岡，他曾經住在金根嫂家，也親身經曆了一切。他知道這些搶糧的人隻是普通農民，不是特務。當他看到對這些人酷刑拷問時，心裏非常矛盾，既害怕，又試圖說服自己：

‘“不要胡思亂想了，”他對自己說。他感到一種近於絕望的焦急的需要，他要相信王同誌與他所代表的一切。自從共產黨來了以後，他已經告訴了自己一千次，“相信他們吧。為了你自己的好處，你應當有信心。”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那麽現在這種信仰就是知識份子的鴉片，能夠使他們愉快地忍受各種苦楚，種種使人感到不安的思想與感情都被麻痹了，也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

這一段心理活動活生生把一個知識分子既被逼無奈，又主動洗腦，又掩耳盜鈴的“思想改造”過程描述得淋漓盡致。

張愛玲總是有辦法戳到人的心底的。全書完結，我坐在那裏自己在想：如果我是金根的妹妹，我真的有勇氣冒著全家受牽連的危險藏匿受傷的哥嫂（而且大概率會敗露）嗎？如果我是那個作家，我敢於葬送前途，寫出真實的東西嗎？（寫出後，我成反革命，作品也沒人看到。）如果我是那個可恨又可憐的官員呢？我當然知道“做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白薯”。但是我不是白“革命”了這麽多年了嗎？再者，如果這樣，等著我的大概不會是“種白薯”，很可能是“啃窩頭”，甚至“吃槍子”。在這樣鐵一樣的製度下，生存，活著是第一要素，其他的，諸如是非對錯，人性情感就要遠遠靠後了。常常看到有人罵牆國的人“活該”，但他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他們處在那個環境下會怎麽選擇。“人心向善”，也許是一個真理，但是“活著”卻是在真理之上的。沒有一個製度保障，善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奢飾品。

關於這個小說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現實社會，我沒有能力評價。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就是張愛玲所描繪的人性是絕對真實的。我所說的這些“人性”，不同於普通的善惡情仇，它是在一個製度下滋生的扭曲的人性。近七十年過去了，社會中的人性變了嗎？民眾變了嗎？官員變了嗎？文人變了嗎？沒有！所有這些人物的原型仍依稀可見，隻是不同的社會角色，它的醜陋麵不同，可能更隱蔽，但也可能更醜陋。製度沒有變，製度下的人性就隻能在重壓之下扭曲地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