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三十年”：依然影響著中國的走向

法國思想家、192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格森曾說：“說社會的進步是由於曆史某個時期的社會思想條件自然而然發生的，這簡直是無稽之談。它實際隻是在這個社會已經下定決心進行實驗之後才一蹴而就的。這就是說，這個社會必須要自信，或無論怎樣要允許自己受到震撼，而這種震撼始終是由某個人來賦予的。”
鄧小平無疑就是伯格森所謂的“某個人”。
1997年2月19日，當93歲的鄧小平去世的時候，中國這艘東方巨輪已經駛過“曆史的三峽”中最驚險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國改革大戲中的“男一號主角”，而去世後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走向。
鄧小平是在一種怎樣的環境中，將已經在意識形態的沙灘上擱淺的中國重新推入商業運動的大海的？其艱巨與反複，恐怕是後來者很難身同感受的。這是一個在必須堅持的時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讓，而需要迂回的時候，身段無比柔軟的政治家。
1978年底，召開了一次“全國科學大會”。在大會上，鄧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等論述。科學大會報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憶說，報告在黨內高層傳閱時，有人建議把此句改成“我們已經有了一支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隊伍”，鄧小平聽了匯報後，隻說了10個字：“這處意見一個字不能改。”
後來出任國家副總理的李嵐清當時受命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談判引資事宜，美方提出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概念，“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李嵐清的第一個反應是，你是大資本家，我是共產黨員，我能同你“結婚”嗎？他當即將談判做成簡報，上報給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領導同誌都在報告上簡單地畫了個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態度是沒有的，隻有鄧小平批了幾個字，“我看合資也可以談嘛。”
曆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關於路線的爭論已趨白熱化，即便是很多高級幹部都對大會的方向茫然無知，後來擔任過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回憶說，十二月初，他和政治家鄧力群、經濟學家馬洪到日本訪問，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袁先生，中國允許不允許外國去投資建廠？”他左問鄧力群，閉眼不答，右盼馬洪，緊嘴搖頭。最後他硬著頭皮說，“記者先生，你提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們要認真考慮。”第二日，轉機回京，全會召開了。袁後來說，我們感覺得到鬥爭的激烈程度。
1981年前後，中國出現第一次宏觀調控，三年前上馬的上海寶鋼項目受到重大爭議，一些人大代表聯合提議讓項目下馬，一些已經簽訂的合作也被迫中止，《紐約時報》在報道時用了一個很疑問的標題：《上海真的需要鋼鐵嗎？》。便是在這一時刻，鄧小平一錘定音，終於保住了這個改革開放後最大的工業建設項目。
在1990年之前，鄧小平事無巨細，管理半徑非常之大，他要為小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為首鋼與地方政府的糾紛排解，要為鬆下幸之助的進入中國牽線，要為榮毅仁的中信公司護航。在做出所有決定的時候，他唯一考量的標準就是：它是否有利於中國經濟的進步。
鄧小平被稱為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過，他並不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先知”，相反，是一個最善於時勢來改變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經評價說，“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盡管他隻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在麵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進外資來振奮中國的經濟。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經策劃過一個龐大的10年引資計劃，計劃引進600億美元的外資，其中包括了120個大型項目。他委派穀牧等人遍訪歐美各國，尋求合資意向。然而，這個浪漫藍圖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鄧小平很快就改變了思路，他當即決定在南方——那裏有中國大陸唯一的外來資本跳板香港——設立“窗口”，通過特區的方式逐步地引進外資。而在國內改革上，一方麵加快國營企業的體製鬆綁，另一方麵對民間經濟的活躍持樂觀其成的放任態度。
鄧小平深知，在一個轉型時代，任何變革便意味著對現有體製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帶有違反現行法規的性質，這其實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原罪”。因此，在處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時，鄧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態度。
