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克魯格曼在華舌戰群儒
克魯格曼稱中國巨大外儲欠考慮
2009年05月16日14:39 東方早報 陳珺
保羅·克魯格曼終於來中國了。在過去的一周裏，這位當紅的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不停蹄地造訪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與中國頂級經濟學領袖風雲論劍，探討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版圖和解決之道。
並非每一個天才都能在仰慕他的人麵前表現出必要的謙卑。或者你會開始厭惡他，又或者你會更愛他，但前者發生的概率顯然更高。克魯格曼就是這樣一個放蕩不羈、備受爭議的人物，身背著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環，他在中國短短一周的行程，卻幾乎激怒了所有與之謀麵的學者和專家。
從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盯緊美元導致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到點名中國碳排放增長過快影響了全球的資源和環境，他發表的每一個論調都遭致在場中國學者的強烈質疑和不滿。
克魯格曼卻似乎毫不在乎，作為《紐約時報》長期的專欄作家，他早已經習慣了激烈的對峙和多少有些尷尬的舌戰，你甚至可以在一篇嚴謹的經濟學文章裏看到他寫下的髒字，無論語言還是行文的風格都極盡自由和隨性。在他看來，“一個人的話如果不能激發某一部分人的憤怒，他的演講就不夠深入人心，也就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專欄作家。”
這就是克魯格曼，他會非常執著地攻擊其他經濟學家的論點，以致時常搞到令人下不了台的地步，這在他工作的普林斯頓大學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事。事實上，他的質疑與攻擊經常最後被證明是錯誤或偏頗的，也常被其他的經濟學家批評為“ 病態的攻擊”。這次中國之行也不例外，他隻遵循自己的標準，輪番不停地激怒一批又一批的人，其中有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鬆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國金證券(600109,股吧)首席經濟學家、交大海外教育學院金融所所長金岩石、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EMBA教授、前倫敦市市長羅思義（John Ross）等。
不能說服自己就一定要糾纏到底，這種強烈的性格特征讓每一場研討會都變得富有戲劇色彩。尤其在當今的世界經濟局麵下，我們不是正需要這樣激烈的爭論和思想的碰撞嗎？
交鋒一：中國巨大貿易盈餘是誰的錯？
克魯格曼：過去貿易盈餘的國家是幫助其他的國家，因為它是向它們提供便宜的產品，但是在如今這個失業率攀升的世界，過去的原則再也沒有道理了，盈餘的國家成為麻煩製造者，而不是帶給別人好處。
現在美國的態度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貿易盈餘，就會使其他國家非常生氣，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將來中國的盈餘肯定會帶來很大的貿易緊張，其他國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國有這麽大的貿易盈餘。
而且，中國這麽大的貿易順差不完全是比較優勢造成的，跟中國的政策有直接關係。
王鬆奇：中國之所以有貿易盈餘，還是比較優勢在起作用，因為中國的東西在世界市場看起來比較便宜，大家才會選擇。我們的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包括企業的環保這套都是低成本的，東西就是便宜。金融危機這麽嚴重，我們一季度貿易出口隻下降了27.9%，進口下降了30.9%，一季度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有623 億美元的順差，所以順差還是比較優勢在起作用。
克魯格曼：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我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過，比較優勢決定了大概你是出口什麽東西，但不決定你出口量是多少，而且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還處於相對比較貧窮的快速發展的階段，卻成為資源輸出國，這是不多見的。中國增長快速，內部的需求也會很大，比如醫療體係還不健全，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備，完全可以把錢用在國內，為什麽一定要生產那麽多產品輸出到海外呢？
歸根結底還是政策問題。中國的政策事實上利用了匯率市場的保護來循環它對外部世界的貿易剩餘，把流入的私營資本通過外匯的控製輸出，中國通常情況就是大量的貿易盈餘，大量的資本流入和相當一部分的資本輸出，這是中國的政策，這主要是由於人民幣緊盯美元的政策導致的，這個規模很大，相當於，中國政府在國內大幅度地舉債然後把錢借給國外，這是政策的結果，不是市場自然的結果。
張維迎：聽了您的觀點，我們不得不討論一下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主要是由美國方麵引起的還是中國方麵引起的。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人花錢太多，因為美國信貸太鬆，錢太多，這樣它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非常旺盛，這才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本身不能印美元，美元一定是美國印出來的，中國借給美國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幣。所以，貿易盈餘產生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貨幣政策太鬆，由此導致中國不得不把錢再放在美國，就是把貿易盈餘再放到美國。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方麵對中國出口有很多限製，如果這些限製取消的話，我想中國從美國進口就會大大增加。
