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荷雨聲·指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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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枯荷（中國）/文
??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適
??
??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國人為什麽那麽愛做選擇題，連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魯迅還是胡適，一看這樣的文字，我就異常鬱悶，就如非讓我選擇是吃蘿卜還是白菜一樣。
??
??在魯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後》，魯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後所要麵對的各種尷尬與恥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著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後所不能控製的，生前尚且有申辯的可能，死後是斷無申辯的機會了。
??
??作為一定要釘在曆史上示眾的人，我常常以為他們是很悲劇的，如胡適，如魯迅，盡管內心是多麽的不情願，他們絲毫不能阻撓死後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徹底，如此純粹。有時他們的一句話，就可以被無限上綱上線，就可以作為養活別人的工具，殺死對手的利器。
??
??因魯迅和胡適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敵我相向的兩大陣營，選擇一個，就意味著放棄另一個，這樣的一種文化選擇，是人的悲哀還是他們二人的悲哀？
??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很納悶，為什麽我們一直嘴裏喊著的頭上舉著的至理名言，卻在實踐的時候拋到了九霄雲外。
??
??胡適在《夢與詩》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可是，為什麽我們總是要別人做一樣的詩歌，甚至做一樣的夢呢？做不成魯迅，也做不成胡適，是不是我們就不再是我們自己？當我們以為離他們很近的時候，實則是我們遠離他們的時候，因為我們失去了他們兩個人最基本的精神――獨立與自由的精神。
??
??失去獨立自由的靈魂，不過是依附於他人的奴隸，無論所依附的人多麽的偉大，多麽的崇高，都改變不了奴才的本性。所以研究紅樓夢的紅學家終其一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不過是在一些殘跡中搜索到可以賴以生存的殘羹冷飯。於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證癖成通病。假如胡適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鏡，我一點都不驚訝會有人去考證他眼鏡的來曆，跌碎的原因，當時他在想什麽，做什麽，為什麽那眼鏡就從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裏，還是在外麵，在哪個角落都必須有特定的意義。
??
??放在顯微鏡下的人，是無隱私可言的，所以胡適的婚姻成了飯後茶餘的點心，想怎麽掰就怎麽掰，想怎麽揉就怎麽揉，也不管胡適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適夫人是不是滿意的，就在那裏按照自己的意願去下結論，殊不知，幸福的結論是胡適與他夫人一起寫的，是與旁人毫無關係的。
??
??胡適一生堅持自由，這自由不僅僅是對自己的，也是對別人。１９２５年，在《晨報》被燒事件之後，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到：“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因此在晚年的時候，他能說實則他與魯迅是一個陣營裏的，而這個陣營就是自由之營。魯迅與胡適無論曾經多針鋒相對，有過多少公案，多少過節，都在自由的旗幟下站在了中國文化的頂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屍走肉，多的是人雲亦雲的奴才與走狗。
??
??在個人自由與國家命運發生矛盾的時候，胡適勇敢的放棄了個人自由而選擇了與國家共進退，這絕對不是有些人單純意義上所說的向政治靠攏，向政權妥協，胡適從一個政府的批判者而轉成政府的建言者，這種角色的錯位實則是對自由更大意義上的一種詮釋。國之存亡，匹夫有責，胡適報效之國，絕非所謂的某個政府掌控之國，而是中華民眾之國，當這個國家遭受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個人的政治觀點與哲學理念是要和國家當時的環境相靠近或者暫時妥協的，因此，不難理解一個一向堅持自由之靈魂的胡適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蔣介石政府的駐美大使之職，當時他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這樣的悲壯，該是怎樣的一顆愛國之心，無論是否對他的政治主張或者哲學思想讚同，我都為這樣的一顆心而感動。在美任職期間，給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這樣說：“我是為國家的事出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我想這話已經充分詮釋了胡適關於國家與自由的關係。在對這段經曆的回顧中，有一段話我以為今時今日之官員們該是羞愧汗顏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美各地演講400多次，從未帶過隨員，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實係為戰時國家節省外匯。”，在兩個月沒有領到薪俸的時候說：“我過的日子總算頂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難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飛機炸彈的驚恐的人民，我這裏總可算是天堂了。”為學與為官，不管身份的差異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適卻讓他們統一了起來。梁實秋在紀念他的文章中寫道：“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交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這樣坦蕩的人格，做官與做學問，又有什麽可以指摘的？如若為學隻是誤人子弟，為官隻是為禍一方，那麽官也好，學也罷，終究是要被唾棄的。
??
