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國民黨在台亂局的曆史肇因與現實困境 作者：洪揚（上海），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從曆史的角度看，國民黨今日的結局，有其發展的必然性。國民黨在90年代台灣開放領導人選舉後，在麵對新的國際政治環境、社會問題和內部分裂等方麵未能有效應對，導致其在島內政治格局漸趨弱勢。但同時國民黨也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平台與契機，並在促進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方麵取得了顯著成果。未來希冀國民黨能夠勇於麵對現實困境，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在維係島內重要政治版圖的同時，努力將台灣從民進黨啟釁導致的兩岸緊張困局中拉回到和平發展的正軌。
國民黨自辛亥革命初肇至今已有百餘年曆史，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百年老黨之一。然而，在最近兩次的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國民黨遭遇了慘敗，黨內分裂不斷，麵對民進黨的步步緊逼，完全無法應對，隻能節節敗退。這其中的原因雖有其忽視國際政治環境變化的客觀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其內在先天不足的必然結果。
自1949年播遷至台，國民黨在台灣地區施行了長達四十餘年的威權統治。直到1987年逐步解嚴後，台灣政製才慢慢向政黨輪替的方向轉變。這一進程的加速，可說是1990年代國民黨高層實現政治轉型的直接結果。
1991年，李登輝當選國民黨主席。此後，李登輝開始逐步推動政治改革。1996年，台灣地區進行了首次普選，李登輝成功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在中國大陸逐漸崛起為一股全球力量的同時，台灣地區開始感受到來自經濟、外交、軍事等全方位的壓力。在這段台灣麵臨著外部環境劇變的緊迫時期，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開始逐漸被“台獨”思想所侵蝕。雖然這一思想在彼時的台灣社會僅初現影響力，但國民黨內部未能及時形成對“台獨”思想警惕的共識，反就此出現了內部分裂的情況。一部分國民黨人主張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而另一部分國民黨人則認為應優先追求維持現狀。這種內部分裂導致國民黨在兩岸關係和對外政策上長期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
但國民黨始終堅守著對“一中憲法”的支持，為維護兩岸未來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一中憲法”的框架下，國民黨與中國大陸展開了一係列對話和交流，見證了兩岸關係的發展。從1993年和1998年以民間形式達成的兩次“汪辜會談”，到2005年連戰以國民黨黨主席身份促成的“胡連會”，再到2015年馬英九在新加坡實現兩岸現任領導人曆史性會麵的“習馬會”，國民黨在推動兩岸對話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這都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裏程碑。尤其是在馬英九執政八年期間，台灣地區與大陸簽署了多達27項協議和共同意見，涉及經濟合作、郵政業務、食品安全等多個領域①。這些努力表明國民黨在維護兩岸和平穩定發展方麵的積極姿態。
一言而概之，國民黨在90年代台灣開放領導人選舉後，在麵對新的國際政治環境、社會問題和內部分裂等方麵未能有效應對，導致其在島內政治格局漸趨弱勢。但同時國民黨也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提供了平台與契機，並在促進經貿合作和人員往來方麵取得了顯著成果。可惜的是，國民黨在當今台灣政治版圖雖仍具一定影響力，卻早不複當年盛況，甚至一度陷入運營危機而被民間戲稱為“乞丐政黨”。本文便將以90年代台灣開放領導人選舉為分界點，以威權專政與政黨輪替時期為背景，嚐試探討國民黨當前在台亂局的曆史肇因與現實困境。