克魯格曼：毫無疑問，美國支出是大大超過了正常的水平，就像很多人說過的，美國舉債過多導致了很多問題，比如說房地產的泡沫，當所有的美國人都能依靠賣房子來賺錢，而錢卻是從中國借來的時候，我們就能斷言這種增長不可持續。我在2005年的時候在《紐約時報》上寫過，美國的經濟使得很多人活得不錯，這樣的事情必須有一個終結，尤其是依賴舉債進行消費。
但是問題有兩個方麵，一個是誰給了錢，為什麽美國能夠花超過他們賺到的錢呢？主要是貿易盈餘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外匯資產，所以這不僅僅是美中之間的問題，還有其他的貿易盈餘國家和貿易赤字國家。
在中美這種關係終結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新的關係的存在，美國已經不能再承受太大的消費，不能再成為一個舉債消費的國家。中國也不能再期望依賴於美國進口中國的產品給中國創造更多的財富。
所以，這裏麵來來回回有很多次，這種不可持續的方法在美國和中國都存在，我們必須有一種機製，讓中國創造更多的內需，不再是依賴於通過貿易順差積累財富。美國也應該期望要增加儲蓄率，來適應新的環境。(待續)
交鋒二：美國是否有責任拯救中國外匯儲備？
是否應該改革國際貨幣體係？
夏斌：美元過度的發放對世界經濟不平衡起了重大作用，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失衡中，美國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嗎？
克魯格曼：美元的角色是一個流動性很好的貨幣，但世界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國際貨幣體係。沒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匯儲備，還有歐元、日元可以選擇，這些都是流動性很好的貨幣，使用範圍非常廣，而且它們的債券市場流動性也非常好。為什麽中國不這麽做呢？這要問中國儲備銀行的官員，這並不是美國人的決定，這是中國人的決定。
中國之前做了錯誤的判斷，所以積累了這麽大的外匯儲備，我覺得有點欠考慮，現在已經看到了結果。當時積累美元的時候有沒有想到美元會貶值呢，現在沒有好辦法了，肯定會有很大的資本虧損，美國人當然會還債，但是這些債務承諾是用美金還，如果美金和其他貨幣貶值的話也沒有其他辦法，這是之前的判斷失誤導致的。
中國政府應該要考慮在早些時候就把人民幣進行升值，而不是盯緊美元讓自己積累了那麽多外匯儲備。一個不那麽富裕的發展中國家把這麽多錢輸出到國外，是不同尋常的，或者說是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政策。
夏斌：奇怪在哪？窮人得了脂肪肝，是誰造成的？美元是大家願意用的，國際上沒有一個法律規定大家必須要用，這一點沒錯，但是在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情況下，美元過度的發放起了很壞的作用。美國經濟要走向正常的話，居民儲蓄率必須上來，必須要到6%左右。美國經濟要真正恢複起來，經常項目下的赤字必須占到美國 GDP的1%到2%，經常項目下赤字意味著美國必須通過降低利率、擴大信用，進口大於出口，也就是用美元進口人家的東西。在一個以美元為主導的貨幣體係中，盡管沒有法律規定，但客觀是這樣形成的。
中國的金融體係由於低效，通過投資積累的儲蓄不能有效地用出去，從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來看，美國國債是我們買得最多也相對最安全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個主要還是要靠改革我們的金融體係，靠我們的金融體係更有效率來解決，所以輸出貨幣不是中國有意為之，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外匯儲備不能光放著，必須得買，隻能買美國國債。
所以，這一輪全球經濟失衡，美國要負責任，全球貨幣體係要改革，要調整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作用，也需要改變美國在IMF中一股獨大、一票否決的權利。難道不是這樣嗎？
克魯格曼：IMF的結構治理確實需要進行一些調整，包括亞洲國家在內，在IMF的地位有待提高，IMF需要有更多發展中國家代表，這些要求體係進行改革的呼聲反映了現實的需要。但是IMF改革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政治決定，與美元占世界統治地位沒有關係，不能因為這個原因要求美國改變政策。美國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對，但是美國沒有責任拯救那些儲備了太多外匯儲備的國家，這麽要求美國是不對的。
夏斌：既然這麽說，我倒要問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沒有能力償還美國人的錢，美國就要求英國拿黃金儲備來抵債。現在美國欠了中國那麽多錢，美國又是怎麽做的？我們知道，世界黃金儲備24000多噸，而美國一個國家就有8000多噸黃金，美國為什麽不在關鍵時刻賣一點黃金換點美元進來，卻要不停地發債呢？該賣的關鍵性技術和專利都可以拿來賣，還有你們的其他資產和資源都可以賣給中國人抵債，為什麽不賣呢？美國政府剛剛宣布2009年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創紀錄的1.84萬億美元，美國人不是很缺錢麽？
