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荷雨聲·指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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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那日偶然在網絡中讀到一文，論及文人之風骨的。我不想有任何鞭撻作者行此文之用意，在我來說，一向很是崇尚那些有風骨之文人。可是，讀完作者的文章，我卻感覺瑟瑟發冷。
其中有一段讀來更是後脊背泛涼：最沒有脊梁骨的文人要數南唐後主李煜和宋徽宗趙佶了。因為他們是皇帝，是文人“勞心者治人”的最高層次。李後主是婉約派詩詞的代表人物，他在這方麵的造詣沒有人能超過他；宋徽宗趙佶在繪畫和書法方麵的功力是人所共知的，他獨創的瘦金體和繪畫作品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這二人的文才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登峰造極，如果他們不去當皇帝而做一個文人的該多好，“國家不幸詩有幸”，可命運就是要捉弄他們，讓他們這樣的文人做了皇帝，而且還都做了亡國之君，祖宗打下的江山全部丟在他們的手裏。這並不奇怪，本來就不是那塊料，國破家亡是早晚的事。那麽即使國家沒了，這二人如果能殺身以成仁的話也還說明他們還有文人的血性，是個合格的文人但他們都選擇了苟且偷生，最後都客死他鄉。國家不幸，更是文人的悲劇。
在作者偉大而崇高的使命感召下，我忽然覺得生命的意義蕩然無存。我隻看見了死亡，死亡，還是死亡。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喊道：中國的封建曆史每一頁都寫著吃人。所以每每翻開曆史，我總不寒而栗。
我們無權選擇生，我們卻還有可以選擇死的自由吧。當我們死的自由被所有的道德良知這樣沉重的包袱層層疊壓的時候，原來死是比生還要不自由的一件事情。
陳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寫道：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旦成了文人，就成了悲劇的象征，命運大抵都好不到哪裏去。文人能留名曆史者不外乎兩種：一死而成千古美名，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生命的不可複製讓我對生有著無比的迷戀與執著，無論這個世界存在著多少的不公平，那麽生無論如何都是公平的，因為它隻有一次。因此，盡管我對那些英勇地慷慨赴死的文人們充滿了尊敬，但是我從來不宣揚這種死亡，更不鼓勵這種死亡。我喜歡：我不怕死，但我更執著於生。死亡永遠代表結束，而生本身就代表著希望。
文人是曆史文明與文化的重要的傳承者和創造者，這該是文人最基本的職責吧。可是為什麽從古到今，文人所要承載的一切都超越了文人本該承載的範疇呢？或者說，文人為什麽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樣有著形形色色的生活和性情，有著或高尚或卑微的靈魂呢？
我不知道為什麽一個有著文人特征的人就不能如一些人一樣猥瑣地活著，盡管我們都知道，能堂堂正正立著生活，誰也不會選擇低頭哈腰奴顏婢膝。可是一旦到了文人身上，就成了千古罪人，就要被人千百年地唾罵，恨不得把死人從棺材裏罵活。
任何非正常的死亡，都不是值得大力提倡的，能活著為什麽要鼓勵死亡？這就是我很想質問那些把一切大義淩駕於生存之上的人的話，一個人的生命結束了，對於這個人來說代表著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精神的東西都是後來的人賦予的，那麽他為什麽要用自己的死亡來成全這些人所謂的大義？倘若他不能以大義之死而苟且生存了下來，那麽憑什麽要用這些大帽子剝奪他繼續生存的權利？
人對於死亡都是恐懼的，這是人最正常的心理，那麽為了生存而放棄所謂的大義選擇普通的生存狀態，該不是十惡不赦的吧？我們可以允許人從平凡走向偉大，為什麽就不能接受人從偉大回歸平凡呢？