威權專政的肇因 土改問題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敗局已定後，分批次向台灣運送了大約3~5百萬兩的黃金，連同白銀和外幣共折合黃金超過1千萬兩，約等於目前的300億美元②。雖然這部分財物並沒有很多人想像中那麽多，比如僅抗戰時期中國的直接損失就達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更是高達5000億美元。但有這筆財物在手，國民黨便有了底氣在台灣實施不少之前在大陸不願意做，或者說想做卻沒能力做的事。土改即為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國民黨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的過程中，雖然成功減輕了一部分農民的負擔，但也傷害了大量的台灣本地利益階級，特別是地主階層。
1947年頒布的《耕地三七五減租法》規定，減租率為農民所耕種土地的收益的三成、七成或五成，視土地的規模和性質而定③。這一政策的實施初步減輕了一部分農民的負擔，但也錨定了削弱土地所有者收益的政策方向。1951年頒布的“公地放領”政策將公有土地放歸農民，並規定必須實施“耕者有其田”製度，即所有的農民都必須擁有一定麵積的土地。這一政策的實施進一步削弱了土地所有者的權利，將土地的所有權從地主手中轉移給了農民，為台灣的農村社會帶來了根本性的變革。1953年頒布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則進一步規定，土地價值應該按照土地的兩年稻米產量的價格來確定，不允許將其它農作物算作土地產值的一部分。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土地所有者的收益進一步受到限製，使得許多土地所有者的財產價值大幅度縮水。
同時，在土地改革的過程中，國民黨還采取了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例如，強製使用股票和債券來代替現金交易，並利用對股票債券的提前高估來進一步壓低土地實際價值，導致大部分台灣地主的土地價值被直接低估了十餘倍，數代的財富積累一夕蒸發。
這些政策和手段的實施，傷害了大量的台灣本地利益階級，特別是地主階層。他們的土地財產和權利受到了限製和削弱，不少人甚至為此家破人亡。但由於當時台灣仍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缺乏民主問責和公正的司法體係，這些受害者毫無反抗之力。
因此，土地改革固然帶來了一些好處，減輕了一部分農民的負擔，但也引發了不少潛在矛盾，如對土地價值的低估和農民對土地的低效利用等。這些問題對台灣的農村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台灣近代曆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即便在幾十年之後的今天，打開台灣政治版圖我們仍可發現，所謂的綠營“票倉”幾乎皆處於嘉義、台南、高雄等當年台灣本地大地主雲集的傳統農業區。這些大地主雲集的地區因土地改革喪失了田產，原本就對國民黨當局不滿。同時，又因為地主的家世優渥，家中的社會關係與教育傳統都是剛剛分到土地的普通農民所不能比擬的，故當地的高中以上學校裏還是這些地主的子弟占多數。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獲得高速發展，國民黨當局為支付地價發到地主們手中的股票突然大幅增值，但地主們仍然對國民黨當年事實上的掠奪政策耿耿於懷。許多地主子弟在日後留美、留日的過程中接觸了分離主義思想影響而向“台獨”勢力靠攏，而在當地任職的社會中堅又往往是這些地主子弟的親朋故舊。今時今日，這部分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已擁有一股不可小覷的影響力，而他們對國民黨懷有的舊怨與不滿也明顯轉化為了一股政治力量，正通過自身的資源和人脈幹預並塑造台灣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影響著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和社會動態。
農會問題
台灣的農會起源於日殖時期的農會組織，其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農會是台灣農村中的組織，其成立初衷是為了維護農民的利益，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會的作用不斷擴大，不僅負責與政府對接，還涉及到農產品的生產、運輸和銷售等方麵，稱其為一個農村的微型政府亦不為過。
