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明往事

汪向明往事

20191019

 

驟聞武漢大學遺傳學教授汪向明博士於2019年10月9日在武漢去世（享年91歲），我不勝震驚。當晚，我夜不能寐，與汪先生交往的往事一一浮現於腦海中。作為我科研方向的引領者、作為我詩詞創作的引領者、作為我畢生精神追求的引領者，我有責任記錄下他與我交往的點滴往事。

 

1989年，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份，我麵臨本科畢業、選擇大學、導師讀研究生。當我在家中飯桌上宣布決定報考武漢大學時，曾經是“老武大”的家父說：武大生物係？那裏有個汪向明啊，他可是武大的才子！你要去跟他學嗎？

但是我不能，因為我考的是植物專業，方向是植物生態。而汪先生教授的是遺傳專業，研究的是植物遺傳。這是大的跨越，我的遺傳學背景不夠。我報考了植物分類教研室的新銳導師陳教授。

作為武漢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研究生，我住在楓園，忙於上專業課，還要隨師兄出差斧頭湖、恩施、利川等，偶爾見到汪先生來院辦取信或看資料。彼時他是60歲左右的大教授，我是20歲出頭的毛頭小夥子，我們之間說不上話。

1990年寒假一結束，汪先生屈尊拜訪我們教研室，找到陳教授說：我們有個國家基金項目，其中涉及普通野生稻的野外生態，這對於我們遺傳教研室來說是個弱項，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援。

“那就派他去吧。”陳教授指指正在讀文獻的我說，“他剛剛完成為期一年的野外考察，有時間和精力。”雙方很快談妥，敲定今年對野生稻原產地的野外考察定在4月（苗期）和10月（果期），地點是其北緣種群江西東鄉、湖南茶陵、江永。鑒於野生稻的極端重要性，我們下點需要取得當地農科院的支持，其中因江永呈半島狀突入廣西區境內的臨桂地區，我們還需要廣西區的支持。

我很高興，終於有機會在汪先生手下幹活了！我用最快的速度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父母，他們也都為我高興，囑咐我一定要聽汪先生的話，好好幹！我接受任務，迅速進入文獻調研。當時生科院還沒有英特網，我得手檢《生物學文摘》（BA）。好在汪先生已經積累了不少文獻，還有廣布全國的人脈。

很快，出差的時候到了。汪先生率領遺傳室王老師、小梅老師、研究生朱世華和分類室的我，乘火車抵達江西南昌，拜會江西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薑文正研究員所長。對方帶領我們參觀該所、八一廣場和滕王閣，並大宴賓客。南昌是八一南昌起義的發源地、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汪先生對此念叨多多，我不解其意。

翌日，薑所長和助手開車帶我們下點，沿途經過農科院係統的層層機構，最終找到基層的農技員饒開喜，東鄉的兩群（水桃樹和庵家山）野生稻便是他負責看管的。薑所長帶我們一幹人馬走在田埂上，詳細介紹當年發現野生稻的經過，還有野生稻種群近年來的變遷情況。時令尚早，野生稻宿根尚未發芽，實生苗更無蹤影。我們選擇典型樣地挖取若幹根莖，將帶回武漢栽培。初開的映山紅令我印象深刻。

回到南昌，我們告別熱情的薑所長，直奔湖南長沙而去（薑所長不久便告老退休，由其助手接手合作事）。我們要拜訪湖南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孫桂芝研究員。其實袁隆平研究員也在該所，但我們並未聯係，他後來成了武漢大學名譽教授，再後來成了中國工程院院士。

孫研究員是個樸實無華的學者，隨身帶著一個大的搪瓷茶缸，裏麵裝食物。她解釋說，由於常年跑基層，她患有胃炎，這個大茶缸便是為防發病而準備的。我們參觀其研究所及水稻品種資源圃，對其中保存的野生稻資源垂涎欲滴。

翌日，孫研究員帶領我們一行，乘火車前往革命老區茶陵縣，住縣政府招待所，招來當地技術員尹武——當地野生稻的發現者，向我們匯報野生稻發現的經過。兩人帶我們參觀茶陵縣革命烈士陵園、南宋城牆、洣江鐵犀，還有當地農貿市場。汪先生對陵園展覽廳裏的每一位人物、每一份介紹都看得格外仔細，我們耐心等待。我注意到，除了我們一行人，陵園沒有別的人到訪。

在農貿市場，我們買一點茶葉、山貨什麽的，聊作紀念。不料小梅老師買了一塊厚重的磨刀石，他的小包放不下，放到了我的巨無霸級的牛皮背包裏，這個背包是我教研室用來裝標本夾的，我得一路背回武漢。不到一天，我的雙肩磨出了血印。汪先生氣得對小梅老師大罵，小梅老師不敢出聲。當地政府聽說上麵來了大教授，用大碗的肥肉和土製的黃酒招待我們。黃酒上了一臉盆，喝之如飴，我們放開了拚酒。宴後政府還招待我們“看電影”，結果是錄像館裏播放的庸俗的武打片，小梅老師“嗬嗬嗬”地傻笑了一晚上。

第三天一大早，我們租了一輛當地的三輪小貨車，沿著崎嶇的山路（土路）飛奔，塵土飛揚。終於到達了現場：山間“湖裏”濕地，一個荒廢的戰備農場。孫研究員為我們講解當年知青在這裏改天換地的場景，講解野生稻曾經的分布區，講解村民們在湖裏四周種植的中稻有與野生稻傳粉的危險。然後，挽起褲腿，打了赤腳，下到殘荷敗藨的淺水區（現在是黑泥漿地夾雜著山石），尋找野生稻宿根。汪先生在水邊逡巡，指揮我們分散去找。令我們萬分沮喪的是，經過數小時的搜尋，在這數畝大的湖灣淺水區我們啥也沒找到，偶爾看到的也隻是剛冒尖的荷錢，還有蓴菜。這裏已被開發成為堯水鄉的湘蓮生產基地了！終於，孫研究員小心翼翼地捧著一個稻芽（禾苗）回來了，她將信將疑地說：“我剛在那邊發現的，還不能確定它是野生稻還是栽培稻，得帶回去培養，直到開花結果。”我們對著這唯一的寶貝照相不止。孫研究員騰出她的巨大茶缸，將寶貝請了進去，它將隨我們去下一站——江永，然後回長沙。

