孺子和牛
一塊孺子和牛共同耕耘的處女地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開始於文化界，初期主要參與者是大，中學校的學生的話，到1967年，運動已經轉向全社會，深入到工廠，農村，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甚至家庭。鬥爭對象也從本單位的走資派和黑幫擴展到了市、省， 直至中央。於是，校領導被揪鬥了，市領導被揪鬥了，省領導被揪鬥了……，各級政府基本癱瘓。全國也掀起了‘打倒劉、鄧、陶，揪出全國最大的走資派’的高潮。
各個高校的派性爭執更為激烈並完全就社會化了。整個社會形成了幾大對立派。各派別不僅有嚴密的組織係統，有自己的地盤兒，還有了一定的裝備，如有線廣播、車輛等。
我們所在的城市有兩個主要派別：‘紅衛兵總部’和‘巴黎公社。兩大派係的爭執通過遊行、廣播、撒傳單深入到每一個人。
這時，我們小孩的娛樂又有了新的內容：上街看遊行和搶傳單。遊行有很多種，有些是遊鬥遊行，讓鬥爭對象站在大卡車上，脖子上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名字如：“走資派XXX”，“反動學術權威XXX”。組織者通過高音喇叭宣布被鬥者罪狀。有些是宣傳性遊行，遊行者開著宣傳車，打著大字橫幅，邊走邊宣傳他們的觀點。還有一些是示威遊行，在某次爭執中，一派打傷或打死了另一派的人，另一派便抬著傷者或死者遊行示威、控訴。這種遊行是最為悲壯的，廣播裏播著哀樂，人們呼喊著：血債要用血來還。遊行的同時，總有人散發油印在紅紅綠綠的紙上的傳單。我們小孩常常跟著遊行隊伍後麵搶傳單，並比賽看誰搶得多。
還有一次，我看到了飛機撒傳單，那是很壯觀的：一架小型飛機低低地、緩緩地在我們宿舍區上空飛過，同時紅的、黃的、綠的，各種顏色的紙片向天女散花一樣地飄下來。我們都看傻了，甚至忘記去搶那些傳單。
像以前看宣傳隊演出一樣，每次聽到高音喇叭在街上響，我就坐不住，急著出去搶傳單。所不同的是，這一次姥姥並不反對我上街，因為她也需要這些傳單，姥姥也有了派性，姥姥也有了‘觀點’！
不僅是姥姥。家裏的其他人，乃至我認識的每一個人，上至七、八十歲的老爺爺、老奶奶，下至像我這樣十來歲的孩子，每個人都有了‘觀點’！鄰裏之間見麵打招呼不再說“你吃了嗎？”，而是問“你是什麽觀點？”。
觀點不同於組織，觀點是傾向性，是你擁護哪一個派別。參加組織的的人數畢竟有限，但觀點卻是人人都有的。這樣，社會上的派性分歧便通過‘觀點’延伸到了每一個家庭。
家裏也分成了兩大陣營：姥爺和七姨是‘總部’觀點，姥姥、小姨、小舅屬於‘公社’觀點。
以前，在飯桌上，姥爺總是喜歡講一些曆史故事或典故。所以，在我沒到四歲的時候，就能娓娓地講述孔融四歲能讓梨的故事，但現在，話題卻完全改變了。經常，姥爺和姥姥為著‘觀點’的事情爭得麵紅耳赤：
“看到今天的傳單了沒有？昨天‘公社’派又有兩個人被打傷了，這簡直是挑釁行為”。
“那不是事實真相，是誣蔑。再說，如果‘公社’不去攻擊‘總部’，怎麽會發生衝突呢？這是正當防衛”。
有時吵急了，姥姥便‘罷工’了。姥姥說：“我不做飯了，你們去你們的‘總部’去吃吧。”
持不同觀點的七姨和小姨更是時時處在弩張劍拔的狀態。記得有一次，七姨和小姨正在糊窗戶縫，（注：由於東北冬天冷，每家在入冬之前都用報紙將窗戶的縫隙貼上）她們兩人辯論起來，繼而爭吵以至動手。待我去看熱鬧的時候，小姨已將漿糊甩了七姨一臉，七姨亦將報紙條貼在了小姨身上。
這種爭吵並不隻是發生在姥姥家，如果你去鄰居家，或走在大街上，無不聽到辯論聲和爭吵聲，仿佛整個社會都變成了一個鬥爭的大戰場，派性已將幾乎所有的家庭攪得雞犬不寧，夫妻失和，兄弟反目，乃至離婚，脫離父子關係，都不是什麽新鮮事。
我至今也無法想清楚，是什麽樣的力量使得全社會都如此狂熱起來，以至於像姥爺這樣的知識分子和姥姥這樣的家庭婦女都自覺地，全心地投入進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