台灣農會的組織架構在《農會法》中有詳細規定。每一個農會都有自己的議事機構和執行機構。議事機構是農會的權力部門，采取合議製，擁有決策權和決定權。執行機構則是農會的行政部門，負責具體的工作執行。議事機構有權，執行機構有能，兩者共同依法規範運作，行使自己的職責，並受到主管機關的監督。
這種組織架構與中國古代的“皇權不下縣，縣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倫理”的傳統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在古代中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域的政府機構通常由政府指派的官員領銜治理，即為流官。但在縣以下的地方，則多由地方宗族領袖負責管理。這些地方宗族領袖擁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可以通過自己的勢力控製當地的政治局麵。這與台灣農會的組織結構相似，議事機構就像是地方宗族領袖，掌握著決策和決定權；而執行機構則像是官員，負責具體的工作執行。
在這樣的政策大背景下，隨著時間推移，農會逐漸被地方的一些富裕階層所掌控。在國民黨威權時期，為了控製台灣地方的政治局麵，國民黨開始進行有限度的地方選舉，並通過對地主階級國民黨員的身份要求，給予他們高聲望和正當性。這些地主們便可以通過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輕而易舉地控製農民的選舉。比如，現今台灣政壇常提到的台中顏家、雲林張家即是源自當年地主家的所謂地方派係。這些地主階級成為了國民黨的支持者，同時也掌握著台灣地方的政治和經濟資源，成為了藍營內的核心力量。在這種情況下，農會逐漸失去了其代表農民利益的本質，成為了地方勢力的工具。
當然，隨著台灣社會的變化，這部分地主階級的政治影響力已呈漸趨衰落的態勢。由於台灣社會的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台灣的農業經濟逐漸式微，地主階級的利益也受到了衝擊。與此同時，台灣年輕一代的思想觀念也逐漸轉變，不再受到地主階級的影響。因此，這部分大地主的政治地位在台灣政治中已經不再占據主導地位。前文提到的台中顏家的顏寬恒，於2020年的“立委”選舉及2022年的“立委”補選，在顏家用盡地方勢力輔選的情況下依舊連續敗北，被媒體驚呼“30年輸給60天”，可為一佐證④。
這些大地主的後代迄今仍然保持著其父輩的思想和利益觀念。作為在台耕耘上百年的傳統地主階級，這部分藍營人士眼中隻有自家在台的小利，對兩岸共同的大義則根本沒有興趣。這也直接造成了當前國民黨內部派係林立，黨內團結更是無從談起。
資本開放
1960年代，美國停止了對台灣的各式援助，台灣的先軍政策也隨之被放棄，這從根本上斷絕了台灣“反攻大陸”的最後希望。自此，國民黨政府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在美援斷絕的情況下，以台灣有限的土地麵積養活數百萬本地及隨遷軍民。
台灣這種狹小的地區想要發展經濟，發展工業無疑是不二之選。而發展工業最快的方法，隻能是招商引資。以1956年為例，當時國民黨的黨營企業貢獻了全台56%以上的工業產值，國民黨控製了諸如水、電、煤氣、鐵路、電信、石油、金屬及化肥工業等關鍵部門。當時這些壟斷性行業的工會都是由國民黨嚴格控製的，比如工會秘書長必須是外省人、主席必須是本省人，且都必須是國民黨員。這個時期的工會幾乎沒有工會職能，與其說是工會，不如說是國民黨招募黨員、選舉動員的工具。
指望缺乏競爭的黨營企業進一步發揮國際競爭力無疑是不現實的。為了提高工業產值，許多原本由黨營壟斷的關鍵產業開始向外資及私人開放。外資的進入迫使台灣工會的傳統規則出現了根本上的鬆動，可以說正是由於外資的進入才使得國民黨失去了對工會的控製。
同時，隨著外資的進入，台灣本土企業也開始蓬勃發展。此時，台灣人發現，台灣的落後、保守的“法律”非但無法幫助他們獲得國際競爭力，反而變成了阻力。當時台灣“立法會”的議員皆是來自大陸的終身議員，即所謂“萬年國會”。這些數十年霸占席位不放的議員很多人根本不懂經濟，更無法抵抗時代的大潮。不得已，國民黨隻得開放了幾個懂經濟的議員進入國會，之後更在1991年12月31日徹底廢止了“萬年國會”。本土精英參政的口子自此便正式打開了，這部分本地精英一方麵因當年的土改而長期暗地仇視國民黨，一方麵又因經濟開放而從當年土改所獲的股票中大量得利。此後，台灣便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即經濟進步的同時伴隨著更高頻率的社會運動，本土精英開始裹挾民意要求國民黨在政治、經濟上做更進一步的開放。
“正統”不再