我們露出失望神色，孫研究員忙安慰我們說；“不要緊。幸虧我們所幾年前已收集了茶陵野生稻的所有表現型，一套保存在我所的水稻圃，一套上交國家，保存在國家級水稻資源圃（廣西南寧）了。我們可以在必要的時候恢複茶陵野生稻的種群，隻是現在沒有經費。”

汪先生似乎不受這種情緒影響，提出參觀半山崖上的一個人工岩洞。原來這裏是枯竭了的方解石礦洞，洞內地下滿是破碎的方解石。我注意到這正是我在長沙至茶陵的火車餐車上看到的裝飾石。汪先生回憶了他小時候在南寧郊外采化石的往事，令我羨慕。後來我到了化石產地魁北克，才止了這羨慕。距離湖裏最近的居民是譚秋華家。

從湘東南的茶陵至湘西南的江永，沒有直通車，去廣州的車卻是不少：內地民工辭別家鄉父老，湧入發達的一線城市謀生。我們得換乘好幾趟長途大巴，方到達江永，一個充滿少數民族風情的邊陲小鎮：桃川穿城而過，南下注入漓江，兩岸風光如同桂林山水。居民安詳，水牛在巨大的樟樹下反芻。我們立刻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

“江永？女書你見識過嗎？”汪先生一邊看著車窗外擁擠的人群，一邊若有所思地問孫研究員。

“沒有沒有。我哪有機會？”孫研究員急忙回答。

“女書？什麽女書？”王老師連連追問。汪先生於是講起了江永女書的傳奇故事，一個剛剛被公布的重大發現。

安頓好後，孫研究員陪我們逛農貿市場，對“四香”（香薑、香柚、香芋、香糯）讚不絕口。汪先生卻對市售的動物（螺貝、魚蝦等）表現出了極大興趣。次日，孫先生帶我們乘中巴抵達“黃泥崗”，一大片貧瘠的低丘馬尾鬆林。有幾口山塘星散其間，野生稻零星分布於這些山塘。據孫研究員介紹，野生稻種群最大的兩口塘分別稱“大斑魚塘”和“小斑魚塘”。當我們匆匆趕到大斑魚塘，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一幢新磚房拔地而起，集水域內的馬尾鬆被連片砍光，改種成了阡陌分明的幼香柚樹。我們奔向塘邊，卻見整個塘底的淤泥被掏出，給新栽的香柚施肥了！野生稻宿根早就被風幹了。孫研究員欲哭無淚。

我們急忙奔向小斑魚塘。萬幸這裏還沒被開發！兩股泉眼正汩汩地滋養該水塘，野生稻宿根已開始冒出新芽。可喜的是我們在泉眼中也找到了正在發芽的野生稻種子。“阿彌陀佛！”孫研究員大鬆一口氣。我們開始工作，我大量采集伴生植物標本。但因它們尚處於苗期，鑒定不易，秋季必須再訪。魚塘的出水口下即是稻田，最近的農戶叫羅來福。

任務完成，我們乘長途大巴去桂林轉火車。在候車的一天裏，我們參觀了獨秀峰、七星岩等景點。汪先生對摩崖石刻甚感興趣。在高鐵出現以前，我們得坐一夜方可回到武漢，由於是過路車，還不一定有位置。汪先生對此毫不在意。半夜，車抵長沙，孫研究員與我們握別，捧著禾苗下了車。

我們此行收獲的野生稻種莖，連同汪先生課題涉及的栽培稻，在遺傳學教研室實驗網室缸栽。

當年10月，我們一行再次出發（這回有分類教研室的何博士加入），依然先到東鄉，由饒開喜技術員帶領下點，詳細考察水桃樹野生稻種群及其伴生種，大量采集水生植物標本。在曾經的野生稻大量出現的、現已開發成魚塘的樟塘，還有少量零星的野生稻。我們采標本，不經意間采到了長喙毛茛澤瀉（果期），但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亦未引種。

塘邊即為稻田，內有自然的雜交稻，外形介於栽培稻和野生稻之間，引起了汪先生的強烈興趣。我們反複照相，然後采標本、采種，他要進一步研究。

按照汪先生的安排，我們乘火車前往羊城廣州，參觀中山大學和廣東農科院中國水稻種質資源圃（廣州）。由於年代久遠，接待方的姓名我已遺忘。從廣州到桂林，本來有更快的長途大巴，汪先生偏偏選擇乘班船上溯西江，經梧州而去桂林、江永。清晨，天還沒大亮，我從擁擠的底艙通鋪爬出來，見到汪先生正興致勃勃地在船頭拍攝兩岸風光，與攜雞帶鴨的村婦們談笑風生。我們對小班魚塘的野生稻及其伴生種行例行考察不提。

汪先生還要到南寧公幹。從武漢來了大教授，廣西區農科院院長親陪，邀請汪先生給農科院全體研究生作報告：雜交水稻的研究進展。這是汪先生的老本行，其中涉及的植物的拉丁名，他信手拈來，令我自愧不如。後來才知道，汪先生早年做過分類教研室孫先生的助教呢。汪先生的英文也是了得，院長還邀請汪先生退休後來南寧教研究生們專業英語呢。

參觀南寧市容、主人大宴賓客不提。我對南寧的廣西藥用植物園中藥苗圃和壯族廊橋印象深刻。南寧郊外的化石呢？我腦海裏想起汪先生的舊事，但他絲毫沒有提及他的南寧往事，仿佛此次是初訪南寧。

翌日，院長作陪，專車送我們前往北海銀灘參觀，當天往返。院長沿途介紹廣西區的農業現狀。看著大片成熟待收的莊稼，我們也由衷地高興啊：袁隆平研發的雜交稻正在大麵積推廣，人們豐衣足食。我是故地重遊北海，王老師則會見了當地的老同學。

