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起源經過（組圖）

　　30多年前一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口號，在一夜之間響徹全國城鄉，霎時就掀起了上山下鄉的狂潮。有人說那是一場洗禮，有人說那是一場災難。對那場運動的是非功過現在不管怎麽評說，對親曆過那場運動的人來說，也是一段難以忘卻的歲月。

　　說起“上山下鄉”、“知青”等詞語，全國上下沒有幾人不知道的。可提起顧立清，大概沒有多少人知道了。顧立清何許人?他正是與“上山下鄉”運動有著很深的淵源的人。

　　顧立清，河北阜平縣人，1939年參加革命，1948年5月入伍參軍。現已是80多歲的老人了，但精神矍鑠，我們在采訪時，他回想起當年的事，思路還是那樣清晰。

　　“下鄉下山”溯源

　　顧立清在1967年以蘭州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的身份，到《甘肅日報》擔任軍管會組長，一直到“四人幫”倒台。

　　5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帶領全國人民醫治戰爭創傷中，遇到了中小學畢業生升學和就業的難題。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三年，全國小學畢業生達260萬人，而初中所能容納的應屆小學畢業生有限，與要求升學者的數目相差較大。1955年，合作化運動進入飛速發展時期，《人民日報》在8月11日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社論，要求各級組織積極幫助青年人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向知識青年發出下鄉的號召。

　　這年9月初，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上寫了一段批語：“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9月4日，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上批下了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名言：“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中共中央馬上作出反應，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下鄉下山”的概念可能就是這時產生的。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開始精簡下放人員，知識青年下鄉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來。“大躍進”運動受挫，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全中國有2600萬人被精減下放，中國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次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後來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山下鄉”被稱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塗抹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和防止修正主義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一體》的社論。那時候，人們對毛主席極度崇拜，對黨十分信任，這無疑向廣大知識青年展示了一個美好的前景，對於那些充滿幻想、滿懷政治熱情的青年也具有吸引力。

　　在當時的形勢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是宣傳部門的一個重要的話題。1968年9月24日，《甘肅日報》發表了《鞏固偉大勝利，發展偉大勝利》的社論，祝賀全省各級全部成立了革委會。革委會的全部成立，標誌著“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聲，就想到對城裏人到農村去應加大宣傳。

　　對甘肅的情況顧立清是十分清楚的，這裏的自然條件很差，人們不想在農村呆，都想往城裏擠，可城裏又沒有多少工業，不少居民沒有工作。他當時認為中央組織居民上山下鄉是對的，覺得那麽多人呆在城裏，不下去幹啥?

　　1968年9月底的一天，他把《甘肅日報》駐定西記者站的記者馬占海叫到辦公室，要求馬盡快把定西地區城鎮居民上山下鄉的情況了解一下。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由來

　　馬占海當時30多歲，在報社的名氣不是很大，但人很樸實，也很勤奮。

　　那時軍管會的地位很高，馬占海回到定西後，就直接到軍分區向政委王化宇了解情況。王政委對他說：“定西的情況，孫司令員掌握得比較多，你可去找他問問。”於是，馬占海就找到了司令員孫繼力。性格直爽的孫司令員對馬占海說：“定西是個窮地方，城市和農村差別不大，城裏住的，大部分也是農民，下與不下區別不大。就算戰爭打起來，蘇聯絕不會把原子彈扔到這個地方來。”話雖這麽說，但孫還是給馬占海介紹了定西上山下鄉的情況：“本地區靖遠縣城的行動比較快，已經有50％的城市居民下鄉了，會寧下去的有40％。”孫還說，“會寧縣下去的人雖不是最多的，但工作比較紮實。”

　　馬占海得到軍分區領導提供的線索，便去會寧縣采訪。他通過向縣領導了解情況、找群眾座談，掌握到幾個比較突出的人和事：一個是居民王慶一，王在向縣革命委員會提交的下鄉申請中說：“我是一個青年，呆在城裏沒事幹。農村很需要勞動力，我決心到農村去參加勞動，改造思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另一個是王秀蘭，當時已經50多歲了，有兩個兒子在外當工人，家裏隻有她和兒媳婦；再一個是到土高公社陳原大隊陳川生產隊安家落戶的高玉蘭，她雖然下鄉才幾個月時間，但由於各方麵表現好，已被社員們評為標兵；此外還有高中畢業知識青年王永強和隻有14歲的女青年羅蘭芳。

馬占海找了這幾個人逐一進行了認真采訪。當他問王秀蘭對上山下鄉有何感想時，王秀蘭不假思索地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作為一名職業記者，王秀蘭這句話正好是切中馬占海此次要采訪的關鍵詞，於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蘭作為了一個重點來寫，並突出了她這句“豪言壯語”。

　　馬占海采訪回來，把稿子交給了報社編輯部。當編輯部照例把排有那篇稿子的報紙清樣送給顧立清審查時，顧立清一看到馬占海寫的那篇稿子就感到不錯，覺得王秀蘭真不簡單，那樣大的年紀了還主動下鄉；特別是她說的那句話“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既樸實，又深刻，很有感 召力，表現出了她很高的的思想境界。於是，顧立 清就動手對稿子作了精心修改，並把王秀蘭那句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作為主標題 放大了字號，還加了帶花邊的編者按，並把這篇稿 子從其他位置提到了頭版。

　　1968年12月8日，《甘肅日報》在頭版右側，以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沒有作者署名的消息，標題的引題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他們說”，接著是大號字的主標題“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稿子發出後，顧立清像平常發出眾多稿子那樣，就像辦完了一樁事，在腦子裏就放下了，再沒往多處想。

