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給中國究竟帶來了什麽?
與其說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曆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沉重打擊了專製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係，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如說農民起義與專製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的兩翼，是同一文化源頭結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數千年一係，繼繼繩繩。
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滅人口，減輕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為新一輪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中國的大型農民起義短則一、二年，長則延續到一、二十年。少則波及數省，多則席卷全國。一處揭竿，全國蜂起。秦末、漢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起義軍人數都在百萬直至數百萬以上。每一次起義，都是官兵義軍雙方軍隊所過之處，殘破殆盡，赤地千裏，血流成河。大的農民起義之後，全國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馮翊（陝西大荔縣）、西河、上郡（陝西延安縣）、北地（甘肅環縣）、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和其後的軍閥混戰，使泱泱中國隻剩下五百萬人，比今天的上海市還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混戰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全國三分之二的人民死於非命，全國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國起義隻波及長江中下遊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區，但使中國減少了整整一億人口。
由於繁殖力強，人口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致命問題。每個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會迅速增長，並於王朝中晚期達到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消滅人口，是農民起義的首要功能，而曆代大型農民起義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使漢民族這個繁殖力最強的民族不至因人口壓力而毀滅。
每次大規模反抗之後，巨大的犧牲多少換來了一些發展自己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條件，但由於他們在乎時根本沒有西歐農民那種“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犧牲換來的成果，一般總是在三幾十年之內即喪失殆盡，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起點。
二是文明的毀滅和劣化。關於農民起義對社會財富的破壞，隻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劉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選不出四匹純一色的馬來拉禦車，宰相隻能坐牛車上朝。而中國史書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全國之力，建造輝煌富麗的皇宮。唯一沒有被燒毀的，隻有北京故宮一座。其原因是因為清朝並不是滅亡於農民起義。帝王將相遭遇如此，幸存下來的普通百姓的苦難由此可以想見一斑。貴族文化在大動蕩中一次次受到毀滅性打擊，隨著劉邦、朱溫、朱元璋之類的底層人物的一次次由社會最底層上升至社會最高層，以實用主義為主要要特征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並逐漸以“厚黑學”為麵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使中國政治越來越趨流氓化。
三是專製思維越來越強化，促進專製統治更加周密嚴謹，製度監獄更加牢不可破。農民從來不是專製統治的異已因素。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具皇權意識，更崇拜權威。他們甚至比上層社會的成員更認同於專製體製。他們的家長製作風、權威主義傾向，缺乏獨立思考能力，比統治階級更甚，而他們的統治技術，更為粗獷。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對階級兄弟往往更為殘忍，他們的統治手法往往更為暴虐殘酷，他們的政權，自私性更強。洪秀全建立的政權，其等級製度之森嚴為中國曆代之冠。更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國這個農民自己的政權中，對官員和軍人的懲罰措施居然有一條是“罰做農民”。而由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專製程度最深的一個王朝。那些為曆代曆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追其源頭，這些思想觀念最初卻是由儒家的創始人首先提出來的，而不是造反的農民發明的。所有的農民起義口號，都沒有超出封建宗法製度的範疇。
中國曆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並沒有帶來基本製度上的突破和創新，沒有為中國曆史衝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於摧垮不合理的製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製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養，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農民起義隻是專製主義的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製。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後新建起來的牢獄，設計得就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製，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上進一步退化。從漢到清，這一規律至為明鮮。
十二
張獻忠的第三個問題是軍事優勢的喪失。
在明末諸雄中，張獻忠部能脫穎而出，橫行天下，據地開國，最重要的因素是張獻忠出神入化的遊擊戰術。
在張軍中，騎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馬七步三”，主力部隊“人人有精騎或跨雙馬”，“介馬有付，去來如風，一日夜踔數百裏”。每到一處，在繳獲戰利品隊最重騾馬，其他均不在意。
因為擁有強大的騎兵，史稱“獻(忠)之行兵，其來也如風雨之驟至，其去如鬼域之難知。故數月間或馳江北，或趨楚豫，蹂躪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孫子所雲‘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避實擊虛’之法。將帥墜其術中而不覺耳。”
速度帶來主動。而“主動”是取勝的關鍵。張獻忠一生不打防禦戰，他的戰略原則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動作戰。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據點和進攻目標，從不死攻一城，他們所進攻的地區，正是明軍防守薄弱的空虛地帶。故能避實就虛，節節取勝。 相比之下，明軍則要笨重得多。他們處於明處，每個據點都要駐兵，永遠處於守勢，戰線拉得很長，“我(指明軍)無所不守，彼無所不攻”，他們被龐大的後勤所製約，被起義軍拖著走，要圍困不住，要追追不上。
然而，據地開國後，形勢完全變了。
做了皇帝，就要派兵四處把守自己的國家。不但是邊境上要列重兵，每個城市都得駐兵來鎮壓地方上的反動勢力。做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流賊”，張軍聲勢浩大，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處，張獻忠發現他的軍隊就如同一把米撒進大河裏，轉眼不見蹤影。因為無那麽多兵力可分，他隻能在每府每縣，象征性地駐上那麽千把人。甚至有的縣，隻有縣令一個人是把派去的。這是他之所以不能確切占有邊遠各地的重要原因。
張軍的劣勢一下子就顯露出來。過去他主動，敵人被動，現在敵人處處主動，他處處被動。張軍過去縱橫江楚的進攻精神沒有了，叱吒風雲的淩厲銳氣消失了。那些過去不堪一擊的手下敗將現在一個個變得又強大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