在南寧，汪先生帶我們拜會其莫斯科大學時代的老同學、回國後的老同行、廣西區水稻所及中國水稻種質資源圃（南寧）的吳妙燊博士研究員。汪先生這次要與她再次合作，研究野生稻不同生態型的DNA限製性片段多樣性，資源圃有眾多的材料。那個夜晚，兩位老同學暢所欲言，開懷大笑，不時冒出幾句俄語，他們旁若無人，仿佛回到了莫斯科時代。吳研究員不顧年高，親自帶我們考察臨桂地區野生稻原產地，並敞開資源圃讓汪先生的學生朱世華取葉樣，搞雙盲實驗。DNA的提取需要液氮研磨，我和朱的胳膊疼了好幾天。

我們帶著此行的滿滿收獲，還有院長送的他們研製的一箱雜交香蕉，乘火車回到了武漢。在武昌站出口，我們的人分擔了我的行李，我頭頂這一箱香蕉出站，被守門驗票的工作人員抓住，他以為我是逃票的香蕉販子，好在我有車票。2004年，汪先生寫成《詠仙人洞古稻》，回顧這趟出差曆史。

秋季，網室栽培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收割了，我取樣，連同原產地的樣品，測量、分析，數據交武漢植物所的鍾揚處理。後來發表了兩篇文章，作為本課題的成果之一，汪先生高興。

秋季，孫桂芝給汪先生來信，宣告那株從茶陵引回的稻芽為栽培稻中稻。我決定找機會恢複茶陵種群。

研究生朱世華被汪先生派到華農大張啟發實驗室做DNA限製性片段實驗，以此形成其碩士論文。我隨往學習實驗方法，但沒有派上用場。這段時間，汪先生對農大蓬勃發展的勢頭大加讚賞，對武大的暮氣沉沉憂心忡忡。

朱世華畢業後，與汪先生等聯名在《中國水稻科學》等期刊上發表了兩篇探討稻屬線粒體、葉綠體DNA限製性片段長度多態性的文章。汪先生知道後，很不高興，對朱臭罵一通。朱委屈地說：為何靜發表文章汪“老板”就高興，我發表文章汪“老板”就不高興？！我也不明白。也許是汪先生對自己的關門弟子管教更嚴，恨鐵不成鋼？畢竟，汪先生已培養了包括朱英國、張廷璧、舒裏慧、王明全、鄧海銘、曹以誠等在內的一大批雜交水稻骨幹人才，使得武大成為中國研究雜交水稻的重鎮。

 

冬天快要到了，汪先生多年收集、保存的三種野生稻材料，連同大量栽培稻實驗材料需要入溫室越冬。它們原先都是在湖北農科院的溫室越冬的，這一年汪先生打聽到應城湯池溫泉的溫室更便宜，決定送材料去那裏越冬，用大學的車往返需要兩天時間。我曾隨汪先生等到農科院溫室查看各材料的生長情況，我們得脫去厚重的外衣，逐株記錄生長情況、物候特征等。這樣的記錄足有厚厚的一大本，卻沒有什麽發表價值，因為不是實驗。

到了預定的日子，汪先生組織我們抬缽裝車，運往應城越冬。大大小小的水缸、缽子十分沉重，我們累得滿頭大汗、滿手汙泥。到應城卸入溫室後，我們擠在汪先生下榻的簡易旅館房間裏，聽他天南海北地侃大山。我們對汪先生過去的經曆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1992年，陳博士從美國進修回國，見到毛茛澤瀉標本，指示剛讀博士研究生的我和王候選博士，放下手頭工作，立即前往原產地考察、引種，因為它在中國已消失62年了。我們趕到樟塘，樟塘漲水，該種群消失無蹤。我們花了三天時間，在樟塘水係、庵家山水係搜索，終於發現它的小種群。立即考察其生境並引種，也是裝在飯盒裏。當我們星夜趕回武漢大學時，陳博士親自下麵為我們接風。在中國植物學青年會議上，陳博士隆重宣布了毛茛澤瀉被重新發現的消息，此消息後來上了湖北電視台新聞、中央電視台新聞。後來該物種被列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課題中待研究的十個物種之一，被武大及協作單位詳細研究。這是後話了。

參與汪先生課題的經曆，開啟了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即拋棄我室分類學傳統，依托基金重大課題，研究普通野生稻北緣種群的保護生物學。汪先生被吸納為我的博士論文指導小組成員。

1993年春，我獨往長沙拜會孫研究員，取出保存在水稻圃裏的一套茶陵野生稻種莖，在孫研究員的陪同下，定植在了湖裏濕地。早春的螞蟥已開始活躍，我們得十分小心。我還在湖裏發現毛茛澤瀉，引種回武漢。對東鄉、茶陵、江永三縣，我在為期三年的攻博期間，以每月一次的頻度造訪，一個來回需要11-12天。有任何發現，我都及時向陳博士、汪先生通報。

1995年我博士畢業，留校工作，以博士論文的工作基礎成功申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恢複茶陵種群的故事上了《長江日報》頭版頭條。1996年春，我開始執行基金項目。陳博士陪我到長沙，拜會湖南省林業廳廳長，提議設立湖裏濕地普通野生稻縣級自然保護區，聘請兩人看守。費用由我課題支付。廳長調專車陪我們下茶陵，召開省市縣鄉四級會議，敲定此事。

後來茶陵湖裏濕地升級成為省級、國家級保護區；我因野生稻種群的恢複技術研究（加上珞珈山植被演替研究）被日本學者接受去研究山地森林植被恢複技術的博士後研究，這都是後話了。

野生稻工作使我成名，僅僅因為作為水稻種植、消費大國，對水稻（連帶其野生近緣種）的研究便顯得格外重要。2000年，我到複旦開會，大學的研究生們聽說研究野生稻的大師兄來了，紛紛來看我長得啥樣。我深感當年我研究菱、荇菜群落是白費了。

 

