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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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詢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十年前就已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卻沒有任何效果。後者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願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藤的信，他即將的對手寫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國曾處於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製，接受了新體製。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則隻有垮台。”
甲午戰爭的失敗激發起一代人的變革或革命熱情。康有為、梁啟超試圖將光緒塑造成另一個明治，而孫中山則相信推翻滿清政權是惟一出路。傳統觀念認定，在譚嗣同就義時，變法即宣告失敗，而自1895的恥辱以來，日本的侵略行徑就激起國人仇恨，並在1937年達到高峰。但在美國學者任達（Ｄｏｕｇｌａｓ Ｒ．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眼中，1898－1910年卻是中國政治改革與社會變遷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製，在本質意義上，新政府仍沿襲了清末的憲政革命，百日維新所推行的種種措施也並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這一連串千年未見的社會革命中，充當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僅僅的對手。正如任達所說，在“黃金十年”間，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設性而非侵略性的”。這一段常常被遺忘的記憶，充分說明了中日關係的複雜性。
從 1895年至1898年，中國對日本態度轉變的戲劇性程度，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對於西方的態度頗類似，失敗激起的學習欲望壓倒了簡單的民族情緒。日本人從英、美、德、荷獲取不同的幫助，而中國人則發現，比起西方，日本是一個更親切、易模仿的國家，日本的傳奇崛起曆程贏得的尊敬超過了他的侵略所致的傷害。而在表麵的大規模西化之後，至少在相當一部分日本人內心深處仍相信，西方才是他們一爭高下的對手，而中國則是值得幫助的亞洲夥伴。我們相信，在這“黃金十年”中，日本對於中國的幫助有著實在的利益考慮，它希望在軍事與非軍事領域都能影響這個龐大卻病弱的夥伴。這其中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純粹友誼的色彩。
周氏兄弟持續一生的對日本的親切感，代表了那一代留日學生的共同情緒。1898－1911年間，至少有2．5萬中國學生前往日本，曆史學家馬裏烏斯·詹森甚至說，這是“曆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除了令人窒息的被輕視感和鬱達夫在《沉淪》中描述的以性為代表的苦悶感之外，他們還呼吸到一股與故土截然不同的新鮮空氣，“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日本還為這些青年提供了瞭望世界的窗口，魯迅對於西方小說的理解很大程度源於日本翻譯版本。這群知識分子移民在1911年後，成為中國舞台上最活躍的元素之一，他們翻譯日本書籍、教學，按照日本方式改造中國教育機構。而中國最早一批軍事領袖也同樣受惠於日本的教育，從蔡鍔、閻錫山、李烈鈞到蔣介石。蔣介石對於日本的軍事訓練顯然受益不淺，多年後他希望通過黃埔軍校為中國軍官提供類似的培訓。
自1901年後，除去文化與軍事領域，中國人還參照日本模式，改革了警察與監獄係統，這種改革同樣進入了司法領域，變革派大臣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製，因為隻有這種方式能夠更好地保存王權。在向立憲政府行進的進程中，1909年設立的各省諮議局已開始影響政府，一年後，政府又開始受到新設立的資政院的限製。但自始至終，清政府拒絕給予改革派與地方勢力更大的權力空間，支持漸進改革的勢力感受到了強烈的不被信任感。
辛亥革命保證了中國不可逆轉地朝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卻並非這一切改革的真正推動力。孫中山的軟弱無力與袁世凱當政後的繼續改革，充分體現了1898－1910年間的既激進又漸進改革的生命力。而生命力的原動力則很大程度來自於日本的榜樣作用。
中日關係專家普遍認為，1972－1989年是中日複交後的一個黃金時代，因為一個背負負罪感的日本通過實際行動幫助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在1989年之後，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快速上揚，使日本人感受到中國的威脅，同時雙方都無法尋找到一個有效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的創傷。從某種意義而言，日本在20世紀的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惡，但我們必須承認，即使這兩個國家都在進行著振振有詞的相互指責，在更深層的脈絡上，它們仍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割斷的聯係。仇恨從來不僅僅是仇恨，它蘊涵著更豐富的元素。也因此，盡量減少偏見，更全麵地審視中日兩國的交往史在今天具有彌足珍貴的意義。我們在不斷提醒自己1931－ 1945年那段令人憤怒的曆史外，也同樣應反思1898－1910年那個“黃金時代”。在任何時代與任何國家，仇恨都不能解決問題。喬治·華盛頓在200 年前的表達仍正確無比：“一個沉湎於對其他民族充滿愛慕或仇恨情緒的民族，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奴隸，也就是這種愛慕或者仇恨的奴隸。”
（作者不詳）
以下是該信原文，搜出來的：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
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敗之因，苟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貴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臣一二人之罪，蓋其墨守常規之製度所致。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比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製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