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端生：略檢微詞可作篇

■枯荷（中國）/文

　　近現代的兩個文化巨人：一個有品的陳寅恪及無品的郭沫若，在他們晚年之時，幾乎在前後腳的時間裏，都對這個叫陳端生的女子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

　　陳寅恪先生擊節而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陳寅恪：論《再生緣》）

　　郭沫若更是把她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比之於印度、希臘的古史詩，那是從詩的形式來說的。如果從敘事的生動嚴密、波浪層出，從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寫上來說，我覺得陳端生的本領比之十八九世紀英法的大作家們，如英國的司考特（Scott，公元一七七一年———一八三二年）、法國的斯湯達（Stendhal，公元一七八三年———一八四二年）和巴爾塞克（Balzac，公元一七九九年———一八五O年），實際上也未遑多讓。他們三位都比她要稍晚一些，都是在成熟的年齡以散文的形式來從事創作的，而陳端生則不然，她用的是詩歌形式，而開始創作時隻有十八九歲。這應該說是更加難能可貴的。（《序〈再生緣〉前十七卷校訂本》）”。並且把原來的“南花北夢”之說換成了“南緣北夢”，這樣的讚譽足以說明《再生緣》一書的重要文學價值。

　　沒有陳寅恪，郭沫若怕是沒有興趣去研究陳端生，而沒有郭沫若，世人便難以窺得《再生緣》之全貌，並且能被從萬千散落的故紙堆中集得一部比較完整的版本。僅以此，我以為都該是給郭沫若以文學的敬意的。

　　兩位文化巨人何以對一個小女子的小作品發生如此重大的興趣，並且都給予如此高度的評價，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個人在對那段曆史的研讀後，在對兩位著作的淺析中，得出的是他們都在借《再生緣》發出內心裏的呼喚，對文化學術研究的自由呼喚，對獨立精神的呼喚，對當時的文化專製與禁錮的反抗。陳寅恪或者還比較好理解，先生一直在倡導並且堅持學術之獨立自由精神。而郭沫若怕是不理解的人就多些，其實也不難理解，郭沫若盡管性格懦弱，沒有文人之風骨，實則內心還是很痛苦，天生浪漫的他更渴望的是自由，並且並不太願意成為被人呼來喚去的文人，更不願意成為被關在籠子裏的鳥。所以他在任文聯主席與科學院院長之時，主要的精力都在抓學術科研上，很多項目都親自過問，而對於文化領域內的事情，基本充耳不聞，能避則避，他的插手其實是少的，基本都是聽從周揚的意思，郭沫若一貫把周揚的話領會成毛澤東的意思，他不過是一個應聲蟲而已。當然那時那地那情形，也由不得他不做這樣的一條蟲子。

　　因此當陳寅恪先生寫出《論再生緣》時，郭沫若就立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個小小的女子在封建時代尚且還有呼喚自由獨立之精神，而在革命成功之後的中國，文人反倒失去了獨立的人格，這種悲哀不僅僅陳寅恪為之抗爭，就算郭沫若這樣的“應聲蟲”也要乘機發出自己的一種內心向往。

　　如若不是當時的曆史環境使然，或者我們不會閱讀到陳寅恪先生對於陳端生這個小女子的擊節而歎。也斷然不會有人會對這樣的一個女子有更多的了解，從而有更多的敬意。或者還有戲文在繼續演繹她所寫的故事，但是卻不再有更多的人對她關注。其實即便是今日，她的文學價值依舊被埋沒，依舊沒有得到該有的肯定。而郭沫若曾經感歎的那些話就是用在今日也還不為過：“這的確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學遺產，而卻長久地被人遺忘了。不僅《再生緣》被人看成廢紙，作為蠹魚和老鼠的殖民地，連陳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樣，跡近湮滅者已經一百多年。”

　　這個世界混賬的人太多，而天才者又多早逝，便徒留許多的憾事，便成就了一些庸才們競相賣弄的機會，於是一部《紅樓夢》有高鄂平白添了汙筆，而《再生緣》也好不到哪裏，狗尾續貂的兩個女子完全摒棄了她的獨立自由精神，把一部千古巨奇絕的史詩變成了庸脂俗粉們喜愛的鴛鴦蝴蝶夢。尤為混賬的是，道光元年那個自以為才高的侯芝，在其狗尾之作的序言中寫道：“因惜作者苦思，刪繁撮要。覺此書大旨專為皇甫少華及孟麗君兩人而作。若不與以忠孝節義之名，政事文章之品，不足以高其身價，令閱者刮目相看。”想來再沒有比這更荒唐之事了，原來文章必須道德了才能高其身價，才能令閱者爽目。卻還非要一廂情願地說什麽“不沒作者之意”。