我已忘了第一次造訪汪先生宅的具體日子。總之在他五次三番的邀請下，我終於來到他家訪問。汪夫人趙先生也在家。在客廳寒暄幾句後，汪先生便把我請進他的書房聊天。這可真是書房！除了書架，桌上、茶幾上、甚至地麵堆滿了書或手稿、便簽等。雙人沙發隻留了一個座位，另一個也堆滿了書。我小心翼翼地插足書堆間，詫異地問汪先生是否近期要搬家了，是否需要我們幫忙？

“搬家？搬什麽家？我家平時就是這樣的，沒辦法，書太多了，沒地方放。”

我心稍安。他一邊天南海北地跟我聊天，一邊拿出一幀“勿忘我草”小幅油畫讓我欣賞。我以為它是汪先生在美國的兒子或孫子畫的，或者是他在海外旅遊中淘寶淘來的，便對油畫讚不絕口。不料他卻說，這是在美國兒子住的小區的垃圾箱撿來的，看著好看，便帶回了國。他甚至還為油畫題詩一首。

他聽我說家母是無脊椎動物學教授，喜出望外，趕忙翻出自己收藏的貝類、螺類標本，告訴我它們的名稱、來曆和價值等，如數家珍。尚有若幹不知名的種類，他委托我帶回家給家母鑒定。當時沒有手機、沒有微信。我得收好他的寶貝，帶回家鑒定後再送還，唯恐破碎。我記得其中一種稀罕物是筆管海膽的棘刺。

 

汪先生善講，嚐給生命科學學院全體研究生做報告，題目是“我所到過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國家”。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及南非約翰內斯堡機場的口號：“歡迎你，四百萬年來久已盼望！”因為人類起源於非洲（2007年，他寫成《南非行》組詩記此）；他提及美國的文明，因為公園裏的鬆鼠、野兔、野鴨、大雁可自由活動，沒有人惦記著抓來吃了。他的報告讓我們愈加向往海外生活。

 

一次，我下了班到汪先生家裏聊天，汪先生借給我看一本書，那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株洲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的《勞人?汪澤楷》（1993年）。盡管是新出版的，可能為了節約成本，印在了發黃的新聞紙上。汪先生給我講了其父汪澤楷（又名汪士楷等）當年派宋任窮送信交給秋收起義撤退途中的毛澤東，建議他們上井岡山的故事。我回家後迫不及待地展開書，徹夜拜讀。才發現其父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響當當的人物：

汪澤楷  (1894-1959)，湖南醴陵人。曾赴法勤工儉學。大革命時期曆任中共安源地委書記、豫陝區委書記、豫區區委書記、兩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組織處長等職，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53年春，全國院係調整時由湖南大學調入中南財經學院，任教授兼綜合資料室主任。1959年12月病逝於湖北潛江畜牧場。

他介紹鄧小平入團（繼而自動轉黨）。

他托宋任窮交給毛澤東密信，建議毛上井岡山。1927年8月中旬，進入江西高安的湖南瀏陽工農義勇隊（即其後的工農革命軍第３團）後，縣委書記潘心源派宋任窮同誌赴南昌向江西省委請示部隊到底是追趕葉賀大隊還是留在湘贛邊界參加秋收暴動。宋任窮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委，見到了省委書記汪澤楷。汪聽了宋的匯報後，對宋講道：“你來得正好。聽說秋收暴動的隊伍正向蓮花退卻，你去告訴毛澤東，要他們退到贛西的寧岡去，那裏有我們黨的組織，有我們黨領導的幾十支槍。”接著，汪澤楷用藥水寫了一封密信，要宋攜去追趕毛澤東的部隊。宋任窮回憶說：“我見到毛委員後，首先向他匯報了去南昌的情況。傳達了江西省委要部隊向寧岡轉移的指示，並將那封密信交給了他。”汪在信中明示毛澤東“應退贛西寧岡”。這一密信對於毛澤東做出轉兵井岡山的決策，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秋收起義部隊從瀏陽退出後，原計劃是取道湘贛邊境前去湘南汝城的。

他鼓動程潛和陳明仁起義。

他翻譯馬列精典著作：馬克思著《哲學之貧困》（1929年）、《馬克思恩格斯政治論文集》（1930年）、波克洛夫斯基著《俄國大革命史》（1929年）、保羅·路易著《印度民族革命運動》，編譯《印度政治經濟狀況》（1930年）等。

不幸的是，他於1929年11月因參與“托派”而被開除出黨，於1958年在反右運動中又被打成“曆史反革命”並投入監獄。中國現代史就是這麽吊詭。

 

難怪汪先生對中國革命史這麽關心，對茶陵革命烈士這麽關注，原來如此！

 

孫教授（1908-1994）去世時，我負責接收孫教授生前捐贈給本室的專業圖書。完事後，我到汪先生家聊天，談及此事。汪先生幽幽地說：“我身後這麽多藏書怎麽處理？我得把它們捐給一家看重我這批藏書的圖書館，專門辟一間‘汪向明藏書室’。”

他信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俄文書來，隨便一翻，一枚占整版篇幅的精美的野生稻種子線條圖出現在我的麵前。“看看當年的插圖質量！”他說，“現在再也找不到這麽好的插圖了。”他後來特意複印了一份該插圖送我。他去世後，訃告稱“汪向明從莫斯科時期起其注意力即集中在野生稻”，我完全相信。

 

1995年，我博士畢業，留校工作。我為武大本教研室做的第一件事是編寫教研室史。為此，我開列了張珽教授、鍾心煊教授、葉雅各教授和汪向明教授等若幹傳主，發動本科生每三人一組，采訪本院的老師、職工或傳主親人等知情人，必要時到校檔案館查資料。作為在世的教授，汪先生既是傳主，又是被采訪對象。一學期下來，學生們形成了一批初稿，其中《鍾心煊教授》較為成熟，但可惜武大學報拒絕發表，理由是“這不是研究文章”。這批稿件都遺留在國內了。

 