克魯格曼：我們不需要錢，我們為什麽賣黃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兩年之前，美國想為世界其他地區籌集資金，現在這個錢不是問題，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麽你認為美國要采取大規模的措施籌集資金？我不是特別明白。(待續)
交鋒三：中國能否公平地分享碳排放的權利
克魯格曼：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近年來大幅上升，2006年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家。我最後一個擔心的問題也是很深層次的問題，是我們共享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新興市場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發展對全球有顯而易見的影響。
我們知道，美國1930年大蕭條時期，受經濟危機影響，需求量銳減，石油跌到20美元一桶，而現在我們遇到了比當時更嚴峻的經濟危機，你可能認為商品價格會非常低，但實際油價在危機中仍是58美元一桶，還有食品價格等其他價格的大幅攀升，都是由於中國和其他全球經濟增長的國家對資源需求帶來的影響。
在這件事情上，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全球資源帶來了壓力，必須采取措施。美國不會輕易像過去那樣讓步，因為未來世界的中心問題就是資源和環境問題，一切問題到頭來都要依賴於資源，它會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中心。我的餘生也會就這些環境政策進一步進行討論、談判。
金岩石：克魯格曼剛才說道，碳排量中國直逼美國。19世紀、20世紀美國、歐洲人都是這麽玩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這麽玩了，因為他們玩的時候生存空間很大，因為那時候有戰爭、有瘟疫，所以人口不斷地被殺了，現在我們天天防豬流感、禽流感，人活這麽長，又不打仗了，結果導致我們“後發優勢”現在變成“後發劣勢 ”。“後發優勢”是因為我們可以接受前人的教訓獲得前人的技術，“後發劣勢”是前人的教訓不能學，前人的技術也不能用，因為現在這個空間不能像他們以前這麽玩了。
那麽請問，這個命題是真的，還是假的。是真的，就是這個世界容不下我們中國人了，還是說這個世界有很大空間，他們不喜歡中國人占更多的地方？
羅思義：剛才克魯格曼教授的話，我也不讚成。現在我們唯一要做的是碳的公平、民主，世界上每個公民都應該享用相同大小的碳排放權利，超過使用量的國家必須減少使用量。世界上可以討論個合理的碳排放量進行平分，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一塊。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家它們的碳排放應該下降，中國、印度這樣人口很多的國家它們的碳排量應該根據人口排，這不是很容易完成，但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按人口平分碳排放量。
克魯格曼：你或許會說，我們要求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不應該像過去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時候那樣，這樣對待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很不公平，但是問題還在這裏，整個世界的現實就是這樣，如果中國照美國150年前的方式發展，肯定難以為繼，根本不行。
我不是非常相信碳的民主，但是有一點是正確的，富裕的國家必須和新興的經濟體達成一個協議，新興經濟體也要減少碳排放，但是發達國家必須提供一些補償機製。必須有一個叫做“全球的碳排放係統”的體係，富裕的國家應該幫助提供一些成本讓那些新興國家減排，不然就會更難。
由於外交、政治等等壓力，中國會說所有的成本都應該由富裕國家承擔，富裕國家會說中國應該自己承擔責任。其實這個解決方案應該是在兩者之間，應該有一個折中的方案。這是在外交以及有合作的人類曆史上最難的問題了。
但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危機，我們必須要這麽做，如果光是憤怒、生氣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共同努力尋找一個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過多地堅持自己的看法。
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
生於1953 年，美國經濟學家。
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人物，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他創建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他的理論思想富於原創性，常常先於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然後建立起令人讚歎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他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貿易理論家之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他在《紐約時報》開始長期擔任專欄作家。1994年他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使他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目前擔任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谘詢顧問，也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教授。