　　可憐陳端生已經口不能言其誌，心不能傳其意，被這等猥瑣之輩白白辱沒了靈魂。而陳端生的字字句句還在那裏蕩氣回腸響徹雲空：“何須必要歸夫婿，就是這，正室王妃豈我懷？況有那，宰臣官俸嵬嵬在，自身可養自身來”。這是何等氣概與氣魄，豈是小兒女情結能夠書之一二的。

　　而她的文字與思想卻一如她離世之後被人篡改一樣，她的《再生緣》已經被庸俗的編劇們，導演們改得麵目全非，除了徒有其表，而其內核精神早被這些人拋棄，淪落成又一出才子佳人的俗套劇情。

　　我不曉得是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要麵對這樣一種不以自己意誌為轉移的篡改，這樣生生看著自己的作品死後被人任意肢解，思想被隨意踐踏，意誌被無情強奸，卻再沒有絲毫辯駁的可能。

　　還在略懂詩詞時，便時常吟誦“閑拈新詩難成句，略檢微詞可作篇”，“午繡倦來猶整線，春茶試罷更添泉”。那時並不曉得這樣的佳句出自女性之手，隻覺那些戲文裏的唱詞都清雅靚麗，輕盈靈動，一句句莫不口齒溢香，手心流芳。看書，聽戲，都覺得其樂無窮。對於作者，我的關注卻在大學時讀了陳寅恪先生的《論再生緣》之後。也才知道，這樣的一部作品出自一個女性之手。當時之驚異，並不亞於郭沫若第一次讀到它時的感觸，也深深為這樣的一個女性作者被埋沒在那些曆史汪洋中而憤憤不平。

　　或者，她的作品如若李清照般有愛國之赤誠一麵，便也早就被無數的人所認識，因為我們是一個一向以灌輸愛國為本分的民族，偏偏這樣的一個小女子通篇都是對常理的反叛，對男權的蔑視和鞭撻。這樣作品莫說中國的男人寫得少，即便是一部《紅樓夢》，也沒有如此赤裸裸地對封建男尊女卑進行最徹底的批判。而一個小女子不但寫了，還寫得如此大膽與赤裸，把一個小女子對於男權社會的嘲弄表達得淋漓盡致，把女子的胸襟與才華不遜男性的一麵用最為有力的筆墨去書寫出來。

　　陳端生的文學才華與素養，在中國文學史上，不輸李清照。而僅僅把她看作一個女性作家，又是對她的好不尊重，她的文字中沒有慣常女性作品的淒淒慘慘，沒有那些哀哀怨怨，擁有的是不讓須眉的報複與豪邁，是可以與曆代優秀男性作家比肩而絕不遜色的。

　　句山樵舍內再無淺吟低唱，柳浪聞鶯外再無低眉回首。那年我踏進陳端生的故裏舊居，才曉得江南水秀之地，除了鶯鶯燕燕的旖旎，當還有另一種讓人仰慕的性情，柔中帶剛。而陳瑞生正是把這種情致表現得最淋漓的那個人，江南因有陳端生而在香豔奢靡之外還可見清泉汩汩流。

　　於彈詞，我算不得多麽熟悉，陳瑞生的祖父陳句山對彈詞深惡痛絕：“村姑野媼惑溺於盲子彈詞，乞兒說謊，為之啼笑”，比起詩教來，“譬如一龍一豬，豈可同日語哉”？從這也可以窺得陳瑞生那份叛逆是深入骨髓的，而並非隻現於文學創作中。也因這叛逆，成就了古今彈詞第一大家，想來也是一種緣份。也或者正是因為彈詞的這種藝術形式，限製了人們對於原作者的了解，人們想到林黛玉會自然想到其作者曹雪芹，可是卻難得有人會在看見孟麗君的時候就立刻想到陳端生。

　　從傳統的戲文脫離出來，我們隻看一部《再生緣》白紙上那些靜靜平躺的黑字。我不說陳端生的詩詞比之唐宋諸位大師不輸，卻偏要說她的文學藝術成就當是高得驚人。國人常以為長詩之中有白居易的《長恨歌》當可稱絕，卻不曾想還有一個閨中蘭心蕙質之柔弱女子在“靜坐芸窗憶舊時，每尋閑緒寫新詞。縱橫彩筆揮濃墨，點綴幽情出巧思。”（《再生緣》起句詩），其詩“宛麗清和，真掃眉才子所不如者”。（出自俞蛟《夢廠雜著》“記錄雲貞致夫書”）