1996年櫻花節期間，我排除上級異議，主持植物標本館對外開放，主要依托對象是青年老師和在讀的研究生們。我們需要徹底整理本室前輩教授們為教學準備的展櫃，改造成為科普用的展櫃，增加展品和文字說明，甚至還從校園林科借來了盆栽和盆景。我既然知道了汪先生還曾做過孫教授的助教，就專門請了（1992年起）退休在家的汪先生來植物標本館參觀、指導，為研究生們做科普講解示範。汪先生睹物思情，思緒又回到了建國初期的意氣風發的狀態。他看到橡膠草的標本，激動地講起它的來曆、當年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封鎖和蘇聯老大哥對我們的援助，聞者無不動容。他還慷慨地捐贈給我們標本館從加拿大帶回的印第安野稻（一年生菰？）100克作為標本。

在騎車送汪先生（他也騎車）回家的路上，我乘機提出，借出汪先生的植物郵票辟出專櫃參展。

汪先生答應回去找找。果然，在開放前夕，他打電話來叫我去他家取郵票。他提供了好幾版世界各國發行的花花綠綠的植物郵票，叮囑我一定要保證郵票們的安全。我認為萬無一失，對他拍了胸脯。但是，就在我出差茶陵的檔口，這批珍郵被盜了！我急出一身冷汗，連忙打電話向他賠罪。汪先生倒沒說啥，汪夫人趙教授發了脾氣。

除了郵票被盜一件事，展覽還是成功的。櫻花節結束後，我帶上青年教師，慰問本室每一位退休的教授、教工，發放獎金（錢款來源於展覽收入）。退休教職工們很是感激，盼望我們常來。對於汪先生被盜的珍郵，我們也隻能是按照郵票麵額的數倍賠償。我知道，有些郵票，恐怕是很難再弄到了。

 

汪先生是個地地道道的旅遊家。他總要利用因公出差的間隙，參觀當地的名勝古跡，有時不惜繞道或延時。1996年夏，我主持武大生科院基地班的本科生赴九宮山省級自然保護區，行植物分類學、植物生態學、動物學聯合實習，為期14天，預算1萬元人民幣。我們獲得了一批森林學調查數據，日後為本室協助該保護區申請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做出了貢獻。這是武大開辦基地班曆史上的首次野外實習。後來野外實習被製度化，定點於神農架保護區了，甚至擴大至與華工、華農等數高校學生聯合實習，這都是後話了。

行前，我去汪先生家裏告辭。出於禮貌，我隨口問問他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實習、順便避暑？他隻需要出夥食費。沒想到汪先生滿口答應。我於是又有機會和他朝夕相處14天了。但是，我因要全麵負責，還要對外交涉等，學生們想家了、鬧矛盾了，都要我去管，故和他一起談心的時候並不多。當我考慮著實習線路、夥食供給等問題時，汪先生考慮的卻是闖王陵、銅鼓包等曆史名勝，還有詩歌創作。

 

某天，他向我提議，由他晚上給學生們作一個報告，題目叫做《諾貝爾獎與中國生命科學研究》。我喜出望外，沒想到汪先生對諾貝爾獎還有研究！他從該獎的曆史談起，再講到與我們的專業相關的“生理學及醫學”獎項，分析我國的生物學教育水平、科研水平，具體到哪些牛人可能獲獎。據他分析，我國的生命科學領域有望在20年內獲得諾獎。聽得我們熱血澎湃。從那以後，我天天等，年年盼，沒想到是屠呦呦（2015年）得了獎！這可不在他列舉的候選人之列，不過他的預言成功了。

在回武漢的長途包車上，為了打破旅途的沉悶，我提議同學們唱歌。先是文藝委員唱了一首蚊子音量的《心太軟》，然後是幾個男生合唱了一首什麽。不知誰起哄，拉歌一下子拉到了汪先生頭上。汪先生倒是大方，爽快答應。隻見他站起來，雙手扶著長途汽車的欄杆，醞釀一下情緒，一股渾厚的男低音便噴薄而出：俄文版的《喀秋莎之歌》！節奏鮮明，情緒激昂，我們仿佛回到了蘇聯衛國戰爭的前線。歌罷，先是長時間的沉默，繼而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是我和汪先生交往30年來，唯一一次聆聽他的歌喉。

 

1997年春，茶陵那邊傳來消息，普通野生稻縣級自然保護區建成。我也要繼續執行基金課題，遂邀請汪先生故地重遊。他提議，既然京九線開通了，我們何不取京九線，繞道井岡山？這需要追加兩天的旅途。我完全同意。我們師徒倆輕裝簡行，踏上了江西的紅土地。這一次，由於隻有我們倆廝守7天，形影不離，談話便涉及了武大人事，還有更深的問題，不再是人多嘴雜的泛泛而談。在等待轉車的簡易旅館裏，他把他所有的行李都攤開了。老人覺少，汪先生淩晨便爬起來，坐在房間外的樓梯上看書、寫作，以致於差點兒絆倒出來起夜的我，嚇了我一大跳。翌晨，小鎮蘇醒過來，我急著趕去井岡山的長途車，汪先生卻還在旅館不緊不慢地收拾他的行李。我隻好跑到長途車前攔著司機，告訴他還有一人沒上車。汪先生在發車時間過了之後，才匆匆忙忙趕來，我們總算沒有誤車。

在井岡山，我們遍覽曆史文物、舊址。汪先生講起袁文才、王佐故事，我扼腕痛惜，慨歎不已。

我們翻過井岡山，第一次從東麵來到茶陵湖裏。這裏已是保護區了！一道嶄新的竹木門牌立在濕地的入口處，兩旁有紅紙黑墨的鄉土氣的對聯（內容已忘）。我們倆興致勃勃，相互照相，慶賀野生稻種群的失而複得。我向他講解回引的設計和種植情況、自生小群的位置等。汪先生更是脫去長褲，淌水查看蓮荷、藨草間各處野生稻的長勢。我們都意識到，這將是他的告別遊了。我們心滿意足地回去，他卻再也找不到此行帶出來的、女兒從加拿大帶給他的計步器了。我後來往返茶陵，亦未找到。

有一次，汪先生心血來潮，要在家中辦一個英語學習班，教授對象是生科院新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師，包括我。七八個“學生”擠坐在他那被書籍占滿的書房裏（那個拒絕發表我的本教研室教授傳記的學報編輯胡敏也在其中），聽他講解學英文的奧秘。他講的都是泛泛的大道理，什麽情景教學呀、融會貫通呀、口手勤動呀等等，還有他學英語的曆程，不涉及具體的英文詞匯或語法細節。下課了，我們都殷切期望著下一次課，教授我們具體內容。然而沒了，再也沒了下次課了。