國民黨自播遷至台的第一日起便一貫以“中華正統”而自居，數十年如一日的宣傳教育，確實為國民黨當時在台灣的政權鞏固起到了關鍵作用，但也同時讓國民黨背負上了難以拋卸的包袱。如果說1971年10月，為免被動除名而主動退出聯合國隻是對國民黨的第一擊，那麽1978年的台美“斷交”便是對國民黨的致命一錘。這一錘把國民黨在台灣人心中的“正統”形象給直接打沒了，也給各種長期在台灣暗自盤踞、發展的黨外運動注入了興奮劑，這些黨外運動的小團體逐漸抱團、聚攏，最終凝聚成了民進黨這麽個縫合體。
如果說國民黨的黨綱尚有國家統一、地方放權、種族同化、發展民生、厲行和平這些積極正麵的理念，民進黨則完全是為反國民黨而生的。但事實是，在蔣經國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新興的台灣本土資本主義階級在國民黨內部的影響力已經不容小覷，台灣的私營企業也已經可以開始對抗黨營企業，國民黨黨內的本省台灣人更是開始與傳統外省人爭奪國民黨黨政機關的控製權。
竊以為，當時的國民黨有兩個選擇，一是堅持原來的方向，對該批人士進行清洗，或可使國民黨繼續在台苟延一段時日；二是改弦易張，在民意徹底逆轉前提前開放，給國民黨以時間進行自我調節，或可使國民黨浴火重生，將來依舊能在台灣的政治版圖中占據較大優勢。
最終，蔣經國選擇了第二條路，自70年代末起逐步默許老兵抗爭，繼而開放返鄉探親，直至80年代中期開放黨禁、報禁。一係列的舉措雖然將島內的社會矛盾暫時安撫下去，但隨著李登輝十年執政期間對國民黨內部的閹割、對台灣社會的改造，國民黨終究還是在台灣矛盾、糾葛的政治環境中無法逆轉地愈行愈遠，可說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政黨輪替後的混亂 分裂的兩岸論述
與民進黨死硬到底的“台獨”路線不同，國民黨的兩岸論述的主軸仍然是“一中憲法”下強調的“各自表述”。但可惜的是未能形成黨內共識，反在當前紛雜的兩岸情勢下逐步分化為三種似是而非的論述，實在讓人歎息。
第一種論述以馬英九、吳敦義為代表，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不統不獨、維持現狀”。該論述自認可以確保兩岸的和平發展。但事實證明，盡管在馬英九八年執政期間，兩岸人員、經貿往來密切，但卻無法解決消除兩岸關係中最根本的政治對立。這種“經濟密切、政治敵對”的不對稱矛盾現象，使國民黨動輒被扣上“親中賣台”的帽子而無法自辯。“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主張，非但無法為台灣引領明確的未來，更會使兩岸逐步走向困局。民進黨最近連續兩次在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大勝，已切實反映出國民黨此一論述的困境。
第二種論述以朱立倫、江啟臣為代表，他們主張將“九二共識”視為曆史事實及貢獻，認為未來隻要高喊“中華民國憲法”即可。這部分人在政治光譜上不同於“不統不獨派”，更趨向或自詡為“獨台”或“華獨”。但是這樣的主張，非但違背了“不可主張分裂”的“一中憲法”精神，也不符合國民黨的一貫理念，更不會被中國大陸所接受。更糟糕的是，在蔡英文喊出“中華民國台灣”這麽個法理與地理名詞相組合的新稱謂後，“獨台”或“華獨”已陷入被動跟隨民進黨的主張拿香跟拜的尷尬境地。如果接受這樣的兩岸論述，國民黨無疑將失去在政黨理念上存續的基本民意基礎。
第三種論述以洪秀柱、張亞中及其任職的孫文學校為代表，他們認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最大區別，在於隻有國民黨才能夠為兩岸帶來真正的和平，而民進黨的分離主義隻會為兩岸帶來戰爭。國民黨應該也必須發展出可以結束兩岸敵對，創造兩岸和合的論述。這些論述不是抱缺守殘更不是放棄原有的兩岸論述，而是要“深化九二共識”，從“一中各表”的各自表述走到兩岸應共同接受“分治不分裂”的立場，進而簽署和平協議。雖然這種主張是符合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的，也是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國民黨最應該采用的論述。但無奈這種論述及其背後的主要代表人物，已無法迎合近20年來民進黨兩度執政後刻意引導的所謂“主流民意”，在當前台灣政壇中的影響力也日趨式微。這也直接導致了即便國民黨內部分人士意識到了該論述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卻困於殘酷的政治現實而無法做出任何改變。
缺失的史觀教育