　　陳寅恪讚其：再生緣之文，質言之，乃一敘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長篇巨製也。彈詞之作品頗多，鄙意再生緣之文最佳，微之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實足當之無愧，而文詞累數十百萬言，則較“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語矣。（《論再生緣》）

　　《再生緣》的情節緊湊跌宕，故事撲朔迷離，人物繁雜有序，語言俏麗典雅，風趣幽默。不拘泥三綱五常，倫理道德，意象奇特，常有超人之筆。能以這樣優美韻文寫就的長篇敘事詩歌，在中國文學史上當為翹楚，而能洋洋灑灑幾十萬字之巨（前十六卷三年時間一氣嗬成），且多為精妙好句，無“堆砌之死句”，皆可單獨成篇者，又真的是僅此一部。所以陳寅恪說陳端生的詩才要超過李杜，也並非信口胡說。想李杜也沒有這細致與耐心從頭道來這奇思妙想的驚絕之作。

　　盡管郭沫若在其文中寫到：其實作者的反封建是有條件的。她是挾封建道德以反封建道德，挾爵祿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挾君威而不認父母，挾師道而不認丈夫，挾貞操節烈而違抗朝廷，挾孝悌力行而犯上亂”。但是以經受過諸多民主理念熏陶後的思想來看待陳瑞生未免是苛責了，也不該這樣去苛責。在封建禮教的嚴格束縛之下，陳端生作為閨閣中才二八年紀的小女子就有這樣的胸懷與誌向，已是迥異於常人。看她在夫婿發配新疆，遭盡冷眼，獨自艱難撫育兒女時所寫的詩句：一曲驚弦弦頓絕，半輪破鏡鏡難圓。失群征雁斜陽外，羈旅愁人絕塞邊。從此心傷魂杳渺，年來腸斷意尤煎。未酬夫子情難已，強撫雙兒誌自堅。日坐愁城凝血淚，神飛萬裏阻風煙。其精神之堅，情意之深非尋常女子可比。

　　在她的思想裏，女子應是獨撐一麵的，是可以擁有一番驚天偉業的，是可以和男性平分秋色的。盡管在現實中陳端生並未能如孟麗君一樣逃脫世俗羈絆，但是她卻憑借自己傑出的文學藝術才華，塑造出了一個堪稱女性獨立之典範的孟麗君，這個主角具有超越常人的非凡膽識和魄力，還能把官做得遊刃有餘，步步高升，直到離皇帝最近的宰相之位。這在雍乾鼎盛的封建時代，是具有非同尋常意義的。就是在民國之後，這樣的獨立自由思想也並不廣泛，還有許多的女性在男尊女卑的惡俗中沉淪。從她的最初離家出走所題的“願教螺髻換烏紗”來看，我都並不單純的看作一般意義的抗婚守貞節之說。否則這樣的題詩有些莫名，也斷然不能凸現孟麗君的真實性情，反映陳端生的真實思想。

　　天才之作多是遺憾的藝術，《再生緣》的結局無人知曉，陳端生怕也並未安排好結局，所以她在時隔十二年後續寫了十七卷，卻還是沒有給孟麗君一個出路，終於先自撒手人寰。而我卻也以為，這樣的沒有結局或者是最好的，因為一個還在封建禮教嚴格約束下的陳端生，確實還沒有勇氣寫出內心真實的結局，在別人的“閱當金殿辭朝際，辱父欺君太覺偏”、“評遍彈詞推冠首，隻嫌立意負微愆”的言辭中有勇氣寫下一十七卷已非易事。孟麗君無論是死是出走，還是回到皇甫少華之妻的角色，還是被皇帝納妃，都可以說在中國文學中的女性藝術形象塑造中，是璀璨奪目的，是獨具光華的。

　　這樣才華與思想的陳端生正如陳寅恪先生所歎息的：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

　　那個“說一番，悲歡離合新奇語。《再生緣》，三字為名不等閑”的陳端生會否湮沒紅塵無人知曉，可是，今時今日的人卻不能給陳端生理該的文學地位和尊重，理該的注目和關切，實在是文學的一個悲哀。

　　寫至此，想起她自己寫的“閑緒閑心都寫入，自觀自得遂編成”又不禁莞爾，我卻在這裏抱甚麽不平，那份閑情逸誌，那信手所致，本不是常人如我者能揣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