身在海外，我時常想：我和汪先生相差約40歲，我們的友誼持續了30年。是什麽原因使我們的交往能如此長久地維持下去？除了共同的興趣愛好外，還有沒有別的原因？有的，一定有的。有一天我忽然醒悟：平等！是汪先生的平等對待後輩晚學，才使我們的友誼能夠維持下來。我在做學生時，即使是我的導師說錯了話，即使是在教研室會議上，我也會毫無顧忌地指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裏士多德語）是我的行為準則。有的前輩老師，往往在學生麵前擺出一副師道尊嚴，不苟言笑；如果被學生指出錯誤會感覺丟了麵子，下不來台，甚至會因此而惱羞成怒，唯我獨尊。這樣的老師，是不可能平等對待年輕人的，要與年輕人交朋友就更難了。

我記得，在長期的閑聊中，我多次與他就某事發生爭論，完全忘記了師道尊嚴。比如，我認為我們教研室培養研究生的方法是好的，以為別的教研室應該采納。我總是喜歡說“我們教研室”怎樣怎樣，以為當然。汪先生總是毫不客氣地打斷我說：“‘你們’教研室？你經曆過幾個教研室？世界那樣大，你怎麽知道‘你們’教研室是最好的？你要開闊自己的眼界，不要局限於你們教研室的格局嘛。”說得我啞口無言。

後來，我出去後，又經曆了若幹教研室/研究室，發現汪先生確實是對的：各室有各室的好傳統。

對於書房中傳出的音量時高時低的爭論，趙教授很是擔心汪先生的健康，多次暗地裏勸我不要與他爭論，以免引發他的老病。我年輕氣盛，沒有當回事，一是因為我不知道汪先生的老病有多嚴重，二是因為正是因為他的平等待人的態度，我們的爭論都是就事論事的，不會遷怒到人，他即使被我駁倒也不會因此生氣。於是，我們的關係維持到了他離世前。

 

汪先生晚年不遺餘力地宣傳廣義遺傳學。他除了寫文章（例如《21世紀的遺傳學(提綱)》（汪向明，1999：《雲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還給研究生作報告，甚至還寫了《廣義遺傳學》、《生物的進化》和《燈下憶南非有感》等多首詩詞鼓吹它，同時不可避免地涉及達爾文學說。大概是他覺得通俗易懂，他從未給出“廣義遺傳學”的定義，我們學得似是而非。

有一次閑聊，我鬥膽問他：究竟什麽是廣義遺傳學？他一聽，頓時來了興趣，說：“通常意義上的遺傳學，是研究親子關係（遺傳）、後代表型多樣性（變異）的，但這遠遠不夠。我們還應該研究個體的生長、發育、衰老過程，以及遺傳物質在這些過程中的表達與調控；我們還應該研究環境對基因表達的影響以及基因的反作用。以上所有內容加起來，便是廣義遺傳學的內容。”

我回答說：“按你的說法，這豈不成了通常說的廣義‘生物學’了，幹嘛還要專門提出‘廣義遺傳學’這個概念？”

汪先生高深莫測地笑笑，並不作答。現在回想起來，汪先生強調廣義遺傳學是對的，因為生物學內的其它分支學科盡管也研究個體的生長、發育、衰老、也研究多樣性、也研究環境影響等，但它們可以不涉及遺傳物質的調控，而這才是遺傳學的核心問題。

 

有一次，我倆談話。他講得興起，忽然問我：“你認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準是什麽？”

我回答說：按我們國家的傳統，有兩個標準，即一個人是否當了足夠大的官，或一個人是否賺了足夠多的錢。我認為還應該有第三個標準，即一個人是否有足夠深的學問。

他眼睛一亮，說：“不錯，你還看出了知識的重要性！那你覺得我是否可以說成功？”

我想都沒想地回答說：“你當然是成功的。至少你是個大教授嘛！”

他哈哈大笑，然後收起笑容說：“你隻說對了一半。我是成功的，但卻不是因為我是個教授。那些職稱、頭銜，不過都是些虛名。我說我是成功的，是因為我畢生對真善美的追求。”

我睜大眼睛，聽他詳細闡述他是如何追求真、善、美的。這次談話，對我一生的影響巨大。

 

1998年2月，我赴日本本州做博後，舉家隨往。在日本初期，我們驚歎於其物質文明的發達、國民素質的高度，還有海島的異國風情。我科研之餘，遊山玩水，寫下一組散文，以手稿傳真給院裏，轉交汪先生。汪先生讀了，大為高興，立即寫信（是手寫信，不是電信），鼓勵我可以試試寫詩，以記錄我的留學生活和感受。我回信，一方麵感謝他對我文學創作的鼓勵，一方麵告訴他，我可沒有他的才華，不會寫詩，此事做不來。

我雖然回絕了汪先生關於我寫詩的建議，但時時在琢磨此事，忍受著澎湃激情無法表達的煎熬。1999年6月9日，不知為何，我突發靈感，用鋼筆寫下《遊原子彈爆炸受難兩城》兩首詩，一蹴而就。從此我一發不可收，因為我有32年的生活經曆和感受可以表達。那段時間，我興奮得接連好幾天睡不著覺，放下科研不做，一心寫詩。麵對太多的選材，我首先確定的是初訪日本各地的感受，接下來便是回憶陪汪先生外遊組詩《憶舊  陪汪向明教授外遊》（7首）、反映我小城生活的《種菜  贈汪向明教授》（7首），後來甚至還有直接以他為題的《汪向明教授》（3首）。我從此走上詩歌道路，有了與汪先生的唱和交流，我們之間更加平等了，交流更深了。說汪先生是我詩歌創作的引領者，絲毫也不過分。

出國以後，我與汪先生的聯係變成了書信往來（短期內有過電郵往來）和間隔兩三年一次的回國探親時的例行拜會。每次寄信，我總要挑選日本的紀念郵票貼在信封上，以滿足他的集郵愛好。