他對傻子瓜子年廣九的處理方式就很讓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蕪湖的一個小業主，1979年，因為生意興隆雇傭了10來個雇工，國內媒體開始熱烈爭論他是不是個資本家，是不是在搞剝削。這是一個看上去很小，但其實卻很嚴重的爭論，當時國內類似現象已非個例。如果認可，則違背《資本論》的“經典論述”，如果堵死，則民間經濟發展無從談起。鄧小平用的辦法讓所有人都感覺意外，他說，“不能動年廣久，一動就人心不安，群眾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麽？傷害了社會主義嗎？”第二年又有人將年案上報到他那裏，他隻批了6個字，“放一放，看一看。”
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過8人的民營工廠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允許”徹底放開。
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當時，關於特區的爭議如火如荼，有人報告中央，在深圳特區，除了五星紅旗是共產黨的，其他都已經變色了。在考察期間，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一路上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匯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在那時，這也是一個很敏感的、明顯帶有銅臭氣的口號。袁庚當場“將軍”，自然希望老人家給一個明確的肯定。然而，鄧小平眉毛一動，欲言又止。機靈的袁庚隻好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誌當場表態，隻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此言一出，全場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總是希望鄧小平給予一個肯定的意見，鄧對他說：“這個地方正在發展中，你講的這些情況我都裝在腦子裏，不過不發表意見。”鄧小平在深圳的表現，可謂意味深長，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態度，卻又在言辭上留下空白，給不同意見者留足了麵子。
鄧小平給後人留下了一係列的名言，如“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才是硬道理”，“看準了，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其起點與宗旨都一脈相承。
當鄧小平離去的時候，人們最大的遺憾是老人家沒有看到他在晚年一力促成的香港回歸，那滿天煙花中有一朵專為他開放。
鄧後十年，中國商業環境的變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變革脈絡和邏輯卻似乎仍然未改。
中國之崛起終於成為了公認的現實，如今它已經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國營企業的改革命題在他去世十年後已告一段落，或許如今形成的格局非當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卻頗得真傳；上海的繁榮也是鄧小平晚年最關注的命題之一，他對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變成事實。
不過十年以來，很多他沒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驗著後來的中國改革者。
就在他去世的當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了。《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當時正好在泰國，他驅車前往曼穀的阿素街參加一個約會，此處是泰國的華爾街，倒閉了的金融機構多數在此。當他的轎車慢慢經過這些破產了的銀行時，每過一家，司機就喃喃自語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這些泰國銀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泰國危機導致整個東南亞，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貨幣大幅貶值。中國大陸的人民幣保持了穩定，但是中國大陸和香港股市都相繼損值大約30％。
亞洲金融風暴徹底改變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鄧小平一直試圖通過機製創新和體製鬆綁的方式來改造僵化的國營企業，但是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成效似乎仍然不太明顯，大麵積的虧損以及拯救乏力一度讓決策者束手無策，鄧小平在晚年似乎支持財團型企業的模式，在他的支持下，一些在市場上漸漸具備起競爭力的新型公司被允許進行實業與金融相結合的新試驗，他對首鋼的非鋼化財團型改革就比較的欣賞。然而，亞洲金融風暴讓中國決策者徹底了思路。在鄧小平去世一年後，國營企業開始大踏步地退出競爭性領域，而在若幹個資源性領域則保持強勢的壟斷姿態。這種壟斷效益成為鄧後國營企業成長的最大特征。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與此相關聯的另外一組數據是，從2004年到2006年的三年間，央企主營業務收入增長78.8%，年均遞增21.4%；利潤增長140%，年均遞增33.8%；上繳稅金增長96.5%，年均遞增25.2%；淨資產收益率達到10%，提高了5個百分點；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達到144.4%。在2006年《財富》雜誌新出爐的全球500強名單上，有13家中央企業入選，比三年前增加了5家，而中石化、中移動等則成為全亞洲盈利能力最強的企業。