主要獎項：
1991年獲克拉克經濟學獎
200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主要著作：
《期望減少的年代》、《亞洲奇跡之謎》、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流行國際主義》、 《國際經濟學》、《大破解》、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等。
克魯格曼稱中國巨大外儲欠考慮
2009年05月16日14:39 東方早報 陳珺
保羅·克魯格曼終於來中國了。在過去的一周裏，這位當紅的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不停蹄地造訪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與中國頂級經濟學領袖風雲論劍，探討金融危機下全球經濟版圖和解決之道。
並非每一個天才都能在仰慕他的人麵前表現出必要的謙卑。或者你會開始厭惡他，又或者你會更愛他，但前者發生的概率顯然更高。克魯格曼就是這樣一個放蕩不羈、備受爭議的人物，身背著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光環，他在中國短短一周的行程，卻幾乎激怒了所有與之謀麵的學者和專家。
從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盯緊美元導致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到點名中國碳排放增長過快影響了全球的資源和環境，他發表的每一個論調都遭致在場中國學者的強烈質疑和不滿。
克魯格曼卻似乎毫不在乎，作為《紐約時報》長期的專欄作家，他早已經習慣了激烈的對峙和多少有些尷尬的舌戰，你甚至可以在一篇嚴謹的經濟學文章裏看到他寫下的髒字，無論語言還是行文的風格都極盡自由和隨性。在他看來，“一個人的話如果不能激發某一部分人的憤怒，他的演講就不夠深入人心，也就不能成為一個好的專欄作家。”
這就是克魯格曼，他會非常執著地攻擊其他經濟學家的論點，以致時常搞到令人下不了台的地步，這在他工作的普林斯頓大學已經是人盡皆知的事。事實上，他的質疑與攻擊經常最後被證明是錯誤或偏頗的，也常被其他的經濟學家批評為“ 病態的攻擊”。這次中國之行也不例外，他隻遵循自己的標準，輪番不停地激怒一批又一批的人，其中有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王鬆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國金證券(600109,股吧)首席經濟學家、交大海外教育學院金融所所長金岩石、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EMBA教授、前倫敦市市長羅思義（John Ross）等。
不能說服自己就一定要糾纏到底，這種強烈的性格特征讓每一場研討會都變得富有戲劇色彩。尤其在當今的世界經濟局麵下，我們不是正需要這樣激烈的爭論和思想的碰撞嗎？
交鋒一：中國巨大貿易盈餘是誰的錯？
克魯格曼：過去貿易盈餘的國家是幫助其他的國家，因為它是向它們提供便宜的產品，但是在如今這個失業率攀升的世界，過去的原則再也沒有道理了，盈餘的國家成為麻煩製造者，而不是帶給別人好處。
現在美國的態度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貿易盈餘，就會使其他國家非常生氣，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將來中國的盈餘肯定會帶來很大的貿易緊張，其他國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國有這麽大的貿易盈餘。
而且，中國這麽大的貿易順差不完全是比較優勢造成的，跟中國的政策有直接關係。
王鬆奇：中國之所以有貿易盈餘，還是比較優勢在起作用，因為中國的東西在世界市場看起來比較便宜，大家才會選擇。我們的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包括企業的環保這套都是低成本的，東西就是便宜。金融危機這麽嚴重，我們一季度貿易出口隻下降了27.9%，進口下降了30.9%，一季度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有623 億美元的順差，所以順差還是比較優勢在起作用。
克魯格曼：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我已經習以為常了。
不過，比較優勢決定了大概你是出口什麽東西，但不決定你出口量是多少，而且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還處於相對比較貧窮的快速發展的階段，卻成為資源輸出國，這是不多見的。中國增長快速，內部的需求也會很大，比如醫療體係還不健全，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備，完全可以把錢用在國內，為什麽一定要生產那麽多產品輸出到海外呢？
歸根結底還是政策問題。中國的政策事實上利用了匯率市場的保護來循環它對外部世界的貿易剩餘，把流入的私營資本通過外匯的控製輸出，中國通常情況就是大量的貿易盈餘，大量的資本流入和相當一部分的資本輸出，這是中國的政策，這主要是由於人民幣緊盯美元的政策導致的，這個規模很大，相當於，中國政府在國內大幅度地舉債然後把錢借給國外，這是政策的結果，不是市場自然的結果。
張維迎：聽了您的觀點，我們不得不討論一下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主要是由美國方麵引起的還是中國方麵引起的。在我看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人花錢太多，因為美國信貸太鬆，錢太多，這樣它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非常旺盛，這才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本身不能印美元，美元一定是美國印出來的，中國借給美國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幣。所以，貿易盈餘產生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貨幣政策太鬆，由此導致中國不得不把錢再放在美國，就是把貿易盈餘再放到美國。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美國方麵對中國出口有很多限製，如果這些限製取消的話，我想中國從美國進口就會大大增加。