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的曆史教育主要以中國曆史為核心，強調中華文化的傳承和中華民族的認同。這種教育傾向反映了國民黨對於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曆史、文化和民族認同的觀念。國民黨在教科書編纂、課程設置以及師資培訓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將中國曆史、中華文化和國民黨的曆史地位融入台灣的教育體係。
但自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大力推 行李登輝時期出台初現“台獨史觀”與“皇民史觀”的所謂“88課綱”，並進而繼續推進至深度“去中國化”的“98課綱”，力求建構下一代的“台獨”史觀。從李登輝、陳水扁到蔡英文，皆是一脈相承，試圖鏟除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曆史聯結。
2008年國民黨重返執政後，馬英九試圖以“一中憲法”和“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準繩，遵循國民黨傳統曆史論述，同時兼顧台灣本土民意，希望將已走偏的台灣史觀教育重新拉回到正軌。為此，國民黨的教育部門對曆史和國文課綱進行了修訂，並於2012年8月1日實施了所謂的“101課綱”。2014年初，教育部門以“錯字勘誤、內容補正及憲法之檢核”為由，邀請了具有泛藍和統派背景的學者對“101課綱”進行了修訂。總體而言，“104課綱”不啻為馬英九當局對“台獨史觀”和“皇民史觀”的撥亂反正，但就其調整規模與實際動作而言卻遠不如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88課綱”與“98課綱”的修訂⑤。
在最後階段的修訂中，臨時動議對課綱進行微調，強調了大中國史觀，突出了台灣與祖國大陸之間的聯係，並強調了日本殖民的影響。這一修訂後的版本被稱為“104課綱”，引發了廣泛爭議，成為了所謂的“反課綱”運動的焦點。該“104課綱”原定於2015年8月新學期上路，卻遭遇社會空前的反彈聲浪。麵對來自“反課綱”運動學生抗議層級的升高，國民黨的教育部門不僅未能做好各方意見的協調溝通，反而一味妥協，最後隻得針對“104課綱”的去留存廢表示三點意見：新舊版教科書並行，以尊重教師專業自主選書權；新舊版教科書爭議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即刻啟動課綱檢討程序，同步推動大家一起寫教材計劃。
翌年民進黨上台後，蔡英文立刻以行政命令廢止了馬任內通過的課綱微調。因為長期偏狹的本土化教育以及國家觀的誤導，“反課綱”背後反映了台灣年輕世代曆史觀的扭曲，更凸顯了島內整體民粹氛圍的愈發濃厚。
緊迫的戰略環境
近三十年，國民黨多數時候在台海兩岸局勢中麵對的是兩組賽局，一組是在兩岸關係上與大陸的競合（競爭和合作並存）關係，另一組是在島內政治上與民進黨的零和關係。
所謂與大陸處於競合關係，是因為兩岸自汪辜會談後，國共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展開在經貿民生上，共同為兩岸人民生計與經濟發展的合作關係，但是同時政治上雙方仍維持互相競爭關係，所以才說是競合關係。
回到島內政治，從2016年民進黨二度執政以來，外界清楚地認知到，民進黨的執政根基即是所謂的“抗中保台”，隻有兩岸長時間維持緊張的氣氛，民進黨才能從中漁利並獲取更多的民意支持。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承認“九二共識”並希望在此框架下繼續維係兩岸和平氛圍的國民黨必定會導致民進黨及綠營支持者的仇視。因此國民黨即便希望與民進黨保持競合關係，但客觀上難以單方麵做到，隻能朝向零和賽局發展。
須知國民黨過去正是因為堅持“九二共識”，才為國共或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提供了基礎，更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開啟了一段稱為“黃金時代”的階段。在這一時期，兩岸實現了大規模的交流、合作和發展。將當前國民黨麵臨的困境歸咎於“九二共識”無疑是一種戰略誤判。而放棄或擱置“九二共識”更是一種危險之舉，這意味著國民黨將失去自身最重要的戰略資產，從而陷入更大的政治困境。事實上，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曾多次公開表示“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是“創造性模糊”，在沒有更好的方案以前，還是用這樣的方式持續交流。尤其是2021年9月，其在對習近平致其的黨主席當選賀電回電中也明確表示，兩岸人民同為炎黃子孫，深盼今後兩黨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基礎上，增進互信融合，加強交流合作，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前行，共同造福兩岸民眾，促進台海和平穩定⑥。馬英九更是在最近的返鄉祭祖活動中多次強調堅持“九二共識”最符合台灣民眾的利益。