 

1998年，汪先生常年嘔心瀝血的產物《廣義遺傳學的探索》作為“珞珈學術叢書”之一，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汪先生興奮地將此消息寫信通知了遠在日本的我，還表示要送我一本。待我兩年後從日本回國探親，順便拜訪汪先生、趙教授，汪先生熱情地拉著我的手，遞上了他親筆簽名的《探索》。他還花長時間對我講了出版秘辛。我回到家，連夜拜讀。說實話，通讀一遍後，我不禁有些失望：它不是一部係統的研究專著，它是汪先生在過去長達幾十年間關於遺傳學的講話、綜述、曆史回顧、問題爭論等的匯編。由於各自成文，其寫作風格、文章格式、繁簡程度均不統一。在這一點上，我是同意責任編輯的意見的，即：各章節之間體例應該統一。

《探索》出版後，反響平平。直到我看到劉用生（2018）的回憶文章，說當年正是從汪書獲得信息和靈感，得知達爾文的“泛生說”假設了植物嫁接雜交的遺傳因子的傳遞機理，從而在嫁接遺傳學上獲得研究突破，支持了米丘林學說後，我才對汪先生的《探索》刮目相看。

 

2000年春，我回國省親，順便拜訪汪先生。正值武漢大學櫻花節，珞珈詩社活動頻乃。汪先生拉我加入詩社，會員們一邊聽教授們普及格律詩的知識，一邊交流自己的作品。汪先生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邀請我積極投稿正在編輯中的《珞珈詩詞集》。由於趕上高校合並，該《集》直到2003年才得以出版。此時我已在加拿大，我請家父去汪宅取樣書，兩老於是有了一些交往。2008年，《集（二）》又獲出版，汪先生和我亦有投稿。我孤懸海外，與詩社的聯係都是通過汪先生實現的。

 

某次拜訪汪先生時，汪先生提議我們到校園走走，邊走邊聊。他帶我穿過新近對外開放的珞珈山防空洞通道，來到梅園塘角，為保護植物秤錘樹照相。他講述該兩樹的來曆，告訴我他每年都來給它們照相。倆樹旁有水泥碑，說明文字告訴人們，它們是武漢市第一、第二號古樹名木。李達像近在咫尺，汪先生又給我講起文革期間毛澤東視察武大、李達與毛會麵的故事。

汪先生還帶我繞道參觀六一亭，對我講起那段曆史來滔滔不絕，義憤填膺。我在武大八年半，從未聽到過關於武大學生（1947年）六一慘案的如此詳細的解說。直到2007年，我讀到汪先生寫的《“六·一”慘案60周年紀念有感》詩作，才知道汪先生當年是慘案的親曆者，而其夫人趙教授（中共地下黨員）當時是那場“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學生運動的領導者。

 

2002年（平成14年），我結束在日本的工作歸來。此前，由汪先生作序（並被日本語譯）、我的首本詩集《扶桑東進詩存》由旭川日本中國友好協會出版。我麵交汪先生拙作，他作長詩《讀靜東遊詩稿》稱頌。我勸他出版自己的詩集。他不作聲。

 

2002年底，我將赴加拿大做博士後研究。臨行前向汪先生辭行，汪先生惋惜地說：“我手頭還有很多實驗數據和研究成果，都是我們教研室的工作，我還指望你從日本回來後協助我們出書呢。不過加拿大是很不錯的國家，機會難得。你去了要好好幹，要注意作為中國人的形象。”

我領教而去。在初抵魁北克的頭幾個月，我舉目無親，十分孤獨。汪先生為我引薦了在蒙城的武大退休教授董元凱先生，和在多倫多的女兒汪小蘭女士。他們通過電郵或電話安慰我，為我指明奮鬥的方向，不時提供建議和谘詢，全是基於移民加拿大的長期規劃。開春後，我便很快適應了北疆的生活。

 

2004年，我與夫人回國探親。我在武大教工食堂宴請汪先生家、肖教授家和利教授家，都是我曾經的老師、當時的空巢家庭。老人們飯量都不大，飯桌上的談話也不能深入，我當時忙著端茶斟酒，無暇專注於教授們的談話。後來回想起來，這還是我與汪先生交往15年來的首次一起吃飯呢（共同出差期間的吃飯不算）！我們是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為此，我以《汪向明教授》為題，作詩一首（其一）：

 

忘年相交淡如水，十年一瞬首舉杯。

童心未泯身骨硬，老夫唯求真善美。

 

這是我對我們之間交往的回顧，對汪先生畢生追求的總結。

 

2006年，我效法珞珈詩社，在魁北克創立弘毅詩社，向汪先生邀詩。他給我寄來《利川行》等大作，支持新創的詩社。我和詩一首。

 

2009年，適逢達爾文誕辰200周年，汪先生呼籲在武漢召開國際研討會，極力推動對達爾文的研究。我用英文信回複他。我們之間的書麵通信，手寫是用中文，電郵則是用英文。

 

Dear Prof. Wang and Prof. Zhao,

Nice to get your handwriting letter, with printed paper about Call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C. Darwin. It is really a good suggestion. I think Darwin is the great milestone of modern biology and ecology. On origin of species is the bible of all of the biologists. It is worth to hos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in Wuhan, China.

Thanks for appreciating of our poems. We will work harder on it. Here I have typed your three works into Chinese, and plan to upload them to our website, after your confirmation, because some of your handwritings are too difficult to identify. Please correct the missing words and possible mistypings one by one in the above poems, and ask Dr. Huang to type into the text, and send me by email as an attachment. I will publish them a.s.a.p. I watched a scientific movie about Peach-flower jellyfish (桃花水母) when I was in my college in 1980s. They were impressive. We could not wait for Prof. Tianwang Zhang to write the preface before we have booked the poem collections. If he can write, we will adopt it next time. Thanks for your recommendation the Heart-beating Poet Association (心潮詩詞) to us, but mostly I won’t take time to submit to them. Here, if I like, we have a Chinese Poet Association (中華詩詞學會) in Montreal to join to. Maybe we will communicate with them later.