不存在生死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打造成偉大的人，可以對別人的生死說三道四，指手劃腳。臨到自己的時候，才會知道做出何種選擇並不是聖人書，君子言那麽簡單了。當你無法作到的時候，我以為，給那些死得偉大的人以崇敬的目光就足夠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資格指責別人貪戀生命，因為是我如此舍不得放棄我的生命，我也不能告訴別人，在麵臨生死選擇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死亡，我想我做不到，我能好好的活著，我絕對不選擇死亡。
中國的文人除了要被當權者處死，還要死於各種戰爭或者饑餓貧寒，這些死亡還不夠，還要自己把自己殺死，當然不能自殺而死的，多半也會被人們的塗抹星子淹死。所以我就看見了那些死去的屈原們，死去的文天祥們，這些或悲壯或慘烈的死亡，讓文人成了任何時代，任何爭鬥中的首要犧牲品。人們最先拿來祭祀大義的就是這些文人的靈魂。當然，文人也在爭先恐後地前赴後繼地成為這樣的犧牲品，因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實在是充滿了誘惑。為文者，誰又不是想留名青史千古流芳呢。
為名節累死了多少文人，我無法細數，當我看見老舍投湖，傅雷上吊，我是無比的惋惜，總想假若他們活著，我能多到比目前多得多的文章，最少我們知道一個文人是自然死亡，二不是這樣突然終結了生命的。
想起魯迅先生的那句話：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所以作為現代最偉大的文人，魯迅先生從來不會把自己的生命以卵擊石，他是最善於保護自己的，因為他知道文人的利器是文章，死亡喚醒不了大眾，死亡是最直接的逃逸，也是最徹底的。當命運讓你成為一個文人的時候，絕對不是要你做一個死亡的勇士。文人貢獻給世界的時文學作品，思想財富，直麵社會之痛，追擊社會之痛，而絕對不是死亡的悲烈。
一個文人的價值和意義的評定不在乎他是不是事了權貴，也不在於他是不是折了腰身，而在他是否為所處的時代做出了貢獻，是否為文化的創造與傳承起到了作用，這是檢驗一個文人基本價值的標準。
文人之死，死得其所固然讓人稱頌，不得其所也沒有必要鞭撻，假若文人隻有死亡才見血性，那麽還不如一隻老鼠活得自由了。別人不死沒什麽，沒血性也沒什麽，關鍵是自己是要死好的，是要死得有血性的，這就足夠了。
忽然，我竟暗自慶幸自己沒能成為一個文人，便也就有了苟且偷生的權利。
其中有一段讀來更是後脊背泛涼：最沒有脊梁骨的文人要數南唐後主李煜和宋徽宗趙佶了。因為他們是皇帝，是文人“勞心者治人”的最高層次。李後主是婉約派詩詞的代表人物，他在這方麵的造詣沒有人能超過他；宋徽宗趙佶在繪畫和書法方麵的功力是人所共知的，他獨創的瘦金體和繪畫作品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這二人的文才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登峰造極，如果他們不去當皇帝而做一個文人的該多好，“國家不幸詩有幸”，可命運就是要捉弄他們，讓他們這樣的文人做了皇帝，而且還都做了亡國之君，祖宗打下的江山全部丟在他們的手裏。這並不奇怪，本來就不是那塊料，國破家亡是早晚的事。那麽即使國家沒了，這二人如果能殺身以成仁的話也還說明他們還有文人的血性，是個合格的文人但他們都選擇了苟且偷生，最後都客死他鄉。國家不幸，更是文人的悲劇。
在作者偉大而崇高的使命感召下，我忽然覺得生命的意義蕩然無存。我隻看見了死亡，死亡，還是死亡。
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中喊道：中國的封建曆史每一頁都寫著吃人。所以每每翻開曆史，我總不寒而栗。
我們無權選擇生，我們卻還有可以選擇死的自由吧。當我們死的自由被所有的道德良知這樣沉重的包袱層層疊壓的時候，原來死是比生還要不自由的一件事情。
陳寅恪先生三十年代寫道：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旦成了文人，就成了悲劇的象征，命運大抵都好不到哪裏去。文人能留名曆史者不外乎兩種：一死而成千古美名，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生命的不可複製讓我對生有著無比的迷戀與執著，無論這個世界存在著多少的不公平，那麽生無論如何都是公平的，因為它隻有一次。因此，盡管我對那些英勇地慷慨赴死的文人們充滿了尊敬，但是我從來不宣揚這種死亡，更不鼓勵這種死亡。我喜歡：我不怕死，但我更執著於生。死亡永遠代表結束，而生本身就代表著希望。