??在自由麵前，胡適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則，他擯棄這些存在的不同，而對於所謂的異己大加提拔和幫助。這樣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靈魂。隻虛有其表的自由，實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專製，是對自由的踐踏。在黨派之中打轉的人，是不會從桎梏中掙脫出來，獲取真正的自由的。隻有超越了黨派的隔閡，在堅持自己信仰和主張的同時，尊重別人的信仰和主張，並努力捍衛別人的自由，這樣的人才是把自由實踐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人。
??
??胡適對於這些有一段相當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肯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黨派也好，宗教也罷，都是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統一，保持一致，不容許有不同聲音出現，於是自由成為了相當奢侈的華麗外衣，可以披著這樣自由的外衣為自己的黨派或者宗教爭取到黨徒和追隨者，黨外之人，便成為了異己，於是自由失去。
??
??無論是沈從文，還是羅爾剛，這些沒有學曆的人是得到了胡適充分肯定的人，他從來不因為形式上的限製而忽略人本身具備的真才實學，因此他能在任何時候都提拔這樣有才華的人，讓他們不因自己的學曆而失去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給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適對於自由的實踐。困守在一種陳規陋習中，自由失去，發展無從談起，因此，胡適總是能打破舊有的規範，從《文學改良芻議》開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堅冰的道路上艱難行走，從未曾動搖。
??
??最能體現一個人對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對待那些所謂的異己態度。在對待如魯迅，陳獨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適向來是能幫則幫，而且從來是仗義執言，不因與自己對敵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為對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如曆次對陳獨秀的拯救，勸蘇雪林放棄對魯迅的攻擊，並為魯迅抄襲罪名進行洗清等，這不僅僅是一個人品格的高貴，而是對於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堅決捍衛。在對待反對者的態度上，有一個事例很讓人感動，林琴南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為了阻止新文化運動曾妄圖借助北洋軍閥的力量來鏟除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因此有人作小說以影射林琴南，攻擊他，編輯把小說轉給胡適時，胡適的話就算是今天說來給人聽，也是讓很多人慚愧的，所謂君子坦蕩蕩，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並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紅鞋的事。我們可以不讚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汙蔑他的人格。這也就是為什麽陳獨秀與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終是摯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當魯迅在天國聽見胡適對於他的維護並做的評價，該是怎樣的心潮？當然，在魯迅生前，除了觀點的交鋒，胡適幾乎未對魯迅人格有過微詞，也並無惡言相向，始終保持著君子的風範。
??
??有人說胡適之４９年的哀號，是為了蔣介石政府的倒台而傷，實則是把一種政治觀念上的肮髒俗套強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所哀傷的是他一貫提倡的自由不能實現，循序改良的主張中斷。這最多是他對於新政府沒有抱希望，但絕對不能算做蔣介石的忠實走狗，這是有質的區別的。
??
??有這樣悲觀的情緒並不難理解，曾經有一段時間，無論胡適還是魯迅都把蘇俄看作是中國未來之走向，而後又深深失望，因為一個專權的政府是和他們的獨立自由民主之主張是尖銳抵觸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適也好，魯迅也罷都很快放棄了這一夢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因此堅持蘇俄路線的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得不到胡適的青睞也是自然的，而且從後來發生的曆史事件來看，我以為胡適之去美國，魯迅之早逝，未嚐不是一種幸運。最少在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沒有看見他們如一些人一樣出現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們的人格獨立完整和尊嚴，這該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
??拋開政治不談，胡適的清醒不僅僅體現了其人格的高貴，更主要的是，他始終不曾放棄自由的追求和信念。在上個世紀國內對胡適的清算中，胡適的態度再次讓人欽佩：“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說的自由被剝奪已經很可悲了，連不說的自由也被剝奪，該是怎樣扭曲的一個社會。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時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對待的時候，讓我們再次領略了一種大家風範，這些光有寬容與理解是不夠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憫，一種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撐和散發。
??