危險的“華獨”路線
所謂“華獨”，即意指“中華民國”代表台灣並且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此派人士主張台灣應該維持“中華民國”的“國號”以及他們認為的“獨立”現狀，不追求台灣“獨立”和反攻大陸，也不讚同被中國大陸統一。這種意識形態支持“‘中華民國’是台灣”、甚至是“兩國論”，認為台灣應該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憲法”。華獨認為台灣已經“獨立”，不屬於中國，隻須維持現狀，並主張台灣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追求國家正常化。
連續兩次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一敗塗地，使得台灣民間開始逐漸認為國民黨應該朝向務實“華獨”路線調整，也就是台灣與大陸屬於“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作為回應台灣主流民意的表現。
這種說法乍聽似乎確有其客觀道理，但卻忽略了前麵所述兩岸賽局模式改變的客觀條件，國民黨如果隻考慮島內政治的話，當然可以提出“華獨”派主張，並且確實可能獲得主流民意的支持。然而一旦將兩岸關係納入考量，在成為零和賽局的兩岸現況中，國民黨若主張向“華獨”派轉型，最終結果就是大幅增加兩岸武力衝突甚至戰爭的風險。
這不是危言聳聽，對博弈論稍有點瞭解的人都知道，賽局中每位玩家的策略都是根據各玩家實際行為與預期推測，考量收益、機會與成本後產生。一旦國民黨轉型成“華獨”黨，中國大陸將不會對“華獨”與“台獨”做出妥協，隻會得到國民黨與民進黨沆瀣一氣推動“台獨”的結論，同時將“和統”的機率下修至趨近於零。
而一旦“和統可能”不再，大陸必將會啟動“武統”評估，屆時兩岸進入戰爭螺旋的機率勢必會無法預期地升高。
結語
從曆史的角度看，國民黨今日的結局，有其發展的必然性。首先，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體係是完全從大陸移植到台灣去後由大陸赴台人士集中掌控的，這種少數人的大中央體製不可能長久適用於台灣。其次，從全中國選出的民意機構代表也不可能永遠占有席位，世代交替的自然規律，使其不得不在台灣本島進行補選與改選。同時，國民黨當局長期偏安台灣，宣揚本土（即“複興基地”），對抗大陸，汙名化大陸，也就自然形成了台灣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體製與政治認同，無形中反而強化了日後的“台灣主體意識”。
但慶幸的是，國民黨尚沒有忘卻自身的政黨理念，強調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強調要維護台海和平與台灣安全仍然是國民黨目前宣揚的主旋律。惟願國民黨能夠勇於麵對現實困境，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在維係島內重要政治版圖的同時，努力將台灣從民進黨啟釁導致的兩岸緊張的歪路上拉回到和平發展的正軌。
注釋：
①兩岸8年簽署27項協議，10項協議涉經濟合作，法製晚報，2015年11月6日。
②中華民國國庫黃金運送台灣行動，維基百科。
③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60008
④30年輸給60天...台中顏家怎麽了？一場補選，發現推倒派係高牆的新興力量，財訊，2022年1月20日，https://www.wealth.com.tw/articles/7298122a-6ae2-4c86-acaa-c364af5d15e7
⑤吳強，台灣近二十年來的三次課綱修訂，統一論壇，2015年第6期。
⑥朱立倫：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德國之聲，2022年6月7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7月號，總第3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