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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季羨林《學問之道》後的雜感

(2010-10-03 05:13:30) 下一個

我以前不太知道季羨林,隻依稀聽說他在胡適時代就已是北大的教授。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他寫了《牛棚雜憶》後。敢於寫這樣一個敏感的主題,是需要勇氣的。後來不是有人批評他心胸狹窄,不該揪住往事不放嗎。我是主張有冤必訴、有罪必討的,因為隻有這樣,才可能真正防止類似罪惡的發生。對那些勸說受害者要遺忘、要寬容的人,我都一概看作有意無意地在為罪惡開脫。再後來又聽說季羨林要辭“國學大師”的稱號,就更引起我的尊敬。現在多少人都想在自己名字上加“著名”的前綴,加“大師”的桂冠,而一個真正有學問的老教授,卻公開聲明辭去大師的稱號。這是對眼下浮誇逐名的世風,一個無情的冷嘲。 

最近讀了一本季羨林著的《學問之道》,沈陽出版社出的。說是他著的,也不全正確,因為還有兩位編者,他們收集了季老的文章,作了些刪節,匯以成書。書初版於2001年,想季老一定看過,但似乎未曾有精力作認真的編排,因而內容重複較多,有時給人一種說了又說的感覺。 

讀完這本書,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季羨林辭國學大師辭得對。書中季羨林對自己一生的研究列了十四項,分別是:印度古代語言特別是佛教梵文,吐火羅文, 印度古代文學,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之差異和共性,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德國及西方文學,比較文學和民間文學,散文和雜文創作等。從中可看出,他可稱為中國的印度學大師,佛學大師,但不能稱為中國的國學大師,因為他對中國的國學,如經、史、儒、理、詩、詞、文、賦,話本,書畫等等都沒有深入專門的研究。他不及王國維、陳寅恪、陳垣,甚至陳垣的弟子啟功先生。他辭國學大師,辭得坦蕩磊落,難能可貴。 

季羨林雖然不能稱為國學大師,但他是一位大師級的人物。他留學德國十年,對印度文字特別是吐火羅文的研究,多有獨到之處,為當世所看重。他治學嚴謹,弄不懂的問題,終生都在腦子裏琢磨。他翻譯的印度古代梵文史詩《羅摩衍那》全本共七卷,恐怕是世上絕無僅有的全譯本。而這卻是在牛棚裏,以及被罰在門房間看門時,孜孜不倦地完成的。我由此想起司馬遷被宮刑後而成史記,蘇東坡被放逐後而出名篇。季羨林繼承了中國書生那種曆盡磨難而剛直不屈的骨氣,一種現在已日見淡亡、因而也日見可貴的骨氣。 

季羨林很崇尚剛直不阿的骨氣。他欣賞《三國》裏的禰衡,因為他敢於擊鼓罵曹。他推崇章太炎,因為他敢於到中南海去罵稱帝的袁世凱。至於當代人中,最近人民日報海外版有文引了他的話: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懷。我佩服的就是敢頂,敢頂是中國的士”。同在這篇文章中,也披露了季羨林最看不起的人,一是郭沫若,一是馮友蘭。 

讀完這書,我在想,什麽是季羨林一生最遺憾的事?恐怕還不是文革中的受難,而是歸國後不能從事自己迷戀的學術研究。他在德國十年,師從名師,研究印度的古代語言,卓有成效。歸國後到北大,一周後即被聘為正教授。但校內資料匱乏,隻好作些翻譯工作。解放後更陷入會議的漩渦中。他說“如果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建立“開會學”博士點,我將是第一個合格的博導”。這種自我調侃,反映的正是內心的苦惱。後來當他興致勃勃地將他翻譯的《羅摩衍那》第一卷,送給他德國當年的導師時,老導師板起臉說他:“我們是搞佛學研究的,你怎麽弄起這個來了?”季羨林真是無言以對。直到最近幾年,才有了些條件讓他搞研究,而他,如他所說 “人已垂垂老矣”。 

201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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