　　這則消息引起了毛澤東主席的重視

　　稿子登出來第三天晚上，新華社打來電話到《甘肅日報》值班室，告訴顧立清說是毛主席看了這篇稿子，認為很好，問新華社為什麽不發這篇稿子。顧立清告訴他們，自己不知道毛主席是如何看到這篇稿子的。新華社的人問顧立清：“這篇稿子反映的事屬實嗎?”顧立清肯定地回答說：“絕對是真實的。”他們講要派人來核實。

　　這篇看似普通消息稿，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據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推開以後，毛澤東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用來引路的典型，使他的戰略部署得不到順利地貫徹執行。當刊登著《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消息的《甘肅日報》放到他案頭後，這位一直就十分重視新聞媒介的領袖，就像寫詩一樣，一下觸到了他心裏的某個點。毛澤東立刻指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派人到甘肅會寧縣，實地核實這篇文章的真實性，然後轉發全國。

　　第二天，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兩名記者坐飛機就趕到蘭州，顧立清派人到機場去接他們，並派本報記者陪同他們到會寧去核實。臨行前，顧立清叮囑陪同的人：“你們的任務主要是帶路，不要妨礙他們的工作，也不要發表自己的任何意見，協助他們把情況核實清楚就行了。”

　　經過一周多的凋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記者回來後告訴顧立清說：“會寧工作真的很有特色，稿子真實反映了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工作的進展成就，寫得沒問題。”他們回到北京後又給顧立清打來電話，說是新華社要發通稿，他們建議在轉發時署新華社和《甘肅日報》兩家的名。顧立清回答：“稿子是你們親自下來采訪核實的，就不用署《甘肅日報》的名了。”新華社的同誌說：“這個問題你需不需要請示一下省革委會?”顧立清說：“我覺得沒有必要，就這樣辦吧。”

　　在回憶起當時的想法，顧立清說：“我當時想，這隻是一篇一般的消息稿，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根本沒有想到後來會產生那樣的結果。”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了的12月8日《甘肅日報》的消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並加了編者按。據說“城”字後麵那個“市”字，是毛澤東親自修改時加上去的。與此同時，《人民日報》還在與報頭平行的右上角《毛主席語錄》一欄裏，發表了毛澤東為推動上山下鄉運動所作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從此，由城市居民到農村去，轉化成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上山下鄉掀起了狂潮

　　文革中，凡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全國各個城市皆半夜三更敲鑼打鼓，遊行慶祝。

　　消息傳到甘肅省會寧縣，縣城幾千群眾在紅軍會師樓前舉行了慶祝大會。他們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再接再厲，努力把上山下鄉工作做得更好，把鬥、批、改各方麵工作大大推進一步。”

　　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等全國和各省級報刊也先後全文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一文，上山下鄉工作一下子掀起了高潮。

　　在報紙掀起轟動效應的同時，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輿論工具，都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道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了推動上山下鄉的典型，王秀蘭也因為那句豪言壯語，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核心人物。廣播上有聲，報紙上有名，電影記錄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會寧縣，更認識了“王大娘”。王秀蘭成了當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大名人。由此，王秀蘭的命運得到了徹底改變，不僅有蜂擁的記者前來采訪，而且她還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作為上山下鄉的帶頭人，王秀蘭又動員兩個兒子和媳婦，以及孫子，隻帶了一些鍋碗、一點米麵、兩個小箱子和鋪蓋卷，來到距離會寧縣城60多公裏的白草塬四百戶村落戶。

　　王秀蘭一家當時在農村的勞動很積極，鄉親們都叫王秀蘭的兩個兒媳婦為“兩隻手的兒媳婦”。

　　對那場運動他不願作任何評價

　　那則消息稿子以這樣的形式出現，並在全國產生如此的影響，但卻給顧立清、馬占海沒有帶來輝煌。他們當時隻覺那是完成了一件本職工作，沒有想到署名，更沒有想到去爭什麽榮譽。可後來他們卻因為這篇稿子，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有人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形成狂潮歸咎到他們的頭上，說他們執行了極“左”路線。

　　受到衝擊的首先是馬占海。他宣傳上山下鄉，把自己也卷進了那場狂潮中，稿子發出時間不久，報社也要動員一半的人上山下鄉。當時馬占海在完成稿子後因病回蘭州休息，他也被定上了上山下鄉的名單裏。這消息可讓馬占海著慌了，他聽說在阿幹鎮煤礦搞報道的楊忠同顧立清很熟，就托楊向顧立清說明自己的身體情況，希望不要安排他下鄉。顧立清也覺得他那身體到農村去吃不消，在會上表態說：“馬占海身體不好，就不要下了，如果因為那篇文章，那是我的想法，是我派他去采寫的，責任在我。”後來，馬占海被安排在離蘭州隻有30多公裏的阿幹鎮煤礦，顧立清還親自給阿幹鎮煤礦的領導打電話，希望他們能照顧馬占海，他才被安排當了煤礦的報道組長。

　　顧立清的為人和工作能力是有口皆碑的，可他因這則消息，在副部長位置上十幾年不但再沒動過窩，後來在批判極“左”思潮時，他還理所當然地成了批判對象。

　　在結束采訪時，顧立清再三強調：“至於那場運動是洗禮，還是災難，各人有各自的感受，不是我所能評說得了的。後來批判說我搞了那些極‘左’的東西，我也沒作過申辯。我覺得，自己當時在那位子上，應該把工作幹好。但的確沒料到，那則消息會產生那樣大的影響。也許這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吧。”

　　采訪結束後，引起了我們對那場運動更多的思索。這場把城市人口和知識青年向農村和偏遠山區轉移，其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實屬罕見。無論怎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在共和國的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