克魯格曼：毫無疑問，美國支出是大大超過了正常的水平，就像很多人說過的，美國舉債過多導致了很多問題，比如說房地產的泡沫，當所有的美國人都能依靠賣房子來賺錢，而錢卻是從中國借來的時候，我們就能斷言這種增長不可持續。我在2005年的時候在《紐約時報》上寫過，美國的經濟使得很多人活得不錯，這樣的事情必須有一個終結，尤其是依賴舉債進行消費。
但是問題有兩個方麵，一個是誰給了錢，為什麽美國能夠花超過他們賺到的錢呢？主要是貿易盈餘國家積累了大量的外匯資產，所以這不僅僅是美中之間的問題，還有其他的貿易盈餘國家和貿易赤字國家。
在中美這種關係終結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新的關係的存在，美國已經不能再承受太大的消費，不能再成為一個舉債消費的國家。中國也不能再期望依賴於美國進口中國的產品給中國創造更多的財富。
所以，這裏麵來來回回有很多次，這種不可持續的方法在美國和中國都存在，我們必須有一種機製，讓中國創造更多的內需，不再是依賴於通過貿易順差積累財富。美國也應該期望要增加儲蓄率，來適應新的環境。(待續)
交鋒二：美國是否有責任拯救中國外匯儲備？
是否應該改革國際貨幣體係？
夏斌：美元過度的發放對世界經濟不平衡起了重大作用，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失衡中，美國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嗎？
克魯格曼：美元的角色是一個流動性很好的貨幣，但世界並沒有一個真正的國際貨幣體係。沒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匯儲備，還有歐元、日元可以選擇，這些都是流動性很好的貨幣，使用範圍非常廣，而且它們的債券市場流動性也非常好。為什麽中國不這麽做呢？這要問中國儲備銀行的官員，這並不是美國人的決定，這是中國人的決定。
中國之前做了錯誤的判斷，所以積累了這麽大的外匯儲備，我覺得有點欠考慮，現在已經看到了結果。當時積累美元的時候有沒有想到美元會貶值呢，現在沒有好辦法了，肯定會有很大的資本虧損，美國人當然會還債，但是這些債務承諾是用美金還，如果美金和其他貨幣貶值的話也沒有其他辦法，這是之前的判斷失誤導致的。
中國政府應該要考慮在早些時候就把人民幣進行升值，而不是盯緊美元讓自己積累了那麽多外匯儲備。一個不那麽富裕的發展中國家把這麽多錢輸出到國外，是不同尋常的，或者說是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政策。
夏斌：奇怪在哪？窮人得了脂肪肝，是誰造成的？美元是大家願意用的，國際上沒有一個法律規定大家必須要用，這一點沒錯，但是在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情況下，美元過度的發放起了很壞的作用。美國經濟要走向正常的話，居民儲蓄率必須上來，必須要到6%左右。美國經濟要真正恢複起來，經常項目下的赤字必須占到美國 GDP的1%到2%，經常項目下赤字意味著美國必須通過降低利率、擴大信用，進口大於出口，也就是用美元進口人家的東西。在一個以美元為主導的貨幣體係中，盡管沒有法律規定，但客觀是這樣形成的。
中國的金融體係由於低效，通過投資積累的儲蓄不能有效地用出去，從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來看，美國國債是我們買得最多也相對最安全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個主要還是要靠改革我們的金融體係，靠我們的金融體係更有效率來解決，所以輸出貨幣不是中國有意為之，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外匯儲備不能光放著，必須得買，隻能買美國國債。
所以，這一輪全球經濟失衡，美國要負責任，全球貨幣體係要改革，要調整美元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作用，也需要改變美國在IMF中一股獨大、一票否決的權利。難道不是這樣嗎？
克魯格曼：IMF的結構治理確實需要進行一些調整，包括亞洲國家在內，在IMF的地位有待提高，IMF需要有更多發展中國家代表，這些要求體係進行改革的呼聲反映了現實的需要。但是IMF改革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政治決定，與美元占世界統治地位沒有關係，不能因為這個原因要求美國改變政策。美國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對，但是美國沒有責任拯救那些儲備了太多外匯儲備的國家，這麽要求美國是不對的。
夏斌：既然這麽說，我倒要問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沒有能力償還美國人的錢，美國就要求英國拿黃金儲備來抵債。現在美國欠了中國那麽多錢，美國又是怎麽做的？我們知道，世界黃金儲備24000多噸，而美國一個國家就有8000多噸黃金，美國為什麽不在關鍵時刻賣一點黃金換點美元進來，卻要不停地發債呢？該賣的關鍵性技術和專利都可以拿來賣，還有你們的其他資產和資源都可以賣給中國人抵債，為什麽不賣呢？美國政府剛剛宣布2009年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創紀錄的1.84萬億美元，美國人不是很缺錢麽？
克魯格曼：我們不需要錢，我們為什麽賣黃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兩年之前，美國想為世界其他地區籌集資金，現在這個錢不是問題，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麽你認為美國要采取大規模的措施籌集資金？我不是特別明白。(待續)