??從純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說，魯迅的一個都不放過和胡適的誰都放過，都是社會需要的，我們無須選擇，批判與寬容在自由中得以釋放和融合。
??
??中國向來不缺乏熱血，亢奮與激進的人，但是惟獨缺乏冷靜思考的人，中國人的血是熱的，總在沸騰著，中國人的火是一點即著而且燎原之勢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維上始終欠缺著，潑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冊的，妄想翻身何其難哉。胡適曾經拋出的自由主義之旗，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無情踐踏於腳底，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二十一世紀給胡適平反。那麽這麵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終將浮出水麵，飄揚起來。
??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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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國人為什麽那麽愛做選擇題，連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魯迅還是胡適，一看這樣的文字，我就異常鬱悶，就如非讓我選擇是吃蘿卜還是白菜一樣。
??
??在魯迅所有文字中我最推崇的是《死後》，魯迅生前即想到了死後所要麵對的各種尷尬與恥辱，那些任意歪曲和篡改著他文字的人，是他死後所不能控製的，生前尚且有申辯的可能，死後是斷無申辯的機會了。
??
??作為一定要釘在曆史上示眾的人，我常常以為他們是很悲劇的，如胡適，如魯迅，盡管內心是多麽的不情願，他們絲毫不能阻撓死後被人利用，而且被利用得如此徹底，如此純粹。有時他們的一句話，就可以被無限上綱上線，就可以作為養活別人的工具，殺死對手的利器。
??
??因魯迅和胡適而成就了文化政治上敵我相向的兩大陣營，選擇一個，就意味著放棄另一個，這樣的一種文化選擇，是人的悲哀還是他們二人的悲哀？
??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我很納悶，為什麽我們一直嘴裏喊著的頭上舉著的至理名言，卻在實踐的時候拋到了九霄雲外。
??
??胡適在《夢與詩》中有一句：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可是，為什麽我們總是要別人做一樣的詩歌，甚至做一樣的夢呢？做不成魯迅，也做不成胡適，是不是我們就不再是我們自己？當我們以為離他們很近的時候，實則是我們遠離他們的時候，因為我們失去了他們兩個人最基本的精神――獨立與自由的精神。
??
??失去獨立自由的靈魂，不過是依附於他人的奴隸，無論所依附的人多麽的偉大，多麽的崇高，都改變不了奴才的本性。所以研究紅樓夢的紅學家終其一生寫不出第二部紅樓，不過是在一些殘跡中搜索到可以賴以生存的殘羹冷飯。於是文抄公遍地走，考證癖成通病。假如胡適先生跌碎了一副眼鏡，我一點都不驚訝會有人去考證他眼鏡的來曆，跌碎的原因，當時他在想什麽，做什麽，為什麽那眼鏡就從鼻梁上掉到了地下，那地方是在他家裏，還是在外麵，在哪個角落都必須有特定的意義。
??
??放在顯微鏡下的人，是無隱私可言的，所以胡適的婚姻成了飯後茶餘的點心，想怎麽掰就怎麽掰，想怎麽揉就怎麽揉，也不管胡適自己是不是幸福的，胡適夫人是不是滿意的，就在那裏按照自己的意願去下結論，殊不知，幸福的結論是胡適與他夫人一起寫的，是與旁人毫無關係的。
??
??胡適一生堅持自由，這自由不僅僅是對自己的，也是對別人。１９２５年，在《晨報》被燒事件之後，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寫到：“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因此在晚年的時候，他能說實則他與魯迅是一個陣營裏的，而這個陣營就是自由之營。魯迅與胡適無論曾經多針鋒相對，有過多少公案，多少過節，都在自由的旗幟下站在了中國文化的頂峰，而通往自由的路上，跌倒的是大批的行屍走肉，多的是人雲亦雲的奴才與走狗。
??