文人是曆史文明與文化的重要的傳承者和創造者，這該是文人最基本的職責吧。可是為什麽從古到今，文人所要承載的一切都超越了文人本該承載的範疇呢？或者說，文人為什麽就不能和普通人一樣有著形形色色的生活和性情，有著或高尚或卑微的靈魂呢？
我不知道為什麽一個有著文人特征的人就不能如一些人一樣猥瑣地活著，盡管我們都知道，能堂堂正正立著生活，誰也不會選擇低頭哈腰奴顏婢膝。可是一旦到了文人身上，就成了千古罪人，就要被人千百年地唾罵，恨不得把死人從棺材裏罵活。
任何非正常的死亡，都不是值得大力提倡的，能活著為什麽要鼓勵死亡？這就是我很想質問那些把一切大義淩駕於生存之上的人的話，一個人的生命結束了，對於這個人來說代表著一切都消失了，所有精神的東西都是後來的人賦予的，那麽他為什麽要用自己的死亡來成全這些人所謂的大義？倘若他不能以大義之死而苟且生存了下來，那麽憑什麽要用這些大帽子剝奪他繼續生存的權利？
人對於死亡都是恐懼的，這是人最正常的心理，那麽為了生存而放棄所謂的大義選擇普通的生存狀態，該不是十惡不赦的吧？我們可以允許人從平凡走向偉大，為什麽就不能接受人從偉大回歸平凡呢？
不存在生死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打造成偉大的人，可以對別人的生死說三道四，指手劃腳。臨到自己的時候，才會知道做出何種選擇並不是聖人書，君子言那麽簡單了。當你無法作到的時候，我以為，給那些死得偉大的人以崇敬的目光就足夠了。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有資格指責別人貪戀生命，因為是我如此舍不得放棄我的生命，我也不能告訴別人，在麵臨生死選擇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死亡，我想我做不到，我能好好的活著，我絕對不選擇死亡。
中國的文人除了要被當權者處死，還要死於各種戰爭或者饑餓貧寒，這些死亡還不夠，還要自己把自己殺死，當然不能自殺而死的，多半也會被人們的塗抹星子淹死。所以我就看見了那些死去的屈原們，死去的文天祥們，這些或悲壯或慘烈的死亡，讓文人成了任何時代，任何爭鬥中的首要犧牲品。人們最先拿來祭祀大義的就是這些文人的靈魂。當然，文人也在爭先恐後地前赴後繼地成為這樣的犧牲品，因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實在是充滿了誘惑。為文者，誰又不是想留名青史千古流芳呢。
為名節累死了多少文人，我無法細數，當我看見老舍投湖，傅雷上吊，我是無比的惋惜，總想假若他們活著，我能多到比目前多得多的文章，最少我們知道一個文人是自然死亡，二不是這樣突然終結了生命的。
想起魯迅先生的那句話：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所以作為現代最偉大的文人，魯迅先生從來不會把自己的生命以卵擊石，他是最善於保護自己的，因為他知道文人的利器是文章，死亡喚醒不了大眾，死亡是最直接的逃逸，也是最徹底的。當命運讓你成為一個文人的時候，絕對不是要你做一個死亡的勇士。文人貢獻給世界的時文學作品，思想財富，直麵社會之痛，追擊社會之痛，而絕對不是死亡的悲烈。
一個文人的價值和意義的評定不在乎他是不是事了權貴，也不在於他是不是折了腰身，而在他是否為所處的時代做出了貢獻，是否為文化的創造與傳承起到了作用，這是檢驗一個文人基本價值的標準。
文人之死，死得其所固然讓人稱頌，不得其所也沒有必要鞭撻，假若文人隻有死亡才見血性，那麽還不如一隻老鼠活得自由了。別人不死沒什麽，沒血性也沒什麽，關鍵是自己是要死好的，是要死得有血性的，這就足夠了。
忽然，我竟暗自慶幸自己沒能成為一個文人，便也就有了苟且偷生的權利。
很久很久沒有來這裏了，主要是登陸的不便。終於借著穀歌的退出，因著一些緣故，得到一個再次登陸這裏的軟件，問好，雖然遲了，卻是充滿了真誠：）
一、為節而死；
二、為生而跪；
三、退避山林。
為生而跪，吾等不屑；為節而死，吾等不甘。倘若退避山林是一個選項，我會選擇苟活下去 ——留得殘荷聽雨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