I agree with you very much about poem composing. I think that the style should serve the content. The free styl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opular.

Until today, it is still snowing in Quebec. I hope spring will come in half a month.

With my best regards!                                               

Yours, Jing.

2007.04.05

 

他的回複是這個樣子的：

 

Hi, Jing:

 

I have read your mail of May 19. But it was classified as the category of "Rubbish (垃圾)", for reasons unknown to me.

 

I have received < Hongyi Poems (弘毅詩詞) 2006 > from Mr. Wang Shichang, who didn't go to the Luojia Poet Association（珞珈詩社） for years. He had some neurotic trouble as the after-effect of a clot in the brain.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my poems. In 2006-2007, I did write Chinese poems (漢詩) in some new way. But I have still not decided to publish them in Wuhan or Quebec.

 

My proposal for you to consider your candidacy to BGCI is based on your education, language , experience and your interest in travelling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Your family is also accustomed to life abroad. I advice you to try - to contact them and get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 job. The salary may be high and all members of your family can be aware of a new, unexpected change of your work, possibly a new outlook. I think you are not adopted as a teacher (professor) in Canada, but maybe I'm wrong.

 

With best regards,

Wang Xiangming

Mon 5/21/2007

 

2014年初夏，我與梅子夫人回武漢。五月八日，我們帶了新出版的詩集拜訪汪宅，並受邀一起吃了午餐便飯，午餐是由新聘的家政（鍾點工）做的，老兩口對聘用鍾點工的做法讚不絕口；他們談及在上海主持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的兒子小京，頗為自豪。趙先生回贈我們她新出版的書法作品集，造詣頗高。汪先生無以為贈，而此時我們弘毅詩社和我的小詩已被載入《中加文化交流史》（梁麗芳、馬佳主編，2015）。我乘機再提為他出版詩集事。我看過他的一大本手抄版詩集，我堅信他有不止一本。它們極有發表價值，我已不知有多少次勸他出版了。

他被逼無奈，長歎一口氣，說：“你有所不知。我的詩中有不少是涉及人事的，不少當事者還健在。要是現在發表這些詩，是有可能引起糾紛的，不如等我死後再發表，一次性解決。”

我認為有道理，便不再提出版事。

2015年，家兄罹患癌症，生命垂危，我急返武漢照料。八月十六日我抽空再訪汪宅。時值盛夏，汪先生穿了褲衩背心接待我。我注意到，一向胡子刮得精光的汪先生現在胡子拉碴，手指、腳趾的指甲也該剪了。更大的變化是，一向一打開話匣子便關不住的他，現在講話的精力也減弱了。過去他可以滔滔不絕地講上兩三個鍾頭，這一回不到半個小時便出現了冷場。他的聽力也嚴重下降了，很多情況下我得用筆寫下問題給他看。這時的汪先生已經滿87歲了。

我請兩老保重身體後惋惜地告退，感慨歲月的無情，回家後立即將此情況電告遠在多倫多的小蘭。我萬沒料到，這是我們之間最後的一麵了。

2018年春節，我回武漢父母家過節。二月十三日，我要去汪宅拜年，可電話無論如何沒人接聽。這是反常的。我又電話武大總機，居然也無人接聽。我步行走到汪宅樓下，鐵門緊閉。我按汪宅門鈴，無人響應，按一樓住戶門鈴，也無人響應。我在門外逡巡半小時，凍得清鼻涕直流，卻無一人進出。我隻好悵然離開，去爬闊別的珞珈山。我設想，兩老該是舉家外出過春節了。待我甫回家，我立即電郵小蘭，亦無回音。

我在忐忑不安中回到魁北克，立即收到了小蘭的回複：他們一家三口那天都在家裏，僅僅因為電話換號、門鈴壞了、家裏無網，使我錯失了最後一次見到汪先生的機會！

不久，我抓住出差多倫多的機會，拜會了小蘭女士。這時距離我來加拿大已經16年了。此後，關於汪先生的消息來源，我就全仰仗小蘭了，直到今日。比如，小蘭女士告訴我：他去年（2018）滿了九十歲，十月份因小中風住院一段。現在家裏住。發一張出院後的照片給你，謝謝你的關心。

汪先生珍藏的大量俄文版圖書新家在哪兒？我偶爾在想。

 

回顧我與汪先生的交往曆史，我深有感觸。作為公費留蘇的博士，作為新中國早期的遺傳學家，他是湖北省遺傳學會的創始人、中國遺傳學會的理事，其名氣甚大。伴隨著蘇聯遺傳學界政治化的內鬥，中國學界也卷了進去。作為米丘林學派的代表人物，汪先生也被裹挾在曆史的大潮中沉浮。自然科學政治化，這是蘇聯的特色和傳統。我國學習蘇聯時，為何沒有擯棄其糟粕呢？曆史的塵埃落定之後，當年爭得麵紅耳赤的兩個學派，有沒有可能握手言歡，相逢一笑泯恩仇呢？

作為遺傳學家，汪先生是有幸的，因為他畢生酷愛這個專業；作為蘇聯培養出來的遺傳學家，他是不幸的，因為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派爭。在他長達91年的生命裏，他經曆了戰亂與和平，經曆了在朝與在野。最大的幸運是，他與趙教授一起度過了波瀾壯闊的一生，安享了晚年。我以為白躍明寫的挽聯完美地總結了他的經曆：

 

向真向善向美謙謙君子風長存，明世明理明哲磊磊學者範永懷

 

汪先生嚐說：一個人的經曆就是一本書。我想，他是無愧於這種說法的。且不說他的專業造詣，單說他的收藏（郵票、螺貝類）史、他的旅遊史、他的社交史、他的詩詞創作等，各各均可成書。他兼具科學家和藝術家的氣質。可惜，汪先生擅談不擅寫，敘多作少，後人也少有為他立傳的。我在武大時期，本來有機會也有條件為他寫傳的，可惜錯過了。如今悔之晚矣！

接到汪先生去世的噩耗，我徹夜未眠，往事曆曆湧現，於是有了上述文字，以表達我對這位謙謙君子的緬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