??在個人自由與國家命運發生矛盾的時候，胡適勇敢的放棄了個人自由而選擇了與國家共進退，這絕對不是有些人單純意義上所說的向政治靠攏，向政權妥協，胡適從一個政府的批判者而轉成政府的建言者，這種角色的錯位實則是對自由更大意義上的一種詮釋。國之存亡，匹夫有責，胡適報效之國，絕非所謂的某個政府掌控之國，而是中華民眾之國，當這個國家遭受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個人的政治觀點與哲學理念是要和國家當時的環境相靠近或者暫時妥協的，因此，不難理解一個一向堅持自由之靈魂的胡適何以能在1938年接受蔣介石政府的駐美大使之職，當時他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這樣的悲壯，該是怎樣的一顆愛國之心，無論是否對他的政治主張或者哲學思想讚同，我都為這樣的一顆心而感動。在美任職期間，給他的夫人江秀冬女士的信中這樣說：“我是為國家的事出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我想這話已經充分詮釋了胡適關於國家與自由的關係。在對這段經曆的回顧中，有一段話我以為今時今日之官員們該是羞愧汗顏的：“本人在美任大使數年，赴美各地演講400多次，從未帶過隨員，自己提皮包。如此而作，實係為戰時國家節省外匯。”，在兩個月沒有領到薪俸的時候說：“我過的日子總算頂舒服的了。比起打仗的兵士，比起逃難的人民，比起天天受飛機炸彈的驚恐的人民，我這裏總可算是天堂了。”為學與為官，不管身份的差異存在多大的不同，在人格上胡適卻讓他們統一了起來。梁實秋在紀念他的文章中寫道：“大使有一筆特支費，是不需報銷的。胡先生從未動用過一文，原封交還國庫。他說，旅行演講有出差交通費可領，站在台上說話不需要錢，特支何為？”這樣坦蕩的人格，做官與做學問，又有什麽可以指摘的？如若為學隻是誤人子弟，為官隻是為禍一方，那麽官也好，學也罷，終究是要被唾棄的。
??
??在自由麵前，胡適是真正做到了平等，他不因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同，就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則，他擯棄這些存在的不同，而對於所謂的異己大加提拔和幫助。這樣的自由才是自由之精髓，才是自由之靈魂。隻虛有其表的自由，實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專製，是對自由的踐踏。在黨派之中打轉的人，是不會從桎梏中掙脫出來，獲取真正的自由的。隻有超越了黨派的隔閡，在堅持自己信仰和主張的同時，尊重別人的信仰和主張，並努力捍衛別人的自由，這樣的人才是把自由實踐的人，才是在自由的隧道中自由穿梭的人。
??
??胡適對於這些有一段相當精辟的文字：“思想切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肯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黨派也好，宗教也罷，都是為了使得人的思想高度統一，保持一致，不容許有不同聲音出現，於是自由成為了相當奢侈的華麗外衣，可以披著這樣自由的外衣為自己的黨派或者宗教爭取到黨徒和追隨者，黨外之人，便成為了異己，於是自由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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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沈從文，還是羅爾剛，這些沒有學曆的人是得到了胡適充分肯定的人，他從來不因為形式上的限製而忽略人本身具備的真才實學，因此他能在任何時候都提拔這樣有才華的人，讓他們不因自己的學曆而失去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給予他人以真的自由，是胡適對於自由的實踐。困守在一種陳規陋習中，自由失去，發展無從談起，因此，胡適總是能打破舊有的規範，從《文學改良芻議》開始，他就一直在破除堅冰的道路上艱難行走，從未曾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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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體現一個人對待自由精神的就是如何對待那些所謂的異己態度。在對待如魯迅，陳獨秀或者其他一些人，胡適向來是能幫則幫，而且從來是仗義執言，不因與自己對敵就落井下石，反而是仁厚待人，努力為對方的困境伸出援助之手。如曆次對陳獨秀的拯救，勸蘇雪林放棄對魯迅的攻擊，並為魯迅抄襲罪名進行洗清等，這不僅僅是一個人品格的高貴，而是對於自由之信仰，之追求，之堅決捍衛。在對待反對者的態度上，有一個事例很讓人感動，林琴南是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為了阻止新文化運動曾妄圖借助北洋軍閥的力量來鏟除新文化運動的骨幹，因此有人作小說以影射林琴南，攻擊他，編輯把小說轉給胡適時，胡適的話就算是今天說來給人聽，也是讓很多人慚愧的，所謂君子坦蕩蕩，恐怕也就如此吧：林琴南並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紅鞋的事。我們可以不讚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汙蔑他的人格。這也就是為什麽陳獨秀與他在思想上分歧，但始終是摯交的原由吧，也曾假想，當魯迅在天國聽見胡適對於他的維護並做的評價，該是怎樣的心潮？當然，在魯迅生前，除了觀點的交鋒，胡適幾乎未對魯迅人格有過微詞，也並無惡言相向，始終保持著君子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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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胡適之４９年的哀號，是為了蔣介石政府的倒台而傷，實則是把一種政治觀念上的肮髒俗套強行的加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所哀傷的是他一貫提倡的自由不能實現，循序改良的主張中斷。這最多是他對於新政府沒有抱希望，但絕對不能算做蔣介石的忠實走狗，這是有質的區別的。
??