交鋒三：中國能否公平地分享碳排放的權利
克魯格曼：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近年來大幅上升，2006年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家。我最後一個擔心的問題也是很深層次的問題，是我們共享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新興市場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中國的發展對全球有顯而易見的影響。
我們知道，美國1930年大蕭條時期，受經濟危機影響，需求量銳減，石油跌到20美元一桶，而現在我們遇到了比當時更嚴峻的經濟危機，你可能認為商品價格會非常低，但實際油價在危機中仍是58美元一桶，還有食品價格等其他價格的大幅攀升，都是由於中國和其他全球經濟增長的國家對資源需求帶來的影響。
在這件事情上，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對全球資源帶來了壓力，必須采取措施。美國不會輕易像過去那樣讓步，因為未來世界的中心問題就是資源和環境問題，一切問題到頭來都要依賴於資源，它會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中心。我的餘生也會就這些環境政策進一步進行討論、談判。
金岩石：克魯格曼剛才說道，碳排量中國直逼美國。19世紀、20世紀美國、歐洲人都是這麽玩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這麽玩了，因為他們玩的時候生存空間很大，因為那時候有戰爭、有瘟疫，所以人口不斷地被殺了，現在我們天天防豬流感、禽流感，人活這麽長，又不打仗了，結果導致我們“後發優勢”現在變成“後發劣勢 ”。“後發優勢”是因為我們可以接受前人的教訓獲得前人的技術，“後發劣勢”是前人的教訓不能學，前人的技術也不能用，因為現在這個空間不能像他們以前這麽玩了。
那麽請問，這個命題是真的，還是假的。是真的，就是這個世界容不下我們中國人了，還是說這個世界有很大空間，他們不喜歡中國人占更多的地方？
羅思義：剛才克魯格曼教授的話，我也不讚成。現在我們唯一要做的是碳的公平、民主，世界上每個公民都應該享用相同大小的碳排放權利，超過使用量的國家必須減少使用量。世界上可以討論個合理的碳排放量進行平分，每個人都可以得到一塊。美國、英國這樣的國家它們的碳排放應該下降，中國、印度這樣人口很多的國家它們的碳排量應該根據人口排，這不是很容易完成，但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按人口平分碳排放量。
克魯格曼：你或許會說，我們要求今天的發展中國家不應該像過去的發達國家發展的時候那樣，這樣對待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很不公平，但是問題還在這裏，整個世界的現實就是這樣，如果中國照美國150年前的方式發展，肯定難以為繼，根本不行。
我不是非常相信碳的民主，但是有一點是正確的，富裕的國家必須和新興的經濟體達成一個協議，新興經濟體也要減少碳排放，但是發達國家必須提供一些補償機製。必須有一個叫做“全球的碳排放係統”的體係，富裕的國家應該幫助提供一些成本讓那些新興國家減排，不然就會更難。
由於外交、政治等等壓力，中國會說所有的成本都應該由富裕國家承擔，富裕國家會說中國應該自己承擔責任。其實這個解決方案應該是在兩者之間，應該有一個折中的方案。這是在外交以及有合作的人類曆史上最難的問題了。
但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危機，我們必須要這麽做，如果光是憤怒、生氣是沒有用的，我們要共同努力尋找一個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過多地堅持自己的看法。
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
生於1953 年，美國經濟學家。
自由經濟學派的新生代人物，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貨幣危機與匯率變化理論。他創建的新國際貿易理論，分析解釋了收入增長和不完善競爭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他的理論思想富於原創性，常常先於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經濟問題，然後建立起令人讚歎的深刻而簡潔優雅的模型，他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貿易理論家之一。
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他在《紐約時報》開始長期擔任專欄作家。1994年他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預言，使他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目前擔任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谘詢顧問，也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教授。
主要獎項：
1991年獲克拉克經濟學獎
200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主要著作：
《期望減少的年代》、《亞洲奇跡之謎》、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流行國際主義》、 《國際經濟學》、《大破解》、 《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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