鄧小平將民營公司的崛起，稱為是意外的“異軍突起”。發生在中國鄉村的工業化運動，是當代企業史最讓人驚奇的一幕。在幾乎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農村，數以百萬計的鄉村工廠如雨後春筍，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麵貌，並成為瓦解計劃體製的最重要的力量。鄧小平深知，在一個轉型時代，任何變革便意味著對現有體製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帶有違反現行法規的性質，這其實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說是一個時代的“原罪”。因此，在處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時，鄧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態度。他對民營企業的寬容態度，成為這支草莽力量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鄧後十年，民營企業的規模仍在膨脹之中，而其被邊緣化的命運似乎並沒有改變。
中國目前所麵臨的種種難題，已經與鄧小平時代有很大的差異。
他用將近15年時間讓中國走出了短缺經濟的狀態，而如今的領導者則麵臨產業提升和承擔大國責任的新挑戰。世界銀行在2005年的報告如此評論中國：“沒有哪個國家曾在垃圾製造方麵經曆過如此大規模、高速度的增長。現在重慶10天的建築成果，相當於15個曼哈頓的克萊斯勒大廈。”有報告顯示，目前，中國每天新建房屋麵積占到全球總量的50％左右。一年的房屋總量相當於俄羅斯全國現有的房屋麵積，在全球20座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16個，其未來的資源消耗量極有可能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在資本市場、房地產、能源等由國家控製著主要資源的領域，似乎仍然沒有走出一控就死、一放就亂的規律。
另外一個讓鄧小平無法預料的現狀是，一直以來非常“弱勢”的人民幣如今已成為全球炙手可熱的硬通貨，當巨大的升值壓力撲麵而至的時候，決策者應當如何應對並避免風險，已經成了一個十分富有挑戰性的命題。鄧小平晚年留給繼任者的一個理念是“韜光養晦”，這是一個十分中國式的、充滿了中庸氣質的戰略思想，也充分體現了這位十分善於妥協和揉合的、晚年心境已日趨平和的老政治家的超人智慧。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中國如何在國際上避免風險的不二法門。
鄧小平沒有看到的最重要的事實是，互聯網經濟的崛起以及它對全球經濟格局所形成的革命性的衝擊。在他去世的時候，中國的互聯網公司才剛剛蹣跚起步，而十年後的今天，它們已成為中國經濟最耀眼的群體，馬雲、丁磊、陳天橋等更為年輕而陽光的互聯網企業家似乎已經替代十年前的張瑞敏、倪潤峰等等，成為新的商業英雄。如果把中國變革看成一個棋局的話，也許很多演變都在鄧小平的謀劃之中，然而，互聯網則作為最為陌生和突然的一個力量出現，它顯然已成為最大的變局因素。
到今天，中國仍在體製的轉型期內，任何突破和變革都意味著對現有製度的創新，也就是帶有“違規”或“違法”的本質。這是中國改革最迷人的地方，也是造成眾多灰色現象的原因所在。因此，加快法製化的建設，以開放和全球化的思路來變革中國的製度，顯然是一個十分艱巨和必要的任務。
如今的中國已經出現了兩大特征，一是國有資本與跨國資本緊密融合，這很可能最終形成國家商業主義，二是強大私人資本環境中的弱小私人公司。這是一個仍在激烈巨變中的、充滿了未知的國家。)
中國仍然在“曆史的三峽”中航行，我們也許將一帆風順，也許將遭遇更險惡的激流。然而，鄧留給中國的“思想遺產”，卻仍然散發光芒。從1978年到1997年的二十年中，鄧小平思考中國問題的起點始終是，“中國不能亂。”這也是中國改革最後走上了一條非比尋常的漸進式道路的原因。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穩定壓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等重大議題，這些思想與當今中國打造“和諧社會”的理念宛若一體。
1986年9月，鄧小平在談話中提及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當時完整的表述是：“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至今，我們仍然艱難地行走在他的這段語境之中。
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曾言，“在任何一個國家，那些完善的現代製度以及伴隨而來的指導大綱、管理守則，本身是一些空的軀殼。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製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著這些現代製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曆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現代製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鄧小平用富有技巧性的領導才能，實踐了上述的觀點。作為一位務實的政治家，他並沒有提出係統化的社會改造理論，然而卻在自己生命的最後二十年，用獨特的堅持和迂回，催生了一個新的商業國家的誕生。

[NewMan2000]

如果是原創，那就是太好了。如果是轉帖，那對原創者來說，是太不好了。
文章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