??有這樣悲觀的情緒並不難理解，曾經有一段時間，無論胡適還是魯迅都把蘇俄看作是中國未來之走向，而後又深深失望，因為一個專權的政府是和他們的獨立自由民主之主張是尖銳抵觸的，毫不相容的，因此胡適也好，魯迅也罷都很快放棄了這一夢想，而重新回到各自的理想上去。因此堅持蘇俄路線的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得不到胡適的青睞也是自然的，而且從後來發生的曆史事件來看，我以為胡適之去美國，魯迅之早逝，未嚐不是一種幸運。最少在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沒有看見他們如一些人一樣出現人格的被侮辱和人格的分裂，保持了他們的人格獨立完整和尊嚴，這該是中國近現代文化史上最值得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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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政治不談，胡適的清醒不僅僅體現了其人格的高貴，更主要的是，他始終不曾放棄自由的追求和信念。在上個世紀國內對胡適的清算中，胡適的態度再次讓人欽佩：“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說的自由被剝奪已經很可悲了，連不說的自由也被剝奪，該是怎樣扭曲的一個社會。在自己的思想被肆意歪曲和篡改的時候，在自己的思想得不到公正對待的時候，讓我們再次領略了一種大家風範，這些光有寬容與理解是不夠的，更多的是人性的悲憫，一種深入骨髓的自由信念的支撐和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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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純粹自由精神的角度說，魯迅的一個都不放過和胡適的誰都放過，都是社會需要的，我們無須選擇，批判與寬容在自由中得以釋放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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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向來不缺乏熱血，亢奮與激進的人，但是惟獨缺乏冷靜思考的人，中國人的血是熱的，總在沸騰著，中國人的火是一點即著而且燎原之勢不可收，但是在理性思維上始終欠缺著，潑冷水的人一向是被列入另冊的，妄想翻身何其難哉。胡適曾經拋出的自由主義之旗，被國民黨和共產黨無情踐踏於腳底，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二十一世紀給胡適平反。那麽這麵沉在水底的自由之旗終將浮出水麵，飄揚起來。
隻是有一小點，說出來與你商討。我說的也不一定對，或是我曲解了你的意思，希望你別介意。
“我一直不太明白，中國人為什麽那麽愛做選擇題，連人都是要非此即彼，魯迅還是胡適，一看這樣的文字，我就異常鬱悶，就如非讓我選擇是吃蘿卜還是白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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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有人現在過分崇胡，無非是在多年的強權壓製之下的一種反彈。“非胡即魯”也並不就是違反了自由的原則。胡適先生終其一生所為之奮鬥的，是一個既要允許魯迅，也要容忍胡適的社會，是一個即使推崇“兼善天下”，也要允許有人“獨善其身”的社會。而這後一種選擇被壓製和批判了數十年。這樣想來，就不難理解現在大家對胡適的推崇。另外，作為個體來講，的確是不能同時做胡適和魯迅的，因為兩位先生的為人為問實在是太不相同。
思考者也有, 國家的政策和執行太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